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共同點—國際漢藏友好團體代表大會在台北召開
《公民議報》 記者何佳
2016年4月24日
2016漢藏會議（尋找共同點—國際漢藏友好團體代表大會）與本月21日在臺北隆重召開，來自歐美、澳紐、香港、印度及臺灣的中國學者、人權活動家、作家、民運人士、數位臺灣立法委員、藏人等約100多人出席了會議。為期三天的會議以專題演講、報告、分組討論等形式中舉行，與會者就“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語文的保護”“西藏的人權與環境保護”“探索解決西藏問題的途徑”“中國的民族問題及民族政策”等議題展開了分組討論後，在大會閉幕式上發表了共同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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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舉辦期間，台灣民主基金會特別安排藏人行政中央的官員及部分中國異議人士與台灣立法院信任院長、該基金會理事長蘇嘉全會見，參加會見的有藏人行政中央信息及國際關係部秘書長索南達波、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中國異議人士楊建利、薛偉、曹長青、陳破空、廖天琪、潘永忠和秦晉等。
附1. 公民力量發起人楊建利博士在會議上的演講
自決、團結與和平是我秉持的三個最高原則
楊建利
在“尋找共同點”國際漢藏友好團體代表大會上的演講
2016年4月22日 台北
非常感謝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舉辦這個重要的會議。會議的組織者希望我把講題定為:如何解決西藏問題。在座的各位都有多年的漢藏對話交流和孜孜於尋求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的經歷，應該明白這個講題有多大的難度。
漢人人權民主人士和藏人的對話交流已經進行了近三十年，期間涉及了許多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簡略地講本質上無非有如下幾種：
1. 目前現實中的大一統的單一制——中共政策和實踐，中共堅稱沒有西藏問題，只有達賴喇嘛問題；
2. 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裡規定的西藏自治；
3. 尊者達賴喇嘛的中间道路；
4. 聯邦制；
5. 邦聯制；以及
6. 完全獨立。
這六個方案中沒有一個方案不存在著爭議。特別需要指出，我們在座的應該都不會同意第一個方案，事實上，反對中共在西藏現時的殖民統治（政治經濟上的民族壓迫和文化上的滅絕政策）是我們來到這裡的共識，所謂的尋找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如何結束正在實行的方案1。
說到這裡，也許有朋友會認為今天我要倡導方案2-6中的一個。不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擔任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期間參與主持了由嚴家祺老師領銜的對未來民主中國的憲政研究項目，我們提出了未來中國的分級聯邦制或稱帶有邦聯性質的聯邦制的構想，其中除了與尊者達賴喇嘛中間道路主張中的“真正自治”本質一致的規劃外，還特別規定了在建制25年後，西藏人民有權公投決定是否留在此分級聯邦制的國體中。從當時我們漢人的政治經歷和現實背景來看，這些設想是非常思想解放非常前衛的。在後來與藏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對話交流中，我發現，其實最關鍵的問題不是方案的好壞而是方案如何產生。任何憲政設計如果不經過具有正當性的憲政過程而產生，都很難有權威，很難得到認同和愛護。
因此，今天我不為任何方案背書，而是對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應該遵循的原則提出我的淺見。我今天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三個最高原則：
一．西藏人民的自決原則
二．藏、漢人權民主人士團結爭取藏族人民自決權的原則
三．用和平的方式實現西藏人民的自決權的原則
這三個原則簡單概括起來就是：自決、團結與和平。
我們常說“解決西藏問題”，其實“解決西藏問題”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句子，“解決”是一個動詞，這個動詞前面需要主語。我們必須明確，西藏前途的最終決定權在於西藏人民，我們必須從根本上尊重藏族人民的這一權利，這是我們要確定的第一個原則。這個原則不僅符合藏人有別於漢人的歷史、文化和生理特徵、符合道義、符合世界人權宣言，也使我們避免陷入“有誰投票決定誰有投票權？”的憲政難題。
關於自決權的論著汗牛充棟，在此我不贅述。可能有朋友已經注意到，我上面用的名詞是藏族人民的自決權而不是人們慣常使用的民族自決權。人民自決權概念更為本質，其外延也比民族自決權要大，除了民族自決權外，也承載主權與人權的含義，三者分別保護民族、國家與個人的主體權利。西藏人民追求獲得雙重解放：一是爭取從中共的殖民統治下獲得得解放，二是每一個藏人個人也要從統治他的政權──無論是漢人政權還是藏人政權──那裡獲得人權保障，可以斷言，如果藏人的個人沒有人權，西藏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自決權和主權，所以，中國的民主化是藏族人民自決權實現的必要條件，正因爲此，藏族人民爭取自決權的鬥爭必然也必須結合漢人的民主運動，這就是我們要秉持的第二個原則──團結的原則。雖然西藏的未來的最終決定權在於西藏人民，但是在爭取這個自決權的艱難過程中漢人人權民主人士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民主運動也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這個句子的重要主語之一。
我們致力的漢藏對話交流，不應僅僅局限在藏人與漢人的人權民主人士之間進行，其目的也應該超越形成藏人的自由事業和中國民主運動的團結聯盟。我們必須承認，由於中共的洗腦和對真相的控制和歪曲以及漢人的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政治正確，目前許多漢人仍然和我們理念有一定的差距，對於他們來說不用說自決權了連自治權也不願接受，中國的當政者參與製造和強化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政治正確又反過來被它死死綑綁，在這一點上，漢人和中共政權的結成的同盟依然十分頑固，這是藏族人民走向實現自決道路上的最大障礙，減少和排除這個障礙是我們漢藏對話的目的，因此 我們漢藏對話包含了一個沒有說出的前提假定，那就是，雖然西藏的前途的最終決定權屬於而且只屬於藏族人民，但是“解決西藏問題”這個句子的主語也包括了漢人和中共的這個“中華民族大一統政治正確同盟”，對此我們不能視若不見。
減少和排除這個障礙是十分艱鉅的。中共從來迷信暴力的作用，漢人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同樣相信暴力的最終決定力，在与藏人弟兄姐妹的交流和共同奮鬥中，我越來越感受到藏人，尤其是年輕藏人朋友對於中共和漢人的“中華民族大一統政治正確同盟”失去耐心，所以我們並不能排除類似於前南斯拉夫波黑戰爭那樣的暴力流血，那是兩族人民最大的災難。這是我們需要盡力避免的。
面對強大而不尊重人民生命的中共政權，以今天的中共政權對西藏地區的滲透和控制程度而言，以暴力手段尋求西藏人民的自決權肯定比1951，1959年的局面更為艱難，所以，我並不贊同任何以暴力實現西藏自由的主張，因為這只會給藏民族帶來嚴重的傷害和損失，並不利於藏民族的未來。
為了減少暴力流血的可能性，我們能做和必須做的最低的一點就是以真誠和真相擴大我們對話的範圍，讓更多漢人和藏人加入我們正在進行的對話中。
作為一個信仰佛教的民族，同時在達賴喇嘛尊者非暴力思想的影響下，我們看到，盡管藏人受到比漢人更多的人權迫害，但是非暴力思想仍然是藏人堅持的原則，而流亡藏人社區也比中國的任何地區，都更早地開始了民主管理的訓練，這讓我充滿了感激和敬佩。
我們也無需暴力，人民自決的理念自產生以來，盡管在字面意義上仍然具有許多含混和分歧的爭論，但在現實中的人民自決權理念卻以驚人的速度被傳播和接受，人民自決權是文明的產物，反過來也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會外於這一理念被接受的浪潮。面對中共的專制統治，在追求人民自決權的道路上，我們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只有獲得了人民自決的權利，西藏的地位問題才會有真正的答案。
槍彈可以穿透人體，但它穿不透歷史。人類的良知和由此延伸的擁抱不同民族、不同膚色的兄弟姐妹、擁抱正義和平、和投票的雙手，將具有最終的決定力。面對著復雜的西藏問題，作為中國人權民主人士，我秉持的最高原則就是尊重藏族人民自決權，藏、漢人權民主人士團結爭取藏族人民自決權以及用和平的方式實現西藏人民的自決權利。
藏、漢的兄弟姊妹們，我們終將會以舉手而不是舉槍的方式，選擇中國和西藏真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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