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上台后对人权的践踏越来越肆无忌惮,所以美欧在政界、学界越来越就联合对抗中共形成了共识。美国民主党政府虽然不如共和党政府在外交上显得咄咄逼人,但是在价值观上更强调人权。中国的新疆问题很复杂,既有穆斯林跟汉族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独裁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美国高扬人权的旗帜是有利于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共同利益和人类价值的。不过任何政策都需要倾听不同的意见,作者在本文中提出了对拜登政府人权政策的批评。有道理的批评需要接受,没有道理的批评可以解释,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的真相,并巩固人权价值观。读者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提的核心概念“种族灭绝”(Genocide,也译为种族屠杀)在今天除了有“肉体消灭”的原意,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文化灭绝”的涵义。无论“种族灭绝”这个词汇是否准确,也无论中共在新疆囚禁维吾尔平民的规模到底多大,对维族民众的大规模强制教育、强制劳动以及监禁、威胁和监视是不争的事实。假如中共要摆脱国际负面形象,只有开放外国记者自由采访一途。在21世纪的今天,维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绝不会通过镇压手段获得最终解决。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是尊重一切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拜登政府上台已经2个多月了,尽管拜登多次声称不把中国看做美国的敌手,而是“最激烈”的竞争者,但是其对华态度之强硬,超出了此前舆论的预期。虽然受制于美国国内的对华恶感加剧和共和党的掣肘,舆论已预知拜登上台会继承特朗普的对华强硬路线,但也认为,其强硬程度可能不如前任政府,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期待落空。

与特朗普对中国的单打独斗相反,拜登兑现了他竞选期间的承诺,强化和盟友的关系,在对华政策上协调行动。其实,特朗普后期也意识到和盟友关系的重要,试图去拉弄在欧洲和东亚的盟友与伙伴共抗中国,但由于前期华盛顿单边主义的做法伤害盟友利益,很难让它们信任美国。拜登重建了这种信任关系,尽管没有完全恢复到特朗普之前的传统状态。美国联合盟友共同抗中的“成果”之一,就是针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大规模监禁和强迫劳动发起了制裁,这是自八九六四后西方的首次。

华盛顿给北京贴上“种族灭绝”标签,显示了拜登政府一再宣示的其对华政策的三大特征,即以人权民主为核心,强化同盟体系,提升实力同中国对抗。这三点也表现在美国对香港、台湾事务的关注以及美中之间的经济和科技较量上。在所有这些方面,拜登政府不但没有在特朗普政府的立场上后退,反更显强硬。很大程度上这可以解释美中阿拉斯加“2+2”会谈杨洁篪何以“动怒”。中方原本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内心是有些期许的,白宫换了一个过去的建制派总统,即使基调不会变软一点,但至少不会比前任还强硬。然而初次交手,发现情况不是这样。既然对拜登放松打压中国不可期待,也就只能硬对硬,至少在对外释放的信息上,要给外界一种强烈信号:中国有底气不怕美国打压,像杨洁篪说的,“不吃这一套”。

虽然拜登政府初次和中国交手即拿新疆开刀,符合民主党政府一贯重视民主人权的理念,但布林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赞同蓬佩澳有关新疆“种族灭绝”的说法,并随后把它作为美国的对华议题,还是出乎公众尤其中国民众的意料。毕竟蓬佩澳被美国媒体称为“史上最差国务卿”,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为打击中国是可以不择手段,“捡到篮里都是菜”的,对于新疆“种族灭绝”的指控,连国务院法律咨询办公室在年初都认为,中国的做法属于反人类罪行,但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在新疆进行了“种族灭绝”行为。蓬氏也只是在卸任前的最后时刻,可能是为新政府出难题,才指控新疆存在“种族灭绝”。而布林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附和蓬氏指控,也被人们理解成这是为了让参议院能够顺利批准他出任国务卿,未必就是他本人对这个指控的真实看法。然而,当它成为美国政府的真实议题时,情况就不同。

联合国对种族灭绝的法律定义,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它不是一般的人权问题,而是万国公罪,比反人类罪还要严重得多,其领导人是要上国际刑事法庭的。公众可能多数并不清楚种族灭绝的法律定义,但在他们看来,一定和对一个种族或民族有计划、有规模的从肉体上进行消灭有关,就像当年纳粹对犹太人或者日军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一样。事实上,这个词在上世纪是被用来描述大规模杀戮的最坏情况。美国务院法律顾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的,认为种族灭绝需涉及意图对一个群体造成身体和生理上的毁灭。正因如此,当年国际刑事法庭对波黑塞族前领导人卡拉季奇的审判撤销了对他犯有种族灭绝的指控,而以战争和迫害罪判其终身监禁。

新疆是否发生了中国针对维族等民族的有计划和系统性的肉体消灭的事情?至少从现在西方公布的证据来看,没有过硬证据。

这当然不是说新疆不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现象,也不是说美国和西方不应该对在新疆发生的大规模监禁和强迫劳动等人权问题不过问,不是的!拜登政府当然和必须为在新疆出现的严重的人权问题发声,当然和必须要对中国政府打人权牌。但是,把新疆的人权问题上升到“种族灭绝”这种极严重的程度,除非这是真实出现的,否则在做出这种指控前理应审慎些。

北京不接受美国和西方的指控可想而知。从中国普通民众的角度看,虽然他们并不知晓新疆发生的事情,或者只是接受官方单方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但政府对包括维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一直以来在生育和上学等方面实施比汉族更优惠的政策也是事实,且维族人口在过去几十年中大量增长。这种情况下,要他们相信西方有关北京在新疆有针对维族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为的叙事,非常困难。它不单因为西方拿不出过硬证据,还在于他们和西方看待新疆问题的角度差异。中国民众认为新疆的问题不仅仅是人权问题,也事关中国主权。西方则只把它看作人权问题。凡事涉及主权,中国政府的退让空间就有限,甚至不可能,尤其现在进入到和美国平视的时候;民众也倾向接受政府的说法,即所谓“种族灭绝”是美国和西方编造出的谎言,目的要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从内部鼓动维族分离势力,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从而促使他们站在中国政府一边。

拜登政府在指控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时,可能忽略了北京在新疆的做法有着内地强大民意的基础。多年前,我曾听家在新疆的两位人士谈维汉矛盾和新疆状况,根据他们的描述,在疆汉人几乎人人自危,有门路的都回内地去了,没门路的也想方设法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两人都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高度不满,认为如果不加以改变,新疆迟早会成为维族人的天下,把汉人杀光,追逐出去。我不知道他们的说法是否有些夸大,但汉维对立,在疆汉人有一种非常的不安全感,可能是真实的,这从一个方面解释了北京在2009年“七五”事件后在新疆推行强制再教育营的做法,如果中国不想失去新疆的话。

此种看待新疆人权问题的角度差异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但美国和西方在作出“种族灭绝”的指控时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肯定难以赢得中国民众的认可。其实,正由于这种角度差异,当蓬佩澳鼓动中国民众和中共切割,宣称美国目标是要推翻习近平和中共,而非中国人民,他的策略没有奏效,中国民众非但没有和中共切割,反而因中共对疫情处理而加强了对它的认同。北京也得已利用这种合法性的强化在去年打压香港的抗议行为。拜登政府虽不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明显把矛头对准习,也不公开宣称要推翻中共,甚至说美国的目标不是要削弱中国,但拜登政府迄今对中国所做的事情一点也不比特朗普软,尤其在新疆问题上集结西方盟友制裁中国,不但使北京放弃对拜登政府的不切实际幻想,也让多数中国民众认为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无二,目的都要搞垮中国。故可见,拜登政府和西方国家的“种族灭绝”标签不能令北京就范,从王毅最近的中东六国之行来看,该指控也没有激起穆斯林世界对中国的仇恨,跟从美国和西方一起反中。也许拜登政府这样作是要为美国和西方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新冷战做民意铺垫。不管华盛顿的目的是什么,有一个后果已显现,这就是,原本美国应该大力拥抱和依靠的中国国内的同盟力量,即自由派和党内潜隐的改革势力因为美国的这个大棒而进一步衰落,他们的存在和声音越来越微弱和边缘化;而美国原本要打击和孤立的以习为代表的保守顽固势力,其权力和地位却越来越稳固,中共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程度,也可能是八九六四以来最高的。这确实构成了一种反讽。

中国自由派和党内改革力量的衰退,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根源当然在于中共保守势力的崛起及其对党内和社会的自由派的压制。但自由派脱离大众,无视普通民众朴素的民族情感需求及对他们的疏远也是重要因素。随着中国崛起,普通民众怀有一种对国家的自豪感本来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自由派把它看作国家灌输的结果。中共当然无时无刻不在给民众洗脑,然而洗脑要有效果也必须和民众的心理感受相契合,现在信息发达,民众也会有自己的比较鉴别,这不单是洗脑可以做到的。可自由派一贯否认中国崛起的事实和民众对崛起的心理认同,就连西方舆论现在也承认中国崛起。自由派这样就和大众产生距离,渐被他们抛弃。

这是一个过程,特朗普四年又加速了自由派和一般民众的分离进度。特朗普毫无章法的对中国乱打一通,让自由派看到了希望,把情感投射在他身上,一厢情愿地幻想靠美国推翻中共。这是自由派里产生大量川粉的原因。自由派川粉对特朗普的死忠,无条件认同和支持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打压措施,尤其在美国大选期间和选后攻击美国民主的种种表现,让自由派曾经在中国民众中有的理性和温和的美好形象摔落干净。美国大选后,自由派本该痛定思痛,重新挽回在公众中的形象,然而,在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种族灭绝”指控中,自由派再次失语,态度暧昧,还对由新疆棉花引起的民众对M&H等西方企业的抵制进行讥讽,把它归咎于官方鼓动。海外民运人士不但响应“种族灭绝”的说法,更呼吁西方制裁中国。这要民众不抛弃自由派和海外民运人士也难。如何重建在中国崛起和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自由派的叙事话语,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对自由派和中国民主化的终极考验。若自由派通不过这个考验,中国的自由民主将会遥遥无期,因为即使中共被推翻,其胜利果实也轮不到自由派来摘。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中国的自由民主不能全靠美国,但不能不靠美国。基于此,拜登政府上台前,我曾说过,美国若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必须启动中国社会和党内的自由民主力量,拜登对中国打民主人权牌,原本有助于增强国内自由派的力量,但是打牌需要对准目标,拿捏尺度,在一些既是人权也关乎主权的议题上,出手应该慎重。类似“种族灭绝”的万国公罪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就不能随意指控,它很容易遭到中国民众的普遍反对,对要孤立的中共来说效果适得其反。

拜登政府现在高举的“人权大棒”,本质上还是特朗普式的极限打压,如果它不是出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意图,而只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挑动盟友一起用这个标签来恶心和打击中国,削弱中国的实力,为美国除去一个现实的竞争对手,那么对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很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其实即使对美国,哪怕中国在美国和西方的联手打击下成为如今的朝鲜,只要中共还在掌握政权,手中有庞大武库和核子武器,美国就不会比现在变得更安全。

所以,要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削弱中共对中国的掌控,中国社会内部必须有呼应因素,必须激发中国的自由民主力量,自由派必须不能缺席。这同时也考验着拜登政府打民主和人权牌的技术。仅就中国的人权状况言,美国对中国可打人权牌的地方太多,现有的力度远远不够,但应该针对能够引起普通民众共鸣的事情和问题,让他们感受美国的善意。涉及主权的敏感人权问题,当然也必须关注,然而像“种族灭绝”的指控则需避免,因为它只会把民众驱使到中共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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