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六四屠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转折点，不仅是无数受害者的悲剧也是中国政改民主化的最大历史包袱。三十多年来，从各种角度反思六四的文章、视频、研讨会不可胜数，对于中共强硬派的历史罪责基本上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学生和民主派一方是否有责任和教训或程度如何则有较大争议。最近周孝正教授和王丹博士就反思六四的对话引起了不少关注，本文作者认为周孝正教授要求学生进行反思的态度是错误的，并由此引申出自己对八九六四的反思结果。作者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是我们熟悉的也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于历史的反思并非只有一个思路和角度，在言论场所更不是立场越鲜明越好，比如香港民主派每年纪念六四的主要口号也是“平反六四”，似乎承认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周孝正教授的言论及本文作者的观点，和其他纪念六四的言论一样，都是有价值的历史反思。
“六四”事件距今，已经整整三十二年了。三十二年里，经历过那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和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的人们“从来不曾未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每一年的六月四日，大陆人都会在心里、香港和全世界人都会在街头，一起点燃烛光、发出呐喊。但是，在每次纪念“六四”的时候，人们始终无法摆脱两个迷思。三十二年后的今天，第一个迷思依然弥漫，第二个迷思则愈加浓重。
第一个迷思，集中体现在每年香港和海外纪念“六四”时主要的一个诉求“平反‘六四’”上。
“平反‘六四’”的主体，自然是中国共产党。每当听见、看见这个口号时，我都忍不住想：提出这个诉求的人有什么根据如此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痴心妄想能等到共产党给“六四”平反的“金鸡消息”，又有什么理由这么持之以恒、十年一日的渴望期待会争来共产党给“六四”平反的昭雪诏书呢？
很早以前，我就对天真地认为中共未来的第几第几代领导人会为“六四”正名的人们分析过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的原因：共产党和我们同样清楚，为“六四”正名就是彻底否定了他们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就如同一个累案的连环杀人犯绝不会在又一回发誓“永不再犯”后再次逃脱死刑一样——这个恶魔活下去的唯一出路就是不断地除掉每一个试图抓住他的人。现在看来，这种正儿八经的分析精神本身就显得多余和幼稚。九十年代初在北大时，一个历史系教师说：“想要出名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就是举着“平反‘六四’”的牌子从南门往外走，一句话不用说，只要有半个小时时间走到友谊宾馆，你就举世闻名了”；我们听了也就一笑，知道这个想法完全无法实现：因为只要踏出北大，不会等你走到中关村路口，一定就被消失的无影无踪，焉有机会来出名？1989年我们为政治能走出校门、能在长安街游行、能在广场绝食、能在天安门静坐、能在纪念碑上演讲，今天南京师大中北学院学生在校园里抗议撤校就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1989年最黑暗恐惧的时刻，尽管摩拳擦掌，但军警始终未敢公开闯入北大清华一步，今天江苏各个独立学院中防暴车遍布、“警察比学生还多”；1989年前我肩扛气枪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今天买把菜刀都要实名；1989年前我坐107路电车路过平安里，寂静的夜里一个老妇破口大骂“邓小平我X你妈”，车上所有人习以为常安之若素，今天天安门升旗仪式上一个看客说了句风凉话瞬间被混进人群的便衣拖出暴打扔上警车；1989年前人们愤怒地向街对面行凶后的军人投掷石块，今天一个残疾人向警察远远挥动木棍被当场射杀……你想让一届复一届的比当年制造惨案者更野蛮、残暴和虚弱十倍、百倍、千倍的政府去给“六四”平反，还不如去与虎谋皮、东郭救狼、农夫暖蛇来的更实际些。
据说，胡启立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连续十几年向中共中央投书，要求重新评价和最终平反“六四”。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受到不公正处理、具有改革精神和正义感的几十年老共产党员和前党的领导人，胡启立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具备追求真理、改正错误的勇气，痛改前非、唤回民心、重新“伟、光、正”，是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和胡启立不一样，我们对共产党早就没有了任何幻想，我们的境界和眼光应该比他高远的多。我们年复一年的纪念“六四”，绝不是年复一年的指望共产党能幡然悔悟、回头是岸、改弦易辙、放下屠刀、重新做人，更不是企盼共产党能早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继续指引和领导我们。我们时时刻刻的牢记“六四”，目的是要一次次提醒中国和世界：“不忘惨痛、牢记血债”，宗旨是要一遍遍告诉中国和世界：共产党早已成为历史的绊脚石、必须予以清除，中国共产党恶行已经罪无可恕、除非退出历史舞台以谢天下。
我和要求“平反‘六四’”的人们在信念和愿望上没有什么不同，身在世界各地不管哪个纪念现场，我也会自然而然地和其他人一样高呼“平反‘六四’”，以表达自己的心声和意志。我同样相信，作为一个最大公约数式的口号，“平反‘六四’”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毕竟还有相当数量正义和善良的人们仍在期望共产党弃恶从善、改弦更张。但是，作为一个思想者，我们应该看得更深更远；我们必须知道：作为追求目标的“平反‘六四’”，既与现实与实际脱节，也落后于历史和时代发展，还容易走向歧义、引起错觉，似乎这种可能性还仍然存在。如果真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平反“六四”上、要是真的幻想共产党能平反“六四”，将会一错再错、一误再误。试想：要是共产党平反昭雪了“六四”，他们就可以再一次被原谅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共产党凭什么还要给你平反？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人民不需要任何人和任何统治者去为“六四”正名、去对“六四”认可——相反，如果我们确信共产党是反动、逆历史潮流的，那么他们仇视“六四”，正说明八九民运和“六四”的辉煌与不朽。
纪念“六四”中的第二个迷思，就是认为：事件之后时间和年代越久，纪念越应该侧重在反思；今天再纪念“六四”，其主要内容和意义就是对“六四”进行反思。
这种迷思由来已久、传播广泛，长期蒙蔽人心和混淆是非。今年在我知道的范围内，以周孝正先生的言论为代表（可参考周孝正和王丹对话的音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xQqNXr1TrY 其中周先生提出学生也要自我反思自己一方的责任）。
对一个极其重要和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痛定思痛，在最新的材料信息、认识高度、理论方法、对事件结局掌握和参照物拥有的基础上回溯过去、进行反思和反省，是每个人的权力和义务——我本人就写过二十几万字的“六四”忏悔录——。但是，不能强迫所有人进行一样的反思与反省，不能脱离当时的客观实际去主观推断，更不能用以今天视角和眼光臆想出的可能和推演出的结论去要求、指责当年人们的行为。反思，是与纪念“六四”平行的工作，而不应成为纪念“六四”的主体，更不该替代纪念“六四”本身；反省，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给后来人以经验和教训，而非借此指责和挑剔先行者，更不能变相为中共暴行开脱；反思和反省，也绝不应该作为事后诸葛亮、证明自己先知先觉的途径和手段。
如果不因人废言，马克思的话是不错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遇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三十二年前发生的八九民运，是中国近现代百年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真正独立、纯粹、自发的全民民主爱国运动。以北京大学生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黑手”、没有由任何势力所操纵、没有被任何人当成工具、没有受任何党内权力斗争的干扰和影响。他们的行为完全源于最单纯、最美好、最真诚的愿望和动机，出于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对贪污腐败的义愤、对专制压迫的反抗、对中国改革和进步的追求。他们即是顺应人心所向，又是被迫逼上梁山。1989年4月中旬北大学潮初起，有人问王丹是否要参与，王丹说：“有史以来的学潮或者被官方利用，或者根本没有前途——我还是搞我的民主沙龙吧！”五天后，我在日记里引用王丹的话后写道：“王丹这回错了，此次学潮与以往根本不同的伟大和令人自豪与骄傲之处，就在于它是彻底独立、纯洁、自发的，任何人既无法阻挡它、也不可能操纵它”。六四屠杀之后的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北大这个风雨飘摇的孤岛中的寂静深夜的斗室里，我们心潮汹涌、悲愤难抑，一遍遍追忆回味着不久前发生的一切、探寻着刚刚走过的每一步的得失对错。计算机系一个教师说：“学生们哪会了解共产党里阴暗的内情铁幕？哪会知道共产党内卑鄙的烛影斧声？学生们本着宪法明文、本着天下大道、本着人间正道、本着世界公理、本着正常逻辑来思考、来行事、来进退，而共产党却从来不讲任何程序、践踏一切法理、违背所有规则、无视全部公义，翻云覆雨、朝秦暮楚、两面三刀。面对这么一群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流氓、奸佞和小人，你让学生们怎么去应对才能、才算不失据、不逾矩？责难、批评学生们没有任何意义——难道你要让学生们和他们一样吗？难道你想让学生们也成为策略家、纵横家、阴谋家，上钩下联、内勾外结吗？学生们纯洁无暇、光明磊落、一尘不染、甚至天真烂漫，正好狠狠打脸了‘党内黑手勾结和操纵以反腐败、爱国和要求民主为虚假旗号的别有用心者一起煽动动乱和发动暴乱’这一对学生和赵紫阳的诽谤污蔑”。他这一番话，三十二年后听了，仍有先知般的回响。那些至今仍然纠结的反思者，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三十二年来没有任何的长进。
共产党的政治本身就肮脏漆黑、波谲云诡、暗箱操作，学生们不是政治家、不是阴谋家、不是野心家，背后没有共产党造谣的党内有权力的长胡子的人，他们有的只是一腔热血、怀的只是一腔义愤，他们“不知进退”——不知黑箱政治和潜规则下的“进退”，有什么可以责备和需要自责的？按照反思者们的逻辑，是不是学生们以后在争取民主进步之前还要先摸清楚搞明白上层权力结构状态和分歧斗争内幕、找到党内的同情者同盟军和靠山大树呢？是不是学生们以后在追求自由人权之前还要先像当年中共去莫斯科受训那样去中央情报局或其他哪里被培养成一个熟悉对方政治阴谋又具备高超斗争手段的职业家？
貌似理性公正客观的一味追究学生们“失误”、最后得出“责任一家一半”结论的反思，客观上是在减轻中共罪责、将其行为合理化，是在把“六四”惨剧的一半责任从罪魁祸首身上推给无辜和受害者（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孝正先生最常回忆“学生当年幼稚无知，对我说解放军不会打学生；我就问他们：‘你说解放军不打学生，那解放军不打学生打谁？！’”在他的语境下，解放军行凶合理合法，而学生们挨打自找活该——因为他们轻信和天真）。这等同于说：不是政府一步步把学生逼上梁山，而是学生最后把政府逼到绝路——这和邓小平1989年6月9日讲话说的：“我们必须开枪，因为我们被逼得一步都不能再退了”无意中成为一个腔调。
没有原则、不讲立场、脱离历史条件的反思，必然走向梁柱磨刀霍霍要亮剑的“历史虚无主义”。按照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推演下去，香港人要不要反思？为什么顽固地坚持不切实际的“五大诉求”、而不是在港府已经宣布永久撤回“送中法案”后立刻见好即收？惹得中共后来直接让全国人大颁布“港版国安法”，把香港推入万劫不复，香港人也该有一半责任——再往前说，香港人在蛇蝎卧榻边睡了几十年，亲眼目睹了“六四”时共产党的穷凶极恶和倒行逆施，为什么不吸取教训、一开始就接受弹性大得多的“送中法案”，非要逼得共产党破釜沉舟、非要给共产党机会和借口下决心实施早就准备好要收拾香港的“总体解决方案”，这不是活该倒霉吗？按照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推演下去，1956年的知识分子要不要反思？为什么想不到共产党的豺狼本性、认不清中共正在“引蛇出洞”，非要逞一时之强、图一时之快，给他们提什么鸟意见？结果不但中了魔鬼奸计、自己家破人亡，而且断送了苏共二十大、中共八大之后难得的宽松解冻，使民国后残存的自由血脉被连根拔除、再无苏生，这一切知识分子们不是咎由自取吗？按照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推演下去，1958年的彭德怀要不要反思？彭德怀附逆多年，明知道毛泽东暴戾成性、闻过则怒、胡作非为，为什么还要捅马蜂窝、上那封挠虎须的《万言书》，结果激怒毛泽东匪性大发、反道而行、变本加厉，终于酿成和作下饿殍千里、易子而食的大祸和大孽，彭德怀是否也难逃其咎？再回到“六四”，如果按照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推演，不但不能证明反思者有关赵紫阳是被学生连累的论点，反而会得出赵紫阳更应反思的结论：第一、如果学生们囿于年轻幼稚，既无法察觉保守派的处心积虑、也难能配合改革派的苦心孤诣，那么赵紫阳最该做的就是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和方法，把这一实情和其中厉害向学生们传达清楚；第二、在戒严已成无法更改、难以挽回的事实时，赵紫阳最该做的或是忍辱负重、虚与委蛇、将以有为，或是螳臂当车、死而后已、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不是自暴自弃、甩手一走、小不忍乱大谋，让刽子手们再无丝毫顾忌和任何制约的为所欲为、几近癫狂。
没有原则、不讲立场、脱离历史条件的反思，也必然导致严重自相矛盾和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以及最终的取消主义。如果真如周孝正先生所说，既然形势根本不受学生左右、主动权完全被政府掌控，那么学生们有什么条件和资格“与政府互动”、“负一半责任”呢？既然共产党本质是杀人、开枪是必然，既然邓小平在四月底就调集二十万军队、武装到了牙齿，既然邓小平早就抱定“杀二十万人头换二十年稳定”的信念，既然反动政府挖空心思怂恿学生毫不妥协——诸如他举例“北京军区向广场学生捐了三千套木板床和被褥——，那显然无论学生怎么做、无论学生是否退让、无论学生是“绝食改撤退”还是“绝食改静坐”，结果都毫无二致、都不以学生意志为转移、都无法使事件逆转——或许屠杀会推迟，但后面的清算、追剿和倒退绝不可避免。有了这个结论后，继续的反思自然而然就是：实际上早在“四.二六”社论之后，既然政府杀气已然毕露，学生就应该适可而止、回校复课；更进一步地，其实“四.二六”社论后再罢手不干已属亡羊补牢，要想让当年改革不发生停滞和逆转、让当年改革力量不全军覆没和一网打尽，八九民运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从“反思”“六四”始，至取消、怀疑和否定“六四”终，是这种反思的必由之路。（这里又一个例子：在今年“六四”前与王丹的对话中，周孝正先生说他坚决反对街头政治，王丹问他：我们还有其他方式能选择吗？如果有，请指出一条；周先生回答：“我指不出来，但肯定有！”——我想周先生自己都无法否认，他“肯定有”的“其他方式”如果说出来，一定就是：什么都不做。）
在中国和世界的革命进步史上，知识和小知识分子由于理性精神和自我批判意识导致动摇主义、怀疑主义、失败主义、妥协主义、逃跑主义、投降主义和取消主义的例子不胜枚举，反倒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中共之流，总是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真正的反思，即便不谈原则、立场和对历史的尊重，从形式上也必须是当事双方共同、同时的反思才有道理、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才有效果。三十多年来，作恶一方的中共从来没有一丝反思、没有一毫反省、没有一厘审视、没有一点点悔愧，他们自始至终、斩钉截铁的坚持和确信当年所作所为的理直气壮、天经地义、感天动地、功在千秋；他们不但对“六四”时自己的行为早就盖棺论定、彪炳党史，而且每当哪个“六四”祸首恶贯满盈时，还要按例一遍遍重新揭开带血的疮疤再一次炫耀当初的“丰功伟绩”。施暴作孽者毫无忏悔、变本加厉，受害人却没完没了的自责，不是犯贱、不是自虐吗？犯贱、自虐也无大过，但是目的何在、要达到什么效果？在一方坚持“再来一次我比过去还狠”的前提下，另一方没完没了的反思只能得出“既然共产党本质就是杀人、既然开枪是必然的、既然它永远不会改变本性，那弱势的我们只有‘好汉不吃眼前亏’、千万别‘拿鸡蛋往石头上撞’”的“周氏结论”——反思了三十二年，居然就得出了这么个老掉牙的结论！在到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遍地是小精灵、势利眼和变色龙，满眼是躺平人的今天，这个结论还需要等你花那么大力气来反思后再告诉人家吗？而且，就这么个结论还用的着三十二年的反思吗？我们的爸爸当年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儿子的，我们的儿子将来还会这样告诉我们的孙子，如此这般“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真是愚公的好邻居智叟呀。
学究研究历史，从来只能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所以自知己短者，只去考证真伪、发现事实，而不议论历史、褒贬事件、臧否人物。但是，更多的人更容易做出的行为，是脱离当时当地的实际，拿今天的材料、用今天的眼光、以今天的视角、凭今天的理论，把活生生的历史导入固定的教条，去评论当初的事件、去指点昔日的江山、去臆断史实的因果、去判定以往的曲直、去谈论古人的是非、去推演他种可能、去想象另外结果、去推断一个结论、去做事后圣哲。我在自己写的六四忏悔录中，也描述、设想过八九民运发展演变的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和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我知道：那只是一种政治幻想、只是一个假说，而不是事实；当初它可能可以走下去、也可能根本行不通，它的结果可能比实际结局要好、也不排除更坏——而这一切都永远无法证实或证伪。同样，周孝正先生反思后的结论，可以作为一种想象、推测或者或然，但不能当作一种当年完全可以实现的更好的方式和结局，更不能凭此去指责、批评、怪罪当初人们阻止了其发生。其实，类似周孝正式的反思与批评，多年之前就曾发生在李敖面见吾尔凯希时。当时，李敖问吾尔凯希：“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年龄也大了，又成了台湾人的女婿，你有没有反思、检讨过当年你们自己的问题和错误？”在李敖逼问下，走投无路的吾尔凯希言不由衷地说出了一条忏悔：“当年我们和政府谈判时没有固定的底线，他们退一点、我们就进一点”。可是，这仍然是一个既不明智也无价值的反思和检讨：当年二十岁不到的孩子们，类似的经验前所未有，代表着意见不同的十几万人，现场情况瞬息万变，面对的又是一个完全不可信任、狡诈多变、出尔反尔的政府，即便吾尔凯希的回忆是事实，我们也无法断定当初的决策是谬误还是英明，无法确认当时的选择对事态发展是起了正面作用、是毫无影响还是负面效果。
在尼尔.弗格森的笔下，亨利.基辛格认为：“历史的演进过程并非后世看上去那么顺利或者方向明确。西方的多元主义来自数以百次的选择，每次当时若是选择不同，今天的结果就将南辕北辙。 演化不是沿直线进行，而是经由一连串复杂的变异。一路上每一步都遍布岔路和弯道，但无论好坏都得走下去。左右选择的条件也许只有最细微的差异。事后看，当时的选择也许差不多是随意的、也许当初只此可选”。基辛格的历史观，大体是不错的。了解了这一点，旁观者和后人，就会对过去多一分理解、对历史多一分尊重、对先行者多一分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