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僵局的突破口和中日友好关系的真正基础
楊建利
（与日本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等智库座谈、个人会谈内容纪要综合 2017年3月27-31日）
对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一个难题，由于中日两国都有一些难以挑战的“政治正确”的存在，人们很难全面准确地审视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困境。
中日两国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十九世纪上半期，当西方贸易借助军事力量向亚洲推进的时候，起初，中日采取了相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很快都发现了这种政策的无效，被迫打开国门。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在同一时间兴起。
十九世纪欧美与中日为代表的亚洲之间，是两种文化和观念的激烈碰撞。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欧美贸易、宗教、文化对亚洲的影响，对破除东方专制主义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历史上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在东西方整体观念碰撞的殖民时代背景下，是借助于武力实现的。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民族主义的反弹。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较好地实现了从传统到近代的社会转型，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但是在俄国东扩的压力之下，日本的民族主义势力试图在朝鲜半岛和满洲形成自己的战略缓冲带，由此，逐渐走向扩张的道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类过度迷信武力和先进武器的时代，要把中日关系的沿革变化说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苏联的产生令世界局势形成了更大变数。但无论如何，即使对日本自身而言，对华全面战争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其结果众所周知。
回顾百年前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尽管日本在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的过程中远较中国成功，并且在此后的时间里长期保持了对中国的经济、军事优势，但日本的近现代化道路是有缺陷的。这一点从日本《战后宪法》与此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差异中可以看出，《战后宪法》为现代日本引入了人权、民主、和平的概念和制度，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日本走完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道路。这条路是曲折的。
对中国来说，这条路更加曲折漫长，当中国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列强入侵历史的时候，苏联这一新产生的意识形态存在更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半殖民状态和动乱结束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却更遥遥无期。
今天，中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发展令世人瞩目，但这种发展更接近于二战前的日本，是一种具有严重缺陷的现代化进程。这种缺陷导致中国在外交关系上无法被有效纳入现代文明秩序。更重要的是，这种半现代化的状态下，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层面的困境难于破解：中国不再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国家，却又在制度和价值观层面上对这种变革表现出极为敏感的警觉，不惜代价构造起抵抗这种变革的强大镇压力量。在中国，东方专制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专制特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
民主化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最后一步，只有走完这一步，我们才可以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变革走向可预测的阶段。
因此，当我们谈论中日关系的时候，应该看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关系，也不是一般的睦邻关系，而是一个现代国家与一个半现代、半文明国家之间、混合了各种现实利益和历史纠葛的关系。
但在谈论中日关系的时候，朝鲜因素是不能被忽略的。与历史上中日之间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不同，当今的迫切问题是朝鲜的核武威胁，这是日本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日本、韩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却又不能不看到中国因为意识形态上的考虑，长期以来，并没有真心实意致力于解决朝核问题，朝鲜核武问题形成的背后，隐约有中国力量的推动，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消极态度才是朝核问题难以解决的真正原因。
中国军事实力的全面增长和朝鲜核武的迅速发展，对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安全构成最大的不利因素。这两个问题虽不能混为一谈，但日本与中国、朝鲜之间的矛盾，根本上是意识形态的矛盾，因此，或者说，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根本冲突的话，日本与邻国的矛盾、利益冲突都有理性法治化的解决途径而不会走向极端，我们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对立才是日本国家安全的最主要成因。
要破除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最可靠的途径是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也就是政治民主化。这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我们无法预测中国会以什么样的速度实现这一过程，也无法预测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前，中国是否会与周边国家产生大的冲突乃至战争。但日本应该在中国民主化道路上发挥更大作用。
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十九世纪，面对西方的强大实力，在致力于国家近、现代化的同时，出于同病相怜的心理，日本、尤其是日本民间，曾以很大的诚意和兴趣帮助中国加入这一进程，然而，在那样一个时代，现代化的过程首先意味着国家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军事实力的提升，这也就使国家之间的利益构成微妙的竞争关系，很容易走向战争，因此，面对当时的中国，日本的心态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也反应在当时日本的各种政治观点中，遗憾的是，日本最后走向了侵华战争，这一战争对中国历史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助长了共产党在中国的崛起。
可以说，二战以前的中日关系最终是失败的，其结果影响至今，既长期威胁日本安全，也长期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遗憾的是，恢复邦交关系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并不成功，甚至可以说再次犯下严重错误。
出于对中日战争的愧疚心理，中日恢复邦交关系时，日本有过战争赔账的打算，虽然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主动提出的赔偿，但日本1979年后还是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这是一笔至关重要的启动资金。按理说，日本的主动援助几乎等同于赔款，在两个正常国家之间，这样的援助对化解历史宿怨会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但是，中国政府一边拿着日本的大量援助，一边对民众隐瞒这一事实，导致民间普遍不了解日本寻求和解的诚意。
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中日关系基本正常。中共原本就不曾在意过中日战争中日本的责任问题，因为在共产党的逻辑中，没有日本的全面对华战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崛起，从这一角度来说，它甚至对日本的全面对华战争抱有很大程度上的感激，毛泽东本人就曾多次展现这一心理。
然而，民间的心态是不同的，中日战争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严重的历史创伤，中日之间的对立情绪确实是存在的，国与国之间，化解这种对立需要时间，也需要其中一方的友好表示，比如道歉和赔款。如果把日本的对华援助视作一种变相赔款的话，实现民主化以后的日本其实已经在努力改善日中关系。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借助对媒体的百分之百的控制，并不向民间传达日方的这一态度。
更重要的麻烦在于，1889年“六四”之后，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破产，不得不脱掉其无用的外壳而保留其内核，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取代共产主义理想，成为统和社会共识的唯一手段，为了维护共产统治，中共放弃了早先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信念，摇身一变将自己打扮成民族、国家利益的代表。于是，日本就成了靶子，中共纵容乃至鼓动民间的“反日”力量，转移民众对腐败、法治、人权等问题的视线。
对中共来说，这原本也许不过是一场假戏，与日本具体做了什么是没有关系的，然而，假戏渐渐真作起来：在中国的思想控制之下，文学、艺术被严格管制，尤其影视题材更是受到宣传系统的层层审查，几乎所有题材都具有敏感性，但爱国主义旗帜下的“抗日神剧”恰恰完全符合政治正确。于是，官方的假戏与民间的仇日情绪结合起来，以廉价的商业方式，让长达二十多年的“抗日神剧”在中国影视领域超级泛滥，大大助长了中国民间的非理性仇日情绪。
中国政府煽动仇日情绪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这是中共惧怕“意识形态颠覆”的必然反映。
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或者说，是现代化与半现代化观念的冲突）缺少足够的省察。六四事件之后，1990年，日本不顾美国等西方集团的反对，无条件地率先解除对华制裁，恢复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启动对华高技术出口，而且无偿地大量对中国输出工业设备制造技术，并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反对全面制裁中国，帮助中国政府彻底撕开了制裁的裂口。日本率先改善对华关系的行动，对美国于1993年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并最终改变对华强硬立场，减轻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起到了推动作用。
日本的这一做法，可能与对中日战争的内疚心理有关，也与日本长期轻视中国的经济、军事发展潜力有关，无论1979年开始的对华援助，还是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都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日本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但日本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和民主化的长期滞后这一矛盾将会给世界，也给日本带来什么样的长远危害。
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首先被中国政府用于军事力量上的提升，于是，日本开始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中国正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强大国家，而这个国家领导者的政治理念是极为落后的，无论对内对外，它漠视对自己不利的规则。中国开始成为亚洲和平的潜在威胁。然而，以中国体量之大，简单的军事对抗是无法想象的，只有帮助中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
可是，无论1978年、1990年，还是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日本在这一方面的太多努力，对于中国的人权、法治状况，日本对中国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
尽管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但自十九世纪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几经波折，中国人对西方价值观的了解和接受，也是有清晰脉络可以追踪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1989年会爆发那样规模的民主运动。今天的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西方意识形态”的防范力度，恰恰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形成越来越强大的民主化力量，迫使政府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手段进行管控切实存在的中国民间力量。日本政府如果忽视这一力量的存在，在民间进步力量受到打压的时候，如果继续采取沉默的态度，虽然表面上可以减少与中国政府的冲突，但是长远来说，不利于化解中国民间对日本的仇视心理。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人权压力”（实际上也远远不够）表现出对立的态度，但在民间，却形成一种强大的亲美潜在力量。
因此，我建议，日本应该彻底调整以前的对华外交策略：将对华民间外交提升到比官方外交同等重要的高度。如果说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了伤害，那绝不是伤害了中共更不是伤害了今天的中共政府，所以，日本的内疚心理也好，赔偿意识也好，应该是针对中国民众表现出来，这种善意的表示，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中国完成现代化进程。
持有这种意见，并非由于我作为中国民运人士的身份，而是立足于对中日百年历史纠葛和今天中日关系僵局的分析之上的。今天日本不再是二战时的日本，而是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民主国家，日本应该有更多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日本政府应该放弃对中共的幻想，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幻想已经让日本变得越来越被动。日本政府应该有对中国政府说不的勇气，要有展开对华民间外交的自信和宏观政策。2012年的反日游行后，日本第一次选择了不向中共低头，却并未造成什么不利后果，中日贸易额短暂滑落后持续上升。事实上，中国政府的持续动员能力是相当糟糕的，无法摆脱其外强中干的困境，这一点，经历过甲午中日海战的日本应该很容易理解。
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上看，日本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能力可能高于欧美国家。历史上日本曾经这样做过，无论最终的效果如何，但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日本以极小的代价，通过支持孙中山等人的革命，在中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今天，日本对华民间外交的视野应该更为开阔，通过人员往来、思想、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的民间交流，加深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当日本选择从各个不同领域展开对华民间外交的时候，中日百年宿怨将真正开启终结之途。我想再次强调说：日本应该将对华民间外交放到比官方外交同等重要的位置考虑。
日本应该在人权、法治等议题上对中国政府大胆讲话，推动中国的积极变化。这需要长远的历史眼光。与一个长期无法实现民主化的中国为邻，绝非日本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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