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文革中做过的一件对不起毛主席的事
陈大超
尽管文革期间，连我们小学生，也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也要用毛主席语录对照、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还经常开各种形式的会“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可我这个学生头头，还是干下了“对不起毛主席”的事，并且还被人抓了现行，逼着向毛主席画像低头认罪。
那时候，到处都挂着毛主席画像，有人要你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很容易。
我们班上有一个名叫张宝新的男生，在班上当着一个组长，跟我玩得特别好。他爸爸是“南下干部”，转业在南漳县棉花公司当经理。张宝新排行老二，给人的感觉是表面上大大咧咧，关键时刻却特别沉得住气。他打乒乓球，开始总是漫不经心，等到输到最后一两分时，便会全神贯注——抿起平时咧得很开的嘴唇，把目光聚成两道很细的幽光，一分一分地往回赶，最后反败为胜。
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逮到鱼时的那种鱼在手心里活蹦乱跳的生猛感觉。只是，他在这方面远比我有能耐。他不论摸鱼，还是钓鱼，都可以当我师傅。那时候，他经常是顺着离他家不远的一条两人多宽的河流，一边摸着鱼，一边来上学。那条河恰好从我们学校后面流过。他摸的鱼，放在一个胖胖的罐头瓶里养着。那个养鱼的瓶就锁在他的课桌里。为了摸鱼方便，他是不带书包的。全班的同学，就他一个把课桌改造得可以把书包锁在里面。有一天上音乐课，那个教我们唱歌的男老师，总是张开嘴没唱几句，就猛地一吸鼻子，然后皱着眉头朝不同方向嗅嗅，最后他觉得实在没法唱下去，就离开讲台，一个组一个组地俯着身子去嗅，看他闻到的那股异味，到底源自哪里。
他闻到了四组的倒数第4排，在张宝新的座位跟前停住不动。那天张宝新恰好没来上课。他一点点地把身子俯下去，当他的脸接近张宝新的课桌的时候，禁不住猛地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他用手捂住鼻子，气急败坏地把我喊过去，让我把它撬开。撬开一看，是宝新养的一瓶子鱼，全都肚皮朝天的死在里面。我屏住气息，把瓶子拿出去丢到平时倒垃圾的地方。音乐老师大发脾气，让我一定组织全班同学，开张宝新的批判会，还要他写检讨。
文革期间，“批判”这个词极度走红，不论是大事小事，都可以用上它，都可以用大批判来开道，来解决。
等张宝新来了，早有人把这事当笑话跟他讲了。他也不在乎。我也不可能真的开他的批判会。有权的人，总会护着跟他臭味相投的人。
到了1969年秋，我们读四年级的时候，张宝新已对逮小鱼不感兴趣。有一个星期天，他找到我说：“走，我们去钓黑鱼！”说有个地方有黑鱼，他前些天钓到过，“好家伙，回去一称，有两斤多！”在此之前，我只在一个河边的洞里，摸到过一条半斤重的黑鱼。那次还摸到几个小鱼，我把它们弄得干干净净放在碗里，心想下午既有鱼吃，还可以用鱼汤泡饭。可惜，一只该死的猫，恰好把那条黑鱼叼跑了。
听说能钓到两斤多的大黑鱼，我的心隐隐兴奋起来。我想象着那么大的鱼，把它钓到手的时候，它在手上噼噼啪啪活蹦乱跳的劲头，该是多么的让人感到刺激。我问他这么大的黑鱼怎么钓？我想着我们平常用的竹竿，钓个几两重的鱼都会弯成一张弓，要是有两斤多，那它还不咔嚓一声给折断了？他很老道地告诉我，用一根一米多长的很结实的竹竿，上面绑着纳鞋底的索子，索子上绑着大号钓鱼钩，鱼钩上挂着小青蛙，青蛙一定要是活的，把竹竿插在水塘边的淤泥里，让青蛙在水面上挣扎着乱动，“这样，就能逗引着大黑鱼来吃它，我们就能钓到大黑鱼。”
那时候，一般家庭里，都是自己做鞋穿，那种纳鞋底的索子，我们家就有。我们很快就做成了这种专门钓黑鱼的工具，然后兴冲冲地朝他说的一口水塘奔去。那时候的南漳县城远不如现在这么大，从我住的梁家巷出发，走不到五分钟，就出了城，出城就是乡下，就到处是水塘。
宝新说的那口水塘，离他们棉花公司只有几里路远。他逮了两只小青蛙，挂在钓钩上，把渔杆插进塘边上的水草丛里，让青蛙在水面上挣扎，然后就拉着我退到离水塘还有几十米远的土岗上守候。土岗上种满了高粱。我们就藏在密密的高粱林子里。“保证能钓到大黑鱼。”宝新拉我坐下来说，然后就睁着他那双大眼睛，透着密密的高粱棵子望着水塘里的动静。
我问他干吗要跑这么远躲起来，他说现在只要是水塘水库，都是集体财产，只要是集体财产就有人管。听他这一说，我心里就有点暗自紧张：“那要是被人逮着了怎么办？”他说不会，这里很少有人来。
正说着，水塘里就传来噼噼啪啪的响声。“哈！大黑鱼上钩了！”宝新兴奋得一跃而起，用手分开高粱棵子，向水塘边冲去。我则紧随其后。刚跑到水塘边，就听得一个人大吼一声：“我看你们往哪里跑！”抬头一看，见一个来挑水的农民，放下水桶就朝我们扑过来。
吓得我们转身就往土岗上那些密密的高粱棵子里冲。虽然我跟宝新长得差不多高，但他这个久经“沙场”的老手，跑起来是脚下生风，而我则是两腿发软。我们跑进高粱棵子深处，宝新说：“快蹲下，别做声！”紧接着，那个农民也跑进高粱棵子，他居然冲着我们高喊：“快出来！我看见你们了！大白天里，你们竟敢偷集体的鱼，我非把你们抓住不可！”
我一听到“集体”两个字，更是心里一抖。文革期间，“集体”被抬到无比崇高的地位，它让除最高领袖之外的任何“个人”，都不是“集体”的对手，都在“集体”面前显得非常涉小、卑下。
做贼心虚的我，以为他真的看见我了，只好站起身来，分开高粱棵子，向那个农民走去。我记得我五六岁时，有一次跟一帮大孩子跑到剧院里去玩，然后跟他们一起趴到座位底下。他们告诉我，只要躲过清场的人，就可以看不要钱的戏了。南漳剧院的后门，是通着我们梁家巷的，那些大孩子，常常用这种方式看不要钱的戏。不一会，果然有人来清场了，只见他一边在过道里走着，一边叫着：“出来！出来！快出来，我看见你了！”一听他这样说，我便以为他真的看见我了，便吓得带着哭腔爬出来——被他教训着带出了剧院的后门。“光线那么暗，他根本看不见你的，他是瞎咋呼！真笨！”大孩子第二天这样说我。但这次是白天，我便以为那个农民不是瞎咋呼。
“走，跟我到我们队部去！”那个维护了集体利益的农民，水也不挑了，兴冲冲地押着我朝他们队部走去。那时候的人，能够做一件维护集体利益的事，心里面会充满了荣耀与自豪。我垂头丧气地走在他的前面，心想张宝新真是沉得住气啊，他明天见了我，一定会说我胆子小，没有用。走了半里多路才走到。他把我交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村干部模样的人手里，跟他说了我们偷钓黑鱼的事，笑着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他一定会在村里的大会上受到表扬。那时候的人，特别喜欢听领导表扬。
那时候，领导的表扬真的能当饭吃。那时候很多农民都吃不饱肚子，但能经常受到领导表扬的人，说不定就有机会当个会计、保管、记分员什么的——让自己手里多少有点权。有了权，就有机会明里暗里多吃多占。
那个被喊作“书记”的人，好好地把我这个城里的孩子打量了一会，就用一种严肃里透着和善的口气说：“知道吗？你们做了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事，毛主席的好孩子是不会做有损集体利益的事的。”我低着头，可怜兮兮地点点头。只听他又说：“进去，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赔礼认罪去。”我就跟他进了一间刷着白石灰的平房。这就是他们的队部。中间一间房子的正面墙上，有一张毛主席的大幅画像。
他让我站在离毛主席像有几步远的地方，说：“你给毛主席鞠三个躬吧 。”然后就喊着“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我也就在他的喊声中，一再把头深深地低下去，向毛主席“赔礼认罪”。
鞠完躬，他就带我进了左手的一间房子，让我在一间办公桌前坐下。这显然是他们的办公室。办公桌虽然摆了好几个，可除了这位书记，当时并无其他办公人员。他仍是严肃里透着和善，坐在我的对面，跟我讲了一番道理后，就给了我一枝笔一张纸，让我写。见他这样处罚我，我虽是满心的惭愧，但却不再感到害怕，浑身绷紧的皮肉，也就慢慢松驰开来。
在此之前，我没有写过检讨。但我好像天生的不怕写东西。那时候不论写什么，都要先写一条毛主席语录，然后用毛主席的语录对照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分析。我知道，既然是写检讨，就要承认自己思想觉悟低，承认自己一时糊涂，承认自己由于没有用毛主席的著作把自己的思想改造好，才犯下了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错误。我说我只是觉得钓鱼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就稀里糊涂地跑来了，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要钓的鱼，是集体财产，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创造的财富，说我今后再也不做这样的事了，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争取做一个让毛主席他人家完全放心和满意的好孩子。
我知道，不这样写过不了关。当时的那个形势，那种宣传，让总无数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哪怕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你也得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久而久之，你的脑子里自然就让它扎下了根。
我把那一张纸写得满满的。我把写好的检讨递到那个书记手里，他看了看，点点头，却说：“你这孩子的字，可要好好练练呢，字好一半文嘛。”把我送到大门外面，摸摸我的头，说：“你回去后，要叫你那个同学也到我们这里来，他也应该向毛主席老人家赔礼认罪，也应该写检讨。”见我点了头，他就说：“好，你可以回去了。”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我开始还是慢慢地走，待走远一点了，就撒腿朝着回城的方向跑起来。第二天上学后，我还真的向张宝新转告了那个书记的话，他撇撇嘴说：“我才不去呢，哪个像你这么傻。”
他为什么不像我这样“傻”？是不是他的家庭教育跟我不一样？还是我在广播小组里老是念报纸念语录，真的让报纸上语录上的东西把自己给驯化了？
待我长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终于认识到，我做下的这种对不起毛主席的事，实在算不了什么，而毛主席做下的对不起全国人民的事，那才值得一说，那才值得他向全国人民写检讨，认罪。同时我也庆幸，幸亏那时候我还小，不然，我恐怕也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掉。在他老人家发动的“反右”斗争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该有多少人，仅仅因为说了几句大实话，就被绑赴刑场，集体枪决（在网上，经常看到这样的图片）。
2004年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写作，突然接到张宝新的电话，一时间，我的周身都被一种少有的亲切浸透。他说他从《读者》杂志中看到一篇署名陈大超的文章，他问这篇文章是不是我写的，他说他问了很多人才问到我的电话。当我说到那篇文章是我写的，他居然说：“你现在是成功人士了。”
其实，我只是一个比较爱思考的“人士”。我觉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能够把那么多的人弄得热爱“集体”，连一个普通的农民，都能那样极其自觉地捍卫“集体财产”，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只可惜，他自己却是那么的不热爱“集体”——总是想凌驾于“集体”之上，一步步让自己在走向专制的道路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呵，他如果能把他自己也弄得热爱“集体”，让他和所有的领导都生活在一个不得不接受“集体”规范的制度之中，那他就真的是太了不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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