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七章: “思想觉悟”,如何提高”?

伟大领袖1958年写过著名的《送瘟神二首》,表达了他对“大跃进”的春风得意,赞扬“六亿神州尽舜尧”。国人心中的“尧舜”,等于圣人,比常说的“君子”,高大上许多等级。既然人人“成圣”了,思想觉悟之高,还用问吗?既然如此,何必时隔一年,又在庐山兴风作浪,非把“彭黄张周”等革命老臣,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要在全国“拔白旗”,连中学生也不放过呢?

回忆“思想觉悟”四个字,它似乎贯穿我们这代人的一生。但至今没人质疑:什么叫“思想觉悟”?应该由谁评价?怎么评价?也许透过我跟大午的经历,多少能看出所谓“觉悟”,意味着什么。我出生在抗战末期的1943年,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大午出生在1954年,集体化之前,没粘过旧社会的边。我们虽相差11岁,但有类似经历。我上初中的时候,赶上大跃进,在校园练过钢。1959年开始挨饿,农村中学缩编,不得已转到父亲工作的呼和浩特市,插班进五中初三,又逢学校“拔白旗”。后来才知道,那是乌兰夫在内蒙“反右倾运动”的一部分。全班学文件,人人查思想,轮流发言表态。同学问我河北农村大跃进实况,我这个“乡巴佬”不知轻重,如实介绍,说我们家乡五八年并没受灾,庄稼长势特好,只因男性去承德炼钢,秋收人手不够,玉米红薯烂在地里,所以后来才没饭吃。这些大实话,在我们农村中学人尽皆知,大家天天说,没人当回事。没想到呼和浩特“政治觉悟”如此之高,都被作为“反动言论”记入档案,成为我永远未能入团的原因。后来高考,尽管成绩不错,经同学评选,还荣获过“三(思想、学习、身体)好”“五(又加上劳动跟操行)好” 学生称号,但政审结论是“思想觉悟低,只可录取一般专业”,也就是“不宜录取机密或绝密专业”。当时我报考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属于“机密专业”,无奈之下,只好到师院念英语专业。后来才知道,六三年高考政策还算宽松,成绩占比大,像我这种“觉悟低”考分高的学生,好歹有个学校上。一年后的1964年,“阶级斗争”调门升高,“觉悟低”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基本都不录取。红二代们就算成绩再差,也可“保送”上好大学。

孙大午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到内蒙戍边,论政治表现和军事训练,他都很优秀,而且还因“舍己救人”立过军功,入了党,被选拔到干部培训班,准备将来提拔重用。一次部队行军拉练,他见老团长受过伤,腿脚不灵,就替他背了一会儿行李。岂料这件小事,被政治部主任挑了眼,嫌大午没帮他,是“瞧不起”他。此后每次讨论提干,他都给大午写“思想觉悟不高”的评语,让他提拔不成。因此,大午说,他参军八年,一直在干部培训班,穿四个兜的军服(士兵都是两个兜),既没当过一天兵,也没当过一天官,经历奇特。

“思想觉悟”怎么定义?如何量化?

以上故事,说明“思想觉悟” 对命运的分量。但究竟什么是“思想觉悟”?如何定义?怎么才能提高?谁也说不清。百度百科解释如下(大意):觉悟就是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一个人觉悟的高低,决定其能动地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和方法,从而最终决定其社会活动的功效和成果。这个定义,可分三层理解:一,对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解;二,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方法;三,社会活动的功效和成果。概括而言,觉悟可以理解为认知,认知决定活动方式,觉悟高低,最终落实在功效和成果上。如此说来,觉悟高低,最后要靠功效和成果验证。言外之意,好像“以成败论英雄”。然而现实生活中,先知先觉的悲剧英雄不少,他们往往因意识超前,走在时代前面,觉悟应该算高。可是,也往往因特立独行,而遭大众抵制嘲笑,被视为“离经叛道”,最后以失败告终。

北宋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表达了儒家天下观和君臣观,应该视为“觉悟高”的表现。同时代的水泊梁山,好汉们有不同价值取向,及时雨宋江有忠君情结,梦想朝廷“招安”,封妻荫子;黑旋风李逵则喜欢“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毛爷表示厌恶宋江而欣赏李逵,究竟如何评价他们的“思想觉悟”呢?

百度百科大约意识到这个悖论,所以在定义后面,又加了个但书:“由于个人经验积累途径和认识活动等方面存在差异,觉悟也存在个性差异”。足见,价值观不同,觉悟标准不一,不会有抽象一律的标准。因此,所谓“思想觉悟”的说法,也被人称为“伪命题”。

说完定义,再看量度。尽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许多概念不好量化,但为说明性质和数量的关系,也常“编制”可以量化的概念,比方人的“诚实可靠程度”,可以用“信用度”评分表示。简单说来,就是根据一个人有无“赖账不还”记录确定。按时还本付息者,得正分;有拖欠逃票记录者,得负分。积累久了,个人或公司的就有了信用记录。只要输入报税号码,就能从信用公司查到积分高低。在法制化的市场经济社会,信用公司属于独立民间机构,积分高低关系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申请信用卡、买车、买房、租房、贷款,甚至上学、谋职、签合同,等等,无一不查看信用记录。信用积分高的人,办事容易。而信用糟糕的人,则处处碰壁。

据说中国内地,也模仿西方信用制度,搞了个“社会信用体系”,把跟金融往来无关的内容也包括进去,比方闯红灯、穿马路,地铁吃东西等等(扣分);献血、义捐、义工(加分)。具体如何加权,加减多少,尚不清楚。另外,也包括“思想觉悟”因素,例如发表官方不爽的新闻,有无上访记录等,也被包括在内。还借用摄像和人脸识别,侵犯隐私。怎么打分?由谁打分?都不透明。有人发现,因积分被扣,不能买机票和住旅馆,引起争议。问题在于,宣传口径经常改变,一旦政策拐弯,已经记录在案的信用积分,又如何及时修定?

追求名利无过,手段正当就行

在我们看来,追逐名利的动机,来自人欲本身,属于天赋人权,不可剥夺。这里所谓“追求”,仅仅是指人生博弈过程,在结果上难免出现优胜劣汰, “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可能人人都成功。就概率而言,功成名就,脱颖而出者少,但一事无成,彻底失败者也少,多数情况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不过有个规律:努力者未必成功,但成功者必定努力。归根结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终成功与否,须由“天时、地利、人和”三因素共同决定。诸葛武侯深知此理,刘备占人和,不占天时,“恢复汉室”无望,但他执意报“知遇之恩”,勉强“六出岐山”,徒劳无功,徒令史家扼腕叹息。

言归正传。以下转谈在法制规范的市场经济中,“争名逐利”的正当手段,或者社会条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根据大午集团的实践经验,结合各方面资料信息,我们总结出如下三条:第一,建立比较可行的信用体系。这个体系,既包括硬性的法制约束,也包括软性的道德规范。比方欺诈行为,轻微的撒谎失信,或许属于道德层面,仅受舆论谴责。但给人造成伤害的欺骗行为,则可能构成犯罪,需要由法庭裁判。以私人借款(借车,借房等)为例。在看重人情关系的中国社会,家庭成员和亲友之间,经常有借贷行为,张口容易回绝难,拉不下面子。但因此而发生的纠纷,数不胜数。相反在美国,就算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偶尔伸出援手,赠款赠车的事情会有,一般没有借贷关系。任何个人和公司,都靠信用和抵押能力,跟金融机构打交道,那属于他们的业务和商机。也许有人说,过度商业化显得冷酷无情,缺乏温暖。但另一方面,也省了人情债和经济纠纷。究竟哪种氛围更有利于市场经济与公平竞争?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绝对。比方华人移民盛行的互助会(俗称打会),就是一个乡亲情谊跟现代信用相结合的好制度,值得推荐。福州市长乐、福清、连江三县农民,以偷渡美国闻名,基本都在中餐馆打黑工,靠苦吃苦做积累资本。但他们有个“打会”的历史传统,联络几十上百乡亲熟人,根据内定制度,每人每年拿出一个月薪水,集中帮助一人,大家轮流获益。这种变相借贷,可让一人很快拥有几十万资本,够买下一个小店,开始自己当老板。当然,“打会”的前提仍然是“诚实守信”,获益者必须省吃俭用,按时间和利息条件,归还借款。一旦有人赖账“玩失踪”,体制就面临崩溃,“会长”得负责找到该人,施加惩罚,甚至闹出人命官司。严格说来,这种灰色借贷是非法移民被逼无奈的生存之道,法外制裁带有黑社会性质,但它也说明,就算重视乡亲情谊,也必须以“诚实可信”为基础。

第二,保持司法中立,踢球者不能当裁判。规范化的市场,要求交易各方具有平等市场地位,价格和条件完全由当事各方自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扰。发生争议,由具公信力的调解或仲裁机构全权处理,不得跟当事人任何一方有利益关连或冲突。调解无效,才会上诉到司法机构,按同样原则调查取证,充分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述和抗辩之后,做出独立判决。从立场中立原则来说,中国现行司法体系有严重缺陷。公检法由政法委领导,而政法委的头头,则是地方党委的政法书记。“未审先判”时有发生,所谓庭审,往往按政法委内定剧本排演,走走过场。比方说,这次大午集团和徐水区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大午集团代表的是郎五庄村委会和村民集体,国营农场代表的,是通徐水政府利益方。将来正式起诉和审理,无论原告是国营农场,还是徐水检察院,背后的利益关系方,都是徐水地方政府。而审理案件的法院,不管是徐水区还是高碑店市,都跟地方政府有利益瓜葛。换句话说,只要法院在政法委领导下,他们跟国营农场都属于同一利益相关方,也就是既打球又当裁判,怎么能做出公正无私的裁判?

第三,创造维护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人生起跑线,关系到每个人从学校到谋职作,再到退休的全过程。人们常说,在生存竞争中,没办法保证结果平等,但力争做到起跑线平等。从政府责任讲,尽量给每个儿童大致相等的教育机会,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至于最后结果如何,要看个人努力和各种机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教育体系存在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房地产税。公校设置按家庭住址划分。富人区房价高,学区有钱,学校条件好,加上犯罪率低,因此成为好学区。尽管政府拥有一定“劫富济贫”功能,但难以解决学区差别。家长为给孩子找好学校,高价抢购学区房,跟国内情况类似。但美国没有户口鸿沟,也没明显的城乡差别,在远郊或乡下,公立学校质量反比贫民窟集中的大都市更好。不但中小学如此,大学也类似。包括常春藤名校在内的多数大学,都分散在各州的乡村,不像中国那样,高度集中在特大城市。

按说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发挥着更大调节功能,应该不让差距拉得太大。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先后在天津跟河北农村转过几次学,学校条件差别并不明显。1959年秋,我从河北饶阳中学转到呼和浩特五中,条件也差不多,唯一区别是饶阳县没电灯,晚自习用气灯,不但亮度低,每半小时就得爬上桌子打气。在贫困县饶阳,我是成绩平平的“普通生”,到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后,反倒成了拔尖的“优秀生”,这种情况,如今大约再难见到。

内蒙师院毕业后,我先分配在包头市十九中,教师们的备课文具,随时自己拿,没数量限制。后来去河套农村乌拉特前旗的新安镇中学,虽然离包头仅几十公里,但差别很大。连备课本跟粉笔都限量,跟包头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从文革年代开始,城乡差距已经拉大,教育经费苦乐不均。

我们在讨论中,还对比了中美教育的另一区别,那就是中国不鼓励,甚至打压成名成家思想。记得我们学生时代,有“成名成家思想”是“觉悟不高”表现之一。学雷锋,当“螺丝钉”,成为最时髦口号。但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出,在私人没相机的年代,“雷锋日记”中摆拍那些照片,显然是为他的“成名”而导演出来的结果。

美国学校则不然,从家长到老师,都鼓励孩子树立人生目标,小到行业选择(厨师、电工、画家、医生),大到出人头地(将军、总统、诺贝尔奖得主),都可成为孩子的奋斗目标。老美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会是个好兵。”只要孩子严肃认真,并脚踏实地朝理想努力,就应该称赞。对比而言,中国孩子如果说“我长大想当马云那样的亿万富翁”,应该不是问题,听说有北师大教授董藩授训学生“你们40岁如果挣不到四千万,就别来见我”,可见鼓励发财已成时髦。但如果孩子说“我长大想当国家主席”,结果又会怎么样?还不得把家长跟老师吓死!

回归“觉悟”本意,启发人性善念

“觉悟”这个词,原本出自佛教经典,梵文bodhi(音译菩提),译为“道”或“觉”,经书说“会得真理,以开真智,为觉悟。” 这里的“觉悟”,绝不是政治审查用的那种“绝对服从”标准,而是指“开动脑筋,大彻大悟”,明白真理(事物发展规律)之所在。我跟大午当年不会表演,只能说率真,谈不上觉悟,但比善于表演、张口假话的同辈人,率真更接近觉悟。如今,努力探讨“资本社会主义”模式,试图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新路,让我们的认识有所升华,总算开启了一个“思想觉悟”的过程。

总结本章主题,老马那个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天堂”,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海市蜃楼。一方面,“物质极大丰富”是个伪命题,因为人类需求分两部分,就算基本生理需求可以满足,心理需求永无满足可能。它不但受制于资源供给的局限性,也因为,源自人性本身的探索欲望和发明冲动,不会停止。只要有创新,就会有需求,永无止境,除非社会停滞,人类灭亡。

另一方面,“觉悟空前提高”也是个伪命题。价值观不同,人生目标和行为方式也不同,一部分人认同的“觉悟高”,很可能是另一部分人鄙视的愚昧、迷信和盲从。同理,一部分人把独立思考和高瞻远瞩,视为危险的“离经叛道”,但历史经验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正是他们的先觉先知,引领了时代的发展方向,这才是佛教宣扬“觉悟”的本意。

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很多,首要任务是回归社会常态,把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体制改革搞好,让生产要素实现最佳配置,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从贫困进入小康,从小康达到富裕。让社会基层的每条“小河”都水源充足,充满生机,然后汇集成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这才符合“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枯竭大河干”的自然规律,而不是胡乱吹嘘的什么“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如果真有那种怪事,只能说明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大河的水开始往小河流了。我们奇怪,如此简单的道理,怎么宣传部长们就硬是不懂?这又让我想起1978年,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上,温济泽院长提到另一句人人会唱的歌词:“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出自今天有人还在唱的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老温头说:“革命年代说的军民鱼水情,民众是水,党是鱼。鱼离不开水,水可以离开鱼。革命成功后,怎么民众成了鱼,党成了水?鱼水关系完全颠倒了?这是根本性的错误!”他的大实话获得热烈掌声。

那么,在市场经济的竞争过程中,如何才能限制竞争范围,不至于无限扩大,激烈程度也不至于损害可持续发展呢?我们认真分析了大午集团的分配模式,即“私有、公治、共享”六字箴言。当然,大午集团地处偏远,不得不在承包地里建设相对独立的农民新城,搞企业办社会。通过“私企立宪”,民主选举董事会和理事会,除了国家规定的“五险一金”,企业还有自己的内保、医保、子女入学优惠等福利制度,也对职工收入差距,设定了不超过十倍的限制,一步步朝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目标前进。

如果脱离大午集团的特殊地理和人文环境,泛泛而谈市场经济,难道竞争不会恶性发展,最终导致鱼死网破,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者走向垄断,最终伤害可持续发展吗?我们的回答是:不仅有可能性,甚至有必然性。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史,以及中国改开以来半个世纪的经历,都说明自由竞争是把双刃剑,并非只有好处没坏处。最大的恶果是贫富分化,生态灾难,和平安宁受到威胁,最终导致发展不可持续。

有效制约恶性竞争的社会条件,无非有两个:一个是跟市场经济配套的政治社会和司法体系(简称市场制度),让竞争各方有序守法,不能胡来。国内市场如此,世界市场也同样。违规操作要受到有效制裁,大幅提高恶劣行径的成本,高到无法承受;二是跟基督新教相关的宗教情怀和道德准则(简称市场文化),不道德行为虽然未必遭受制裁,但会受到舆论和良心谴责,最终失去消费者的信任支持,轻则股价下跌,重则破产停业。我们之所以欣赏基督新教,是因为认同韦伯对资本主义跟新教关系的精辟分析,但我们丝毫也不排斥其它宗教。只要主张信仰自由,众生平等,慈悲为怀,不排斥私有制和公平交易,所有宗教都应该平等对待,共存共荣。但对诋毁市场经济,剥夺私有财产,压制创新自由,阻碍要素优化配置的任何歪理邪说,都应该嗤之以鼻,并高度警惕。

宗教情怀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精神文化条件,还在于它能提供市场竞争之外的社会救济及其它慈善服务,其中许多是政府不愿意做,或者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这方面的详细情况,留待下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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