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茶话》系列之二
说明：退休之后住进老年公寓，交了两位大陆来的新朋友。张文友来自广州，原为高级工程师；李孟先来自上海，退休公务员，都是来美投靠子女的新移民。因属同代人，我们有许多共同经历跟共同语言。虽然观点有异，但心胸豁达，不伤和气。从春节开始，我们约好每周去当地粤菜馆茶叙一次，就国是说三道四。记得文革之初，邓拓先生因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系列丢命。到文革中，台湾对大陆开播《自由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一个“三家村夜话”节目，模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田家英等人，对谈大陆高层动态。如今我们三个退休老人，也组成“三家村”，对谈中国问题，但不是夜话，而是茶话。今把记录编成《三家村茶话》系列，不定期刊发，以吸引读者兴趣，关注我们讨论的话题。
—- 作者程惕洁 谨识
《光明日报》又刮“共产风”
张：茶饭都点好了。今天咱们讨论《光明日报》三月十八号在头版专栏刊登的一篇长文，题目是“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作者陈曙光，武汉大学马列学院教授，博导。我选它的原因，主要是好奇《光明日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刮起一股“共产风”？这个话题已经有多年听不到了，很稀罕！想必你们二位也对这个题目感兴趣。
程：老张这个题目出得好。记得当年咱们这代人上大学的时候，公共政治是必修课。经济学、哲学、还有政法类专业的学生，更是重点课程，必须得通过三大门（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过关考试，不及格就甭想毕业。那时候咱们下苦工钻研，不光为了毕业，也还真心实意信仰过，认为它是真理。直到文革结束，特别是出国以后，才走出迷雾，恍然大悟。听说如今大学的公共政治课，共产主义那套玩意儿已经成了笑料，虽然教材上还讲老一套，但没几个人相信。老师不认真教，学生也不认真学。期末无非背背大纲，混个分数而已。现在《光明日报》得风气之先，又刮起一股“共产风”，动机和背景如何？会有什么后续发展？想听听二位的高见。
时机微妙，动机明显
李：我也挺喜欢老张出的这个题目。我在国内的时候，比较喜欢《光明日报》，虽说也是官媒，必须给新华社通稿保留主要版面，但它还多少有点文化人喜欢的学术气息，偶尔有吸引人的报告文学，回忆录，或者学术争鸣什么的。比方说，戴晴女士的处女作《盼》（短篇小說），就是一九七八年，在《光明日報》头版發表，影响很大。文章讲的是知识分子长期解决不了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当时我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工作，包括本人在内的三分之一职工，都是两地分居，还有十几位家属在农村，更是老大难。所以戴晴的文章反响很大，一年多以后，中央和上海市就有了指示，开始分期分批解决。我老伴儿就是八十年代初从湖南调到上海的。从那时候开始，直到离开中国，我一直是《光明日报》的长期订户。我的感觉，这家报纸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调门儿，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为改革开放代言。到九十年代明显保守，甚至比《人民日报》还左，最近鼓吹共产主义，就更有点邪门了。
张：我老伴儿跟两个孩子拿到“农转非”指标，从河南农村迁户口到到广州，是在1982年底，也因为中央跟广东有了新政策，看来咱们的命运都差不多。这次《光明日报》代头刊发鼓吹共产主义的长篇大论，肯定有背景。文章说“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共产主义虚无缥缈，遥遥无期’的论调，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这段话开宗明义，是专为响应习近平而写的“奉命之作”。当然，究竟是党组织授意他写，还是因为有感而发，无从猜测。我估计，此君除了写这类马屁文章，大约也没有其它谋生手段。
程：我的印象，这位陈曙光教授还真能领会习总圣意，基本上是对习讲话内容的演绎和发挥。我查了一下习的讲话，是2015年9月7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题目叫“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开头很长篇幅谈共产主义理想。从讲话口吻看，应该是照秘书写好的稿子念，属于假、大、空话套话，让江泽民、胡锦涛来讲，也差不多。问题是，前两任日子相对好过，用假大空能应付，如今击鼓传花传到他手上，定时炸弹眼看要爆炸，老话已经不灵。如果习本人真相信，只要念老经，日子还可以往下混，那问题可就大了。自从习上任以来，不少人认为他的坎坷经历，有助于他摆脱邓、江、胡保守思维，把中国停滞不前的改革开放再往前推一步。假如他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原来模式，那他走出困境的希望就很渺茫，中国的前途会更令人担忧。
李：我感觉习这个人的知识阅历太浅，别看他爱晒他的书单有多长，里面水分很大。读书这东西有讲究，并非越多越好，越杂越好，而看是否会读书，能否抓住要领。比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特别是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如果倒退回五六十年，我们没有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参照对比，仅仅从字面上看，很难看出马克思理论的破绽。可是到社会主义经济惨遭失败，我们经历过大饥荒的切肤之痛以后，再怎么笨的人，也能悟出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不灵，而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效率更高。再加上西方经济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最终帮人们从共产迷雾中走了出来。习近平有没有我们的经历和体会，我很怀疑。
张：如果说时机巧合，我看《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出笼，应该跟刚刚召开的两会有关。中央宣传部门可能觉得，今年两会气氛异常，代表们目睹高层权斗的分裂迹象，散会之后会把不正常状态扩散到全国，造成进一步思想混乱，因此，有必要尽快用马列和毛思来收拢人心，尽可能避免更大的思想分裂。当然，据美国之音报道，反腐败和军改搞到一定程度之后，下一步可能全面清党，把上层认为不合格的党员清理出去，以便改善共产党的形象，多少恢复一点百姓的信心。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不过，我实在看不出，重新强调“共产理想”，就能实现纯洁中共组织的目的，因为无论怎么说，“共产主义”本来就属于乌托邦，经历过大灾大难之后的中国人，谁还会相信它？
共产空想，害人不浅
程：老李的说法有点儿以偏盖全，我就见过两位深信共产主义的人：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苏绍智先生，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前任所长，因为六四公开支持赵紫阳而受到双开处分。因为是我的老师，他流亡美国期间，我们有过长谈。他是一位非常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方面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也不教条，主张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最终归宿应该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所批判过的修正主义。另一位周先生则比较奇特，在国内搞近代史，也对马克思深信不疑。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期间拿了六四绿卡，入了美籍，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发达，马列主义应该更有市场，所以试图跟美国共产党联系。最后发现美共中央根本徒有其名，只有一份不定期刊物和一个设在纽约的邮政信箱。据说党员不足千人，常常受到FBI调查干扰，连中共大使馆也不敢跟他们公开接触。周先生怕引火上身，最后才断了加入美共的念头。
张、李：嗨，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居然有周先生这样的奇人，我们还是头一次听说。那么他究竟相信马列主义的什么东西呢？
程：说来有趣，这位老兄在国内是副研究员，八十年代末，收入跟地位属于中国的中上流社会，什么福利都有，用不着起早贪黑。来美之后没念学位，缺乏美国的专业资格，只能在餐馆打零工，后来到装配线当工人，属于蓝领阶层，直到退休。平常看的和听的都是美国的负面东西，更觉马克思说的有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搞计划经济，才能人人平等，最终达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理想境界。
李：周老兄的问题在于“坐井观天”。我本人在上海退休，每月退休金七八千人民币，老伴儿五六千，总共一万多，等于两千来美元，在美国也属于低收入阶层。看问题不能局限在个人视角，而应该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看，特别要看发展趋势。除去比例极小的特高收入者（几十万到百万以上）之外，你就说美国普通工农和知识大众，无论蓝领白领，只要不残不懒，有份工作，有几个不是收入五六万到七八万的中产阶级？按加州和纽约州刚通过的最低时薪15美元计，年收入也接近三万，双职工就是五六万，也算中低收入。据说在西欧和北欧，失业者和上班族的收入差距仅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哪像中国那么大差距？人家之所以经济效率高，技术革新快，是跟产权保护（包括普通产权和知识产权）与比较公平的市场竞争分不开的。大家心平气和，社会冲突和民众怨气没有中国那么强烈，这都得归功于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而中国的情况就过分奇特，一般洋人都看不懂。一方面从思想理论上不认可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普适性，另一方面又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拼命模仿前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血汗工资制，通过巧取豪夺和剥削压榨双管齐下，加速极端的阶级分化，一方面是极少数权贵阶级的不正当暴富，另一方面却是广大社会底层的相对贫困化过程。
张：老李的话让我想起胡平先生有篇文章，谈到共产党的两次剥夺问题，很有哲理性。他说，第一次是以共产革命的名义化私为公，剥夺地富和资本家财产，变为国家和集体财产，还把原来财主打成阶级敌人；第二次又以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把公有财产变成权贵私产，而且编造一套理论，说什么前后两次剥夺都正确，两者不能互相否定。普天之下，哪有这么不要脸的歪理邪说？
程：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你宣传一种谁也不信的臭理论，包括宣传者自己在内，都知道那是自欺欺人，所有才会有如今弥漫全社会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即使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唱共产主义赞歌，也难阻挡社会溃败（孙立平语）的总体趋势。更何况，经历了九十年代末期的苏东波大潮洗礼，马克思理论的核心部分，已经破绽百出，再难收拾涣散的人心了。如果没有替代旧理论的新思想及时传播，恐怕社会失序之后，各种五花八门的歪理邪说会把人心搅乱，让任何试图重建社会信仰和社会秩序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批判马克思的共产邪说，揭示其荒谬性，应该具有异常紧迫现实意义。
“理想社会” “缘木求鱼”？
李：《光明日报》的文章说：“马克思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需要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这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建成的。今天，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遥远不等于不可能，共产主义必将实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这是铁的必然性。”这些陈词滥调，我们年轻时都相信过，因为那时候没有参照物。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特别是移民美国之后，亲眼见证了什么叫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及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至于精神境界的提高，我们暂且不论，虽然古人都知道“仓廪足而知荣辱”，贫穷落后是不可能提高精神境界的。就说这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极大丰富吧，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行吗？既然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证明，发展资本主义，维护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换，生产力才能大发展；而主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废除市场，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和物品匮乏，那岂不是证明，通过共产主义道理去寻找理想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吗?
张：更可笑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未来社会分工的描述：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里起码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社会调节”与“随自己的兴趣”之间。既然个人兴趣随时可变，今天干这，明天干那，上午一样，下午又另一样，请问：面对千百万个体飘忽不定的布朗运动，社会怎么去调节？连人数都没法确定，更别说生产计划和原材料供应了。第二个矛盾是个人兴趣转变与社会分工之间的矛盾。如果生产力和分工水平依然停留在原始社会，也许矛盾没那么明显。可现在是高科技、信息化时代，未来还有什么更复杂的分工状态我们没法猜测，但肯定越来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简单。一个人穷其一生，能掌握一两种专业就不错了，哪有本事去掌握各个领域的不同专业？比方我这个工程师，也就熟悉内燃机的冷却系统，很窄的专业，至于内燃机的传动、润滑、材料、制作工艺等，我仅有大概了解，根本不够专业水平。至于其它工程领域，比方建筑、化工、地质、水利、电力等等工程领域，我完全是门外汉。工程领域如此，其它专业领域也不例外，怎么可能想干啥就干啥呢？我倒想当个外科医生，给你开刀，可是没学过医，没有执照，请问有病人敢让我看吗？（三人大笑）
程：今天的讨论有意思！不过那边的服务员要收摊子了，今天咱们到此为止吧。下周该老李出题，不知李兄可有具体计划？
李：我觉得“共产主义”这个话题还没有谈透，应该继续深入。既然《光明日报》的文章是为了迎合习近平的中央党校讲话，咱们仨老头，为何不给习近平提个醒，告诉他共产主义为什么不灵？你们看这个主意怎么样？
张、程：这个主意不错！那咱们下次的题目干脆就叫《共产主义不灵光》，行不行？
李：好，就这么定了，回家再抽空看看习的讲话。虽说咱们是茶余饭后侃大山，说话也要尽量有根据，别让读者耻笑咱们胡说八道。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文章来自公民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