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70年在长城。左起: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陈绥圻,叶群,胡敏。

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需要,人为地区别“敌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邓小平导演的“以法治国”的真谛。

破译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钥匙

邱会作将军是名人。他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部长达十二年(1959-1971)。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蓝图(“五七指示”)就是对他的报告的批语。文革期间,他进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这是由周恩来而不是林彪直接领导的“军机处”),后被邓小平“依法”判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经过“公审”,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使“黄吴李邱”和“王张江姚”一起,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至于毛自己,则按照邓小平的同一设计,年复一年,高卧在纪念堂里,作为绵延共产党神圣统治的图腾,尊享一代又一代党国精英奉献的香火。

邱会作是江西一少年,十五嵗参加“红军”造反。显然得益于好学深思,仅以文字水平而论,也决非李鹏所能企及。邱留下的回忆录,七十六万字,除了小部分讲自己的战绩以外,以主要篇幅记录了他在文革中的亲历。作为“毛主席的红小鬼”,他理所当然接受了共产党的历史观,但是,连他也终于认清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真面目。他细心而且详细地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做,替后人提供了破译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钥匙。

邱用了“林是被毛拖进文革”(P686)几个字,概括了林彪在文革期间自始至终的地位。连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也是通过周恩来向林摊牌的。

和局外人不同,邱把文革中的“军内”和“军外”加以区别。在敍述林彪在全国范围内追随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同时,一一记下了林不能容忍中央文革通过军内造反派插手军队的事件。他记下了林彪和徐向前两个元帅之间围绕着“怕乱”和“不怕乱”的分歧而展开的斗争。按照广泛流传的信息,是叶剑英对江青拍桌子;邱会作指出,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叶剑英对徐向前拍桌子。他还记下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本来是林的爱将)转向江青以后,林、江矛盾的发展。在对杨的处理上,毛连续开了四次会表示对林的支持,善於翻云覆雨的江青则迅速倒戈,抛弃了杨。

个人恩怨是中南海内鬬的核心

领导层的个人恩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鬬的核心。邱披露了周恩来告诫军委办事组的名言:“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在林、江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不谋而合,林也在掂量同样的问题:“主席是要军队(林彪),还是要造反派(江青)?”林的判断是“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但是,最后证明,林彪的估计并不准确。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的首选,已经不再是军队了。

准备“九大”时,林彪支持陈伯达起草以“发展生产力”为主题的报告,被毛否定。毛要张春桥以“继续革命”为中心。这是毛、林分手的起点。虽然林彪被党章冠冕堂皇定为接班人,但是,无论毛泽东,还是林彪,彼此都十分清楚,林的健康状况,根本无法“接班”。

九届二中全会是党内外、海内外无法理解的谜。设不设国家主席,称不称天才,怎么成了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周恩来、康生和林彪、陈伯达一样,都在发言中主张设国家主席,汪东兴的调子比“黄吴叶李邱”高得多,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周、康、汪荣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林陈黄吴叶李邱却成了反革命?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发展过程又是如何?是什么触动了毛泽东对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惧,使他最后下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决心?在邱的回忆录里都提供了启发性的记载。

对盛传中的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由於原告提出的除了空话还是空话,在这种情况下,使读者有根据认为,被告对此嗤之以鼻是更有说服力的。

再现了一个“革命”的拜占庭

邱通过回忆录再现了一个“革命”的拜占庭。读者和研究者们如果把中共最新“审定”的、乾巴巴的、避实就虚、但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史教科书,和邱将军有血有肉的回忆录加以对照,无疑会得到考据和鉴别的乐趣,并且提高透视历史和透视中共的教益。

这是邱氏的独家记录,不可能不受到视野和视角的局限。但是我愿意向读者推荐两篇话。一篇是刘少奇在唇亡齿寒时对战友彭罗陆杨的批判(P.434-438),另一篇是林彪在类似处境下批判同盟者陈伯达的话:“人不像人,鬼不像鬼。”(P. 721)。往日的战友,一旦被毛抛弃,刘、林二人就无例外地以大公无私的姿态,施以无情的鞭挞。这种党内斗争,出於革命的本能,出於向最高统治者效忠的本能,更出於自我保护的本能。邱在书中秉笔直书,没有为尊者讳,相当难能可贵。顺便提一下,作者在表达对林总的信仰和感情的同时,没有忘记客观地记下了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泰然自若”的神态和“胸怀宽广”的气度,尽管刘已经受到了来自毛泽东的致命的打击。

作者的回忆录没有终止於文革,他还沉痛地延伸到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的“公审”闹剧,立此存照:“公审是一个‘政治垃圾堆。”(P938)他指出:《起诉书》人为地把老干部分成“黑榜”、“红榜”,“凡当局需要的人,……一律放在红榜之内,一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样就把……同盟建立起来了。”至於“黑榜”名单,也就是所谓的敌我矛盾,“是由当权者圈定的”(P933)。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需要,人为地区别“敌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邓小平导演的“以法治国”的真谛。

(注:《邱会作回忆录》2011年1月28日已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田园书屋经销。)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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