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同毛泽东与“文革”有关的日子（八）

　　采访对象：谢华良
　　故事整理、撰稿人：马萧
　　采访时间：2013年11月17日
　　谢华良：1929年出生，现年84岁，湖南娄底人，共产党员

　　问：作为经历过1949年以前和之后的一代人，请您简要地描述一下1949年以前农村、农民的社会生活状况。

　　答：当时的农民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必须是身体好，体力充沛的农民才能到地主家里打到一份短工，至于到地主家里打长工，这不是一般的农民能够揽到的活计，这要和地主家里的情感、关系很好，比如，像地主家的亲戚、朋友之类的人，在当时，给地主家打一天短工的薪水大概是两斤半大米的样子，当时农民的普遍感觉是没有出路，有劲无处使，有力气但没有用武之地，外出闯荡也没有人要。


　　问：请您具体谈一谈您在1949年之后的工作和生活经历。

　　答：我的人生转折大概要从“朝鲜战争”开始谈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就在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我当时参加“抗美援朝”还有一个故事。

　　那个时候，政府动员各地的青年去衡阳训练“土改工作队”，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每人发一支枪，说训练完毕之后带枪回来打地主，那时我才二十一岁，正是初出茅庐、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听说是要参加“土改工作队”，还发枪回来可以打地主，我心里非常兴奋，就报名参加了，我们当地一共有四名青年报了名，年轻时候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共产党会撒谎、骗人，无论如何，共产党怎么可能会欺骗农民的子弟？

　　当时招聘的挂名单位是“湘乡剿匪第五中队”，指挥部设在现在涟源市的三甲乡，在那里训练了不到半个月，又转到了益阳军区，在那里驻扎了仅仅三天时间，‘第五中队’就打出了“荣升主力”的口号，挂靠在“湖南独立三十二团”旗下，又过了三天，我们从益阳步行到长沙，上面指示说从长沙坐火车去衡阳接受训练，训练完毕之后就可以回老家打地主了。

　　结果，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最后却把我们拉到了广东的韶关，我们被整编到了解放军64军13师428团，军部就设在广东韶关，这时，部队才第一次向我们亮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口号。这下我们全傻眼了，你想想啊，在当时，如果政府招募的时候说是要去朝鲜打仗，不是去“打土豪、分田地”，我是绝对不会参加的，有句古语说：“好铁不打丁，好男不当兵。”，打仗是要死人的，即使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那个招募“壮丁”，如果选中某户人家的孩子，都是要用钱、用粮食买通别人去顶替的，哪里会有人自愿去当炮灰的道理。

　　但是这个时候想回老家也回不去了，因为部队完全是封闭式的，被全面控制起来了，如果逃跑的话，就会被视作“叛徒”处理，这种恐惧心理让我们六神无主，很多年轻人都在晚上偷偷的哭泣，但另一方面，部队的生活待遇非常好，这在老家是无法比拟的，同时，带队的干部像父母一样关心我们，甚至晚上都给我们盖被子，有时候感觉比家里还要温暖一些，这样就稍稍地冲淡了心理的紧张感和恐惧感。

　　过了不久，部队不再提“参军”这一档子晦气事，因为人都已经被现编了，成了部队的人，就开始组织士兵召开“诉苦运动”，主要是由大家现身说法，回忆“旧社会”的苦，提高思想上的政治觉悟，接着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调查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庭成份、社会关系，而当时参加“土改工作队”的青年实际上没有一个是不合格的，就是通过这样一轮一轮的教育、宣传和政治运动将我们的思想转变到战争上来，也慢慢地在部队安下心来。

　　这个时候，我知道了将我们调到韶关来的真实目的，原来部队驻扎在广东，是中央军委的意图，这是为“解放”香港、台湾作准备的，当时中央将朝鲜作为第一战场，同时想在广东的沿海地区开辟第二战场。

　　但是南方的仗并没有打起来，在1951年3月左右，部队又被提出来要“修金江大坝”，就是在湖北、湖南交界处的金江修筑一座大水坝，我们在计划好的六个月时间内完成了“修坝”的任务，完成之后又作“抗美援朝”的战争动员，直接将我们从湖北的工地上调到辽宁黑山作入朝前的“整训”，“整训”的内容主要包括：

　　1、提高阶级觉悟，当兵要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牺牲，等等，总是，就是那种奉献生命的精神。

　　2、宣传“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发动侵略战争的观点，证明我们的战争行为是自卫的、反侵略的正义行为。

　　3、不允许和家里的亲人通信，透露我们的任何情况，实际上，部队被控制得十分严密，士兵根本写不了信件，即使写了信件，部队的邮差也不会给你寄出去，而家里的亲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

　　这样，在辽宁的黑山“整训”了一、两个月时间，到了1951年底，部队就进入了朝鲜，在朝鲜呆了一年半时间，直到1953年7月21日宣布双方停战。


　　问：请您谈一谈在朝鲜战争中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两件事情。

　　答：我讲两件事情吧，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从辽宁的安东跑步入朝、到达朝鲜新义洲的时候，我们是在晚上渡过鸭绿江的，到达新义洲还没有天亮，美国的飞机发现了我们的部队，就冲着我们部队轰炸，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因此害怕得要死，而我是二炮手，跟在班长后面，班长在1945年打过内战，当时我心里就想，我就和班长在一起生存的机会更大一些，如果他死了的话我即使死了也不算冤枉，当时就这么想的。结果等美国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我们就窝伏在一条小河道的坑坑洼洼里面，飞机上丢下来的照明弹给我的感觉就是连地上的一根针都能被发现，当时飞机投下来的是子母弹，一颗炸弹爆炸之后会同时伴随许多颗炸弹爆炸，那些爆炸声就在我的耳边响起，震得整个耳膜都发麻，每一次爆炸过后我都悄悄地摸一下身上面，看是不是身体哪个部位中了弹片，哪个部位疼痛受了伤，就这样一直熬到天亮，美国飞机才离开。天亮之后，部队开始吹集合号，但我们都趴在地上不敢起来，根本吹不拢士兵，当时我们都以为一定死了很多人，结果后来清点人数的时候才知道一个人都没有死，原来美国飞机扔炸弹的地方和我们这条小河道还有很远的距离，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和战争对人的意志的摧毁。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朝鲜撤退回国，我们是在停战协议生效之前几个小时返国的，但当时由于军队的保密性，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即将踏上归国的征程，我们在渡过图门江的时候还以为又是要到前线去接防，当时我们的驻地有很多后勤物资，扔了觉得有点可惜，于是就每人用水壶装了一壶白糖，因为担心到前线没有吃的东西呀，有时候拉锯战一开打你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送饭。

　　渡图门江的时候没有船只，就是人们排成一个“一”字形的队伍，把背包和枪支顶在头顶上，彼此间手拉着手，防止有人被江水冲走，在这个时候，男人女人没有什么分别，也不用避嫌，就这样子过江，渡江后第二天到达平壤，天亮的时候起床，上面来了命令，要求我们把新衣服穿上，把纪念章戴上，把胡子都修理好，实际上是要我们已一副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回国，但当时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我们心里都觉得十分奇怪，这哪里像是去前线打仗。不过，紧接着又来了一道命令，我现在还记得那条命令的内容：“同志们，我们胜利了！美帝国主义昨天晚上停战生效，我们准备回国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在场的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还以为这是在做梦，我们从一开始踏上朝鲜的土地就没有想到还会捡一条命回国，这几乎是当时所有士兵的内心想法。

　　就在这个消息传出来的那一天，平壤的群众举行了“万人集会”，庆祝停战协定生效，而我们也坐着敞蓬火车踏在归国的征途，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我们此时的心态也变得完全不一样，我们心里都在想中央的领导一定会亲自到辽宁的安东来迎接、安慰我们，因为我们是“最可爱的人”，是“祖国的功臣”，结果，火车还没有到安东就开始下雨，因为火车车箱是敞蓬的，因此，我们穿的新衣服都被雨水湿透了，之后又在安东的火车站等待了几个小时，在车上不能下车，也没有人送饭吃，而我们当时都在乐观地想，可能是中央领导还需要时间来准备迎接、或者我们的部队在等候中央领导的到来，最后才知道，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之所以在安东停留了那么久，是因为我们回国的人太多了，一时间分配驻地情况和住所安排不过来，实际上，当我们这些“最可爱的人”从朝鲜战场上返国之后，迎接我们的并不是头脑中想像的那样，不是中央领导、不是鲜花和祖国、人民的赞美之词，而是一场雨水和一顿饥饿。


　　问：请您谈一谈您在朝鲜战争中返国之后的情况。

　　答：返国后，我们部队就地驻扎在辽宁，从事人防建设，主要是盖住房，我则被安排到沈阳军区人防工程办公室做材料预算的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部队又接防了旅（旅顺）大（大连）军港，在我们接防旅大军港之前，这个港口一直被外国人占领，先是白俄罗斯，然后是日本，后来是苏联，就在1953年年底苏联占领旅大军港八年之后，决定无偿地返还给中国。

　　在部队接防的过程中，旅顺和大连的老百姓当时是看不起解放军的，真实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我觉得可能是那些地方的老百姓经历了外国人的管理，觉得解放军的实力不行，因此，我们在进驻“旅大”军港的时候，都是机械化部队首先开路，那个时候，地上的坦克、天上的飞机都是嗡嗡嗡嗡地成批成批地涌向旅顺和大连，其实当时解放军并没有这么强大的实力，采取了一些迷惑老百姓的招术，就是先头的机械化部队开过去，然后又绕到后方，再开回来，如此循环往复，老百姓一看这个架势，都吓怕了，内心就服软了，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实含义。

　　到1955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决定要在部队实行军衔制，我们驻防“旅大”军港的64军13师428团又是首当其冲，成为试点部队，后来才在所有部队陆续铺开，我当时是在团后勤部担任一级文书，被授予的军衔是副排级，与此同时，中央开始进行义务兵役制的试点工作，到1956年，义务兵役制度正式实行，整个部队的老兵都大批大批的复员返乡，无论这些老兵经历过抗战、内战、还是朝鲜战争，被清理之后的部队只留下班长以上的军官和有选拔前途的年轻士兵，虽然部队的政策有了重大改变，但我还是得以继续留在部队里面。


　　问：那您又是什么时候复员返乡的？

　　答：我一直到1960年下半年才正式复员返乡的，但是，我之所以复员还有一些很复杂的因素，纯粹是出于个人原因。

　　大约在1957年的7月份，灾难突难降临，我患病住院，当时患上了肺结核，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传染病，而我的爱人在我患病三、四个月之后也因患肺炎住院，顺便说一下我爱人，我离开家乡参加“土改工作队”时我们结婚还不到一个月，她在1954年就从湖南老家来到部队随军，我的大女儿都是在东北出生的，当时小孩子还不满一周岁。

　　实际上，我们两人都患病住院了，我不知道小孩子到底是谁在照顾、抚养，因为当时没有电话，信件最终也很难落到收信人手中，我的爱人没有到医院来照看过我，我当时还以为是因为传染病科不轻易让外人接触的缘故，不知道她也在住院，就这样在医院里面耗了几个月。后来才知道，部队专门为我的大女儿雇佣了一个保姆，她将我的女儿照顾得很好，只是因为没有牛奶，就只好用羊奶替代喂她，后来，保姆把小孩子抱到医院来给我们看，长得白白胖胖的，身上还有一身的尿骚味，她解释说是喝羊奶的原因，我的爱人住院了一年多以后提前出院了，因为要抚养小孩子，出院之后一直住在部队的军官宿舍，这大概是在1959年的上半年。

　　而我则在1959年被送到了部队的干部疗养院，这家疗养院的整个外形像一艘巨型的轮船，濒临大海边，内部的设施一应俱全，疗养院的后面培育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食堂的桌子、椅子上面都套着白色的卡叽布，宿舍的地面都贴着地毯，连走廊的过道上都铺着红地毯，这是在日本占领东北时期建造的，据说设计出自一位荷兰设计师之手，后来苏联将其一并移交给了我们的驻防部队，专供部队的干部享用，而我们当时的饮食、生活开销全部由部队开支，不用自已负责，每一顿饭的菜谱上都有十多个菜目，每人一次可以点四个现成的菜，通常都是四个干部坐一桌，吃完饭后再发放各种进口的维生素，维生素是由苏联人援赠的，之后再统一配发水果，每一顿的水果都会有所改变，比如，中餐配发苹果，晚餐可能配发橘子，这样子。白天的时间，我们一般都在疗养院的后花园里散步，或者去海边的沙滩散步，疗养院内部还有电影院，是个一级电影院，设备非常先进，每天晚上都有最新的电影节目观赏，当时国内流行的影片都是由我们部队内部先观赏完，然后再向社会公开放映的，看完电影之后也不用担心睡不着觉，因为我们的宿舍都配有安眠曲，专门播放轻音乐，具有摧眠的功效，第二天清晨又会播送让人起床的轻快乐曲，整个生活非常有规律、有节奏，我在疗养院一直住到1960年下半年。


　　问：从时间上推算，您在部队的干部疗养院生活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大陆农村、农民最匮乏、最穷苦的一段时期。

　　答：是的，现在回首这段往事，我活了八十五岁，在部队疗养院疗养的这一年多时间，生活得非常惬意，不用工作，不用劳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和精神牵挂，所有的开支、生活费用都由国家和部队来承担，这是我一生之中过上的唯一的共产主义的“天堂生活”，但在当时来看，我们在部队疗养院的生活都是封闭的，不对外开放和宣传的，因此，我们基本上与外面的社会是绝缘的，我在当时并不知道“公共食堂”饿死了多少农民这样的负面事情，我们根本接收不到这样的消息。

　　本来我还可以在疗养院继续疗养一段时间，因为医生不允许我出院，当时疗养院有规定，对于前来疗养的部队干部是三个月做一次身体检查、鉴定，而我的身体状况也有点古怪，平时生活得好好的，但是临到鉴定的日子，我就会出现吐血的症状，这样医生就鉴定我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必须继续住院疗养，从第一次鉴定，到第二次鉴定，到第三次，都是如此，这样我对自已的身体就没有信心了，我向部队和疗养院提出要求，强调自已要出院，当时我的想法是，我没有想过自已的病会好起来，但是要死也要死在湖南老家。

　　那段时间，各种各样的机会总是光顾到我，出院之后，恰逢大庆油田到沈阳军区招募部队干部，去开发大庆油田，部队给我做了个计划，因为当时我正好从疗养院出来，还没有完全适应社会的正常生活，我询问当时大庆的生活怎么样，才知道大庆当时的生活很差，只有馒头啃，蔬菜都是由内地供应的，而且天气非常寒冷，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因此，当部队来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直接回绝了，这大概是1960年七、八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向部队提出要求，要求带病返乡，但在复员的病历表上不要写我的病史，我担心回乡之后没有人愿意和我接触，我的疾病会吓倒很多人。我现在回想，如果我当时去了大庆油田，虽然可能当时的生活条件是艰苦一点，但是我之后的境况会完全不一样，也不用再回到大队受苦来了。


　　问：请您谈一谈您在复员返乡之后的生活经历。

　　答：我回来之后正是农村最苦的日子，我留在了区政府，专门负责（公）社（大）队的企业工作，当时不允许私人办企业，所有的企业都由政府来统一管理，相当于所有的企业都由我来管理，我和当时区政府负责民政工作的一位干部关系很好，他也是部队复员返乡回来的，因此我们俩有很多的共同生活经验，由于当时的农村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因此我们俩想了一个办法，以去长沙治病为由向区里请了假，去长沙过点好生活，比如，肉、包子什么的，结果到了长沙之后，才发现也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好过，看了病就没有东西吃，吃了东西就看不了病，因为无论是看病还是买东西，都必须要排队，这样在长沙一呆就是两三个月，我们俩人身上的复员费用全部花光了，这才回来。

　　不久，区政府决定要开一家小煤矿，让我去当矿长，紧接着又开了一家煤矿，两家煤矿都让我来管理，大概过了两三个月，还没有采到煤炭，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这两家煤矿匆匆地宣布关闭，我又回到了区政府，到了1961年，区政府被肢解成五个小的公社，所有的企业都被下放到新成立的小公社，我又参加了五个小公社的企业财产分配，分配完企业财产之后，我回到家乡的那个小公社工作。

　　正好在这时，县里面又要在这个小公社的地段内开一家小煤矿，因为我曾经有管理煤矿的经验，因此，又让我去担任这家小煤矿的支部书记，这个时候，有一家在“大炼钢铁”时期兴办的铁厂开始大幅度裁员，当时在铁厂炼钢的一两百男人、女人都被安排到这家小煤矿来工作，开采了几十米远的时候，县里决定要将这家小煤矿和我、还有矿长一并由县里的组织部接收，但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不同意我离开公社，当时正是在清算“大跃进”时期的左倾路线，那时候上面规定了什么“左十条”、“右十条”，偏离一点都不行，很多干部都被打倒，基层干部出现没有人干的局面，于是，公社让我来做“甄别平反”的工作，这样我又留在了公社，没有成为县委直接管理的干部。

　　在“甄别平反”的政治运动完成之后，公社又组织了手工业联合社的运动，当时规定，所有的手工业者都必须纳入到联合社的管理范围，包括铁匠、木匠、石匠、缝纫技师等等，由政府统一分配工分、粮食，不允许私人单独从业，我记得，在我们一个小公社就有十多位铁匠被纳入到联合社，由政府统一来管理他们的工作。

　　不久以后，我被调到县里的水利局，参加农田基本建设调查队，这个调查队有一百多人，我担任副书记，专门调查研究地方的土质、水利，做农田的规划，两年多时间内我跑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一直干到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调查队被解散，我又回到了家乡的公社工作，而公社的书记让我回家担任支部书记，自从1950年我离开家乡算起，直到这个时候，我才重新回到大队生活，一直干到我退休为止。


　　问：请您谈一谈您在大队担任支部书记期间的生活经验，您在大队有没有过斗争地主和当权派的实际经历？

　　答：我回到大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组织斗争的运动其实已接近尾声，当时在大队有两派红卫兵组织，一个是“农联”，一个是“工联”，两个红卫兵组织是派系林立，谁都不服谁，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公社安排我回到大队担任支部书记，将其中一位造反派头目安排到公社当会计，另外一位头目安排做我的副手，这样才算把当时的造反运动摆平，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联合”阶段，实际上中央是要收敛和平衡派系之间相互斗争的路线，搞“大联合”的行动，恢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上来，这已经是在搞内部和谐了。

　　这时候，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明显地减少了，除非那些“五类份子”不老实，才会对他们进行个别地斗争，但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那种带有普遍性和运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没有再发动了，对“当权派”的斗争也停止了，因为我就是回大队来收拾这个残局的。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没有丝毫放松，当时的宣传口号是“阶级斗争要时时抓，事事抓，一抓就灵”，主要是教育农民要分清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比如，农民自家的一担粪肥如果不用在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和菜蔬上面，而是用在了自家的自留地里，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再比如，如果农民外出从事副业，回到生产队不投资记工分，而是将挣到的钱装进自家的兜里，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这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再延续。

　　我回到大队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农业生产，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农业是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头等大事”，在农村又掀起了一场“农业跨纲要”的政治运动，当时水稻亩产八百斤被视为“跨纲要”，后来又掀起水稻亩产跨千斤的生产运动，再后来就是亩产跨双千斤的生产运动，跨千斤的纲要我们大队过去了，但是双千斤的生产运动我们大队没有跨过去。


　　问：请您畅谈一下对毛泽东和对您所生活过的时代的内心感受。

　　答：毛主席是个伟人，没有他就没有共产党政权的巩固，就没有现在这些干部的舒适条件，也没有农民现在的生活条件，他的功劳是无法比拟的，如果没有毛主席“打土豪、分田地”的这些政治运动，共产党政权就无法得到巩固，华国锋和毛主席是一条心，而邓小平接手政权以后，他对毛主席时期的一些错误做法是有亲身体会的，他继承了毛主席时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东西，使自已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因此，“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功劳，这样的路线在毛主席那里不会有，因为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跑得有点快，有些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正是邓小平纠正了这种偏差，走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对于毛主席的看法，在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有人在背后说毛主席的坏话，只要我知道，我一定会出手狠狠地揍他一顿，当时，我总认为我是正确的，毛主席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他是不容质疑的。

　　但是生活过了这么多年，毛主席也去世了那么久，我现在对我以前的想法有了一些新的的怀疑，就是在毛主席掌权的那些年代，我想啊，毛主席搞的政治运动是不是太多了一点点？我现在在想，为什么那么多的跟随毛主席一块打江山的开国元勋们一个一个都被整死了，难道都是下面的坏人干的？难道毛主席对这些事情都完全不知情？我现在觉得不可能，毛主席不会糊涂到让下面的坏人胡作非为的地步，他对这些事情肯定是知道的，但如果那些被打倒的开国元勋个个都反对毛主席的做法，那么，是不是毛主席的一些做法有时候可能也会犯糊涂？难道那些被打倒的建国功臣个个都是错的？我心里时不时有这样的疑问，这也是我现在一直在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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