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以权本位进行腐败为前提形成的利益集团，其长期的分赃游戏必然造成以官带商的团团伙伙，嵌据于政权结构中，这是习近平执政伊始所面对的中共权力碎片化的现象。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腐败行为形成了以政治寡头为首的不同利益团体，比如周永康家族及羽翼，据传周本人贪腐上千亿；比如薄熙来，虽然他本人未必如此富有（也许因为有更大的政治追求），但在其卵翼之下，形成了徐明“实德系”这样的财富王国，其财富的最高控制者并非浮在面上的那些白手套，而是站在政治权力最顶端的寡头“老大”，薄熙来可以在面临政治危机时悄然动用徐明的专机回渝处理紧急事务，薄熙来倒台后，经营多年的实德系却也轰然倒塌；再比如徐才厚，直接导致其彻底失势的事件则是其关系人赴港处置至少上百亿的资金被曝光……由此可见，腐败所形成的巨大利益与其政治代表人物的权力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个“国中之国”，这对依赖高度集权维持统治的中共政权的最高层构成了极大的危机。
其二，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继续以宽容甚至纵容腐败的方式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进行收买，其成本也开始为中共政权难以承受，粥少僧多，至少要把一些“僧”清除在分肥圈子之外。
因此，以打虎为主要特点的习氏反腐，首先起到的是打击中共寡头统治而行帝王集权的作用，要解决胡温时代“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权力碎片化危机，从政治、经济两方面打击寡头体制下山头林立的利益团伙，就要求习近平不得不反腐，不得不“打虎”。
在官场整体腐败的情况下，全面反腐意味着与整个官僚阶层的决裂，如果下大决心这么做，那就必须在官僚阶层之外寻求支援。显然，帝王、官僚、民间三者当中，最高层的全面反腐必须引入媒体监督、民间参与等，非此不足以对整体官僚阶层构成足够压力和制约。然而，“六四”之后政府与民间的对立由来已久，彼此不信任已深入骨髓，对中共政权来说，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政治寡头及其附属利益团体最多造成中共权力的碎片化，而民间力量对政治的参与则可能导致专制权力的碎末化，所以习近平在打虎伊始，就十分警觉地限制和排除了民间的参与，避免把“反腐”演化成“反党”。他一方面让中纪委以东厂、西厂的法外秘密办案方式打虎，一方面通过刘云山控制的宣传系统，一再收紧对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控制，让反腐运动成为习近平指导下的王岐山书记的独角戏。
由于反腐和打虎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中共权力碎片化的危机，在不可能全面反腐的情况下，习近平的反腐的动机主要是针对最具离心力的寡头力量，也就是说，对习近平这个最高权威构成直接威胁的薄、周、令、徐、郭等寡头及其利益团伙。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的反腐中，打虎主要集中在政法系、石油系、山西、四川、江苏、江西、云南、辽宁、重庆、新疆，其它领域和地区的打虎只是零星个案，考虑到中国社会各领域、各省市自治区的高度同构性，我们只能说这种反腐是有针对性、选择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副总理汪洋本人似乎平安无事，但作为胡温时代与薄熙来的重庆争相辉映的广东，也成了这次反腐的重点地区，同样表明习近平对自叶选平时代起就具有较强离心力的广东地区的防范。
二．骑虎
站在习近平的立场来看，在胡锦涛“和谐社会”的思想之下，胡温时代形成了寡头权力及其附庸利益、方向分散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习近平就无法有效地控制中国政治、经济，以应对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由于十八大之前“以退为进”的政治赌博的成功，习近平在打击薄、周、令、徐、郭等政治势力的权斗中，少了江泽民、胡锦涛的制约，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阻力。但是，打虎的结果自然是制造对立面形成了新的尖锐矛盾，于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很快改变了上台之初轻车简从的风格，而代之以罕见的超级安保手段，这一点在杭州G20会议期间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
与此前江泽民对赵紫阳，胡锦涛对曾庆红的防范不同，习近平时代还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他同时要防范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老皇帝，还要防范李克强、薄熙来、李源潮、令计划、胡春华、孙政才等众多的前朝“废太子”或潜在“废太子”。我们看到，习近平的反腐是集权、再集权的过程，这一过程使他八面树敌，他们伺机集结以“老皇帝”或“废太子”为旗帜展开反扑。习近平一旦失手，对其个人来讲，后果远比权力碎片化还要可怕。所以，习近平面对的政治压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政治上打虎、经济上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政策，同样出于习近平尽最大可能控制政治、经济权力的需要，与江、胡二代一团和气的各自发财不同的是，虽然习近平未向官僚阶层全面宣战，但他的打虎行动在官僚阶层中已经制造了太多的政治敌对力量，虽然这些力量被政治高压暂时控制，但其蕴含的政治反弹力是习近平绝对不敢大意的，习近平是个敢得罪人的政治人物，并且也得罪了太多的人，所以，他的选择性打虎行动只能继续下去，只要出现政治上的离心力量，哪怕这些离心力量并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传统的“敌对势力”，习近平也必须加以清除。晚年黄永胜在回答家人有没有过加害毛泽东的想法时，回答说绝对没有，如果有，机会多的是。对于帝王来说，高层的离心者永远是最主要的危险。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尽管提出了多得眼花缭乱的口号，在经济决策上，他并未显示出任何治国能力，“反腐”行动也未能真正惠及大众，在官场气氛噤若寒蝉和言论不断收紧的情况下，下层民众对习近平越来越失望，而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几乎无所不能的“饱学之士”——习近平——在G20会议主旨讲话中的“宽衣”之举，则极大伤害了官方媒体“大树特树”的光辉形象，这可能是最终导致习近平政治破产的开始。
由于官僚阶层的抵触和民间评价的降低，习近平虽然成功打掉了几个直接挑战其权力的寡头团伙，但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却处在紧张乃至逐渐恶化的危境中，这就决定了他还要一直战斗下去，停下来就意味着示弱，示弱就等于向政敌发出反扑的信号。所以，习近平必须一直将“反腐”进行下去，才能维护其最高权力的稳固和权力体系的稳定，想收手都难。此乃习近平从打虎到骑虎的必然逻辑。骑虎难下也。
三．纵虎
如果黄兴国在2015年8.12天津大爆炸事件后下台，不会象今天这样令人感到吃惊。但在高喊“从严治党”、“走群众路线”的习近平时代，反倒没了孟学农那种为恶性事故担责的省级高官。如今黄兴国虽然下台了，但他不是直接为8.12事件下台的。 人们看到的是，即使发生了8.12事件，黄兴国似乎仍然作为下一届政治局委员的热门人选被储备在天津。
缺少深厚政治根基的原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在福建有过三年省委书记的历练，担任天津市委书记两年后，突然上调中央，接替令计划担任中央统战部长，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统战部长。令计划在两年多的统战部长任期内，政治上早已失势，根本无法、恐怕也无意在统战系统培植力量，仅就统战工作的需要而言，这一任命并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天津市委书记的职务，一般来说也比中央统战部长更为重要，李瑞环、张高丽都是从天津市委书记直接升任政治局常委，而中央统战部长从无这样的机会，因此，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为当时的天津市长黄兴国腾位子，按照中共高层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矩，到十九大时，1950年出生的孙春兰已经超龄，而1954年出生的黄兴国还可以干一届。
我们无法确切获知黄兴国的政治背景和后台，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与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等人没有什么渊源，倒是在宁波市委书记任上，与当时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有过一年的工作交集，而他与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之间的直接上下级关系时间更长一些，我只能大致猜测，他的主要靠山是张德江，次要靠山是习近平，但在2016年对习近平的造神运动中，黄兴国是最早喊出“习核心”的省级干部之一，显示出他在政治上对习近平的效忠，而对习近平来说，由于其主要亲信官位尚低，正值十九大前的卡位用人之际，黄兴国至少应当算是他可以倚重的人物之一。
在面向十九大的政治派系划分中，黄兴国可以算做“之江新军”的成员之一，所以他一度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以市长身份代理市委书记长达21个月。 由行政长官长期担任代理党委书记，在中国政治中是比较少见的，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基本意味着该行政首长即将更上层楼：河南省长卢展工担任代理河南省委书记九个月后，升任河南省委书记；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乐泉担任代理书记十五个月后升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如果没有8.12之意外的话，黄兴国将是未来的天津市委书记，并在十九大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然而，当习近平用反腐的手段把政敌清除的差不多而官场只剩下“自己人”的时候，“自己人”的团伙之间的内讧则风生水起，内部分赃成为一个比斗争外敌更加棘手的难题，这是政治斗争的规律。
在8.12爆炸事件后，对习近平来言，即便再有意袒护，扶正黄兴国仍是一个难为之举，因为实在难以服众，更何况他绝不缺少觊觎天津市委书记高位伺机卡位的“自己人”。大爆炸刚过，民间舆论开始传言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将赴天津接任市委书记，而李鸿忠也是下一届政治局委员的热门人选，和黄兴国一样，他也是最早喊出“习核心”的省级干部之一。一旦李鸿忠如传言所说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 那么，回归市长本分的黄兴国想在十九大上更上层楼就成为不可能。现在看来这是习属意的，对习来说这只是十九大布局中的调配，然而对黄兴国来说却是权力保卫战、政治前途肉搏战。
传言似乎只是谣言，李鸿忠迟迟未到天津，黄兴国则继续担任代理市委书记一年多时间。传言却又不只是传言，李鸿忠还是来了，但此时的黄兴国却连市长的位子也做不了了。
自十八大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省市自治区党政一把手纯粹因为腐败问题下台，为什么这个“例外”是黄兴国？此前传言中迟迟不来的李鸿忠，为什么又偏偏在黄兴国倒台后迅速填补了天津市“老大”的位置？如果要我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我只能说，围绕这个位子的争斗，黄、李二人及其背后的力量，一直有一场激烈的争斗：李鸿忠志在必得；黄兴国全力防守，这不仅关乎下一届政治局委员的位子，还关系到一个脸面问题，已经没有退路。他之所以能这样抵抗，原因大致是他自认为是“皇帝的人马”。很可能，当李鸿忠的力量开始占据上风，黄兴国采取了一些破坏“政治规矩”的做法，办法可以有很多，比如拉帮结派向中央施压（作为在天津工作长达十三年的实际上的一把手，他有能力这么做，也很容易找到支持者），比如以撂挑子的方式向中央发泄不满情绪，甚至，黄、李二人及其追随者各自搜集对方的腐败证据，展开一场告状恶斗……
黄兴国抵抗一年之久，显然是李鸿忠最终在最高层获得了支持，于是，皇帝跟他的眼里的这个不懂事、没有大局观、阻碍他十九大布局、破坏“政治规矩”的黄兴国翻脸了，于是，黄兴国一败涂地，不仅再也无法得到原本看似唾手可得的市委书记位置，连市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成了中纪委的阶下囚。
然而，与被打掉的“老虎”黄兴国一样，网络上关于李鸿忠的腐败传闻并不少见，但是，中纪委不查，李鸿忠就是党的好干部，在天津他就是党的化身。李鸿忠、黄兴国的关系显然绝非“化身”与“老虎”的关系，而只是政治斗争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关系。
如果黄兴国面对李鸿忠的咄咄攻势主动示弱，老老实实回来担任市长，他会被查吗？未必。对那些政治上得势的官员来说，腐败算得了什么！今天，除了中纪委，又有几人清楚黄兴国的违纪腐败的事实？可是，黄兴国一朝被查，整个天津官场，马上就是一片拥护声音。
近日，中纪委网站发表由案件审理室主任罗东川撰写文章，强调中纪委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将从“把大量精力放在贪腐问题、重点关注违纪数额的惯性”，转变为“更加注重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及落实两个责任不力问题的审理”。而从对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的查处所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出，其腐败问题并不突出，问题出在“没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公开妄议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李鸿忠就职天津市委书记的首次亮相中，就贯彻落实中央决定提出四点要求，强调讲政治、加强党建、维护稳定、发展经济，却完全没有提及反腐，在此后召开的首次天津市委常委会议上，李鸿忠强调要以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为镜为戒，反面教材用足用好，显示他对黄兴国带有强烈的怨气和不满，可是在这次讲话中，他仍然一字未提黄兴国涉嫌腐败，只是一再强调“四个服从”，强调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如果黄兴国被抓的真正原因是腐败，李鸿忠不会对此不置一词。这些都足以确切表明，权斗只是权斗，是否腐败根本不是重点。
于是，对那些政治上正确紧跟、懂事有“大局观”的高官来说，腐败且可继续，此为纵虎是也。另外，习近平虽然反腐而至骑虎难下，然而，对皇帝来说，反腐之虎仍有妙用，纵反腐之虎不仅可以帮他清除政敌，也可以帮他解决皇帝人马中团伙之间的内讧，这是此段所冠“纵虎”的另一层含义。
四． 养虎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越来越清楚看到，在习近平第一届任期中，雷洋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嫖娼”青年雷洋的案件一度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却又戛然而止，在宣传系统的高压控制下，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自江泽民时代起，由于印刷技术的改进和网络传播的发展，引发媒体强烈关注的案件不时爆出，但就广为重视的案件而言，比如“大竹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邓玉娇案”等等，罕见雷洋案这么恶劣的案例。
雷洋案的恶劣之处首先在于，雷洋的被害是一个完全没来由的冤案。足够多的信息表明，雷洋仅仅是因为急于赶往机场接人而在按摩房门口走路过快而引起了“抓嫖”警察的怀疑，雷洋被抓后，北京警方的铁拳没有给他留下活命的机会，可能短短几十分钟（甚至更短）雷洋就已丧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表明雷洋嫖娼，而基于公开的信息简单推理就可以证明雷洋没有嫖娼的时间。也就是说，冤死的雷洋没有任何一丁点的过错。
但在雷洋死后，警方、按摩房、电视媒体联合栽赃，证人（按摩女）、证物（包括避孕套和精液）俱在，一时间雷洋嫖娼几乎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黑白完全颠倒。
之所以说雷洋案是一个标志性案件，还在于当雷洋被栽赃“嫖娼”的时候，媒体大言炎炎，而当谎言被并无侦查手段的民间戳破后，在宣传部门的高压之下，所有的报道都消失了！所有的法律程序都停止了！
百分之百的冤枉，百分之百的无助！百分之百“违纪”违法的典型！
请注意，这个案子发生的背景，是北京警方统一部署的扫黄行动，这一行动的最高指挥者，是从福建时期就紧跟习近平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王小洪。雷洋案件的真相一旦被揭开，北京警方扫黄行动的做法就会受到质疑，这种质疑必然伤及王小洪的政治声誉，而北京市公安局长的职务，对习近平来说，无疑是极具重要性的。
就在雷洋案被压下的同时，王小洪升职，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并继续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一个百分之百的恶性冤案，一点都不伤及王小洪的政治前途。在没有对家属、对公众做出最基本交代的情况下，雷洋案在国内媒体报道中被彻底压了下来。
如此恶劣的做法，在江、胡时代都难以看到。
和黄兴国、李鸿忠一样，王小洪也在抓权，不同的只是权力层次。但当这种对权力的获取完全罔顾法治，并且以压制舆论监督为前提的情况下，权力带给任何官员的，都是为所欲为的霸道。如果说对黄兴国8.12责任的放弃追究是纵容，对王小洪的保护乃至奖励则是彻头彻尾的养虎之举。
我们必须看到，自十八大以来的权力斗争，不仅仅有帝王对部分官僚权力的剥夺，更多的是对民众权利的剥夺。在社会最无力进行监督的权力领域，一定产生最严重的腐败。从这个角度看习氏权斗，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也就能明白雷洋案为什么是习近平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当统治者用集权的淫威而不是限权的机制反腐整治官吏时，得到强化的不是官吏自觉奉公守法的意识而是集权和皇帝人马的飞扬跋扈和无法无天。“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之所以成为老生常谈是因为它对人性总结的精当，假如我们相信这个结论，那么我们就会预见，皇帝和皇帝的人马中将惊爆出比“薄、周、令、徐、郭”更令世界瞠目结舌的腐败滥权丑闻。养虎必然为患。毛泽东和朝鲜金家，均殷鉴不远。
五. 圈虎
美国总统小布什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习近平掌权之初，也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权力只有被关进笼子，才能受到限制。但小布什的笼子和习近平的笼子显然是不同的，小布什的笼子是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习近平的笼子是罩在官员头上的皇威。小布什笼子里的权力只能忠于人民，而习近平笼子里的权力是要忠诚于皇帝。当习近平说要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时候，他没有说主语，当小布什说讲权力关进笼子的时候，他说“我是站在笼子里对你们讲话”，他自认为是“关进笼子里面”的宾词，而暗含其主语是拥有民主权利的人民。
民众对权力的监督，结果是法治；皇帝对权力的收紧，结果是独裁，而当皇帝对权力进行收紧的时候，如果同时伴有对权利的收紧和剥夺，那么，其结果必然走向更残酷的暴政。在专制社会中，普通民众是弱势者，而官员权力即使受到皇权的约束，面对权利被一再剥夺的普通民众，仍然具有无比强大的作恶能力。权力的集中和民众权利被剥夺程度的加深，最终会导致更严重的腐败。而权力集中对民众利益的侵害，远不止官员腐败这一项，比如说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收税能力的提高，可以导致民众负担的“合法”加重，军事开支增长和各项劳民伤财工程的实施，也会比寡头统治时代变得更为容易。毛泽东时代官员腐败的绝对程度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但是最高权力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将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牢牢锁在贫困的地狱当中。
黄兴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但我们不要忘记，就在他担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的最后一年，在他掌控下的天津政法系统配合最高权力对维权人士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绞杀，胡石根、周世锋、翟岩民、勾洪国在这里受审，王宇在这里被迫悔过，李和平、王全章等律师依旧被天津警方超期羁押。尽管709抓捕维权人士案的始作俑者不是黄兴国，但天津出面对全国范围内维权人士进行抓捕和处理，未尝没有黄兴国的参与，毕竟，对709案件的处理，需要公检法司共同合作，作为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至少参与了协调工作，我猜想，中共之所以将维权人士关押在天津，未必没有黄兴国政治上可靠这一考量。
如今，连公检法都没有出面，黄兴国就和王全章、李和平一样“失踪”了，尚未定罪，天津官场和举国媒体又是一片喊打之声。请不要忽略，此时，黄兴国被剥夺的不仅仅是权力，还有他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四年来的事实已经表明，打虎不能反腐， 反腐只求打虎，这一切只是为了权力向最高统治者手中集中的需要而已。权斗的矛头并不仅仅指向薄、周、令、徐、郭及其余党，至少从黄兴国一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制社会中的政治斗争不仅仅是帝王与离心者之间的较量，同样也是忠诚于帝王的各种派系官员之间的较量，当这种较量发展到无法调和的阶段，它只能以一方被宣布“腐败”收场，而帝王即使扫清了一切政敌，权争也不会只限于帝王与其政敌之间，由于权力不受法律的明确界定，恶性权争也就在所有的权力层面永远存在，帝王则无时无刻不得不亲自担当“打虎”的责任。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反腐是制度的自然功能，在独裁的国家，反腐是帝王殚尽竭虑的工作。
李鸿忠、黄兴国不是周永康的人马，不是薄熙来的人马，不是令计划的人马，而是习近平可以接受、甚至都很信任的人，这场斗争不再是围绕十八大所发生的政治斗争的延续，而是围绕十九大布局所进行的争斗的显现，这不是习近平与政治对手的恶斗，而是习近平亲信之间的恶斗。
没有法治，恶性权斗将永无终止，高层的恶性权争随时可能让政治出现戏剧化变化，而平民的基本权利乃至生命则随时可以被无辜剥夺，不过这基本不在那些争权夺利者的视线之内。
没有法治的社会，政治就是一台绞肉机，它绞杀薄、周、令、徐、郭， 绞杀黄兴国这样的官员，它更绞杀雷洋这样的平民，那么，试图以绝对权力控制社会而不是靠法治管理社会的最高领导人及其亲信，又能避开这台绞肉机的威胁吗？
2016年9月18日 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