栗宪民：中共的和平演变和中国的和平转型（上）

总目录

（上）
　　前言
　　一，中共的和平演变是中国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
　　二，中共的代际更替
　　三，中共的观念演变
　　四，中共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政策演变
　　五，无规则下从极权控制到派系平衡必然导致内部大火并
　　六，腐败瓦解专制是不可逃避的历史轮回
　　七，“授权作恶”维持稳定岂能长久
（下）
　　八，社会自由度扩大导致“攻守易势”
　　九，中共的镇压政策解析
　　十，社会大动荡会使中共政权大裂解
　　十一，转型的关键是把权力关进法治之笼
　　十二，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在民间力量的崛起
　　十三，中共前途的预测
　　结论


前　言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宪政。

　　我们的方法是和平转型。

　　我们的根据则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在发生和平演变，这种和平演变已经为中国和平转型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且，中共注定要在十年内外瓦解消失。

　　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有哪些？

　　第一是经济社会条件，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越发达，这个社会的民众就越有恒产，也越有恒心，人们就越理性，越坚决维护自己的权利，越懂得规则的重要性，越愿意并且力争谈判解决问题，我们说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这是一个基本原因。

　　第二是统治者开始具备妥协理性，不再一味的依靠蛮力镇压，而懂得审时度势，给民众和反对派留下一点活动空间，并通过观察民众和反对派的作为来决定自己的对策，学会用容忍异质思维和异见活动并且不断退让来避免激化矛盾——尽管这一切都只是因为迫不得已。

　　第三是民间力量开始成长，并且有持续发展的空间，这样，丑小鸭长成大天鹅就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个成长是加速度的，是滚雪球似的，只要开始了，就不愁没有发展成决定性力量的时候，尽管过程会比较漫长，而且会饱受打压，但民主力量在博弈中成为最后的赢家是没有疑问的。当然，只要能和平转型，结果应该不仅是双赢，而且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最后胜利——如福山所云“终结历史”，或如张载所云“为万世开太平”。具体地说就是使所有的人从此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使社会竞争良性化，竞争的结果有利于底层社会大众的利益。

　　中国的和平转型需要确立政治力量多元化的宪政民主制，因此它的前提是一党专政不复存在，要么执政党开始允许自由组党，要么这个统治政党自己成为历史而使政治力量多元化的宪政民主制成为可能。一般认为，要这个党允许组党是不可能的，想让它成为历史，就必须推翻打倒它，当然，这么一来和平转型也就不可能了。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力量能推翻打倒中共，但中共十年内外就会消失——因为它已经处于被风化的最后阶段，其被历史假手中共高官瓦解已经是事有必至理有必然。

　　任何想把我们的主观意志凭空强加给历史的做法都是异想天开，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有迹可循的，就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和中共的归宿来说，都已经可以从今日的现状推断出其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下面，我就来对中共的和平演变和中国的和平转型方式进行一些推演。


一，中共的和平演变是中国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

　　显然，中国要和平转型，中共就必须和平演变。

　　据说，近日中共新掌门又在唱政治上永不变质、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高调，这一下，很多人都为自己看死中共的本质而手舞足蹈，好像中共果真就会成为一个永恒不变的孑遗物种。

　　既然中共自己也宣称永不变质，他们也断定中共永远不会改变，正因此，我们主张的和平转型，在他们看来是绝不可能的。

　　就在行文中，网友“去浊扬清”发来了这么一段话：“这个党吸取了清末大搞宪政倒台的教训，绝不会再搞宪政。吸取了老蒋国共合作的教训，绝不搞多党制。吸取了民国开放报禁的教训，绝不开放报禁。吸取了前苏联东欧巨变的教训，绝不会军队国家化。吸取了阿拉伯之春的教训，绝不会允许群体性聚会。吸取了台湾美丽岛案的教训，绝不会放松对律师的管制。——这是我从网易微博上转摘下来的一段话，我同意其观点，供秦先生参考。”

　　这些朋友认为，中共既然能通过把持权力而贪得无厌的捞取利益，就绝不会放弃对权力的控制，反正整个国家机器在他们手中，全部军队在他们手中，他们正在利用手上的权力无所不为。这样一个专制政党，怎么可能将他们的护身符，将他们的摇钱树，将他们的全部特权放弃？

　　对这些朋友而言，这种看法导致唯一结论：中共暴政只能推翻打倒。

　　如果上述论者有实力做到，对此我们乐观其成，但是我们要问，从今天来说，你们达到目的的实力在哪里？

　　上述论者可以说，利比亚、叙利亚的民间武装不也是从无到有的吗？可是，他们忘了自己在中国。而今日中国哪怕你有十个八个人搞武装就很容易被无孔不入的监控发现并且抓捕判刑，与此同时，你有成千上万的人武装起来也会被它的国家机器剿灭，可以断言，至少在看得到的将来，你们根本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达到目的的希望更无从谈起！

　　所以，我要说，世界上没有力量能推翻打到中共。

　　但是，在我看来，在今天的中国，因为宪法和法律都有了保护人权的条款，因此，反对派合法运作的空间已经大大扩展，加上至少数以千万计的访民的维权活动和此起彼伏的捍卫环境和生态的全民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的推动，全体国民慨然奋起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的民主运动正日益发展壮大，并且根本不可阻挡，我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民主力量压倒专制势力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如果中共始终不放弃暴力镇压政策，和平转型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问题只是，中共果然会顽固到底，绝不放弃一党统治吗？

　　本人已经反复重申，和平转型的立足点，是民间力量的崛起和对当局形成足够的威慑，因此，说中共会和平演变，绝不意味着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幡然悔悟立地成佛上。但是，中共的改变却又千真万确是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

　　此话怎讲？

　　说到这里，我要指出，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论断，国家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却是会消亡的，对于他的这一论断我不予置评，我要指出的是，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共硬实力这么强大，它也是不会被它的任何敌人消灭的，但是，它作为一个政党，在十年内外消亡则不仅是可能的，完全是必然的，这也正是我为什么说中国几乎必然会和平转型的原因，至于其中的道理，且看下面的推演。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共自身的的情况是否已经给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就是从中国和平转型的角度，仔细考察一下中共的和平演变的问题，我们再看看，中共的和平演变的结果是什么，是否可能为和平转型提供必要条件。

　　中共已经发生的和平演变，突出的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一是其领导人的代际更替

　　二是意识形态演化

　　三是阶级成分变化

　　四是派系斗争渐渐失衡

　　五是社会政策必然改变

　　下面我首先就对这些方面逐一分述、剖析。


二，中共的代际更替

　　迄今，中共领袖已经换了五代。这个时间跨度，正好大约和从“以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刘邦建政（公元前206年）到以“独尊儒术”“更化”的汉武帝刘彻上台（公元前140年）的时间跨度相当。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夺取政权和维持统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千多年前尚且如此，在地球的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型的后期，统治者还想“永不变色”不说愚不可及，也是“岂可得乎”？

　　第一代，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统治了中国近三十年。这一代人从观念上说可以认为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像邪教徒信奉魔鬼一样很大程度上真心信奉共产主义，为此不惜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从个人经历上说，这一代人是暴力夺取政权的军阀，正是仗着对枪杆子的绝对掌握，毛泽东才敢于自乱阵脚，大乱中国，无论怎么乱，他还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越来越好”！乱到底了他就实行全面军管，因为惟有这么折腾，中共大小官员才都只服从他一个人。所以，中国第一代是绝对不可救药的极端主义者，没有任何现代理性可言。他们在亿万人尸骨上建立了一个实为奴隶制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也以此“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弄得中国一穷二白民不聊生。

　　第二代，毛泽东死后，经过华国锋权力转移到邓小平手上。邓小平统治中国近二十年，不过后期已经开始和中共第三代交错，应该说在1992年南巡以后他就开始淡出，也就是实际控制中国十五年左右。他的口号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的做法是一方面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救国救党，一方面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最重要一条就是党的领导”也就是他个人的政治领导。

　　前者使他把中国从经济方面乃至社会方面带回了世界文明主流，开始了“和世界接轨”，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使中国开始摆脱一穷二白，使民众因为有了自谋生路的权利而开始过上了差强人意的生活，后者使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调换儿皇帝，并且在可能被撵下台时不惜动用军队在首都街头大开杀戒。他留下的遗产，则必然的演化为专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强盗资本主义。

　　中共第三代领袖江泽民因祸得福，在“6•4”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中被临时挑选为儿皇帝，多年之中只能看邓小平的颜色行事，南巡之后邓小平进入垂死阶段，他开始有了实权。中共政权在1997年11月也就是邓小平死后半年就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江泽民也第一次向世界宣布（在加拿大访问时）“人权的普遍原则我们是完全接受的”。1998年10月，中共政权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中共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已经输得一干二净，没有任何可以和世界文明主流对抗的资本了。江泽民统治时期其实是中共和平演变的历史转折点，由此它不仅承诺接受人权原则，而且开始容忍异议活动，也就开始了和异议人士的博弈，尽管这种博弈是绑匪和人质的不公平博弈，但无论如何是中共开始和政治反对派博弈的起点，和毛泽东斩尽杀绝的政策有天壤之别，和邓小平让全国人民全面噤声也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代，胡锦涛是典型的一代庸主，上台之初虽然放松了一些社会控制，却在《零八宪章》出来后开始了全面倒退，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一再加码，基本上退回了江泽民时代，中共第四代的政策基本上没有政治进步，另一方面，却为其下一代大踏步前进作了主动和被动两方面的准备。温家宝高唱改革是主动准备，是为后来者开辟道路，胡锦涛全力“维稳”是把难题留给继任者，也迫使继任者不能不面对现实，因为目前的“维稳”办法其实是鸵鸟政策，绝对会被赶来的猎人揪着尾巴从沙坑里抓出来的。吴邦国则从反面把中国人民快要自己决定“搞什么”国体和政体的问题提出来了，再加上不甘寂寞的薄熙来以“唱红”为中共维持现状帮倒忙，进一步激发起各种矛盾使之走向爆炸，其下一步怎么会不好戏连台？

　　中共第五代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没有任何暴力夺权经历，面对的却是意识形态破产、上下离心离德、官僚恶斗你死我活、经济发展失速、环境污染极其严重、生态彻底失去平衡、资源开始耗竭、民间风潮日盛一日、专制主义在全世界穷途末路的内外交困局面。中共第五代必须面对现实，必然要做一些重大的政策调整。就像山上的巨石，如果它不动，谁也拿它没办法，一旦它滚动起来起来，要它改变线路就只需四两拨千斤。也就是说，中共今天已经不得不改变许多政策，而一旦改变政策，其前景就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

　　总之，回过头来纵观历史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共五代统治者的更替，使打着理想主义旗号残暴至极杀人如麻的军阀统治成为历史，换成了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有大量个人利害关系却没有多少恐惧威慑力也没有了信仰的弱主面对末世光景，因此除了勉强维持这个支离破碎的局面外别无出路，以此观之，其不为末代君王也庶几乎矣。


三，中共的观念演变

　　 我们知道，中共的建党宗旨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它的这一信仰是和宪政民主制格格不入的，因此，如果中共继续坚持其建党宗旨，中国就绝不可能和平转型

　　和平演变。然而，中共坚持了其建党纲领吗？那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共一大提出的建党纲领只有四条，简单至极，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就是第一条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第二条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第三条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第四条是没收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将一切土地矿山生产资料成品半成品收归国有。如此简单地处理国家民族事务的观念能否解决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活幸福问题历史已经全面做出解答，而且是以可怕的全面大劫难为形式的解答。正因此，在其第一代统治近三十年把中国“国民经济推向破产的边缘”以后，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不能不搞“改革开放”“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时代语言）。

　　由此开始，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就彻底背叛其建党宗旨，基本不再提实现共产主义，而邓小平的“猫论”则更是赤裸裸的利益至上，没有任何信仰、任何价值、任何道德可言，所以，大量老共产党员都有这样的感叹“现在的共产党哪还是共产党”！因为从前的共产党无论它做了什么，总还标榜“解放全人类”、“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现在，地方当局要做缺乏价值观指导下的“好猫”，居然就是能每年通过拆掉几百万平方民房，倒卖土地确保的gdp高速增长，因而必须和黑社会勾结的贪官恶吏！

　　中共第四代负责橡皮图章的吴邦国的一番表演很值一提，那就是他近年几次代表中共强调“几不搞”，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搞宪政民主，这话看起来表明了中共的僵硬，其实懂一点中共历史的人就清楚这，恰恰证明了中共的黔驴技穷。我们不应忘记，毛泽东是“天天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邓小平是三天两头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那都不仅反对别人的民主，而且坚决搞自己的专政，现在吴邦国只是反对效法别国搞的民主，却不敢公开宣称自己要搞专政，这当然是其无据可言的强词夺理！

　　值得强调的是，中共第四代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那就是作为老二的温家宝公开站出来强调政治改革，发出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完全不同的声音。无疑，在“6•4”前夕温家宝肯定通过出卖旧主才勉强断尾求生，但他在观念上接近胡耀邦、赵紫阳是改不了的，这样，好容易熬成中共大管家，且剩一两年就要下台的时候，面对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后的专制国家，而且国内矛盾走向表面化、激烈化，要求民主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的情况下，他终于无法不将自己的态度表明——接受普世价值！样，虽然不占主流，但是，中共内部已经有认同普世价值的派系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一个简单地事实，那就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思潮，每一种思潮都会有它的社会载体，也就是相应的组织，由于转型的成功，各种思潮也就作为寻找人类前途的思想探索尝试渐渐被消解，在那之后，作为各种思潮载体的组织要么崩溃消散，要么改变观念另外尊奉新的观念。同样的，共产主义思潮已经终结，作为其载体的共产党也就必然完结，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命运只能是它世界各国的难兄难弟的翻版——要么更名而且改变观念，要么在抱残守缺中渐渐式微。

　　简言之，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思潮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在中国，中共主流观念已经发生了从“实现共产主义”到“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惠）”的由虚幻的理想到卑劣的实利的变化，而其中一些清醒的人物则已经公开认同普世价值，这样，它的下一步必然是名称随实质而改变，或者随着原有的性质消失而消失，也就是说，中共不久的将来要么因为名不副实而改名，要么随着共产主义观念的消失而消失。


四，中共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政策演变

　　这是对中共组织系统的纵向考察，也就是首先看看它的下层和上层的关系。

　　中共是以阶级论起家的，我们不妨也来对它进行阶级分析。因为阶级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虽然没有中共所鼓吹的那么大，但也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而中共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政策演变之大，也真正是它必然要瓦解的基本原因之一。

　　中共建党之初小资为主，尽管地位有高低之分，基本是失意文人，而其指导思想要求以工人为主，中国又没有多少工人，这样，建党初期搞了几次大罢工后，从1927年自己搞党军开始，就转向了以农民为主体，自己也号称“土地革命”，以后虽然随着抗日的形势需要的变化，淡化了阶级政策，大量吸纳各种人才，但是，在整个暴力夺权过程中始终都是以欺骗农民为政策取向，也主要依靠农民来暴力夺权。

　　中共夺权建政后，“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口号喊了三十年。事实上，就像无论朱元璋怎么自称“朕本农民”由农民起义队伍组成的明王朝功臣还是迅速转变为官僚地主一样，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共本身其实一夺取政权后就已经在官僚资产阶级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权虽然确实给了工人一些特权，却从搞合作化开始就把农民压到最可怕的农奴状态，阶级固化空前绝后，很多年里，农民出村就要开路条（证明）。当然，由于国策的需要，中共在口头上给了工农很高很虚幻的政治待遇。

　　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回归市场经济，逐步放宽对社会等级的限制，就在这时，邓小平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立即使全国知识分子感激涕零，这表明当时虚幻的“工人阶级领导”具有何等巨大的欺骗性!

　　然而，随着国企被官员以改制的名义鲸吞蚕食，国企工人纷纷被下岗也就失业，随着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随着侵占农田成为地方政府维持财政开支和官员发财的手段，农民更成为中共任意鱼肉的对象。这样，中共原来的阶级成分、阶级路线，也就按照历史上的旧轨走完了王朝循环过程，也就是说，工农大众正式成为中共政权不加掩饰的残酷剥削压迫的对象，而且这种剥削压迫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

　　随着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被中共彻底打入了任其剥削压迫的社会最底层，中共也永久的失去了它原来的阶级基础，成为一小撮权贵的团伙，围绕着它们的只是企图从统治者那里分一杯羹的趋炎附势之徒，其党内已经完全上下离心离德，这就使它完全失去了建政之初的统治基础，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党徒越多越容易发生断裂，正因此，它的一些狗头军师居然开始要求它“瘦身”——从八千万减少到三千万，却不知形格势禁，如此一来只会更加加速它的消失！


五，无规则下从极权控制到派系平衡必然导致内部大火并

　　这里再对中共组织系统上层进行横向考察，也就是看看它上层相互的关系。

　　中共上层的相互关系，在其建党阶段是比较民主的，那时除了陈独秀靠精神影响力曾经有过令人尊崇的领导地位之外，相互关系还算平等。但是，这在中共的红军时代也曾给他们的军事指挥带来了不便。军事组织效率至上的规则必然迫使其走向专权。这样，为了求存为了胜利，中共上层只好放弃平等关系一步步集中权力。特别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统治地位后，具有突出军事才华和阴谋政治手段的毛泽东很快就使中共成了中国古代那种传统的军政集团，建立了不折不扣的军事独裁体系。

　　军事独裁体系在政治上和民主人权时代的权力结构、权力机制完全相反，但是，它对于一个已经成熟的庞大政治组织来说，却具有极大的维持结构的功能，因为最高统治者一言九鼎，能够动用巨大的权力资源，内部纷争很容易摆平，外部的零星反对也很容易镇压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统治中国的时期无论他们怎么胡作非为都没有高官反对、民众更无法反抗的力学性原因。

　　众所周知，民主政治常常是吵架政治扯皮政治，因为大家身份平等，谁也不服谁，但现代民主政治要服从行规则，所以，扯皮吵架虽然难免，还不至于搞你死我活的斗争，归根结底也还有出路。

　　相反，当中共从极权控制的阴影下走出来后，只好采取派系平衡政策，如此一来虽然走极端不容易了，要摆平各方的利益也不容易了。由于没有公平的规则，更没有基本人权保障，加上这种政治必然是阴谋政治，而且为了获取最大权力都必须不择手段的获取最大资源，也就无官不贪导致无人没有犯罪劣迹，都怕被对手抓住隐私置于死地，这样，他们之间要么是恐怖平衡，要么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甚至不惜同归于尽。应该说，王立军为薄熙来当打手，一旦薄熙来要他自己的命，他就不惜借助美国势力把薄熙来送进牢房就是一个小小的典型。此外，陈希同、陈良宇也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毫无疑问，这种没有规则也无法保底而且只会越来越残酷的斗争，从今以后必将一次又一次撕裂中共统治集团，尤其是在和社会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为了异军突起，强夺权力制高点，甚至仅仅是拼死一搏，在形势需要和可能时，总会有中共高官借用党外势力甚至国外势力来达到在党内斗争中获胜或者仅仅是自保的目的。

　　因此，没有规则、不讲人权的中共由于从极权控制走向没完没了的派系斗争，恐怖平衡已经是它们目前能暂时相安无事的基础，一旦失去平衡，则必然陷入刀光血影的大火并。无论这种大火并是纯粹的利益之争，还是和政治路线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总之，必然不同程度的和其上下离心离德共同发挥作用，使中共加速度的走向崩溃。

　　中共内部的这种趋势是无法逆转的，那就是基础土崩，上层瓦解，这一情况短时间不会要了其命，从中长期看，则比任何外力都更能为它送终——虽然最后必然需要外力来使其失去平衡，但其内部的崩溃则是决定性的方面。


六，腐败瓦解专制是不可逃避的历史轮回

　　正在瓦解中共的力量是多方面的，也是中共不可抗拒的。

　　中国自古以来的专制政权，甚至包括国民党当年在大陆的统治，都没有逃出“王朝周期律”，这个周期律的基本特点，就是以清廉（有时甚至是未必清廉）的极度专制暴力夺权上台，然后，腐败开始在权力体系中恶性蔓延，最后导致“大臣倍，小臣窃”无官不贪，所谓“官以财立，政以贿成”，导致整个统治体系运转失灵，最后在社会风潮到来时轰然倒塌。

　　今日中国，腐败在权力体系中恶性蔓延的局面已经较历史上任何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之处在于古代社会财富之饼只有那么大，因而使民间的承受能力很小，如今却是财富爆炸性增长的时代，贪官污吏主要针对新增财富下手，此外，中共在统治的前三十年以实行公有制名义控制了大量国家财富，贪官污吏也主要针对国有资产下手，这样问题才不像古代那么直接表现为官僚对农民的直接剥夺，因而对下民而言稍易忍耐一些。

　　官僚权贵富豪名流把整个上层社会腐化掉，让它们统统勾结起来，共同压迫剥削抢夺工农大众和中下层民众，也用这种腐败文化腐化工农大众和中下层民众，使他们所有人都只知道钻谋私利，都不讲公德，不讲正义，都去迎合权势，以在统治者那里分一杯羹为荣，从而将中国复归臣民社会当长久统治之道。

　　但是，时至今日，极度贪腐和党政官员委任制已经使各地官员在竭泽而渔方面走到了极限，那就是只要能通过高速发展使自己捞得盘满钵满并且打点好上司，无论怎么耗尽一方资源、毁灭一方环境、榨干一方人民都在所不惜，通常当地人民也莫余毒也。这样，举国上下因为高污染项目，因为征地和强拆，因为纵容黑社会为非作歹已经是满目疮痍，不仅使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严重失衡，也使政权越来越因为贪官污吏只计私利无视国计民生而日益碎片化。

　　说来滑稽，贪腐瓦解专制的另一形式则是贪官只计私利的结果，是他们为自己的出路着想，对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私人态度普遍软化，这就为今后发生大风潮时地方官员为寻求历史出路而和崛起的反对派力量妥协留下了回旋余地，这也使贪腐瓦解极权、地方瓦解中央的机制初现端倪，最高当局对此虽然心知肚明，却也完全无可奈何。

　　贪腐瓦解专制的另一作用机理是官逼民反，因为今天的贪官污吏已经不是横征暴敛，而是驱使黑社会为其强拆民房、强占土地而打砸抢抓烧杀（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逼反一方民众的情况也就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有目共睹，在此无需赘述。

　　腐败瓦解专制的作用是间接的，没有外力，腐败官员愿意专制万寿无疆，但腐败造成的上述结果，则必然为瓦解专制提供机会和条件，使摧毁专制变得越来越容易。


七，“授权作恶”维持稳定岂能长久

　　当然，中共的和平演变还有另一个“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当然这里指的是善政。

　　很早以来，中共政权来自顶层的善政和恶政在下达中就有前者层层克扣，后者层层加码的特点，这正是四书五经所说的“王言如丝，其出如涤，王言如涤，其出如紴”，也就是统治者的旨意在下达中不断被放大。

　　今天，这一现象也已经被推向了极致，那就是来自上层的有利于底层民众的政策往往被克扣殆尽，例如各种扶贫项目，包括水患或地震后的赈灾款、经济适用房、拆迁补偿等等。除了实利外，在各种精神层面的政策就更是如此，当局宣扬的那些“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执政为民”“信息公开”即使有一些配套措施，也根本无法实行。在直接和公民打交道的中基层政府那里，弄虚作假蒙哄上面的同时，为了以gdp确保社会的“基本稳定”，也就是用高财政收入和巨额黑金供官僚们贪腐的同时，不惜以烧杀抢抓抄杀来大肆侵占城乡土地，并且直接动用公检法甚至军队来镇压试图保护自己家园的民众，久而久之，残民以逞已经是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的常态，地方政府已经比黑社会还不如。

　　在资讯流通如此便捷的时代，最高权力掌握者绝对不可能是被赵高蒙蔽的秦二世，因此，正如帝师孙立平所说，“授权作恶”其实已经成为当局管理社会的基本方式。我们知道，社会权力的合法性归根结底在于按照制度法律主持正义，古人就知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政府和官员不能与民争利，“多行不义必自毙”，

　　当今中央政权放纵中基层政权为恶，违法犯罪残民以逞维持稳定，会是什么结果？

　　这虽然不一定立即致命，却使覆舟之势因此而成。

（待续）

2013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