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會崩盤:「達賴集團」還是中共政權?

楊建利

公民力量創辦人/著名中國政治活動家

 

年初,中共西藏網刊發《回望2015:達賴集團行將「崩盤」五大徵兆》,對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社區進行低劣的抹黑,該文作者署名「夏炎」,據分析,這是一個專門針對達賴喇嘛進行歪曲評論的筆名,而且很可能類似文革中的「梁效」,是一個集體「創作」所使用的筆名。該文從幾個方面分析「達賴集團」的「崩盤」危機,如新政治領導人任人唯親、達賴喇嘛宗教霸權、親人不和與流亡藏人內部分裂、以及「達賴集團」腐敗盛行等,言之鑿鑿,卻又毫無證據,而且該文常識性的錯誤比比皆是,不敢面對現實,甚至於連洛桑森格的名字都不敢提及。

對這篇文章的批判不是我的目的,正如文革中的梁效文章只不過是歷史的笑話,洋洋千言萬語,迄今還有誰讀!我在此提及這篇文章,是因為它剛剛發表後沒幾天,為了籌備第11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我就來到了「達賴集團」的中心——達蘭薩拉。在達蘭薩拉期間,許多藏人朋友詢問我對這篇文章的觀感並由此引發了對一個重要議題——後達賴喇嘛時代的流亡藏人社區的存亡——的討論。有的朋友提出,流亡藏人社區自2011年實行政教分離的民主制以後,內部觀點分歧越來越明顯,正在進行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西藏流亡政府總理)的選舉中,不同路線的爭論非常激烈,在達賴喇嘛健在的時候尚且如此,那麽等達賴喇嘛圓寂了,那時藏人失去了精神上的凝聚力,藏人內部分歧會不會越鬧越大,致使流亡藏人社區「崩盤」?有的朋友思慮:政教分離的民主制為分歧提供了彰顯的舞臺,分歧會不會因此擴大最終把流亡藏人社區引向分化瓦解?對這些問題,他們特別想聽聽我這個漢人的意見。

我的結論很清楚,後達賴喇嘛時代,藏人不會分化瓦解,藏人流亡社區不會「崩盤」,得出這個結論的最主要原因恰恰是流亡藏人社區的政教分離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和運行。

我先談談對流亡藏人社區政教分離的民主化的淺見。

2011年,藏人流亡政府舉行了第一次政教分離的民主選舉,洛桑森格當選達賴喇嘛政治退休後第一任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此後,達賴喇嘛僅以藏傳佛教的領袖身份而為藏人提供精神指導。

我們知道,世界多數地區的民主變革,主要是在社會壓力之下,政治領袖不得不接受民眾呼聲,被迫展開的,在東方專制傳統深厚的背景之下,這一現象尤其明顯。西藏地處雪域高原,中共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將其入藏前的西藏社會定性為農奴制,這一定性不被世人接受,正如達賴喇嘛所說:「雖然舊西藏社會是落後的,但是絕不像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絕對不是這樣。在舊西藏社會中生長的人,如果你去看他們的臉,絕對是充滿快樂的,笑瞇瞇的……中國的農奴制度,印度的農奴制度和西藏的農奴制度不一樣,這裏面的不同,西藏人之所以充滿快樂,主要是由於宗教的因素。」不過,達賴喇嘛也承認:「沒有一個藏人認為,舊西藏是完美無缺的,我個人認為,舊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種落後的制度,這一點我是非常明確地認識到的。」

事實上,整個二十世紀,是亞洲地區在西方民主文明影響之下,社會、政治、經濟經歷劇烈變動的時代,其主要的動力就是對人的尊嚴和人權普世價值的根本追求,其方向是從落後的生產力和落後的社會制度向現代化和民主化轉型。西方在二十世紀帶給亞洲的思想影響,主要是自由主義和蘇聯式的共產主義,而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在本質上是反民主的。1951年的十七條協議是專制共產主義借助強大的軍事實力對西藏進行統治和民族壓迫的開始。這種專制主義以極為暴虐的方式在藏區進行血腥土改,與人類追求自由的本性產生了強烈沖突,導致達賴喇嘛與中共的決裂,從而有了一個流亡境外的藏人社區的存在,迄今,這一社區的人數達到17萬餘人。

作為一個被迫流亡的社群,幾十年時間裏,流亡藏人雖然分佈世界各處,但其凝聚力不僅不曾消散,反而成為無數生活在中共統治之下的藏人的精神寄託,流亡藏人在思想、教育以及國際支持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績,達賴喇嘛本人不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成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宗教領袖之一,這是流亡中的奇跡。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達賴喇嘛本人極為重視流亡藏人下一代的教育和發展問題,並以極大的熱情推動年輕一代與西方民主社會的融合。我想,這是他在推動流亡藏人民主選舉之前,就已經做出的一個意義深遠的決定——除了藏人也不例外的人類對人權普世價值的根本需求以外,作為一個廣泛接受西式民主教育的社群,其未來自我管理也必然將以民主方式進行,這是唯一選擇。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達賴喇嘛幾乎是處理傳統與轉型問題的二十世紀最有眼光和智慧的領袖人物。達賴喇嘛本人的權力和影響力並非得自民主選舉,而是由藏傳佛教的傳統所賦予,但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大轉型的時代,他用自己來自傳統的權力,以及幾十年流亡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影響力,開啟了藏人歷史上第一次的民主選舉。這是藏人歷史上的第一次,是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至今所不能想像的。

研究歷史我們會發現,政治從傳統向民主轉型是當今世界的趨勢,卻又往往是一項艱難的任務,不是所有的民主努力都會一帆風順,甚至在一些地區,民主轉型所承受的代價還是相當沈重的。民主的呼聲一般主要來自普通民眾,而最高政治人物卻很可能成為民主變革的阻力,當上層與普通民眾在這個問題上意見一致的時候,轉型的代價極小而成功率極高。所以我不能不感嘆,以達賴喇嘛的傳統領導人的身份,卻勇於推動社群的民主化實踐,以達賴喇嘛宗教領袖的身份,卻致力於藏人世俗社會的政治進步,這是其偉大人格和開闊視野的體現,也是藏人的極大幸運。

即使有達賴喇嘛的推動和培育,我知道流亡藏人的民主道路也不會是一片坦途,因為民主是一套嶄新而復雜的體制,人們需要較長時間的學習才會真正接受和運用,不過,民主制度在經歷二十世紀與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的比較中,已經證明瞭無遠弗屆的力量,民主對流亡藏人社區,是一個極具歷史意義的選擇,其力量和價值正在逐步顯現。

現在讓我回到達蘭薩拉的藏人朋友年初與我討論問題上來。

在任何社會,人們的觀點都不可能是一致的,達賴喇嘛仍然健在的藏人流亡社區也不例外,上文說到,流亡藏人分居在民主國家,成長、生活在言論充分自由表達的政治環境裏,不同的觀點和路線之爭,哪怕是與達賴喇嘛相左的主張都不可能被掩蓋,這使得民主制度的建立成為必要。後達賴喇嘛時代,流亡藏人更去掉了一層冒犯尊者的顧慮,各種觀點、各種主張都會更充分表達出來,路線之爭將會更公開更激烈,那個時候,達賴喇嘛的精神凝聚力和政治權威在現實中已經不存在,指望另一個像達賴喇嘛這樣的權威來融合大家是不現實的,因為正像羅馬不是一天建起來的一樣,「達賴喇嘛」也不是一天塑造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流亡藏人能夠指望的就是一個可以公開、公平爭論然後公正合理決策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在達賴喇嘛指導下,流亡藏人正在進行的一場紮實而偉大的實踐——政教分離的民主制的建立和運行。

在民主制度下,不同意見的分歧可以坦放在陽光下進行討論,每個人,每個群體的意見和利益具有合法的表達空間,這是社群凝聚的真正的基礎,因為,這個制度不再只是讓少數特權者的制度,而是所有具有表達權和投票權的成員的制度。後達賴喇嘛時代,唯有民主制度才是融合流亡藏人的內部分歧的權威方式,也是唯一可以替代達賴喇嘛而成為藏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符號,沒有她,達賴喇嘛的身後很有可能就是權威真空。達賴喇嘛高瞻遠矚,原本作為「專制」統治象徵和最高權力握有者的他,充當了藏人民主之父的角色,並且在最初這一重要的歷史階段,還承擔起了民主實踐的看護人的角色,為他身後準備了藏人可以依賴的政治權威——民主制度。我們欣喜地看到這個權威正在穩健地樹立起來。

也許有人會爭辯,民主制度使流亡藏人內部紛爭成為可能,增大了後達賴喇嘛時代流亡藏人社區「崩盤」的可能性;由於藏人特殊的宗教傳統,達賴喇嘛身後很容易出現宗教領袖而在政治上凝聚藏人,這樣豈不是比民主制度更好。這個論點不可靠。誠然,藏人有特別的宗教傳統,是一個註重宗教精神生活的民族,宗教具有超乎尋常的民族凝聚力,宗教領袖會起到重要的政治領導作用,然而宗教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生活的全部,在當今世界,尤其是流亡藏人生活在各政教分離的民主國家,即使是流亡藏人社區,其政治世俗化也是不可逆轉,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大趨勢。因此,達賴喇嘛圓寂後宗教領袖在政治上的作用力勢必趨弱。

即便是流亡藏人社區的世俗化速度很慢,後達賴喇嘛時代宗教領袖仍起到最重要的政治作用,從對流亡藏人在政治上凝聚一體的作用的角度上看,那種情況也比政教分離的民主制要差。假如,到那時沒有一個宗教領袖可以定於一尊,宗教領袖之間的紛爭將成為藏人政治分裂的原因,在這一點上西藏的歷史上有許多殷鑒。假如,到那時某一宗教領袖在政治上獨握大權,然而,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寬容各種意見、不斷實施符合人性、符合普世價值、符合歷史潮流的善舉,這樣的事情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現實地講,我們,包括藏人,不敢指望另外一個「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出現。假如沒有民主制,很可能的狀況是,本來就有不同意見不同主張的流亡藏人沒有一個公開表達公正決策的機制,一家人連一個公平「吵架」的地方都沒有、都不允許,那麽具有強烈主張的群體在其主張得不到公正對待和有機融合的情況下肯定會分出去,那才是流亡藏人社區「崩盤」的危險所在。

藏人的苦難史和實實在在的民族危機感以及藏人特別宗教的傳統塑造了藏民族超乎尋常的民族凝聚力,一般情況下,無論多麽艱難、內部分歧多麽嚴重,藏人都不會輕率散夥,再加上流亡藏人民主政府的政治權威,使得藏人相信內部的紛爭可以通過民主的機制得到公正的解決,民主為藏民族提供了更加穩定可靠的民族凝聚力。因此,後達賴喇嘛時代流亡社區「崩盤」的預言一定會破產。

流亡藏人的民主還在成長中。民主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不是一開始就能夠完美地被所有社群熟練運用。201647,兩位司政候選人洛桑森格和邊巴次仁共同召開的記者會上,兩位候選人坦率地承認了達賴喇嘛對這次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及其支持者所屬區域間出現偏袒護短的現象表示失望,並共同呼籲藏人團結一致。這展現了藏人民主實踐的樂觀前景:民主轉型的起初,人們不太可能完美地實踐民主,但在達賴喇嘛這樣一位特殊的舊制度終結者和新制度接生者的作用下,流亡藏人可以更為團結地形成追求民主的凝聚力,呵護民主幼苗的最初成長。

民主是一種實踐,也是一種訓練,在達賴喇嘛和全體流亡藏人的共同努力下,流亡社群以嶄新的方式從事政治活動,對於頑固拒絕民主變革的中共來說,這是與達賴喇嘛同樣危險的「敵人」,當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逐漸成熟,即使達賴喇嘛將不可避免地辭世,民主也會成為包括中共統治下所有藏人的又一精神指引和凝聚力。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流亡的艱難生活中,晚年的達賴喇嘛以獨特的身份,推動這一獨特族群的民主化實踐,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它不僅啟發和影響中共統治下的藏人,也會啟發中共統治下的其他民族。流亡藏人在推動民主實踐的同時,應該以更大的力量向中共治下的藏人和其他民族的成員傳播有關資訊,這會在中共治下的民眾中產生深遠的影響:臺灣可以民主,流亡藏人可以民主,中共還有什麽開歷史倒車的「三個自信」呢?

因此,與「夏炎」的預測恰恰相反,只有十七萬人的流亡藏人社區在民主化道路上不僅不會崩潰,還會產生的更大、更為清晰的政治影響力,「夏炎」也好,中共的其它禦用文人也好,盡管控制了中國境內的所有媒體並持續不斷地對達賴喇嘛進行誹謗攻擊,卻連洛桑森格的名字都不敢提及,更不要說提及流亡藏人的民主選舉,因為他們心裏明白得很:達賴喇嘛不再只是藏民族和藏傳佛教的代表,也成了藏人民主力量的代表。以其民主化的努力,傳統的達賴喇嘛讓民主開始成為藏人傳統的一部分,這樣的努力,對中共來說,形成了雙重的威脅和衝擊。

身為漢人,我為流亡藏人的民主之路充滿敬佩和期待,藏人是先行者,也正因為是先行者,流亡藏人身上承載著更大的歷史責任和歷史的榮光。一點都不用在意那些禦用文人的廉價文字,最終崩潰的不會是流亡中書寫新歷史的藏人,而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中共專制統治——貌似強大的中共所面對的統治危機並不需要我的筆墨一一列舉,事實上,他們自己最明白:麻煩是越來越多了,時刻都在擔心崩盤的,恰恰就是他們。

2016415 於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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