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

为期四天的中共第19届五中全会已经偷偷摸摸开完了。会议公报披露,会议讨论了习近平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公报强调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公报称: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全会强调,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重申习近平提出的“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战略。公报25段文字中,17段与经济发展规划有关。在谈及“十四五规划”时,涉及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优先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和“提高国家软实力”等多方战略框架内容。安全、国防、香港和台海问题几乎一带而过,只在最后三段部分有所陈述。公报没有提及中共下一届领导人交接班事宜。按中共惯例,五中全会将会设立中共后备领导人,跻身于中共政治局。

五中全会习近平不设接班人并不意外,因为他2018年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已经表明他将掌权终身。五中全会讨论2035年远景目标也显示习近平志在长期执政。既然习近平想掌权终身,他就必然会遇到毛泽东当年权力交接的困境。

毛泽东临死前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独立学者荣剑今年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就中共领导人权力交接发表了题为《中共的阿喀琉斯之踵:接班人怪圈》的文章,揭示了这一难解的困局。

荣剑在文章中说:中共从毛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最高权力的更替问题,接班人问题是中共这个庞大的政治巨人的终极困境,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个阿喀琉斯之踵,成为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要害,也必然成为新时代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之初对接班人问题可谓高度重视,在他曾经属意过的接班人梯队中,有高岗、刘少奇、林彪,彭真、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等,甚至包括他的夫人江青,但这个接班人梯队都无一例外地被毛本人和党内斗争给废黜了。最典型的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前所未有地被写进了党章而具有无可置疑的党内合法性,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党内无人可以挑战,但最终还是遭遇了毛本人的挑战。林彪在享有接班人称号不过两年时间,于1971年9月13日被迫乘机叛逃,不幸摔死在蒙古温度尔汗,从而酿成了中共在“文革”期间的最大政治危机,也对毛本人的政治信誉和威望构成重大打击。林彪事件是“文革”破产的重要标志,由此表明,接班人问题确实成为中共权力更替的最大死穴。

毛泽东在临死前将权力交给华国锋,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毛迫于当时党内派系斗争格局而作出的一个折中性安排。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能够平衡党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最高权力安排,还是彻底葬送了毛泽东的革命事业,毛至死也想象不到的是,由于他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最后还是由他钦定的接班人成为自己的政治掘墓人。

华国锋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迅速陷入执政危机,这其实是毛的接班人危机的一个延续。如果说华国锋的下台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接班人困局”,那么,在华国锋之后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非正常下台,则可以视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困局”。从邓小平选择胡赵两人分别担任党政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来看,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在实际主掌党内大权之后所作出的最重要和最正确的决策。胡赵尽管在名义上占有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位置,但实际上是一直处在接班人位置。

中共元老主导的党的最高权力的更替过程在1987年1月出现重大变故,胡耀邦遭遇华国锋的相同命运,在党内元老的围攻之下被迫提前下台,由赵紫阳接任党的总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发,则让赵紫阳又重蹈胡耀邦的覆辙,他因坚决反对邓小平武力镇压学生的决定而主动辞职。至此,由邓小平钦定的胡赵接班人团队彻底毁于党内斗争。

从1976年华国锋主导粉碎“四人帮”到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中共执政集团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这表明中共实际上一直是处在接班人危机之中。危机的根源在于,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和名义最高领导人处在分化状态。赵紫阳的下台,对于中共执政集团来说,意味着党的最高权力的二元结构已经无法有效整合党的领导,党的总书记实际处在“失权”状态,即总书记实际受制于党的元老集团,同时处在被“分权”状态,即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分权。

中共党内斗争是极其残酷无情的,但在每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之后,党内各派还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求一种平衡或妥协。博弈后的结果是:实现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由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每届五年;不是由现任总书记来指定下一任总书记人选,而是由上一任总书记或实际最高领导人来行使更大的决定权,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隔代指定制”;建立“储君制”即接班人制度,在确认新的总书记之后,向全党和全国公开下一任总书记人选。

中共的博弈结果是否形成了党的正式文件或固定的制度安排,因为缺少文献证据而不敢断言,也可以视为一种“潜规则”。但从中共十四大所形成的最高权力安排来看,实际产生了总书记和“储君”并存的双重权力架构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从江泽民正式执政10年和胡锦涛执政10年的时间来看,他们都执行了任期制和“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

这些制度变化比较于毛时代的权力终身制和邓时代的最高权力的失序状态,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在江胡执政的20年时间里,虽然政治运行相对稳定,党内斗争趋于缓和,而且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和国民财富大幅增长,但党内政治伦理急剧恶化,腐败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态势。新问题的产生,与实行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是有直接关系的。

第一,在任期制的约束下,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时间只有10年,这10年的前两三年,现任最高领导人必须应对处理前任最高领导人所确定的人事安排,而这10年的后两三年,现任最高领导人则必须考虑交权之后的人事安排——尽可能在新的中央领导集团中安排自己的人马。如此一来,执政10年时间其实只有一半时间是真正属于最高领导人自己的有效执政时间。

第二,在“隔代指定制”的约束下,现任最高领导人没有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权力,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培养可以延续自己政治路线的继承者,这使得他在任期内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志时,不仅受到了任期的限制,而且也受到了继任者的限制,其第二届执政期的最后几年里只能沦为“看守内阁”。

第三,在“储君制”的约束下,党的最高权力结构中,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权力中心,即前任最高领导人、现任最高领导人和候任最高领导人(储君),党的最高权力处在分化状态,无法形成统一、集中和有效的领导力。

要想解决中共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的问题,显然必须寻求新的制度变革,以宪政民主的方式来建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应该是不二选择。但习近平的制度变革却是反宪政导向而行之,在取消了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的同时,重新退回到毛时代,建立起一个“党权主义”的权力架构,其主要特征是:加强党权,扩大党权,进而形成党国制度,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军、以党代法的党治系统,党权不仅凌驾于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之上,还凌驾于政权(政府之权)、军权和其他一切公权力之上,成为一切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共同统治者。

很显然,中共目前又重新进入了毛时代以来的一个权力怪圈中,取消任期制以延长最高权力者的执政时间,却又出现了最高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中共只要拒绝走宪政民主之路,它就永远无法走出这个权力怪圈。

习近平的权力体系变革,看起来已经建立了党权主义的一个完美控制系统,但是,这无法有效解决党权主义所面临的一个终极权力困境,那就是因为无法最终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导致权力控制系统早晚会有崩溃的一天。接班人问题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一个伪问题,唯独在极权国家成为一个真问题和大问题。像毛那样的开国君主在中共历史上是无可匹敌的,他最终也是败于他一手制造出来的接班人困局,现在的习近平能规避毛那样的结局吗?

以上是荣剑文章的主要内容,很深刻。简而言之,接班人问题是极权政权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似乎是一个轮回,现在习不得不面临毛当年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我并不赞同荣剑的结论,我认为习近平应该没有机会遇到毛泽东的难题了,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已经完全不同于四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明智已开,希望走向宪政民主时代。世界已不是冷战时代,而是一个普世价值和人权彰显的时代。所以,习近平的问题不是他掌权终身和如何交权的问题,而是他和他要保住的红色江山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习近平如明白自己的处境,应体面退出历史舞台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好言难劝要死的鬼,要想让习走正道,除非山无棱,天地合,蚂蚁不上树,老鹰不咬雀,豆腐砸扁铁秤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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