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联合征文之七】张智斌：苏联解体30周年留给中国的思考

就在十七天前（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舒什克维奇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布列斯特州（Brest）密会后签署“别洛韦日协议”（Belavezha Accords）[1]；12月21日，十一位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宣言，这标志着苏联的解体既成事实。

戈尔巴乔夫在辞职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说道：“命运早就已经注定，当我成为国家元首时，很明显这个国家已经出了问题。我们拥有一切丰富的资源：土地、石油、天然气和其它自然资源，上帝也赐予了我们聪明的才智，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生活却相差甚远，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原因很明显，整个社会被官僚主义的指挥系统所束缚，竭力为意识形态服务，还承受着沉重的军备竞赛负担，这一切导致精疲力竭。”[2]

今天，在苏联解体、苏共消亡将满30周年和中共建党临近100周年、中共政权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尖锐的内部矛盾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再来回顾苏共和苏联曾经走过的路径，重温苏共和苏联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和前瞻中共和中国未来的命运和方向，相信应该是一件意义深远、不无裨益的事情。

图片说明：苏联昔日强大、辉煌的历史，并不能改变苏共消亡、苏联解体的最终命运。图为1990年苏共政权分崩离析前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最后一次威武雄壮、整齐划一的阅兵式。（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从“六四”镇压到苏联解体：历史的阴差阳错

就在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辞职讲话的八个月前，即1991年4月24日，苏联共产党迎来了建党74周年生日。在苏联威武强大的表象之下，苏共其实与这个外强中干的国家一样，已经时日无多。但是，透过如此强大的外表，又有多少人能够看透，这个“伟大”的政党距离消亡已只有一步之遥？

仅仅四个月后，出于对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地推行全面改革的不满，党内保守顽固势力乘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去克里米亚的福罗斯（Foros）疗养这一权力真空时机，在1991年8月19日悍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一场历时仅3天的未遂政变。保守势力企图夺取戈尔巴乔夫手中掌控的权力，来力挽苏共和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地位和命运，维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昔日的轨道上继续运转。

而实际却是事与愿违，8月21日政变宣布破产。这场政变给苏联和苏共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格鲁吉亚出生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政论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Roy Medvedev），这位苏共政权的受害者和列宁主义的忠实捍卫者、斯大林主义的严厉抨击者，他在著作中论述道：政变后“国家政权又回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但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政权。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年8月21日这一天，撕下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3]

在之后的四个月里，这段时间正如一场比分相差悬殊的球赛中剩下的最后几分钟“垃圾时间”一样，对改变苏共与其紧密相连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命运已经显得毫无意义。这场政变，导致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认知彻底改变，也对苏共组织心灰意冷彻底绝望。8月24日，即政变被平息后的第三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位，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同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签署第83号行政令，把苏联共产党的档案移交给政府档案部门管理。次日，他又签署第90号行政令，将苏共在俄罗斯境内的资产收归国有。11月6日，叶利钦发布第169号行政令，终止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并解散其组织机构。苏联共产党终于丧失了自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一直垄断了74年的执政党地位。

但是客观地说，苏共与苏联的命运并不只是葬送在戈尔巴乔夫这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手里，他们在改革中遭遇的困境也仅仅是压在这头巨大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捆稻草。而正真压垮这头骆驼的，其实正是苏共这个腐朽的体制本身。回顾苏联和苏共走过的路径，最终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其中确实没有一代领导人能够脱得了干系，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有程度的不同，却没有性质的区别。可以说，没有一代苏联领导人，不在给这头骆驼的背上不断层层加码。

而对国家和社会破坏最大的，要算是列宁血腥的暴力革命和斯大林残酷的暴力统治。经历了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等许多重大政治灾难后，苏联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被摧残得面目全非。这对于中国人而言，如果经历过毛泽东专制残暴的文革十年，应该能够很容易理解这样的状况。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上下对斯大林作出一个“适当”的评价是一件早晚会发生的事。1956年2月25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主义。尽管赫鲁晓夫作出这份报告的政治背景非常复杂，对于一个专制政权而言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夹带着权力斗争的各种因素，但是“去斯大林化”对于当时经历了极其严酷的大清洗和个人政治崇拜的苏联来说，其政治和社会反响无疑是非常积极的。

人类的历史总是这样不断相似地重复。毛泽东集列宁的暴力革命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于一身，把中国拖入灾难深重的黑洞。经过炮火的蹂躏和1949年后发动的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和文革十年浩劫，中国的各个阶层历尽磨难，国民经济已走向彻底崩溃的程度。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围绕着一场尖锐复杂的权力争夺，平反冤假错案和恢复国民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这也是当时最能够笼络人心的一项工作。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舆论论战，邓小平通过否定对毛泽东的政治崇拜来推翻“两个凡是”，摆脱了阻碍自己实现政治野心的羁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赢得主动，成为中国政坛幕后正真的权力中心。但是，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开放将把中国引向哪里去？人民在期盼，世界在观察。

确实，对中共执政后的中国而言，在我所经历过的岁月里，可以感觉到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时期能够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更充满朝气和希望了。那个时代物质是匮乏的，但人们心中的希望却是满满的，理想也是丰实的。记忆里那时电台开播教学英语的课程，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到新华书店排长队抢购教材竟把教材买到脱销；许多青年工人、回城知青在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上夜校补习文化是当年最流行的潮流。伴随着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如果当时中国真能够迈开政治改革的步伐，那么今天的中国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真能够成为一个值得自豪的强国，中共自身也从此可以立地成佛，改变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留下的不堪回首的面貌。但是，历史是不允许这样去假设的。

当邓小平一人独统权力、在政治上确立以邓为中心的绝对权威之后，其实中国未来的政治路径就已经确立，“六四”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权力位置决定思维结果，已经处在权力巅峰的邓小平其政治理想的狭隘性决定了他不可能会放弃既得的政治权威地位而使得当时的中国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思想，更不可能在政治上打破权力的垄断选择走民主宪政的发展道路。[4]

纵观历史，“六四”镇压对中国走向文明的打击是最彻底、最具毁灭性的，“六四”之后，权力自身已阻断了改良之路，也失去了自1949年以后最佳的改良机会，之后衡量任何事物的标准也只能从“稳定压倒一切”去考量，已无其它出路可言。

但“六四”留给苏共的教训是尤其深刻的。1989年5月15日至18日，中苏两国经过二十多年敌对状态的对峙后，戈尔巴乔夫来到北京和上海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大、最具实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元首级别的破冰之旅。但他在中国看到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景象，正是1989年春夏中国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应该说，1989年中国发生的这场民主运动对戈尔巴乔夫下决心推动苏联的政治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六四”留给苏共的教训，与“六四”对柏林墙坍塌和对东欧民主进程的影响都非常巨大，研读许多史料从中都能够体会出来。[5]

在1991年苏联发生的8月政变中，保守势力指挥下的军队在坦克的护卫下占领了红场，空降兵和克格勃的“阿尔法”突击队包围了莫斯科“白宫”，拿下改革派领导人叶利钦已只是分分秒秒的事情。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中写道：“强攻定在8月21日凌晨3点。空降兵和特种部队先上，装备特种武器的‘阿尔法’小组紧随其后。侦察结果显示，‘阿尔法’小组很快就能占领‘白宫’大楼，但这次行动很有可能以‘白宫’内外的警卫和俄罗斯领导人被击毙的惨痛结果告终。‘接下来怎么办？’‘阿尔法’小组的军官都在问自己，他们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上面下达强攻‘白宫’的命令，他们将拒绝执行这个命令。”[6]

“空降部队离‘白宫’很近，但他们没有做攻占‘白宫’的任何准备。内务部队和特种部队甚至还没有占领攻占‘白宫’的有利位置。列别德在向格拉乔夫汇报阵地布置情况时说：‘行动没有意义，会导致大量流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麦德维杰夫在书中写道，“军队应该执行谁的命令呢？它能让自己的人民流血吗？”[7] 确实，此刻苏军中已经没有军官为了迎合权力的意志愿意用手中执掌的武器去屠杀同胞，他们不会重蹈“六四”的覆辙。但如果他们果真动用武力血洗改革派，苏共和苏联的命运又会变得怎样？

1989年中国发生的规模宏大的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以及1991年发生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对于中苏两国、两党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当年苏联从1989年中国发生的“六四”镇压中吸取的教训和中共从1991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中获得的经验，使得中苏两国、两党在各自面临一系列命运抉择时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走向——一个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一个却进一步强化了党所掌控的权力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管控，这对1989年中国发生的这场民主运动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阴差阳错的结果，但其间却包涵着各自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必然性。

二、权力斗争VS外部威胁：危机来自何方？

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我总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把某件历史事件笼统地划分成大事件或小事件。历史是不断延续的，没有某件小事件的发生，或许也就不会再有后面的某件大事件去改变世界。从总体上说，要人为地去控制每一件小事件是不现实的，所以，历史的走向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冥冥之中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性，不为人的意志所控制。

2012年1月，薄熙来只是朝着相对来说权轻位低的王立军脸上打了一巴掌，却搅动了整个中国的政治版图，就是一个由小事件改变了大事件的典型例子，而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对于一个专制政体而言，由于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死结，权力体系自身的命运、预期和前瞻总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权力体系的脆弱性和它所面临的危险性，其来源于权力内部的风险要远比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威胁更强烈、更具挑战。从苏联的解体、苏共的消亡和柏林墙的坍塌、东德政权的瓦解中都可以看到，专制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是导致政权崩溃的重要因素，而非直接来自外部势力的破坏。对于专制体系中的权力个体而言更是如此，除了健康原因和极少数的意外、事故，最具毁灭性的危险几乎一定出自权力内部的斗争，即使其起因看似有着非常正义、合法的包装——如反腐和反腐中某些因腐败而自杀的官员。王立军事件算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实例，他在性命攸关的危急关头，首选的逃生之处便是被称作敌对势力的美领馆，而不是曾经宣誓效忠的组织怀抱，这就已经说明了许多问题。

这样的情况并不只是发生在像王立军这样的“小人物”身上。越是处于权力高层的人物，在权力斗争中一旦发生状况，在其系统内部也就越不容易寻找到对自身安全能够依托的对象，而不得不选择外逃。当年像林彪这种级别的官员一旦出现状况时，他所能够寄托安全的地方，已只有境外了——他选择逃向苏联——这在当时可是中共最具威胁的敌对势力了。

回顾苏联最后的岁月，这种现象同样俯拾皆是，而且还可以一直追溯到苏共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身上。

阅读戈尔巴乔夫先生的自传《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从字里行间都能读出随着戈氏仕途一路亨通，但他对苏共组织的信任度却在一路走低。1985年3月10日，时任苏共总书记的契尔年科去世，权力层随之展开了一场对新的苏共总书记职位的激烈角逐。在契尔年科去世当天晚上11点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格里申提出由戈尔巴乔夫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按照惯例，治丧委员会主任由下一届苏共总书记人选担任。这项事关重大的总书记人选决定将于第二天（1985年3月11日）下午2点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5点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最终表决通过。在这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3月10日晚11点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我回到家里已是将近凌晨4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直等着我。我和她来到别墅外面：从定居莫斯科的第一天开始，重要的谈话我们就从不在住宅和别墅里进行。我们沿着花园小径久久漫步，对所发生的事情和可能的后果作了认真的分析。”[8]、[9]

在苏联解体前发生的8月政变中，这种因权力斗争而导致的“不信任”现象表现得更加直白，不加掩饰。1991年8月18日下午4点30分之后，正在福罗斯度假的戈尔巴乔夫被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络，包括电话联系和电视接收，甚至中断了战略备用电话。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将总统严密地控制起来，不能与外界接触。切断一切通讯联系。别墅周围和海上方面设立两道警卫线。禁止任何人离开别墅和进入别墅区。”[10]

处于软禁中的戈尔巴乔夫极度恐慌，他深知苏联权力更替的历史和残酷性，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胁迫医生“昧着良心”出具了证明：“1991年8月16日戈尔巴乔夫病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三天后该证明在记者会上被作为政变的托词，而事实是戈尔巴乔夫健康状态并无大恙。[11]

那些赶来福罗斯逼迫戈尔巴乔夫签字就范的，正是他曾经一手提拔的部下。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还能相信谁？还敢相信谁？他在回忆录中大篇幅摘录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事发当时记录的日记，来描述这次政变的亲身体验。日记中她写道：

“我们尽量想借助一个‘索尼’半导体袖珍收音机收听点什么。真是万幸，它就 在我们身边！每天早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刮脸时总是用它收听电台的‘信标’。我们随身把它带到克里米亚来了。总统住地的常设接收机连一个波段都收不到。而小小的‘索尼’却能够收到。但任何特别的消息也没有。一切如常……我们商定：阿纳托利藏好半导体收音机。谁都不应该知道我们有个收音机。无论什么人。我则作比较详细的日记。”[12]、[13]

“我脑子里联想起不久前看的一部记录片的画面：庆祝赫鲁晓夫七十大寿。圣乔 治大厅里摆了许多桌子……勃列日涅夫当场授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几 个月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14]

“西方电台广播说：莫斯科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调进了军队；莫斯科、列宁格勒 不支持阴谋分子。广播要求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他在哪里？处于什么状态？同时还报道说可能停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有人送来了‘前天的’旧报纸。无论电视，还是广播，任何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官方报道都没有。这就怪了：‘总统有病，不能视事’——可是任何报道都没有。与此同时，电视却在报道帕夫洛夫总理的自我感觉和健康状况。”“15时左右，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从‘索尼’中听到英国‘BBC’电台广播说：克留奇科夫同意派几个人，作为‘代表团’，乘飞机飞往克里米亚，去福罗斯，亲自看看戈尔巴乔夫是不是真的病得很重，不能视事。”[15]、[16]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仔细听广播的内容，8月20日我已经感觉到局势不是朝着有利于政变分子的方面发展了……”“我提出了要求：联系不恢复，一切免谈。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杰缅捷伊和其他各共和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和布什也联系上了。我开始发布命令。首先撤掉亚佐夫的职务，国防部长一职由莫伊谢耶夫接任，并责成他一定要保证飞往别尔别克的鲁茨科伊和其他同志们的飞机安全降落。我指示政府通讯部门领导人切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所有的电话，命令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将克里姆林宫监护起来，把所有留在那里的政变分子隔离起来。俄罗斯代表团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明白，我现在自由了。” [17]

确实，即使是在平安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也一直偷偷带着一台“索尼”收音机，他知道一旦自己处于非常时期，就可以用这台收音机来获取信息——来自西方的信息！而在紧急状态发生之后，国内媒体一言不发，对他来说可以信赖的只能是来自“西方”的消息；当他一旦获得自由、恢复了权力，他却先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通了电话，然后再发布一道道至关重要的紧急命令！

乔治·布什在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重要性究竟怎样？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这本书中写道，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重获权力后，“戈尔巴乔夫第一个电话打给叶利钦，听到戈尔巴乔夫声音，被战友包围的叶利钦激动地喊了起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已经48小时在这儿站着等死了！’接下来的一个电话是打给美国总统布什的。美国当时是深夜，但布什的助手还是把他叫醒，布什拿起话筒，说他和夫人芭芭拉都为戈尔巴乔夫做了祷告。在此之后，戈尔巴乔夫依次给纳扎尔巴耶夫、克拉夫丘科等很多人打了电话。”[18]、[19]

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值得信赖、可以依靠的对象？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已经用行动表达得明明白白。

三、从政治体制到经济基础：不可持续的原因

一个专制的政体，其对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的败坏是无孔不入的。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总统辞职讲话中说道：“我们拥有一切丰富的资源：土地、石油、天然气和其它自然资源，上帝也赐予了我们聪明的才智，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生活却相差甚远，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对于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人们而言，没有人不知道当时的苏联有多么强大，其所表现出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武姿态真是令人望而生畏。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其军队与美国一样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威慑力量。1961年4月12日，苏联成功发射东方1号载人飞船，把尤里·加加林送入环绕地球的轨道并安全返回地面，成为人类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太空人，开创了载人航天飞行的新时代。60年代中期，当美国的阿波罗计划破天荒地将人类送上月球时，苏联的载人宇宙飞船联盟-7K也早就踌躇满志地遨游太空，至1976年联盟-T成功发射，其航天技术已日臻成熟完美。80年代初，当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开创性地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后，1986年，苏联研发的人类第一个可以在太空长期居留并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块式空间站——和平号轨道空间站，取代其先前发射的礼炮号太空站，划时代地成功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开始工作。冷战时期米高扬设计局在60年代研制成功的米格-25战机发动机马力强劲，最大空速达到3.2马赫，名闻遐迩。70年代为应对美国F-15和F-16第三代战机而研发的苏-27和米格-29机动性能卓越，其所作出的普加乔夫眼镜蛇特技腾跃令人眼花缭乱，印象深刻。苏联时期发达的航天航空科学技术，论其质量，直至今天中国仍然难以望其项背。

但是，苏联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科技力量，既挽救不了苏共的灭亡，也无法挽回苏联的解体。苏联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其自身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性，而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政治决策方式支撑下，其表面强大的背后也必然会产生出更多、更复杂和无法剥离的种种困境。2005年10月21日，戈尔巴乔夫发表了《苏联政治改革二十周年》的讲话[20]，其中他回顾了当时苏共政权所面临的道道难题和为什么必须进行改革的深层原因，虽然当时苏联的主要症结是经济的下滑导致其政治、社会形态的不可持续，但是，造成这些不良后果的，仍然是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强烈的官僚主义作风（戈尔巴乔夫语）和缺乏自由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一切确立了苏联从政治体制到经济基础不可持续的必然规律。

对于中国而言，除了体制自身存在的缺陷外，中共政权所面临的问题也更加特殊、更加复杂。中共政权目前不但与当年的苏联一样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军备竞赛、外层空间竞赛、外交和国际关系竞争等一系列传统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其系统性原因造成的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也已显现出非常严峻的趋势。由于前阶段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权力不受制约，中共官员自身的腐败和侵害公民政治、人身和财产权利的状况更是触目惊心，人民付出了经济发展的代价，却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相应成果，这一切必将导致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深层激化。

在通常状况下，任何一个政治体制赖以生存的关键因素都取决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否则体制自身也就无法长久依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城市里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省际间高速铁路纵横交错，GDP、贸易顺差蒸蒸日上，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无人不知。这一切在意识形态的包装下，曾经成了一张漂亮的中国名片，随着“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宣传，传播到世界每个地方。

但是，在这表象的背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要远比已经取得的成绩更值得思考。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人口问题会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严重问题，政府曾经推行的计划生育国策是促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结构失衡的关键原因，而生活的重压又使得生育率不断下降，最新人口普查公布的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21]。多年来政府主导的房地产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影响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死结，政府财政来源严重依赖于土地使用权出让，这导致房地产泡沫不断加大。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895亿元，同比下降3.9%。而202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84,142亿元，同比增长15.9%[2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达到了46%，政府依靠出让土地过日子。政府地方债的规模同样触目惊心，据“第一财经”发布的分析报告，“截至2020年年中，以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表示的地方隐性债务规模达43.8万亿元，高于显性债务的23.9万亿元；两者合计对应的地方杠杆率超67%、债务率接近250%，远超通行警戒线水平。地方债务压力凸显，2020年，城投债募资注明用于‘借新还旧’的比例超过85%，债务付息规模占财政支出占比已超5%。”[23] 另外，中国的环境状况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都显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已经面临不可持续的挑战。而2019年底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大流行，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世界对中共的认知和态度都在迅速改变。中国政府推行的“一带一路”，最终也将变成一项巨大的负担。从长远看，这一切将使得中国经济和贸易在未来会变得更具不确定性。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其他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迟早会激发起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不只是涉及经济的严重危机——即政府自身的不可持续问题。[24]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关于发展的成果。最近因为深圳第二高的摩天大楼“赛格大厦”发生震颤而引起各方关注。深圳是中共宣传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赛格大厦”曾经创造了平均每2.7天建设一层的速度而被誉为“深圳速度”。上世纪80年代，深圳蛇口曾打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幅广告，随后这句口号在宣传部门的推波助澜下风靡全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金科玉律。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应该怎样看待人道和伦理，怎样对待科学和规律？1958年大跃进期间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已经被权力完全忘记。

而像“赛格大厦”发生震颤这种类似的事件也并非罕见，2020年4月湖北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5月广东虎门大桥、6月浙江舟山西堠门跨海大桥就相继发生结构波动摇晃等问题。中国过度建设的高铁、机场、港口、交通枢纽、大型桥梁、高速公路以及电厂、大坝、水库等大型设施和城市里数量众多的高楼大厦，一直以来被宣传部门当作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引以为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下滑、人口的下降和设施的老化，这些“成果”将会逐渐变成一种巨大的负担，导致使用费、管理费、维护费、修理费入不敷出，质量状况频出，安全隐患防不胜防。再过半个世纪，相信大家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工程大跃进”现象的评价也会与现在大不一样。[25]

文明的制度以科技和创新带动经济不断增长，而野蛮的体系却常用压榨人民的手法来维持经济勉强延续。苏联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专制政权不可避免地普遍带有其致命的通病，重面子而不顾实际，通过表面的强大来激发起国民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是其惯用的做法。苏联昔日表面的“辉煌”，也无一不是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为其展示出虚假的强大。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专制政权不但扭曲了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的正常发展，还严重消耗了整个国家无法承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各种资源，并迫使个体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表面上看，专制政权在某些领域的独特发展看上去赏心悦目、光彩照人，但从本质上看这无一不是为了迎合领袖或领导的个人目标和喜好而付出的高昂代价。苏联昔日辉煌的历史最终带来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已经为世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26] 专制政权所宣传的发展模式，其方式既缺乏人性化，其成果也无法普惠国民，其运作更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跨越千年的历史经验早就证明，对于任何封建、专制的政权而言，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基础的不可持续性，是一个由制度因素而决定的必然规律。

四、面对中国的未来：乐观，还是悲观？

对待历史，中国是一个很容易扭曲事实、产生失忆的国家。不说遥远的往事，文革至今才刚过去45年，经历过文革的那代年轻人今天还大都健在，这代人在文革中亲眼目睹了那场政治运动对生命的蔑视，对个体的迫害，对人性的扭曲，对人格的侮辱，对精神的伤害，对文化的毁灭，对财富的糟蹋，对社会的破坏；亲身经历了文革所造成的物质的匮乏，精神的贫瘠，人生的无奈和家庭的不幸这些伤痕累累的灾难，他们之中许多人还经历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运动。可是今天，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执掌大权，有些人财大气粗，有些人贫困潦倒，有些人老无所依，但是不管现在他们的处境如何，他们中间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够正确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而与之相反，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似乎早就忘记了文革给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的灾难性的历史，反而无知地公开出面为毛主义招魂，为文革翻案。

我们从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和俄罗斯的现状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历史的真相被扭曲、被遗忘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共产主义思想对人的正常思维和认知所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直到今天，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其中许多国家的影响仍然深入骨髓。我们从普京身上可以观察到，尽管苏共消亡、苏联解体已经三十周年，但苏联时代的烙印仍然深深留在了今天普京执政的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各个层面。而这样的状况，也不会随着普京时代的终结而立刻终结，对于部分俄罗斯人民来说，苏联领袖专制的强人政治风格已经在他们心中固化成了巨大的惯性，与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与今天的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排他的、唯我独尊的情结。而这样的状况，国家越大，就越难加以改变。

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并不稀罕，我们同样可以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的作者、俄罗斯历史学家、政论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身上找到这些“怀旧”情结的每一个细节——他本人在共产主义时期深受其害，但苏联解体后他却变得对共产主义的苏联情有独钟。对于麦德维杰夫而言，这并非因为他对苏联历史的认知混沌，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严肃而且真诚的，但毫无疑问他曾经也属于苏联体制的一部分，他的个人利益和他的内心感受与这个体制的存在与消逝息息相关。当独联体成立，苏联解体，国有资产私有化，有人一夜暴富，自己却贫穷潦倒时，在历史的洪流中他无法割裂个体与集体的利害关系，难以摆脱个人对整体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他会产生出这样的认知，实在是太正常了。

由于权力对法制随心所欲地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加以运作和意识形态对人生观的扭曲导向，中国在经济无序发展下形成了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和社会道德体系整体沦落的困难局面。腐败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人们对待权力腐败的态度既恨也爱，精神腐败已成为风靡社会的文化时尚。与苏联时期的情形相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矛盾使得中国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未来中国社会在变革中会撕裂得更强烈、社会各阶层之间形成的观念更对立，顽固的保守势力阻碍变革的态度也一定会更坚决。但是不管阻碍变革的力量有多么强大，由于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的不可持续性，这样的变革是无法避免迟早总会发生的，因此可以预言，在巨大的阻力下变革所付出的代价一定会更加高昂。

在那些政治转型的东欧国家中，毫无疑问捷克是对共产主义思想抛弃得最坚决、最彻底的国家。但这并非是偶然的特殊现象。从客观条件上看，柏林墙倒塌后的东德人民，可以依托西德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的影响，原本应该会更快更好地融入到现代政治文明中去。但事实上他们做得远不如捷克人民那样，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和危害性有如此清晰的认识。追溯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布拉格之春，便可以看出捷克国民从上至下对共产主义思想所造成的破坏和必须扭转这种状况的认知，在当时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全民共识。民族性和对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是在政治和社会形态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保持捷克国民头脑清醒的重要原因。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捷克能够出现像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的人物并非偶然，捷克人民的彻底觉醒更不是偶然发生的。[27]

确实，对于那些国民经受了漫长的折磨和遭到毒害侵蚀，民族主义强烈、民族性散漫，对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在总体上认知错乱、容易遗忘的国家而言，至少我个人认为很难对其前途在短期内作出盲目乐观的判断。一个国家要正真走向文明，必须在观念上和行为上都作出脱胎换骨的改变。而正确对待历史，拒绝遗忘，提高国民的辨别力，仅仅是为了重生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尽管如此，也毋须悲观。在此我想引用一句戈尔巴乔夫先生讲过的诤言，为这个难以预料的世界作个归纳：“The challenges the world is facing today are daunting, but we should not panic. History is not preordained: it always leaves room for choices.”（今日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令人生畏，但是我们不必紧张，历史总有其不确定性，它也一定会留下可供选择的余地。）[28]

2021年5月26日第一稿，5月31日修订定稿

注释：

[1] “别洛韦日协议”的正式名称是《关于设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相关协议》，协议确定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

[2] The Road We Traveled The Challenges We Face, By Mikhail Gorbachev, Published by Izdatelstvo VES MIR (IVM), ISBN: 5-7777-0343-7 (The same below), Final Televized Address as President of the USSR, Page 46.

[3] 《苏联的最后一年》[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王晓玉、姚强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 978-7-5097-0791-3 （下同），第82页。

[4] 具体论述参见《从“思想自由”看“解放思想”》，作者：张智斌，《民主中国》网刊，2018年12月4日。
http://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86746

[5] 具体论述参见《六四对柏林墙坍塌和东欧民主进程的影响与作用》，作者：张智斌，《议报》网，2019年6月3日。
https://yibaochina.com/?p=237939

[6] 《苏联的最后一年》，[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第77页。原著注释：《阿尔法：克格勃的超级机密队伍》，莫斯科，1992年，第202页。

[7] 同上，第78页。本文作者说明：《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的大陆中文译本中仅提及1989年4月发生的第比利斯事件对1991年8月苏军在政变中攻占莫斯科“白宫”的影响，并没有提到“六四”事件对此造成的影响。由于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暂时无法获得此书的英文版同手头仅有的大陆中文译本予以比对，因此不知原著中作者是否提到北京“六四”镇压。第比利斯事件是指1989年4月8日至9日发生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一场要求格鲁吉亚退出苏联的示威游行活动，被苏联军队镇压导致21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由于国际社会未对该事件强烈谴责和未对苏联和苏共作出相应的制裁，因此可以说该事件为后来发生的“六四”镇压开了一个坏头。由于北京“六四”镇压远比第比利斯事件更惨烈，所造成的国际影响也更大更强烈，因此“六四”惨案对苏军在8月政变中消极抗令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也有可能为了避免冒犯北京当局，麦德维杰夫在书中故意避免谈论“六四”惨案而仅提及第比利斯事件。

[8]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戈尔巴乔夫的夫人，也是一位社会学家，戈尔巴乔夫升迁苏联总统后，她成为苏联第一夫人。

[9]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电子版），[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 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 （下同）。第七章：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第7章第8页。

[10]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电子版），[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 著，第二十章 八月政变：罪恶的冒险行动。第20章第3页。

[11] 同[10]。

[12] 阿纳托利是米·谢·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女婿，女儿伊琳娜的丈夫。

[13]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电子版），[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 著，第二十章 八月政变：摘自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8月18日，星期日。第20章第5页。

[14] 同[13]。

[15] 伊琳娜是米·谢·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女儿，阿纳托利的妻子。

[16]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电子版），[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 著，第二十章 八月政变：摘自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8月20日，星期二。第20章第7页、第8页。

[17]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电子版），[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 著，第二十章 八月政变：阴谋失败。第20章第9页。

[18] 老布什夫人是芭芭拉。原大陆中文译本此处写“夫人劳拉”，有可能原文有误，或翻译成中文时出错。此处将“劳拉”改正为“芭芭拉”。

[19] 《苏联的最后一年》，[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第81页。

[20] The Road We Traveled The Challenges We Face, By Mikhail Gorbachev, Twenty Years Since the Start of Perestroika, Page 50.

[21] 《总和生育率低至1.3，我国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人民网（来源：新华网），2021年05月18日09:42
http://sc.people.com.cn/n2/2021/0518/c345460-34731058.html

[22] 《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来源：财政部网站），2021-01-28 11:29
http://www.gov.cn/xinwen/2021-01/28/content_5583244.htm

[23] 《地方债迫近100%警戒线 政府欠银行多少钱？》，作者：赵伟，“第一财经”网，04-01 17:02
https://www.yicai.com/news/101007121.html

[24] 政府的不可持续问题曾经在《维权群体仍然是推动中国人权进步、实现民主法治的重要力量》一文中作过探讨。作者：张智斌，“中国：历史与未来”网，2020年12月7日。
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wtkcylj8gw8wmt9gl525edhawt6zx7

[25] 基础设施及重大工程建设质量状况和未来可能引发的危机问题在《政治制度与民生问题》一文中作过扼要讨论。作者：张智斌，“中国：历史与未来”网，2020年7月10日。
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e7g7xt7784tcyclp93ezbrf6flpt99

[26] 出自唐朝诗人曹松（828—903）的诗作《己亥岁二首》（之一）。

[27] 具体论述参见《从“布拉格之春”和“文革” 到“六四”和“天鹅绒革命”——为什么社会主义无法带有人性的面孔？》，作者：张智斌，《民主中国》网刊，2018年6月4日。
http://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83597

[28] The Road We Traveled The Challenges We Face, By Mikhail Gorbachev, Why the Poor Are Still With Us, Page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