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越来越多的美国政界人士和科学家来说，她是世界能否解答一个谜题的关键：灾难性的新冠大流行背后的病毒是否源于中国实验室泄漏。而对于中共政府和公众来说，她是国家成功遏制疫情的英雄，也是恶意阴谋论的受害者。
在武汉——也就是大流行首次出现的城市——一个国家实验室进行冠状病毒研究的中国顶尖病毒学家石正丽，再次成为叙事冲突的中心。
这种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泄露的说法，长期以来被科学家们广泛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其他人则因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与该说法的关联而对其有所排斥。但拜登政府的新审查以及著名科学家对增加透明度的呼吁，使这一理论重新受到关注。
科学家们普遍同意，仍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实验室泄漏理论。但现在更多的人表示，这一假设在没有进行彻底调查的情况下被过于仓促地驳回，并且他们指出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问题。
一些科学家说，石正丽在不够安全的实验室中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了高风险的实验。还有一些人希望报告做出更多澄清，理由是根据美国情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几名员工在疫情初期感染了新冠病毒。
石正丽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且还在捍卫自己实验室的声誉，进而捍卫她的国家的声誉。上周，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石正丽，她最初表示，出于她所在研究所的政策，她不愿意直接与记者交谈。然而，她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沮丧。
“凭什么他没有证据的事情，我怎么去给他提供证据呢？”她说。在短暂的、未事先安排的谈话中，她的声音变得愤怒起来。她在一条短信中写道：“我不知道世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向一个无辜的科学家持续泼脏水。”
在一次罕见的电子邮件采访中，她谴责这些怀疑是毫无根据的，包括她的几位同事在疫情暴发前可能已经生病的指控。
猜测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在大流行暴发之前，石正丽的实验室是否有任何新冠病毒的来源？石正丽的回答是明确的否定。
但中国拒绝允许对她的实验室进行独立调查或共享其研究数据，使得石正丽的说法难以得到证实，并且只会加剧人们挥之不去的怀疑，即在一座拥有以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而闻名的研究所的城市，这种流行病是如何暴发的。
然而，那些支持自然起源说的人指出武汉作为主要交通枢纽起到的作用，以及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就在大流行暴发之前，该市的市场正在出售许多能够携带危险病原体并将其传染给人类的动物物种。
中国政府没有表现出对石正丽有所怀疑。尽管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她似乎能够继续她的研究并在中国讲学。
这场辩论的利害关系延伸到了科学家研究传染病的方式。一些科学家在推动对“功能获得”实验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时提及了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功能获得”实验大体上旨在使病原体变得更强大，以更好地了解它们的行为和风险。
许多科学家表示，他们希望对病毒起源的追寻能够超越政治、国界和个人科学成就。
“这与过失或罪过无关，”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家大卫·雷尔曼(David Relman)说，他是《科学》(Science)期刊最近一封18位科学家联名信的署名人之一，该信呼吁对所有可行的情况进行透明调查，包括实验室泄漏的可能。该信敦促实验室和卫生机构向公众公开他们的记录。
“这件事比任何一位科学家、研究所或任何一个国家都重大——在任何地方拥有此类数据的任何人都需要将其公开，”雷尔曼说。
“透明度很重要。”
许多病毒学家坚持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在实验室外的环境中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但由于缺乏自然溢出的直接证据，更多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呼吁对实验室泄漏理论进行全面调查。
对实验室进行调查的支持者说，石正丽所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可能已经从野外例如蝙蝠洞穴收集了——或感染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或者科学家们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了它。无论哪种方式，病毒都可能通过感染工作人员从实验室泄漏。
中国一直试图影响对病毒起源的调查，同时宣己方未经证实的指控。
北京同意允许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队访问中国，但限制了他们对信息的获取。当世界卫生组织团队在3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极小，其结论被视为草率。就连世界卫生组织的负责人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也说：“我认为这次评估还不够全面。”
上月，拜登总统命令情报机构调查起源问题，包括实验室泄漏理论。周日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世界上最富有的民主大国的领导人敦促中国参与对新冠病毒起源的新调查。拜登告诉记者，他和其他领导人讨论了获取中国实验室的信息。
“透明度很重要，”拜登说。
“科学家有祖国”
在两极分化没那么激烈的时代，石正丽是中国科学进步的象征，是处于新兴病毒研究前沿的“蝙蝠女侠”。
她带领探险队进入洞穴，从蝙蝠和鸟粪中收集样本，了解病毒是如何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2019年，她因在该领域的贡献入选由109位科学家组成的美国微生物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Microbiology)。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人类病毒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C·加罗(Robert C. Gallo)博士说：“她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非常谨慎，具有严谨的职业道德。”
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近300名员工，是中国仅有的两家获得最高等级安全认证（即生物安全四级）的实验室之一。石正丽领导该研究所在新发传染病方面的工作，多年来，她的团队收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一万多只蝙蝠样本。
在中国的集中式科研办法下，该研究所对中共负责，而后者希望科学家都为国家目标服务。“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对科学家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据中国官媒报道，石正丽本人没有入党，对于她这种地位的公职人员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她在该所建起了自己的科研事业，从1990年开始担任研究助理，并步步高升。
现年57岁的石正丽于2000年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获得博士学位，在造成全球700多人死亡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暴发后的2004年，她开始研究蝙蝠。2011年，她在中国西南部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蝙蝠，它们携带的冠状病毒与导致SARS的病毒相似，这让她实现了科研突破。
“我觉得我们做很多工作，如果有一次你的工作能够预防疾病暴发，我觉得我们就很有意义，”她在2017年接受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表示。
不过，她的一些最著名的发现也引来了最严厉的审视。近年来，她开始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实验，通过基因改造来观察它们的行为。
2017年，她和武汉实验室的同事发表了关于一项实验的论文，在实验中，他们通过混合和匹配几种现有的蝙蝠冠状病毒部分（包括至少一种几乎可以传染人类的病毒），创造出新的混合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它们在人体细胞中感染和复制的能力。
支持者声称，这类研究有助于社会为未来的疫情做好准备。批评者则表示，与潜在的好处相比，制造危险新病原体的风险可能弊大于利。
关于美国政府对她工作的资助是否也支持了这些有争议的功能获得性研究的新问题，也使得情况变得复杂。该武汉研究所通过美国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从美国政府获得了约60万美元的捐赠。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表示，它并未批准该非营利机构进行将使冠状病毒更具传染性或致命性的功能获得性研究。
在一封回复提问的电子邮件中，石正丽辩称她的实验不同于功能获得性研究，因为她的目的不是让病毒变得更危险，而是为了了解病毒如何进行跨物种传播。
“我的实验室从来没有做过或合作做过让病毒毒性增强的GOF实验，”她说。
“极不信任的推测”
人们的担忧不仅集中于石正丽所做的实验，还有她进行这些实验的条件。
石正丽的一些蝙蝠病毒实验是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的，这种实验室的安全性要低于该研究所的其他实验室。这就引发了关于是否有危险病原体外泄的质疑。
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研究冠状病毒的知名专家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也在《科学》发表的公开信上签了名，他说，尽管病毒可能有自然来源，但他支持对武汉研究所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时采取的生物安全预防措施的级别进行审查。利用石正丽提供的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巴里克在卡罗来纳大学的实验室进行了得到国家卫生研究院批准的功能获得性研究。
石正丽说，在中国，可以用生物安全二级的实验室研究蝙蝠病毒，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它们能直接感染人类，其他一些科学家也支持这一观点。
她还否认了最近的报道，即在报告首批新冠病例之前，她所在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因类似流感的症状入院接受治疗。
“武汉病毒所没有发现上述情况，”她写道。“如果可能，您可否帮助提供这3人的姓名，以便我们核对。”
至于实验室保存的样本，石正丽坚称她已经公开分享了自己在实验室接触到的最接近的蝙蝠病毒，与SARS-CoV-2（即导致新冠的病毒）只有96%的相同性，从基因组标准来看，这样的差异是巨大的。她否认了她的实验室曾秘密研究过其他病毒的猜测。
石正丽在2012年对云南省一群患有严重呼吸道疾病的矿工的研究也引发了质疑。这些矿工曾工作过的洞穴，正是石正丽团队后来发现近似SARS-CoV-2的蝙蝠病毒的地方。石正丽说，她的实验室没有在矿工样本中检测到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她也会尽快在科学期刊上发表更多细节；她的批评者称她隐瞒了信息。
“这个问题太关键了，你必须以及时和透明的方式公开所掌握的一切信息，”同样在《科学》的公开信上签名的麻省理工-哈佛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博士后研究员艾琳娜·陈（Alina Chan，音）表示。
许多科学家和官员都说，中国应该分享研究所员工的医疗记录、实验室的实验记录和病毒序列数据库，以评估石正丽的说法。
石正丽表示，她和研究所一直对世卫组织和全球科学界开诚布公。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了，”她在电话采访中表示。“完全是一种极不信任的对我们的一个推测。”
“我无所畏惧”
疫情正是石正丽和她的团队长久以来为之准备的时刻。多年来，她一直在警告冠状病毒暴发的风险，积累了关于这些病原体的知识储备。
当时与石正丽在武汉共事的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Duk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edical School)病毒学家王林发说，去年1月，石正丽和她的团队在拼命工作，虽然精疲力尽，但也很兴奋。
“所有的经验、试剂和冷冻的蝙蝠样本终于能在全球范围内派上大用场了，”与石正丽做了17年合作伙伴兼朋友的王林发说。
但很快，关于石正丽和她的实验室的猜测就甚嚣尘上了。友人口中以直率著称的石正丽感到困惑和愤怒，有时她会公然流露这种情绪。
在去年7月接受《科学》期刊的采访时，她说特朗普欠她一个道歉，因为他声称病毒出自她的实验室。在社交媒体上，她说提出类似质疑的人应该“闭上你们的臭嘴”。
石正丽说，她认为将问题政治化耗尽了她对病毒起源调查的所有热情。她转而专注于新冠疫苗和新病毒的特征研究，她说，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
“我们坚信没有做错事，”她写道。“所以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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