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七章： “思想觉悟”，如何“提高”？
伟大领袖1958年写过著名的《送瘟神二首》，表达了他对“大跃进”的春风得意，赞扬“六亿神州尽舜尧”。国人心中的“尧舜”，等于圣人，比常说的“君子”，高大上许多等级。既然人人“成圣”了，思想觉悟之高，还用问吗？既然如此，何必时隔一年，又在庐山兴风作浪，非把“彭黄张周”等革命老臣，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要在全国“拔白旗”，连中学生也不放过呢？
回忆“思想觉悟”四个字，它似乎贯穿我们这代人的一生。但至今没人质疑：什么叫“思想觉悟”？应该由谁评价？怎么评价？也许透过我跟大午的经历，多少能看出所谓“觉悟”，意味着什么。我出生在抗战末期的1943年，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大午出生在1954年，集体化之前，没粘过旧社会的边。我们虽相差11岁，但有类似经历。我上初中的时候，赶上大跃进，在校园练过钢。1959年开始挨饿，农村中学缩编，不得已转到父亲工作的呼和浩特市，插班进五中初三，又逢学校“拔白旗”。后来才知道，那是乌兰夫在内蒙“反右倾运动”的一部分。全班学文件，人人查思想，轮流发言表态。同学问我河北农村大跃进实况，我这个“乡巴佬”不知轻重，如实介绍，说我们家乡五八年并没受灾，庄稼长势特好，只因男性去承德炼钢，秋收人手不够，玉米红薯烂在地里，所以后来才没饭吃。这些大实话，在我们农村中学人尽皆知，大家天天说，没人当回事。没想到呼和浩特“政治觉悟”如此之高，都被作为“反动言论”记入档案，成为我永远未能入团的原因。后来高考，尽管成绩不错，经同学评选，还荣获过“三（思想、学习、身体）好”“五（又加上劳动跟操行）好” 学生称号，但政审结论是“思想觉悟低，只可录取一般专业”，也就是“不宜录取机密或绝密专业”。当时我报考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属于“机密专业”，无奈之下，只好到师院念英语专业。后来才知道，六三年高考政策还算宽松，成绩占比大，像我这种“觉悟低”考分高的学生，好歹有个学校上。一年后的1964年，“阶级斗争”调门升高，“觉悟低”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基本都不录取。红二代们就算成绩再差，也可“保送”上好大学。
孙大午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到内蒙戍边，论政治表现和军事训练，他都很优秀，而且还因“舍己救人”立过军功，入了党，被选拔到干部培训班，准备将来提拔重用。一次部队行军拉练，他见老团长受过伤，腿脚不灵，就替他背了一会儿行李。岂料这件小事，被政治部主任挑了眼，嫌大午没帮他，是“瞧不起”他。此后每次讨论提干，他都给大午写“思想觉悟不高”的评语，让他提拔不成。因此，大午说，他参军八年，一直在干部培训班，穿四个兜的军服（士兵都是两个兜），既没当过一天兵，也没当过一天官，经历奇特。
“思想觉悟”怎么定义？如何量化？
以上故事，说明“思想觉悟” 对命运的分量。但究竟什么是“思想觉悟”？如何定义？怎么才能提高？谁也说不清。百度百科解释如下（大意）：觉悟就是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一个人觉悟的高低，决定其能动地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和方法，从而最终决定其社会活动的功效和成果。这个定义，可分三层理解：一，对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解；二，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方法；三，社会活动的功效和成果。概括而言，觉悟可以理解为认知，认知决定活动方式，觉悟高低，最终落实在功效和成果上。如此说来，觉悟高低，最后要靠功效和成果验证。言外之意，好像“以成败论英雄”。然而现实生活中，先知先觉的悲剧英雄不少，他们往往因意识超前，走在时代前面，觉悟应该算高。可是，也往往因特立独行，而遭大众抵制嘲笑，被视为“离经叛道”，最后以失败告终。
北宋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表达了儒家天下观和君臣观，应该视为“觉悟高”的表现。同时代的水泊梁山，好汉们有不同价值取向，及时雨宋江有忠君情结，梦想朝廷“招安”，封妻荫子；黑旋风李逵则喜欢“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毛爷表示厌恶宋江而欣赏李逵，究竟如何评价他们的“思想觉悟”呢？
百度百科大约意识到这个悖论，所以在定义后面，又加了个但书：“由于个人经验积累途径和认识活动等方面存在差异，觉悟也存在个性差异”。足见，价值观不同，觉悟标准不一，不会有抽象一律的标准。因此，所谓“思想觉悟”的说法，也被人称为“伪命题”。
说完定义，再看量度。尽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许多概念不好量化，但为说明性质和数量的关系，也常“编制”可以量化的概念，比方人的“诚实可靠程度”，可以用“信用度”评分表示。简单说来，就是根据一个人有无“赖账不还”记录确定。按时还本付息者，得正分；有拖欠逃票记录者，得负分。积累久了，个人或公司的就有了信用记录。只要输入报税号码，就能从信用公司查到积分高低。在法制化的市场经济社会，信用公司属于独立民间机构，积分高低关系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申请信用卡、买车、买房、租房、贷款，甚至上学、谋职、签合同，等等，无一不查看信用记录。信用积分高的人，办事容易。而信用糟糕的人，则处处碰壁。
据说中国内地，也模仿西方信用制度，搞了个“社会信用体系”，把跟金融往来无关的内容也包括进去，比方闯红灯、穿马路，地铁吃东西等等（扣分）；献血、义捐、义工（加分）。具体如何加权，加减多少，尚不清楚。另外，也包括“思想觉悟”因素，例如发表官方不爽的新闻，有无上访记录等，也被包括在内。还借用摄像和人脸识别，侵犯隐私。怎么打分？由谁打分？都不透明。有人发现，因积分被扣，不能买机票和住旅馆，引起争议。问题在于，宣传口径经常改变，一旦政策拐弯，已经记录在案的信用积分，又如何及时修定？
追求名利无过，手段正当就行
在我们看来，追逐名利的动机，来自人欲本身，属于天赋人权，不可剥夺。这里所谓“追求”，仅仅是指人生博弈过程，在结果上难免出现优胜劣汰， “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可能人人都成功。就概率而言，功成名就，脱颖而出者少，但一事无成，彻底失败者也少，多数情况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不过有个规律：努力者未必成功，但成功者必定努力。归根结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终成功与否，须由“天时、地利、人和”三因素共同决定。诸葛武侯深知此理，刘备占人和，不占天时，“恢复汉室”无望，但他执意报“知遇之恩”，勉强“六出岐山”，徒劳无功，徒令史家扼腕叹息。
言归正传。以下转谈在法制规范的市场经济中，“争名逐利”的正当手段，或者社会条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根据大午集团的实践经验，结合各方面资料信息，我们总结出如下三条：第一，建立比较可行的信用体系。这个体系，既包括硬性的法制约束，也包括软性的道德规范。比方欺诈行为，轻微的撒谎失信，或许属于道德层面，仅受舆论谴责。但给人造成伤害的欺骗行为，则可能构成犯罪，需要由法庭裁判。以私人借款（借车，借房等）为例。在看重人情关系的中国社会，家庭成员和亲友之间，经常有借贷行为，张口容易回绝难，拉不下面子。但因此而发生的纠纷，数不胜数。相反在美国，就算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偶尔伸出援手，赠款赠车的事情会有，一般没有借贷关系。任何个人和公司，都靠信用和抵押能力，跟金融机构打交道，那属于他们的业务和商机。也许有人说，过度商业化显得冷酷无情，缺乏温暖。但另一方面，也省了人情债和经济纠纷。究竟哪种氛围更有利于市场经济与公平竞争？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绝对。比方华人移民盛行的互助会（俗称打会），就是一个乡亲情谊跟现代信用相结合的好制度，值得推荐。福州市长乐、福清、连江三县农民，以偷渡美国闻名，基本都在中餐馆打黑工，靠苦吃苦做积累资本。但他们有个“打会”的历史传统，联络几十上百乡亲熟人，根据内定制度，每人每年拿出一个月薪水，集中帮助一人，大家轮流获益。这种变相借贷，可让一人很快拥有几十万资本，够买下一个小店，开始自己当老板。当然，“打会”的前提仍然是“诚实守信”，获益者必须省吃俭用，按时间和利息条件，归还借款。一旦有人赖账“玩失踪”，体制就面临崩溃，“会长”得负责找到该人，施加惩罚，甚至闹出人命官司。严格说来，这种灰色借贷是非法移民被逼无奈的生存之道，法外制裁带有黑社会性质，但它也说明，就算重视乡亲情谊，也必须以“诚实可信”为基础。
第二，保持司法中立，踢球者不能当裁判。规范化的市场，要求交易各方具有平等市场地位，价格和条件完全由当事各方自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扰。发生争议，由具公信力的调解或仲裁机构全权处理，不得跟当事人任何一方有利益关连或冲突。调解无效，才会上诉到司法机构，按同样原则调查取证，充分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述和抗辩之后，做出独立判决。从立场中立原则来说，中国现行司法体系有严重缺陷。公检法由政法委领导，而政法委的头头，则是地方党委的政法书记。“未审先判”时有发生，所谓庭审，往往按政法委内定剧本排演，走走过场。比方说，这次大午集团和徐水区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大午集团代表的是郎五庄村委会和村民集体，国营农场代表的，是通徐水政府利益方。将来正式起诉和审理，无论原告是国营农场，还是徐水检察院，背后的利益关系方，都是徐水地方政府。而审理案件的法院，不管是徐水区还是高碑店市，都跟地方政府有利益瓜葛。换句话说，只要法院在政法委领导下，他们跟国营农场都属于同一利益相关方，也就是既打球又当裁判，怎么能做出公正无私的裁判？
第三，创造维护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人生起跑线，关系到每个人从学校到谋职作，再到退休的全过程。人们常说，在生存竞争中，没办法保证结果平等，但力争做到起跑线平等。从政府责任讲，尽量给每个儿童大致相等的教育机会，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至于最后结果如何，要看个人努力和各种机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教育体系存在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房地产税。公校设置按家庭住址划分。富人区房价高，学区有钱，学校条件好，加上犯罪率低，因此成为好学区。尽管政府拥有一定“劫富济贫”功能，但难以解决学区差别。家长为给孩子找好学校，高价抢购学区房，跟国内情况类似。但美国没有户口鸿沟，也没明显的城乡差别，在远郊或乡下，公立学校质量反比贫民窟集中的大都市更好。不但中小学如此，大学也类似。包括常春藤名校在内的多数大学，都分散在各州的乡村，不像中国那样，高度集中在特大城市。
按说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发挥着更大调节功能，应该不让差距拉得太大。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先后在天津跟河北农村转过几次学，学校条件差别并不明显。1959年秋，我从河北饶阳中学转到呼和浩特五中，条件也差不多，唯一区别是饶阳县没电灯，晚自习用气灯，不但亮度低，每半小时就得爬上桌子打气。在贫困县饶阳，我是成绩平平的“普通生”，到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后，反倒成了拔尖的“优秀生”，这种情况，如今大约再难见到。
内蒙师院毕业后，我先分配在包头市十九中，教师们的备课文具，随时自己拿，没数量限制。后来去河套农村乌拉特前旗的新安镇中学，虽然离包头仅几十公里，但差别很大。连备课本跟粉笔都限量，跟包头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从文革年代开始，城乡差距已经拉大，教育经费苦乐不均。
我们在讨论中，还对比了中美教育的另一区别，那就是中国不鼓励，甚至打压成名成家思想。记得我们学生时代，有“成名成家思想”是“觉悟不高”表现之一。学雷锋，当“螺丝钉”，成为最时髦口号。但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出，在私人没相机的年代，“雷锋日记”中摆拍那些照片，显然是为他的“成名”而导演出来的结果。
美国学校则不然，从家长到老师，都鼓励孩子树立人生目标，小到行业选择（厨师、电工、画家、医生），大到出人头地（将军、总统、诺贝尔奖得主），都可成为孩子的奋斗目标。老美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会是个好兵。”只要孩子严肃认真，并脚踏实地朝理想努力，就应该称赞。对比而言，中国孩子如果说“我长大想当马云那样的亿万富翁”，应该不是问题，听说有北师大教授董藩授训学生“你们40岁如果挣不到四千万，就别来见我”，可见鼓励发财已成时髦。但如果孩子说“我长大想当国家主席”，结果又会怎么样？还不得把家长跟老师吓死！
回归“觉悟”本意，启发人性善念
“觉悟”这个词，原本出自佛教经典，梵文bodhi（音译菩提），译为“道”或“觉”，经书说“会得真理，以开真智，为觉悟。” 这里的“觉悟”，绝不是政治审查用的那种“绝对服从”标准，而是指“开动脑筋，大彻大悟”，明白真理（事物发展规律）之所在。我跟大午当年不会表演，只能说率真，谈不上觉悟，但比善于表演、张口假话的同辈人，率真更接近觉悟。如今，努力探讨“资本社会主义”模式，试图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新路，让我们的认识有所升华，总算开启了一个“思想觉悟”的过程。
总结本章主题，老马那个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天堂”，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海市蜃楼。一方面，“物质极大丰富”是个伪命题，因为人类需求分两部分，就算基本生理需求可以满足，心理需求永无满足可能。它不但受制于资源供给的局限性，也因为，源自人性本身的探索欲望和发明冲动，不会停止。只要有创新，就会有需求，永无止境，除非社会停滞，人类灭亡。
另一方面，“觉悟空前提高”也是个伪命题。价值观不同，人生目标和行为方式也不同，一部分人认同的“觉悟高”，很可能是另一部分人鄙视的愚昧、迷信和盲从。同理，一部分人把独立思考和高瞻远瞩，视为危险的“离经叛道”，但历史经验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正是他们的先觉先知，引领了时代的发展方向，这才是佛教宣扬“觉悟”的本意。
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很多，首要任务是回归社会常态，把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体制改革搞好，让生产要素实现最佳配置，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从贫困进入小康，从小康达到富裕。让社会基层的每条“小河”都水源充足，充满生机，然后汇集成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这才符合“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枯竭大河干”的自然规律，而不是胡乱吹嘘的什么“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如果真有那种怪事，只能说明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大河的水开始往小河流了。我们奇怪，如此简单的道理，怎么宣传部长们就硬是不懂？这又让我想起1978年，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上，温济泽院长提到另一句人人会唱的歌词：“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出自今天有人还在唱的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老温头说：“革命年代说的军民鱼水情，民众是水，党是鱼。鱼离不开水，水可以离开鱼。革命成功后，怎么民众成了鱼，党成了水？鱼水关系完全颠倒了？这是根本性的错误！”他的大实话获得热烈掌声。
那么，在市场经济的竞争过程中，如何才能限制竞争范围，不至于无限扩大，激烈程度也不至于损害可持续发展呢？我们认真分析了大午集团的分配模式，即“私有、公治、共享”六字箴言。当然，大午集团地处偏远，不得不在承包地里建设相对独立的农民新城，搞企业办社会。通过“私企立宪”，民主选举董事会和理事会，除了国家规定的“五险一金”，企业还有自己的内保、医保、子女入学优惠等福利制度，也对职工收入差距，设定了不超过十倍的限制，一步步朝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目标前进。
如果脱离大午集团的特殊地理和人文环境，泛泛而谈市场经济，难道竞争不会恶性发展，最终导致鱼死网破，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者走向垄断，最终伤害可持续发展吗？我们的回答是：不仅有可能性，甚至有必然性。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史，以及中国改开以来半个世纪的经历，都说明自由竞争是把双刃剑，并非只有好处没坏处。最大的恶果是贫富分化，生态灾难，和平安宁受到威胁，最终导致发展不可持续。
有效制约恶性竞争的社会条件，无非有两个：一个是跟市场经济配套的政治社会和司法体系（简称市场制度），让竞争各方有序守法，不能胡来。国内市场如此，世界市场也同样。违规操作要受到有效制裁，大幅提高恶劣行径的成本，高到无法承受；二是跟基督新教相关的宗教情怀和道德准则（简称市场文化），不道德行为虽然未必遭受制裁，但会受到舆论和良心谴责，最终失去消费者的信任支持，轻则股价下跌，重则破产停业。我们之所以欣赏基督新教，是因为认同韦伯对资本主义跟新教关系的精辟分析，但我们丝毫也不排斥其它宗教。只要主张信仰自由，众生平等，慈悲为怀，不排斥私有制和公平交易，所有宗教都应该平等对待，共存共荣。但对诋毁市场经济，剥夺私有财产，压制创新自由，阻碍要素优化配置的任何歪理邪说，都应该嗤之以鼻，并高度警惕。
宗教情怀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精神文化条件，还在于它能提供市场竞争之外的社会救济及其它慈善服务，其中许多是政府不愿意做，或者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这方面的详细情况，留待下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