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从刘思亮先生轶事见证民国时代的言论自由

 

现在不少人一提起所谓“旧社会“,特别是民国早期军阀割据年代,就会按照党的教育所形成的“定式思维”，认为肯定是不许人讲话，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现在就听我给您讲点“稗官野史”类的故事吧！

 

看过鲁迅杂文的人不妨想想，像他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之类的文章，放在1955年，早就是“比胡风还胡风”的“反革命”，更遑论反右和文革了。笔者在这里要讲的这位，当然没有鲁迅那么大的名气，他只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小人物，既无显赫的家世，也不是什么款爷，大腕。只是个家道小康但颇有文才的老学究而已。此人姓刘名思亮，是清代的一位飽学秀才。家中开了一家茶馆，就叫“思亮茶园”。他闲来无事便爱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当时成都报纸都很少，当然更没有互联网让他发帖。于是他便自任主编，撰稿，校对，印刷，发行，集大权于一身，用当时极简陋的油墨印刷，印出一期期的《思亮随刊》。据他自己解释，所谓“随刊”，一是见啥说啥随便讲，不受什么主旋律，次旋律，正能量，负能量的限制，当然更不会去看官方的脸色，揣摩领导的意图；二是随时不定期出版，或三、五日或十日八日，十分随便，故曰“隨刊”。

 

下面再来看它的内容，也很随便，没有什么社论之类的大块文章，就是些俏皮话，一首词，几句打油诗，甚至一副对联便可一事一议。但对时事的针砭，其锋芒的犀利，却往往是入木三分。例如，当时成都军阀当局，征收某些捐税，其中一项叫“粪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环保排污费“，不过那时的军阀却没有今天的官员这么有文彩，这么会巧立名目，更不会用这么好听的新名词。像我家中的自来水，每吨水费之外还要外加“污水处理费”若干元。也没人敢说－个“不” 字。由于这“粪捐“二字确有点欠雅，于是刘老先生便在他的随刊上刊出一幅对联加以调侃：

      自古未闻屎有税；

      而今只剩屁无捐。

 

不仅叫人看了捧腹喷饭，其对仗，平仄的工稳也几乎无懈可击。不过有关当局并未因此请他去“喝茶” 或说他在“寻衅滋事”。

 

不久，当时四川的都督（即省长）并总管军政的刘湘，从外地买回了一艘旧的小炮艇，命名为“巴渝舰“游弋于重庆一带长江水上，在当时就等于是今天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里根号一样的威风了。但我们的刘老兄就偏要去摸一下“老虎屁股“，便在他的“随刊”上发了一首诗：

      都督有艘巴渝舰，

      由渝到万才十天，

      不是沿江滩陡险，

      几乎胜过柏木船。

      寄语沿江船夫子：

      撞烂军舰要赔钱！

 

这种挖苦，用今天的话来说完全是恶搞，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别说木船，就是走路，从重庆（渝）到万县也要不了十天，当然更不要说木船怎么可能撞烂炮艇？如此夸大其词，显然出于恶意。如果让我们《环球时报》的単仁平先生来加以分析，那肯定是“敌对势力” 对我党、我軍的诬蔑了。可是他说了以后，有关部门也未找他去“谈话” 什么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十月十日便被法定为国庆日，又名“双十节”。 每年这一天，都要举办庆祝活动，而且十分隆重。如扎牌坊，挂国旗，敲锣打鼓，晚上还有火炬游行，又名“提灯会“。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国庆节，刘思亮先生竟敢写下一付对联，明目张胆地将其贴在当时成都闹市区“商业场“的一座牌坊上。其上联是：

 

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

下联是：

举国若狂，情狂，情狂，情情狂。

 

横批是：庆祝国庆。

 

从文字内容上看，自然还谈不上“反动“二字，但用“当当庆“，“情情狂“，这样敲锣打鼓的像声词来写庆祝国庆的对联，而且张贴于公共场所，不说你是“反动标语”或“煽动颠覆”，至少可以说你是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吧，行政拘留加罰款，弄不好叫你上电视上去“认罪” 也不足奇。但此事最后也是一笑了之。这也足以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言论，文字的宽容精神。

 

更精彩的是抗战初期，当时四川的軍政首长刘湘病逝。在办丧事时，刘思亮大摇大摆走到灵堂前给刘湘送去一幅挽联，上联是：“刘军长千古”。这完全是对的，但下联却是：“中华民国万岁”。大家都十分诧异看不懂，便问他“刘老师你这挽联是怎么的啊“？“千古“对“万岁“是可以的；但“刘军长“三个字，怎么能对得上“中华民国“四个字呢？刘思亮一听，连连点头说“你们说得好，‘刘军长’，就是对不起‘中华民国’啊”！

 

如此的奇思妙想，实在太绝。尤其对当时独当一方的军政首长也敢如此近乎刻薄地挖苦，并且敢拿“祖国母亲”的名称来戏谑。若是在今天，那还得了？可刘老先生最后仍“全身而退” 平安无事.所以那些开口就说“旧社会没有言论自由”的人，不妨设想，假若当年“伟大领袖”去世时，谁敢拟幅对联：“毛主席千古； 中国人民万岁”，那么你不是“反革命”才怪！弄不好，脑袋掉了也不奇怪。

 

刘思亮先生这类事，在民国时期决不是个别例外。前文提到鲁迅，不仅对当时社会黒暗面的揭露是那样的辛辣、深刻。甚至对国民党政府处决共产党人，鲁迅也于1928年4月30日在《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上发表《铲共大观》一文，公然敢对当时政府杀共党暴动者之头加以冷嘲热讽。甚至不无“煽动” 地写道：“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 这样明显的“煽动”话语，若在中共搞“鎮反” 时，谁敢去这样讲，不被立马抓捕判刑 才怪。至于储安平、吴晗、浦熙修这些文人、记者对国民政府的抨击更是人尽皆知的。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今日当局诸公，是否也可在看完人家过去执政时之样子的同时，想想自己的“雅量” 是否可以稍微大一点儿呢？

 

2017年3月6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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