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在中国大陆，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档案。档案里记载的是“组织”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鉴定和评价。而每个人的档案都按照级别、系统等等储存并保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档案是非常神秘的。由于有着极其严密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人们不可能自由地翻阅自己的档案，而受到严格控制的档案材料也更不可能流散到社会上。
1998年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的杜高档案
然而，就在1998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一份被装订成册，厚达六卷，几十万字的个人档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旧书摊上，被当作文物待价而售。档案封面上写着两个字“杜高”，很显然这是一个名叫“杜高”的人的个人档案。
杜高：在1979年的春天，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的时候，正式告诉我，向我宣布，这份档案已经全部销毁。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五十多万个右派，还有“文革”中受到磨难的，受到冲击的干部，他们的所有的政治档案全部销毁。这是中央决定的，因为这是不实之词，那么我以为这个档案已经销毁了。
解说：但是，这份在杜高看来本已销毁的档案并没有化为灰烬，而是流散到社会上，最后出现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这份档案的是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李辉先生。这位喜爱寻访旧书摊的青年学者在见到这份档案后立即买了下来。恰好这个时候，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反右”运动中“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专著。在随后发表在《新民晚报》的一篇文章里，他使用了杜高档案中的一些材料。杜高在看到这期报纸后，与李辉取得了联系。在李辉那儿，杜高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档案。
杜高：我亲眼看到了我的这份档案，这一份对我说来是非常神秘又非常可怕的，跟随了我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档案。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笔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我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写的，对我的揭发，对我的检举。这些材料我都看到了，我震惊了，这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档案。
我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感觉到一个历史的影子罩在我的身上，我感觉到呼吸都有些急促，我的情绪应该说是很沉重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想不到的，特别是有很多批示，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来对待我。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档案是从1955年开始，那个时候，我还是二十几岁的、很单纯的那么一个青年。
解说：杜高可以说是少年成名。他十二岁起就发表散文，十四岁开始发表剧评，十九岁就担任《新少年报》文艺版主编，出版了一本文艺评论集。1952年他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后，被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第二年，杜高进入刚刚成立的文化部剧本创作室，在创作室里，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个创作室老中青结合，可以说是人才济济。而在杜高身边，也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青年朋友。
杜高：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都做着艺术的灿烂的梦，我们都怀着很美好的理想，很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各自从事的专业上，能够做出一些贡献。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谈读书，谈看戏，在一起玩，我们成了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单身汉，都没有成家。
左起：罗坚、田庄、杜高、蔡亮、汪明。摄于1954年春
这是1954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指着画面上的照片)，这个人叫罗坚，这个人叫田庄，这个人叫蔡亮，这个人叫汪明，中间这个是我。现在就只剩下中间的这个人了。当时笑得多灿烂！那真是很年轻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讲，是充满阳光的岁月。
陈晓楠：在20世纪50年代，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在文艺界已经是小有名气。他们身上涌动着青春的激情，他们自信会拥有美好的前程。但是，随着1955年的一场“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的不期而至，这群一心沉醉于艺术之梦中的天真青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会被卷入到政治运动的漩涡当中。杜高的档案材料就是从这场“肃反”运动开始的。这一年，杜高二十五岁。
解说：“肃反”运动的前奏就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声讨。1955年，以胡风为首的一批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遭到震荡的开端，也正是这个运动导致了杜高整个中青年时代的灾难。
杜高：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跟我住在一个小楼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很勤奋很有才华的作家，我非常爱这个人，他就是路翎。我跟他住在隔壁。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所以是很好的朋友。没有想到的是，1955年，他由于和胡风先生的关系，被作为胡风集团最重要的一个分子，开始批判他。
解说：路翎受到批判，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处境也十分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他们和路翎关系密切。尽管他们与胡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没有见过胡风本人，但是灾难还是落在了这群年轻人的头上。
杜高：到胡风问题一爆发，我们都被隔离审查，要我们交代和胡风集团的关系。胡风是怎么指示你们的？你们是怎么为胡风服务的？你们是怎么执行胡风的指示，来进行反党、反革命的？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吓得不得了。我后来听说，把蔡亮关起来的时候，他那时才二十岁啊，是美院的研究生，他都吓哭了。他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胡风啊，我讲得出什么呢？还有一个朋友叫陶冶，他在文化部工作，文化部对外联络局的，做对外文化联络，他也是育才学校的学生。他那时和周而复、郑振铎他们出国访问去了，回来一下飞机，来了两个人，把他直接带回文化部，不许他回家。他问，怎么了？那些人说，要你交代跟胡风的关系。他说，我不认识胡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交代什么呢？那个人马上掏出公安局的一个什么证件，说，你交代杜高、汪明给你的密信。因为胡风集团是从他们的密信开始揭出来的。他一听就知道糟糕了，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了。他也马上被隔离起来，他知道自己陷入一个很大的政治案件里面了。
陈晓楠：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之后，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派人强迫杜高搬家，从青艺宿舍搬到了北新桥大二条49号院里面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后来杜高才知道，这里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刚刚从这里被公安局逮捕。杜高搬进来之后就失去了自由，开始隔离反省。而他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等人也相继被隔离审查。在当年中国的政治斗争当中，被打倒者往往会被冠以某些特定的名号，这一点上，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的名号是“小家族小集团”。
杜高：因为胡风是一个集团，然后一看我也有这么多朋友，他们就想这也是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叫“小家族”，说我们是个“小家族”。为什么叫“小家族”呢？大概是哪一次大家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随便那么说的，说我们都是一群流浪儿童，像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一样，这样一个“小家族”。这样，不知道谁这么说起来的，后来就叫“小家族”，那么人家一听，这个小集团还有个名字呢，那不更好吗？那么就开始深挖，就各个击破。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关“小家族集团”的材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材料是杜高在1955年7月31日写的《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尽管其中加了不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文字，但仍然可以看出杜高对所谓“小家族”情况的如实交代和真诚态度。而在另一份专案组的上报材料《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中，它们已经演变为“小家族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了。
杜高：对我们这个所谓小集团，当时写了很多材料来交代，也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说话是非常随便的，无所顾虑的，有的时候也喜欢传播一点消息，文艺界的消息。现在看来，这都不是什么政治性的内容，都是文艺界的一些消息吧。那时认为是不许谈这些东西的，认为这些东西都叫作流言蜚语，说我们是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这就严重了。而且说我们在一起是抵抗革命的集体主义，因为党提倡的是革命集体主义，而我们这些人是表现自己的个性，张扬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一些追求，这都是对抗革命，都是不允许的。
解说：同任何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杜高和他的朋友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属于年轻人的弱点和缺点：幼稚、轻率、爱表现自己，有时也很狂妄。杜高曾经对朋友说过这样一句相互勉励的话：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有这个志向。但就是这样一句话，不知被谁检举揭发，经过专案组的改造，变成了“小家族集团”的“政治纲领”，含义就是“小家族”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篡夺党的文艺领导权。在杜高的档案里，像这样的检举材料比比皆是，就连他十六岁时写的文章都成了他反革命的物证和罪证。
杜高：到我亲眼看到了我的档案的时候，我才懂得政治运动的档案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并不是全面地去反映你这个人，而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他希望你变成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收集了这么一大堆材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反革命，要把你送去劳改了，他就不能说你这个人还是有些革命表现的，那些材料都不要了。他就专门抽那些对你不利的，哪一点是讲了一句对共产党不满意的话，或者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这些材料。所以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这是我原来想不到的。我以为一个人的档案应该是反映他的各个方面，很全面很客观的，但不是这样，档案是按照运动领导人的意图，经过选择，经过编选，经过改造的。
解说：在隔离审查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之外，杜高还要参加群众斗争大会。
杜高：我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群众斗争会。在我们机关里，由剧协的一个副秘书长来主持这个斗争会。他宣布，把反革命嫌疑分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给我定案——把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进来！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我带进去，让我站着。那个时候很热啊，1955年的夏天，非常酷热的天气，我一直流着汗笔直地站在那里，要我交代跟胡风的关系。然后大家呼口号，你不老实什么的。我感觉到这个斗争会，倒不是呼喊口号的那个声音，要打倒你呀，要你交代问题呀，你老实点呀，这些话给我的压力特别大。比这更刺激我、压迫我的是会场上一些人的那种表情，因为开斗争会的那些人啊，都是机关里面原来认识我的，有些人原来对我是很友好的，但运动一来，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你在挨斗，他在嘲笑你，他对着你笑，你越狼狈，他越高兴。这种人对人的冷酷，这个给人造成的心灵伤害呀，对当时的我，对我的自尊心的伤害，真是很惨重。
解说：到了1956年10月，也就是在杜高被隔离反省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小家族”的问题总算有了个说法。
杜高：给我的结论说：这是几个青年，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就这么个结论，给我们行政降级处分。但是这个结论没有摆到我的档案里面去，因为没有把我打成反革命，没有给我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只是说我们思想落后。他不能认为搞了你十七个月呀，搞了一年半，不能说全搞错了，他不能承认这个搞错了，于是又说我们思想落后，说我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特别大。挑了我几个作品吧，几篇文章，说我有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说我搞那个小圈子活动吧，那么给我行政降级处分。
解说：与此同时，“小家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分别受到处分。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分配到西安、贵州等地。经过这场运动后，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形影不离了。不过，“肃反”结束后，中国社会似乎平和了一些，人们喘了一口气。但紧接着，1957年来了，谁又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又将席卷中国大地呢？
陈晓楠：在杜高的档案原件当中，还塞着一张日期表明是1955年8月12日的一张小便条。这一天，杜高正在群众斗争大会上接受批斗。而这张便条里面，提到了吴祖光、黄苗子的名字。实际上，这一张小纸条的出现，可以说预示了另一场运动的来临，其中的一个大案就将会涉及戏剧家吴祖光等等另外一大批的文人。而和吴祖光关系密切的这个所谓的“小家族集团”自然也脱不了干系。1957年春天，刚刚恢复自由的杜高被安排到成立不久的戏剧出版社。这一年的年初，费孝通先生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春天其实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就在这短短的春日里，杜高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几件事情。他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看望了路翎的夫人，发表了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讽刺官僚主义，并且和诗人唐湜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来批评剧协领导。就是这样的几件事情，在随后而来的“反右”斗争中，统统被算作杜高的右派罪行加以声讨，并且载入档案当中。
解说：从1956年开始，杜高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为了不让时光荒废，开始自学俄语。他还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在这份刊物上，他读到了很多批判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文章，深有感触的杜高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杜高：这个时候，我在一个党支部书记的鼓励下，写了一个自己问题的申诉。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我敢讲真话，有一种正义感，愿意表达我的真实的政治思想。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的陆定一部长。那个党支部书记，他要我把申诉信交给他，由他转送。他是个老党员，又是我们这个创作室的党支部书记，我很信任他，觉得他很关怀我，而且很同情我。我告诉他，我的这些朋友，被打成“小家族”的这些人，受到处分的这些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热爱我们这个祖国的很纯洁的青年。我说，难道我们不能够交朋友吗？难道新中国、新社会不允许年轻人在一起有一种很美好的友谊吗？我希望我们党要爱护年轻人，不要惩罚年轻人，不要夸大年轻人的弱点，而且不要把一切人世间的现象都归结到阶级斗争的现象里面去，不要用一种社会学的公式来套用到一切生活现象上去，生活现象是丰富多彩的，是复杂的。我当时表达了我这样一个青年的一些观点。另外，我特别引用了苏联对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批判材料。我希望，我热诚地希望我们的党中央能够从斯大林的错误里面吸取教训，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局面。我是热诚的也是大胆的更是幼稚的。
解说：杜高没有想到，这封信交到党支部书记手里后，不但没有寄出，后来反倒成了杜高攻击“肃反”运动，为“小家族集团”翻案的罪证。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紧接着，一场“反右”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中国剧协的气氛也随之大变。这位书记抖出了杜高交给他的申诉信后，揭露杜高的罪行。他高升了，成了“反右”五人小组的成员。
杜高：这时，我们机关里已经开始“反右”了。从“鸣放”忽然变成“反右”。“反右”第一个揪出来的人就是罗隆基，因为罗隆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要为“肃反”的无辜者平反。汪明是个很天真的人，是个很单纯的年轻人，他一看这个形势，马上就来跟我讲，这可不得了，我们不能跟罗隆基弄在一起呀，我们得来一个表态，就是说，我们只是对机关里面的“肃反”整了我们，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和罗隆基那样整个地反对共产党可不一样，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汪明是想在这么一个氛围里来挽救自己，就跟我两人联名写了一张表态的大字报贴了出去。真是很可笑，很可悲，很可怜。我们想挽救自己的命运，两个小青年，想在这么一个大运动里面，做一点努力来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当然是挽救不了的，而最后就成为人们拿来批判我们、嘲笑我们、谩骂我们、讽刺我们的一个反面材料。
解说：对杜高来说，1957年春天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吴祖光被打成戏剧电影界最大的一个右派。
杜高：如果从个人关系的接触讲，吴祖光跟我们的友谊更密切一些，因为他的家里更好玩，新凤霞对我们又非常好，他家里文化气氛非常浓郁，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到他家里去。我们叫他祖光大哥，他叫我们小弟弟，他们住的那个院子里，还有黄苗子、郁凤夫妇，电影家戴浩和音乐家盛家伦。
解说：多年来，吴祖光、黄苗子他们和这群年轻人一直保持着纯真的友谊。当听说杜高他们在“肃反”运动中被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后，吴祖光还在一些场合为他们说过公道话。因为在他眼里，这样可爱的一伙年轻人被看成是反革命分子，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不过，也正是吴祖光的这种率真给自己招来了大祸。1957年，他在整风会上一个诚恳而委婉的发言，被冠以《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标题发表在《戏剧报》上。最后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人被打成了“二流堂”右派集团。
杜高：到了“反右”，吴祖光一下被揪了出来。他一打成右派，灾难就又一次落到了我们的头上了。就把这个“小家族”，就是原来想挂到胡风那里，以胡风为首的这么一个外围小集团，“肃反”时没有挂上，现在正好接上吴祖光这个“二流堂”的小集团了，这个很顺理成章了。那么“反右”运动，“小家族”就变成吴祖光为首的一个小集团了，而这个小集团被定性为“二流堂”的第二代。“二流堂”的人是一群老艺术家，黄苗子、丁聪等现在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他们这样做要证明什么呢？要证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资产阶级也需要接班人，你看他们的接班人就是杜高这批人了，原来黄苗子、丁聪、唐瑜、吴祖光这一批文化人，在重庆抗日战争的时候，就跟无产阶级对抗，现在他们到了新中国了，到1949年以后，他们培养了他们的第二代，就是这个“小家族集团”，准备继续和共产党斗争下去。这样，这个罪名就成为“小家族集团”最后的政治结论。
陈晓楠：“反右”运动开始之后，位于北京城中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中心战场。1957年夏季里炎热的三个月，在杜高看来，也是大批判烈焰冲天、令人窒息的日子。文学界的“丁、陈反党集团”，戏剧电影界的“吴祖光右派集团”，还有美术界的“江丰反动集团”，就在这座大楼里被轮流批判。杜高虽然已经受过一次“肃反”运动的锤炼了，批判者们也斥之为“顽固的年轻的老运动员”，但是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斗争大场面，还是不断地让杜高感到心灵战栗。
杜高：几千人啊，当着几千人的面，你没有申辩的权利！你只有听人家的。哎呀，那个台上发言的人义愤填膺地揭发你的罪行，台底下就一片啧啧声，表示愤慨，表示吃惊，台上的人就更加来劲，全场怒吼声响成一片。这样子的吼声啊，在当时是使人灵魂都要颤抖的，是很有威力的。
解说：对“小家族”的批判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共青团中央礼堂召开的有两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新闻片。
杜高：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搞一部“反右派斗争”纪录片准备放映。这里还有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就在这个会开完以后，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老先生，叫陈北鸥，也在文联大楼，跟我一起工作，他用眼神把我叫到厕所里，悄悄地告诉我说：周总理救了你。我说：怎么了？他说：周总理昨天审看那个电影的时候，说，哎哎，都是年轻人，要挽救，这个片子不要播了。陈北鸥偷偷向一个右派分子传递消息，是冒着风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同我划清了政治界限，要把右派彻底孤立。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除了他自己的检讨和交代，还有许多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在专案小组的监控下，在大批判的高压下，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只能不停地写检举材料，不停地把昔日的朋友当作敌人来鞭挞。
杜高：比如像汪明，我说他非常悲惨。他还是像“肃反”运动一样，还是跳上台去揭发，坦白交代自己，揭露吴祖光，揭露小集团。他为了表白自己，交代了很多，有些很不实事求是，有意丑化、夸大了的。他为了表现自己，你看我对党是多么忠诚啊，我是多么愿意坦白，把我思想灵魂里面的最肮脏的东西，我都给交代出来，把我们讲过的什么话，开玩笑的话，什么都写成材料。所以，后来吴祖光夫妇还有几个朋友对他不是很谅解，但是我还是从心里非常同情他，因为我很了解他，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热情的年轻艺术家，而且他是很要求进步啊，他的确是很信任、很拥护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解说：朋友间的相互检举和揭发不但没有保住自己，相反，这些材料反而成了“小家族”新的罪证。批判“小家族”的文章和发言接踵而至，一篇又一篇，调子也越来越高了。
杜高：发言集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小家族”怎么反党，从政治上对我们进行揭露和批判。还有的发言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生活怎么腐化，怎么糜烂，资产阶级的享乐，而且玩弄妇女，拼命地丑化我们。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年纪轻都没有结婚，特别悲惨的是汪明，我知道他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结果他的右派罪行里说他玩弄妇女，我每想到这个都很为他悲伤的。所以在“肃反”运动里，有一天晚上，专案组一个女的，来审讯我，要我交代：你和哪些女孩子恋爱过？你心里喜欢过谁？你们干过些什么？我当然都老老实实交代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纯洁的青年，我和谁跳过一次舞、看过一次电影，或者一同吃过一次饭，我都交代了。我也有过一次恋爱，很年轻啊，都交代了。她还不满足，没有尽兴，再问：你跟那些女的到了什么程度？接过吻没有啊？你看，我那个时候很不好意思，她是一个比我年长的妇女，早已经结婚的人，她还要追问：你和谁发生过关系没有？我说没有。那你心里想过没有？我是一个男青年啊，我想过啊，我不说谎啊！她说：你要老实交代这个。她对这个兴趣很大。我现在回忆起这些审问，我感觉都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摧残。
陈晓楠：1958年2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和“小家族集团”的全部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一位副部长在会上宣布了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田庄、陶冶随吴祖光等人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戴浩、杜高和汪明另作处理。这时候，杜高已经预感到对自己的处理会更为严重，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杜高：1958年4月18日，这一天我当然是不能忘记。那天一早我到文联大楼去，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就把几个，一共五个要送去劳动教养、开除公职的右派，叫到党委的办公室，就告诉我们：要让你们看“反右”结论，在结论上签字，看你同意不同意。我根本都没怎么看，我就看了一眼，他们用手蒙着那个纸啊，最后一行不要我们看，就看你同不同意你的这些罪名。这个已经批判了无数次了，我一看不就是“小家族”啊什么的，吴祖光啊，不就这些内容嘛，我就签了一个字，同意了。然后他把手拿开，根据以上的这些罪行，决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个时候从隔壁的屋子里，走进一个公安人员，夹着一个黑皮包，他已经埋伏在那里，已经等在隔壁的屋子里了。他进来，把我们带走了。卡车就停在文联大楼的门口，公安局的卡车等在那里把我们送走。我们被押上了那个卡车。所有大楼里的人，没有一个跟我们打招呼的。我们穿过文联大楼，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商务印书馆那个楼，第三层，从那里走过。我印象里最深的，唯一的一个就是把周总理不让放电影的消息偷偷告诉我的那位陈北鸥先生，他一个人跑了出来，跟着我的脚步在我的后面说了一句：“你会回来的，早一点回来。”这两句话我心里很感动，就他一个人悄悄地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就下楼了。我们就被送到公安局东单分局。到东单分局干什么呢？是让我们两个手掌都摁上黑色油墨，留下我们的手掌印，这就是犯人档案，因为每个人的指纹掌纹是不一样的，有了这个，这个犯人就进了公安局了，我这才懂得了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每人摁了手印以后，就把我们送到半步桥北京监狱的收容所去了，我也就从此与世隔绝，开始了我的劳动教养的生涯了。
陈晓楠：劳动教养的日子是十分难熬的，但是对于杜高来讲，痛苦不过刚刚开始，还有更大的饥饿、屈辱和罪名都在等着他。那么，杜高的生活究竟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他的档案里还记载了哪些辛酸往事？而他在解除劳教之后，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另外，杜高的那些好友们，又是怎样一个一个地离开人世的呢？下周请您继续关注“口述历史”。
陈晓楠：1998年，青年学者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意外地发现了戏剧家杜高的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可以说，杜高的青春就是由这厚厚的一堆档案材料组成的。李辉后来回忆说，当看到这个档案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会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这样的一些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杜高后期的档案材料，是他从1958年到1969年整整十一年六个月间强制劳动改造的记录。而塞进档案袋里的，无非都是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自己写的思想改造汇报、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检讨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底发生的两个窝窝头事件，李辉在看到这份材料之后对杜高说，这也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喜剧吧，只不过这个喜剧里面浸透了杜高的眼泪。
杜高：那已经是临近1960年的冬天了，全国开始饥饿了。那个时候我们定量很少了，每顿就是两个小窝窝头。这一天轮到我到伙房领窝窝头。有一个技术人员，不知道那天他是病了还是下车间了，我打了他的饭回来，两个窝窝头没人领。每个人都发了两个窝窝头。那个时候我很饿，我的确产生了想法，没有人要嘛，我就没有及时退给伙房。周围的人都是很敏感的，不知道哪个人汇报了这两个窝窝头搁在那里。来了一个管教干部，就问：这两个窝窝头怎么还在这儿？我赶紧就把这两个窝窝头送还伙房去了。管教知道我心里想吃这两个窝窝头，就开了一个小组会，要我交代没有退回这两个窝窝头的事情，别人来分析我的思想、帮助我提高认识。我很坦白啊，我说：我的确想吃掉这个窝窝头，因为我肚子很饿啊，想吃。哎呀，就开始批判，那个小组会的发言记录都保存在我的档案里了。这还不够，小组会开完以后，那个管教干事对我讲：你要很好地写一篇检讨，你这个思想，你不很好地写一篇检讨是很危险的，你已经走到很危险的边缘了。哎呀，我一看这个事情很严重了，那天晚上正好是1960年的除夕，那天晚上很冷，我就趴在监舍的炕上，很微弱的灯光啊，我趴在下面写检讨。这个检讨我后来再回忆，真是用一个字一个字地来鞭打我自己的灵魂啊！我是如何地自私，我是如何地卑下，我是如何地禁不起窝窝头的诱惑，我是如何地有资产阶级的那种贪婪的思想，我是如何地反人民，我是如何地最后要走到反社会主义，就从这两个窝窝头，我就上纲，一步一步地上纲到把自己彻底地糟践成为一个反对新社会、反对共产党的罪人。我的这篇检查完好地存在档案袋里。
解说：这就是1960年的除夕夜，杜高写下的那份检讨书。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了1961年新年的黎明。杜高一直盼望着这一年，他觉得届时他将因为劳教期满三年而恢复自由。然而杜高的满心期待又一次化作了泡影。他被宣布继续劳教三年，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
杜高：那个时候我们关在一个铁门锁紧的监舍里。有一天休息，我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一个年轻的犯人，二十来岁，大概是个小偷。他在看一本破烂的书，我就走过去，问：你看什么书啊？一看他在看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丝洛娃在监狱里。我就跟他聊起天来，因为我很熟悉这本书。我大概说了一句什么狱吏，这个狱吏大概就相当于监管我们的这些人吧。好，他给我汇报了。他写了个材料，说我说现在的管教人员，就跟那个沙皇时代的狱吏一样。这个时候正好要给劳教分子定期了，于是宣布我继续教养三年。我是在那个劳改工厂里，定期最长的一个右派。哎呀，我当时心里很沉重啊，我已经劳动教养三年了，又来个三年，怎么我一个人要定这么久呢？那个管教找我谈话，他一只脚踏在一个椅子上，抽着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想一想，你思想多反动，你骂我们是沙俄时代的狱吏，你诬蔑革命干部。他就一口烟一喷，喷到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擦了一下。他说：你看，你后悔了吧，你流泪了吧，你哭了吧。他说：晚了！你当时怎么不想到你在骂我们啊。就这样，不等我辩解，就把我定了个三年。
解说：就这样，杜高又被追加了三年劳教，成为他所在的农场里唯一一个被再定三年的右派。而这三年，是杜高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他要面对的是另一个巨大的恐怖——饥饿。
杜高：1961年冬，是最凄惨的一个冬天，是一个死亡的冬天。我住的那个棚子里，每天晚上都抬死人。因为我们是挤着住的，每人睡觉大概就是一尺宽那么大的地方，人挨着人，很长的一个土炕，那个劳改农场，我每天晚上都听到有抬人走的声音。
我很麻木了，我感觉到这是我精神崩溃的开始。饥饿，使我从生理上开始崩溃。当一个人啊，他在生理上崩溃以后，他已经没有精神上的需求了。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很卑贱的小动物，除了这种原始的要求以外，我什么都没有了。走路也走不动了，腿子也浮肿了，唯一的想望就是多吃一口，多吃一口窝窝头，到哪儿都是为着找一点吃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饿得要疯了。
解说：从1961年夏天开始，杜高所在的农场就笼罩在大饥饿的恐慌之中。灾难首先降落在那些年长者、体弱者和患病者身上，然后是那些像杜高一样的年轻人。幸运的是，杜高生存了下来。
杜高：我没有死在那个冬天是个奇迹，为什么呢？那年冬天我大量地咳血，血吐得很厉害，没有药啊。因为我原来有过肺结核病，不知道是不是肺结核病又犯了，或者是我得了别的病了。但是我并不很恐怖，没有药吃，每天还要出工，虽然干不动什么活。
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忽然觉得胸背疼得手都抬不起来了，这时别人都已经穿好衣服排队去了，队长在点名了。哎呀，我动不了了，我不能穿衣服了，我坐在那里呻吟。这时班长跑了进来，说：你怎么搞的？就拉我下炕。我说：我今天不行了，我这个胸和背呀，疼得简直是，手都不能抬了。他说：那也不行。他就用力帮我把棉衣穿上，拉着我去排队。到了工地，我就靠在冰冻的土坡上。这时队长过来了，说：你怎么不干活？我向他求饶了，哀求他，我说：不是我不愿意干，我实在是不行了，我这个背呀、手呀都动不了。他呵斥我：干活去！你们这些右派呀，就是会搞这一套，会找理由，你赶紧给我去干活！你们那些花言巧语，你干活去！我没有办法了，只得咬牙跟着队伍干活，实在是干不动了。
解说：1962年的春天来了。杜高和几百个右派劳教分子一起转移到另一个农场接受改造。比起以前的劳改农场，这里的条件要好得多。
杜高：我记得我刚到那个队的第一天，来查房的那个队长看我还躺在炕上，一个罐头盒子，摆在枕头边，因为我晚上咳血，他一看，满满的一罐头盒子血，那个队长姓高，叫高队长，他很同情我了，他把眉头一皱，低声地说：你不要出工了，你到病号组去。我记得这个话，因为劳动教养以来的这么多年，这个队长第一次用这么和蔼的语调跟我说话，这是第一次，我很感激他。那以后，我就没有出工了。
陈晓楠：大饥馑的严冬终于过去，杜高和一群在饥饿年代幸存下来的难友又被带到了北京南郊团河农场继续劳教。在“继续教养三年”的时间里，杜高忍受各种困苦，希望能够如期地解除劳教。可是到了1964年，在他劳教期满的时候，却没有人向他宣布解除劳教的决定。杜高说：这样算起来，从1958年的不定期劳教，到1961年的延期三年，再到这一次的无限期的延长，组成了我的劳动教养三部曲。在这漫长的十一年半的时间里，杜高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号”。每一年，杜高都要填写一张解除劳教申请表，一张张表格，一年年照抄下来，几乎一个字都没变，唯一变动的是杜高的年龄，每填一张，便长了一岁。
解说：时间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不过，身处劳改农场的杜高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他从“专政对象”变成了“保护对象”。
杜高：我非常感谢这个劳改农场，因为什么呢？事情很妙，中央“文革”有一个规定，不许冲击专政机关，不许冲击监狱。红卫兵什么都可以冲击，党政机关、学校电台，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但是有一条，监狱是不能冲击的。我们那个队长就跟我们讲：你们要好好地老老实实干活，我们保护了你们。红卫兵要来啊，听说这里有个右派队，有几个著名的右派，红卫兵来了拿皮带可是要把你们都抽死的。他说：我们拦住了，不许他们来，他们要来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很害怕呀，提心吊胆，还好，我们在这个劳改农场里被保护起来了。这个事是非常妙的，很有戏剧性的，事物转到了它的反面了。
解说：虽然杜高并不在“文革”风暴的中心，虽然他在劳改农场得到“特殊保护”，但是这场“革命”还是让他无时无刻不感到神经紧张，因为国家政治动向的变化，也关系着他的个人命运。
杜高：我从《人民日报》看到文章，《人民日报》一个整版。我看了以后，简直觉得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因为什么呢？到了“文革”，我已经劳改了十年了，我的罪行不但没有减轻，它又升级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这个“小家族”是以吴祖光为首，到了“文革”变成夏衍为首了，把“四条汉子”(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揪出来了嘛，以夏衍作为后台老板了。到“文革”深入以后，《人民日报》的这篇大批判文章里，把“二流堂”“小家族”的后台老板又变成国家主席刘少奇了。我做梦也梦不到这个上面去，他怎么会变成我们这个小集团的后台？
解说：尽管自己的罪行升级让杜高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更让杜高感到莫名其妙和慨叹的是，原来曾经审查、批判过他的三位文化部领导竟然也成了被打倒、被批判的对象。
杜高：他们的命运都很悲惨。领导“肃反”运动，在文化部直接管我的这个“小家族”案子，而且做了最严厉批示的那个徐光霄副部长，他进了秦城监狱，他作为“走资派”第一个就抓进去了。“反右”运动在首都剧场的文艺界两千人大会上宣布给我戴上右派帽子的陈克寒副部长，跳楼了，把腿摔断，也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最悲惨的是刘芝明副部长，他是后来专管“二流堂”“小家族”专案、给我们做政治结论的人，当时他把自己当成胜利者，完全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向我们宣布这场斗争以他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获胜而结束。这位刘芝明副部长，他的命运实在使我大为叹息。到了“文革”，他被作为文联系统最大的“走资派”，被造反派抓起来，叫他交代罪行。交代什么呢？要他交代“二流堂”“小家族”的罪行。他哪里交代得出来呢？他是只管批判我们的，他交代不出什么来。造反派就说他是“二流堂”“小家族”的包庇者。“文革”跟“反右”相比，就更野蛮更残暴了，交代不出就打他，用皮带抽他。哎呀，他的年纪很大了，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打呀，他硬给活活地折磨死了。据说他的儿子到医院，看他要死了，还同他划清政治界限。儿子都不怜悯他，走了。真是悲惨。
陈晓楠：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之前，杜高是一个活泼开朗而且说话毫无顾忌的青年，即使在劳动教养期间，杜高也依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然而，在杜高最后三年的劳教生活里，他身上的锐气被一点一点地磨掉了。杜高档案当中，从1966年到1969年，这三年的材料，除了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汇报之外，大都是杜高自己写的检查和自我批判，而且越写越长，标题从原来的《思想检查》《思想总结》也变成了《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以此作为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的佐证。
解说：1969年是杜高劳动教养的第十二个年头，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又因为对政治前途的无望和人生前景的迷茫，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濒临崩溃，这个时候的杜高变了，他早已经不是十多年前那个爱发议论的青年了。
杜高：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我知道一切都不行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我要生，我要生存下来。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到，我要生存，怎么才能生存？只有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我就大量地写这个。我学会了，我懂得了，我再不要讲自己想讲的话，我再不想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维，我就按照《毛泽东选集》的思想来思想，按照毛主席的那本语录来说话，这样我能不能回到人民队伍里面来呢？果然，最后说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有了好的表现。
解说：尽管杜高的学习心得都是连篇累牍的歌颂领袖，不厌其烦地表白自己对领袖的忠诚和热爱，但是这些在今天看来愚昧可笑的文字，成了批准杜高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依据。杜高档案的最后一份材料就是这张《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批准解除劳教的日期是1969年4月23日，但是直到半年后杜高才获准离开劳改农场，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长沙。
杜高：我回到我的故乡了，我回家了。因为我刚从农场放出来，我刚刚得到自由，我精神上跟在监狱里还完全一样。我总感觉后面有人在监视着我，我不习惯自由地走路，虽然没有人强迫我，也没有人跟着我，但我总感觉和在劳改单位一样，我走路非常注意，好像队长时时在监视着我。我被囚禁的时间太长了，一时解脱不了。
解说：回到长沙后，杜高流落在城市的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为生计的闲散劳动力。十年间，他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不过，杜高虽然从形式上恢复了人身自由，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变得非常迟钝，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状态之中。
杜高：回到长沙以后，我非常警惕，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加上我的身体也很不好，就在街道上老老实实地干活，给我多少报酬我就拿多少报酬，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改造，受到这么沉重的惩处，就我个人讲，我变成了什么呢？我变成了一个虚假的人。我很谨慎，我得学会去适应这个环境，使人家感觉我是一个很老实可怜的人。贫穷已经使我很衰老了，我变成了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用力压抑我的内心情感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人。正因为这样，我获得了安全，这个社会容忍了我，人们跟我谈话，街道干部找我谈话，我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我再说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他们认为这个右派分子改造好了，这个知识分子变好了，但是这个我已经完全不是我自己了，所以我最后的结果是“我不再是我”。这就是这个二十五年，从“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劳动教养，经过漫长的劳动改造，除了让我的青春生命死亡，除了让我的青春年华毁灭之外，把我变成了一个“不再是我”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人。
陈晓楠：1979年，历经二十四年坎坷，杜高终于获得了平反。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衰颓的老人了。他被调回北京，在中国剧协工作。1980年春天，杜高结婚，这个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然而和“小家族集团”的其他成员相比，杜高还算是幸运的。尽管他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被无情的政治运动摧毁，可是他幸存下来了，而且重新恢复了工作，找到了生活的动力。而他深爱着的那些朋友，却一个个地先后离开了人世。
解说：杜高的好友汪明，他们曾是朝鲜战场炮火中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在青年艺术剧院，他们同住一个宿舍。在“小家族集团”案中，汪明和杜高被列为该集团的首要分子。
杜高：我遇到过汪明一次，大概是在“文革”爆发以后。他比我早摘掉帽子，已经是一个留场就业的职工了，他也在田头劳动。不知道哪一次收工的时候遇见他了，他有一点行动自由，我没有自由，我还在劳动教养。他看见我了，走到我身边来，因为他已经摘掉帽子了，他鼓励我，他说：你要好好改造，争取早一天结束教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塞给我，因为我不能买烟。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他死得非常悲惨，后来就是林彪“一号命令”以后，劳改农场的人都送回原籍，把他送回安徽。他没有家，他是非常可怜的孤儿，他就被送到安徽的劳改农场去了。最后，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前两个月，他死在那个劳改农场里。我太为他叹息了，他要多坚持两个月，得到平反，命运就不一样了，他的生命也许就可以得救。但是他没有熬过来。
解说：与汪明不同，“小家族集团”的第三号人物田庄，虽然等来了平反的那一天，不过，也就是那一天，他被送进了医院。
杜高：他呀，好不容易盼望到平反，1979年的春天，北影通知他——他的关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打电话通知他，在右派改正书上签字。他盼望了二十多年啊！他骑了一辆破自行车就飞一样地往北影跑了去，签了字，拿到这张改正书啊，跑回家，回到家里，当天晚上就呕血，他不是咳血，不是我那种咳血，是呕出来的，把他的爱人和小女儿吓坏了，满满的一面盆。他压抑了二十多年的生命，到了最后崩溃的时刻。他被抬到积水潭医院。我回到北京后听说他在医院，立即去看他，我还是照过去那样叫他小田，我刚进那个病房，叫一声小田，他躺在病床上，就一下搂着我的脖子哭了……
解说：几天后，田庄去世。在田庄临终前，他送给杜高的妻子这张照片。
杜高，1955年
杜高：田庄爱人有一天告诉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快要死了，她说：杜高要结婚了，要安家了。田庄非常高兴，田庄就想到他还保存着我的一张照片，要他妻子赶紧回去找。那张照片就是现在印在我的《又见昨天》这本书上的，我年轻时的一张照片，1955年我送给他的，我在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我送给他的，我自己都没有保留这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他就写了一张字条，把这张照片送给他不认识的我现在的妻子，他写了这样一行字：“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他怕我的妻子嫌我太老，我的妻子比我小十几岁，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衰老，非常憔悴，他怕我的妻子嫌弃我，所以说“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他用了这么一个礼物送给我的妻子。
解说：罗坚，在杜高的朋友中间，算是他们心目中的老党员、老干部。“小家族”问题爆发前，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在“小家族”成员中，罗坚被列为“重要分子”。
杜高：为这个小集团，他吃够苦。把他弄到贵州去了，在一个花灯剧团工作，很苦闷啊，他非常苦闷啊。后来，好不容易平反了，这个“小家族”问题没有了，他也跟着回北京了，但就是不分配他工作。正是精力很旺盛的时候，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已经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的妻子儿子都不知道。很快，没有两年，忽然一下心肌梗死。我和吴祖光一道去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吴祖光简直不相信他会这么早死去。他一直叫罗坚“大使公子”，跟他开玩笑，因为罗坚的爸爸曾经是驻苏大使，他一直把这个小罗坚当成一个小孩子，他怎么会死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更使我伤心的是蔡亮，我的确是太喜欢我这个朋友了。
解说：蔡亮曾是徐悲鸿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在“小家族”问题爆发后，他和他的恋人张自薿被下放到西安。
杜高：蔡亮的问题爆发的时候，“肃反”审查我们，“小家族”问题来了，党委就问张自薿：你是要蔡亮呢，还是要党籍？这个女孩子就哭了，就跟党委说：我热爱党，我又很热爱蔡亮，蔡亮不是一个坏人啊。结果，马上就开除她的党籍，一同下放，她就只好陪着蔡亮下放。
他们两个那时候并没有结婚，是同班同学，都是刚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她那时候已经是调干生的老师了，业务能力很强。这个时候有两个调干生，都是党员，很同情他们，悄悄地到火车站去给他们送行。他们两个人背了一个画夹子，提了一个网兜，这个女孩子就对这两个调干生说：好，谢谢你们来祝贺我们的婚礼，我们今天就结婚了。这样他们两个就结婚了，一起到了西安。
解说：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但是西北的黄土高原，激发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在那里他创作了《延安火炬》等许多优秀作品。平反后，蔡亮和爱人同时回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80年代初蔡亮在巴黎建立了中国美院的工作室。
杜高：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知名的画家了。80年代我刚恢复工作，他来看我，没想到，他跟罗坚的命运一样，受了这么多年的折磨以后，心脏病已经很严重，家里人不知道，还以为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一天，忽然心脏病发作，很快就死了，死的时候他刚过六十岁。我的这几个朋友，这张照片上的五个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活着，他们的生命都已化为烟尘。这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这些人的青春的生命，他们的青春年华，他们所有的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梦想，所有的对人生的美好的追求、理想，都破灭了，都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人与人的斗争中，被摧毁了。这些人的生命完全被摧毁，从他们的精神到生命一起摧毁，都没有了。
陈晓楠：2000年，已经年届七旬的杜高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同意原封不动地将全部档案公之于世。尽管这份档案曾经像一个可怖的阴影紧紧跟随了他二十四年，尽管这里面有很多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可是他认为，这些本属于个人隐私的文字记录，既然形成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当中，其实它也就不再限于个体的意义了。他愿意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把有利或者是不利于自己的一切，把一个真实的昨天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历史，同时他也愿意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所有的人一起来重新阅读这段历史。
(两集访谈录播出后，《山西文学》2005年第7期刊出以上文字稿)
附录一 “杜高档案”收藏散记(节录)
文：李辉
收集到“杜高档案”，更是意外收获。
潘家园去得多了，买得多了，一些摊主也就知道了我的爱好所在。是在1994年左右，一天，一位摊主来电话，说他新收集到了一批史料，看我是否感兴趣。我赶紧前去，满满一纸箱故纸碎片摆在我的面前。
一看，我喜出望外，它们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正是我此时的研究与写作所需要的东西。
我当时正计划写黄苗子、郁风合传，并写一篇他们与吴祖光等朋友形成的“二流堂”①故事的文章。在这些档案中间，恰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二流堂”以及吴祖光和他的所谓“小家族集团”。这些材料，大多是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涉及不少文坛重要人物，如周扬、田汉等，以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1964年的文艺整风等。这样一些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
在纸箱里翻阅那些原件、手稿时，我难以抑制兴奋。尚来不及细读，凭直觉就认定它们值得收藏。好在与摊主已是老熟人，好在当年还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行情，一页名人手稿动辄就要数百元上千元；我当即把整整一纸箱史料全部买下，支付了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价格。至今，我为这一巧遇和决定而感欣慰。
这些档案材料是如何流失出来的，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旧书摊，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偏爱史料的人来说，得到它们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相信缘分。
在它们中间，作为个人档案，最完整的就是“杜高档案”。
我与杜高先生过去虽无个人交往，但也不陌生，曾有过数面之交。80年代从路翎那里，听说过当年他与杜高的渊源关系。1985年在胡风追悼会上，我曾与杜先生见过面。后来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曾写到“反右”时戏剧界对吴祖光和以杜高、田庄等为成员的所谓“小家族”的批判。作品发表后，每次见到杜高，他都非常热情，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的印象中，他说话总是充满激情，声调高亢，有湖南人的爽朗，对年轻人厚爱有加。
“杜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集团和“肃反”运动，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历史跨度十余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得感谢有关工作人员的负责和认真，为一个人、为一个知识分子、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留下如此难得的一份完整记录，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本。这些年来，接触过不少史料，采访过不少老人，似乎对那一代人受过的苦难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有些平淡、麻木了。但是，当在这批资料中发现杜高的完整档案时，我还是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和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末释放回家，十几年间杜高几乎不停地写交代。从政治经历到文艺思想、从交友聚会到私生活，事无巨细，都在交代之列。所谓“小家族集团”，是“肃反”和“反右”两次政治运动中杜高的主要问题所在，因此，交代他与集团中所有人的关系，便成了杜高档案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何时与何人在何地打过交道，说过什么话，他都得一一写得清清楚楚。关于个人的历史问题，一年年他都得交代了又交代，循环反复，没完没了，这就使得同样的内容会在同样的题目下一再出现。为了保持历史原状，在整理过程中，这些重复的交代也照样选录。这样读者可以从这些重复的交代文字中，真切感受到当事人当年的生命是如何白白地消耗、精神是如何无端地被蚕食。档案汇集毕竟不是提供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但是，看似单调、重复的交代，如果细细琢磨，不更是可以从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中，感受到曲折、复杂的精神历程和历史轨迹吗？
与个人的检讨和交代相比，读起来更让人难受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一旦政治运动来临，一旦被圈定为被打击对象，每个人都会如同烤鱼一般放在火上翻来翻去，人性和人格都面临着考验。又有几人能经受如此严酷而循环反复的炙烧？
一个人的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些泛黄的纸页上具体呈现出来，每次翻阅，都让我感到一阵震撼。
当我撰文披露收集到这批史料的消息后，曾担心杜高先生会不高兴，然而，他却兴奋地与我通了电话，并欢迎我把档案拿给他看。至今我仍难忘他第一次翻阅档案时的惊奇。他落泪了。我默默地看着他，听到了在巨大的历史阴影下一个生命的叹息。
我没有想到的是，杜先生不仅赞同我的提议，把这批档案整理出版，并与妻子李欲晓女士亲自参与整理。在我看来，杜先生同意原封不动地将所有档案公之于世，具有非凡的勇气。
经过几年的整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于2004年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我本以为我所收集到的这批档案是完整的，而随着书的出版，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了。
未曾想，惊奇还在后面。
2006年冬天，杜高先生一天打来电话，十分兴奋，不停地说：“简直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原来，从澳大利亚回来探亲的赵立江(丽江)先生辗转托人找到他，给他一个惊奇——赵先生于1997年出国前，在潘家园旧书摊也买到了一册订好的“杜高档案”，它们正好是《一纸苍凉》中劳改时期的档案的补充，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了它们，“杜高档案”才算真正完整了。
几天后，我们三人在杜高先生家里相聚。历史的缘分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赵先生告诉我，他是在读到《一纸苍凉》后，猛然想到自己出国前的意外收获。他还特地为我带来一页档案的复印件，它正好是我收藏的杜高档案中注明“1960年最后一天”《检查》所缺少的最后一页(见《一纸苍凉》第293页)。杜高写这份检查，主要因为有一天他没有及时把两个窝窝头送回伙房，有多吃的念头，尽管第二天送了回去，但仍被视为“错误”而接受批判。
所补缺的最后一页的文字如下：
用欺骗、谎言来掩饰自己思想深处的坏东西是解决不了问题，也是对自己极不负责的，并且也是一件痛苦的事。现在，我向组织上、向领导上剖析我思想上确实存在的这种可耻的坏念头、坏思想、坏意识以后，我就开始感到自己有了力量和勇气去正视它，和它斗争，并且一定会战胜它。
今天是1960年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写这份思想检查，我感到有特别深的意义。我希望旧的、错误的东西随着旧的岁月一同永远成为过去，我希望新的思想和意识快快生长，和即将来到的新的岁月一起。
回到家，我把赵立江先生送我的这页复印件，与“杜高档案”中的那份《检查》放在一起。同一份档案，在分手之后，又回到了一起，终于成为一个整体——虽非原件，也属难得。
杜高在家中
人们常爱说历史是公平的，那么，对于杜高，他的档案以这样的方式与他重新见面，是否可以说是对他的磨难的一种补偿呢？但愿如此。
完稿于2007年6月2日，北京
(原载《读库》07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