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英文原文 https://www.globalchinacenter.org/analysis/a-missed-opportunity-the-failure-of-a-bold-project
原书作者：马丽（音译）
原书：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中的宗教企业家精神：秋雨教会的兴衰
此书由纽约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2020年出版（原文如此）
书评作者：莱特·道尔（Wright Doyle）
书评翻译（英译中）：薛琦（Steve Xue）
【编者注：在中共对宗教自由进行严厉打压的背景下，四川秋雨之福教会的牧师王怡于2018年12月被逮捕，一年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非法经营罪判处9年徒刑并剥权三年。马丽的书对教会做了大量不实描述，导致西方读者对王怡这样捍卫宗教自由的基督徒产生严重误解。这个书评对于澄清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书评作者注：这篇书评之所以超长，和所评论的书本身有关，也和这本书引发的争议有关。«宗教企业家精神»（我在后面的叙述中均使用此缩略语代指这本书）是一部繁复难懂的专著，记录了发生在一个性格和行为都有多面性的人物身上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许多批评。我只能就一些重点进行探讨，无法全面展开。
在本文写作时，我采访了八位人士。他们或者是在马丽的书中出现的当事人，或者是对中国的基督教很有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采访主要是通过口头访谈的方式进行，其中三人以书面形式答复，对我的文稿提供意见并回答我的问题。我愿意对这些人的人格和信誉进行担保。他们的意见是本文的基础。另外，感谢马丽阅读了后期的草稿并回复了我。她的一些意见在本文中也有引用，作为补充。显然，她并不赞成本文的总体论调和观点。
作者被冠以“睿智的学者”和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年轻学者中“升起的一颗星。”她和她丈夫李进（音译）合写过«政府下求生，重塑基督教会»一书，属于Wipf & Stock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基督教研究的系列丛书的一种，由卡罗尔· 哈姆林博士（Dr. Carol Lee Hamrin）和我编辑。他们这本书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宗教企业家精神»一书得到了知名学者马克· 纳尔（Mark Noll）、理查德·斯维伯格（Richard Swedberg）和理查德·穆尔（Richard Mouw）等的赞许，他们评价此书研究细致，社会理论和民族志的结合紧密，具备 “跨学科的视角” 和 “叙事的高度的可读性。”
同时，本书也招致了和秋雨教会有密切接触的人士的尖锐批评。公众对本书的优劣也给予评价，网络上的看法有负面的，也有正面支持的。更详细的内容，在亚马逊的书评页面上可以看到。
下面的探讨，旨在肯定本书的成绩的同时，也对本书采用的方法和作者叙述的内容受到的公开指责，进行全面审慎的评价。
有言在先：这本书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和深度的分析，但是有根本上的瑕疵；成书仓促，留下大大小小许多缺憾，阅读时一定要倍加小心。
关于这本书
第一印象
书的副标题 “秋雨教会的兴衰”，让人联想到罗马帝国，兴于清流，亡于滥权和骄淫。
赠言是“给我的姐妹“，提醒读者这是中文版的“Me Too”！在接受一家香港媒体采访时，马丽说她写这本书“是试图从一个女性社会历史学家的角度，让公众听到弱者和女性的声音……我考虑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女性应该发出声音来……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包括一些学者企图用非学术的方式诽谤我，煽动网络暴徒攻击我，这是活生生的现实。我这样一个在全球知名的出版社出版了学术著作的女学者，如果在呐喊时都不得不面对巨大的阻力，那么那些弱势女性要让她们的声音被体制听到时，岂不是难上加难？她们要付出多少额外的代价？”（见访谈的中英文记录）。
书的扉页上的简介：“本书为秋雨教会的领导者（后来的华西长老会领导者）的雄心勃勃的宗教企业家精神提供了一份独特的历史记录，记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在当地的组织建设和国际上的公众形象策划，建立自己的影响力的。”
简介
书的开篇是戏剧性的场景：“秘密的’教会法庭审判’的照片”被泄露出去，“在中国的网上和社交媒体上流传。这些帖子震惊了中国方兴未艾的都市教会。”接着的一段讲了警察干预祷告会。再接着是视频—“王怡（秋雨教会牧师）和信徒在派出所外大声祈祷，成了推特上的英雄人物”（第1页）。
书的其余章节都充斥着这种栩栩如生的风格，流畅轻快。作者声称她是在准确地描述一个英雄人物是如何演变成作者眼中的追求权力和名望的人，把一个不起眼的家庭教会发展成中国家庭教会的“偶像”的。再往下，会读到膨胀的雄心如何导致过度的快速扩张和内部倾轧，并最终使教会分裂。作者认为核心圈的“道德破产”、“打压异己”及“激进做法”，引发了和政府的公开冲突，并最终造成了教会被封和王怡被抓。
方法论
作者的研究方法包括“正规的采访、非正式的访谈、公开发行的公告和简报以及网络上的贴文”，还包括“社交媒体上的对话文字”（12页）。作者在她的叙述中，引用了海量的内容，这显然为她吸引读者增加了很多分量。
虽然作者说她“不准备写一个彻头彻尾的故事”，而是“希望认真表达一个不偏不倚的观点”。她的“分析是跨学科的，因为就像一些学者指出的’教会是多元的、复杂的、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和宗教的现实存在’，它’自然要求跨越多种学科的界限’…”作者表示“希望通过综合运用社会理论、组织行为研究和宗教分析的方法，让本书成为中国传教研究的一个标杆”（13页）。
如果真能按照这样的方法展开研究，那么一定是收获满满。
结构
简介部分清晰地介绍了«宗教企业家精神»的架构。
第一章是秋雨教会从2006年到2013年间经历的 “巩固阶段” 。在王怡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之下，教会从一个不起眼的家庭聚会发展为一个有规模的公开教会，并租用了场地作为教堂。
第二章是关于2014年到2016年间的扩张的。教会学校也在这段时间开张，王怡个人 “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和声望不断增长，” “美洲长老会植堂核心人员的加入，增强了创立华西长老会的力量。”但同时也出现了问题：一些信徒觉得精神营养缺乏，新成立的学校内发生激烈争斗，王怡和团队成员王华生（音译）之间也开始产生不和。
第三章是关于作者定义的“2017年到2018年间的极端化”的。政府关闭了教会，拘留了王怡和其他人，国际媒体称他们为“反抗共产党压迫”的英雄（15页）。
论点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论述秋雨教会（后又称华西长老会）的领导者雄心勃勃的宗教企业家精神的。这些领导者通过本地的组织化建设和国际上的品牌策划，努力获得社会影响力，但是因为内部道德威望的丧失而失败。道德威望的丧失，源于教徒对他们富有魅力的领导人王怡的不切实际的期望。王怡说要坚守长老会的监督制衡的管治原则，但他和其他领导成员对自己和信徒采用的是双重标准。后来，尽管教会声言其公共性质，但教会利益还是占据了主导，造就了强硬的压迫式的领导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系列道德行为上的疏忽造成了大范围的内部争斗、公平显失、强调驯服、裁判不公和所谓的性侵丑闻”（第5页）。
结论是对事件“分析综合并对不同阶段做了历史记录。”
“多层次的结构分析，解释了不同的社会现实层面上不同的社会进程。在这后一个框架里，宏观层面的参数（国际媒体和中国集权政府）的影响暗示着，在一个既全球化了的又彼此分割的世界里，基督教充满着危机”（16页）。
书的布局为叙事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架构，完全符合我十年级的英文老师教我的方法：情境、乱象和结局。结局可以是幸福的，也可以是哀痛的，幸福的是喜剧，哀痛的是悲剧。«基督教企业家精神»是一出悲剧，起码作者是按悲剧叙述的。
评价
我读完本书正文后，还读了后面大量的注释，读得很仔细，有些章节读了两遍或者更多遍。我的感受是五味杂陈。先从我欣赏的部分下笔。
可取之处
在男性主导、面子为大的中国社会里，作者为教会里受到教会领导虐待的弱势妇女发声的想法，非常值得称颂。
作者利用多种信息来源，特别是引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许多信息，活灵活现地展示了王怡的率性而为所引发的争议。这争议从秋雨教会内部传到中国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圈子里，又传到了全球。
作者把秋雨教会的有意识的扩张和在媒体上的主动出击，展示在几十年来被边缘化的基督教的大背景下，很有意义。许多城市家庭教会的领导者认为基督教要争取更多的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互联网给基督教徒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发布自己的观点并和别人进行交流，同时还能通过这种新的渠道发出响亮的声音，作者对这些都做出了有益的分析。作者还展示了王怡是如何充分利用这种新媒体的。
作者引用了来自网上的大量评论，给人印象深刻；有批评王怡和教会的，也有支持的。大量引用这些观点，不仅是作者倚重的方法，同时也为了解互联网在作者描述的争议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了解来自不同的地方和不同背景的基督徒的看法，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作者解释了王怡和秋雨教会是如何培训信徒，让他们用行动去影响社会的。为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利用教会学校，还利用布道和讲课。
作者提到了教会和牧师以多快的速度扩张，才是合法的问题。她告诫不要进行无计划无准备的扩张，要进行有机的扩张。我无法判断王怡和秋雨教会是不是犯了扩张过快的错误，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是不容忽视的。
«宗教企业家精神»揭示了大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比如不能给信众提供足够的牧师服务。在这点上，我也认为家庭教会是圣经里的基本规定，也是在中国最有效的形式（见莱特·道尔<G. Wright Doyle>所著«走近全球华人»，Tochflame Books 出版社2013年出版，142-145页；及 “家庭聚会-中国基督徒的前行之路？” ）
作者也提出了追求公共参与或积极获取社会影响力所面临的陷阱，这点我也同意。我的著作«美国的基督教：辉煌与悲剧»（Eugene Wipf & Stock出版社2013年出版），花了400页的篇幅，描述了美国从清教徒到当下的基督徒，如何错误地选择要做这个民族的 “救星和主” ，结果连成为社会里的 “盐和光” 的想法也泡汤了。这并不是说王怡贪恋政治权力（他说过他没有），而是说在社会各领域扩展影响力会带来许多风险。也许最大的风险就是急于追求公众认可，而不是慢节奏、不动声色、有机发展，从自己做起，再发展到家庭、教堂、工作场所和邻里，跟酵素在面包里默默发酵，面包慢慢膨胀是一个道理。
2018年2月，新的宗教条例实施后，教会分割成了许多小单元，据说王怡对此不满，认为是 “倒退” 。如果这种说法是准确的，那说明了王怡要的是一个有体量的、有固定场所的公共教会组织。（书中）说他在这一点上融入了基督教历史和现实的主流，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误导性的。
如果书中对王怡的记录是准确的，那么他的那些公开的声明最起码是有问题的。这方面的例子有：他说伊斯兰教圣歌中的歌词和加尔文主义是一致的，他谴责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华人，包括美国的华人。
如果对王怡的报道是准确的，那么他屡次坚持的要成为“当地教会组织”的“绝对权威”，是不能为绝大多数新教教徒接受的（74页）。当然，作者也提到王怡在早期的布道中是反对滥权的。
认识王怡的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意志坚定的中国式领导者。他在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之前，不一定总是会听取别人的意见或等别人一起行动。2017年教会分割后，他热衷于 “主教” 式的领导风格，把自己当作 “主教” 。这种充满个人魅力的精英牧师，在美国也有；他们凭借自己的雄辩口才、饱满精力和远见卓识，像王怡那样，为教友建立起一系列的组织。
有天赋的、精力充沛而且还有魅力的牧师，往往会涉猎太多，追求太多，结果没法达到追随者的期望。因为他们想要更多的影响，自然就想要更多的权力。即使虔诚高尚，还是很少有人能善用过多的权力的。先不考虑作者给王怡下的结论是对还是错，我们总归相信权力的集中必然会构成滥用权力的诱惑。
作者指出，王怡投入的事情太多，导致他这个牧师无法给信徒足够的关爱。他追求太多，但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以帮他防范作者提到的许多麻烦事情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领导者，特别是男性领导者，会被授予权威。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华西长老会以长老为主的管理体制是如何变成恪守条规和威权共存的。（在这里，我要区分两个词：“presbyterian”和 “Presbyterian”。前者是指由长老和神职人员管理的教会组织，经常会把一组教会叫作 “presbytery”。后者指的是基督教的其中一个流派，比如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PCA)-美洲长老会，又如自己命名的秋雨教会，是华西长老会的一部分，同时又和美洲长老会有非正式的关联。）这种对长老会组织最初意图的曲解，在西方也不能避免。
购买新的场地，在华西长老会建立后形成的新形势下，是合法合理的。但会众的反应是惊讶，许多人认为不明智，甚至认为是灾难性的。交易在完成后才告诉会众，是为了避免政府干预，也为了避免在教会里引起冲突。但是这么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决定，酝酿过程里一点都不让教友知道，他们自然会感到震惊和沮丧。
同样地，秋雨教会的一些规定，如果实际情况是作者描述的那样，也是有问题的。比如章程里规定华西长老会（作者也许指的是秋雨教会）的主教有两个投票权。
作者直接指出了新加尔文主义的一些观点对知识阶层中的家庭教会领导者的影响。这个流派适时提出了一条真理：圣经基督教对生命的方方面面都暗含启示，包括政治、教育、经济和家庭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时没有把重点放在改革宗的核心— “恩典教义”上，而是放在了次要的寓意上。
在把这些重要的真理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中的时侯，美国的教师和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者似乎忘记了：由圣经原则孕育出美国宪法，经历了上千年。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改变缺乏应有的耐心，一些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者有时会犯贪多求快的错误。马丽对“基督教文明的说法”是否适用于中国表示怀疑。虽然我敬佩清教徒和美国基督徒对影响社会所做的努力，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警惕贪多求快，谨防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变革上。
在处理有性侵嫌疑的教会领导人员和普通教友时，作者对普通教友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表示反对，这是正义之举。据作者讲，普通教友受到公开谴责和纪律处分，而领导人员免于公开谴责，纪律处分也从轻。在一个据称是长老强奸的案件里，作者提到长老只是被禁参加圣餐六个月，并没有撤销他在教会和传教的职务。如果真是这样，那是不公平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长老并没有正式地被诉，也没有在教会法庭审判，所以他的行为应该是作风不检点，而不应该是强奸。另外，长老的从轻处分和普通教友受到的处罚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很难判断。
作者还提到了教会对待怀孕女员工的方式是否合法。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存在对怀孕的职员直接解雇这种事，那就不仅违法，而且是没有爱心的行为。
王怡聘苏炳森（音译）担任教会学校的校长，并全力支持他。如果作者对这件事的记述是准确的，那么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有许多问题。
如果作者的叙述是准确的，苏采用的教学方法，即使不是全部（见下），大部分都是需要打问号的。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让王怡显得很差劲。
对王怡起诉警察（称为教案）的决定，各方反应分歧很大，这能理解。
如果书中所记准确，王怡在布道时，不断涉及政治话题，几乎让政府强行制止。
在关押信徒的派出所外祷告，并没有圣经上的依据，看起来是没有必要的挑衅行为。王怡说他的想法是 “占领这个城市，从每次占领一条街、一个派出所开始。”如果书中的叙述准确，这话是煽动性的。
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会里，有成百上千的性侵案，南方洗礼会也有神职人员涉及广为流传的性侵案。在这些案件里，教会领袖不仅犯了性侵罪，同时也犯了掩盖罪。作者说秋雨教会的两个领导者（不是王怡或彭强），也犯有强奸或性侵罪，这听起来似乎符合逻辑。马丽有权要求严惩犯罪，并告诫领导者不要掩盖犯罪行为。
作者确实指出了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倾向于理想化中国的家庭教会和它们的领导者，“受迫害的表述”几十年来主导了对中国非官方基督教的报道。布伦特·富尔顿（Brent Fulton）探讨过有关中国城市基督徒受迫害的表述所带来的问题：«光不能被藏匿»，发表在Wipf & Stock’s series«中国基督教研究»丛书里，这套丛书里也有马丽的«政府下求生，重塑基督教会»。
同样地，西方媒体报道，特别是有关基督教的报道，很少关注到中国基督徒和他们的领导者的失误。
作者的以上这些观点让我受益，当然前提是她的叙述是准确的。想了解从马丽的书里能学到什么，请看我们的书评“从马丽的«基督教企业家精神»这本书里能学到什么。”文章发表在“走近全球华人（Reaching Chinese Worldwide）网站上。
«宗教企业家精神»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在前面引用的作者的访谈记录里，她说这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这说出了部分事实。这本书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在学术界极具声望。作者在书的上百条尾注中罗列了许多信息出处，她使用了多角度的方法，在一个高深的理论框架中叙事，结论部分尤其是如此。
从另一面看，«宗教企业家精神»这本书不单是一部学术研究著作，还有调查报道的特点。在调查报道中，调查记者会深挖源头，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像作者在献给“姐妹”的赠言中提到的，这本书是为姐妹们鼓与呼的。作为上帝创造的一分子，她们所得到的待遇和她们的内在价值不相称。
最后，这本书巧妙地延续了对王怡、他的传教士身份和他的“帮派”的控告，“帮派”包括彭强和教会的其他传教人员。换个说法，这本书是一部辩论著作。
从书的标题到结尾，作者展示了一个全景式的错综服复杂的“案例”，指控王怡和他的支持者以及王怡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指控倒是和王怡的“牧师达人”的角色挺适合的，因为王怡不仅是教会领导层中的重量级人物，同时也是教会的超级形象代言人。
对书的负面反应
“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居来到，就察出实情。”—旧约“箴言”章18节17段
缺乏客观中立
这本书的叙述不是不偏不倚的。相反，从头到尾的论点都是针对王怡和他的同仁的。
作者声称“有不同观点的交锋”，但实际上引用的，基本都是一面之词。书中采用的访谈和网络帖子中，支持王怡和其团队的，我发现屈指可数。这一点，反映在王华生事件中，尤其明显；作者偏重于王的代理人范鑫的观点，可范馨并不认可审判程序。
我们应该考虑到分裂后的秋雨教会有规定，不许一般人员接受外面的访谈。因为接受采访要征得教会的同意，所以有些采访要求可能被拒绝，有些可能收不到答复。
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忘了：
在这些禁止披露的规定实施之前，作者应该采访过有些人员，但她只是采信了那些离开了王怡的人的话。
就是在禁止披露的规定实施之后，作者本来还是有机会采访王怡、彭强、张国庆、查常平以及受到她抨击的传教士等人的，但她没有去联系他们，没有去了解事情的另一面。
禁止披露的规定也适用于教会邀请来参加秘密教会活动的非教会成员。
王怡和其他领导者督促教会成员不要在网上散布谣言或传播不实信息，这是事实。王华生也是如此。他们试图遏制来势汹汹的指控和反指控，这些指控和反指控不仅伤和气，而且使辩论陷入混乱。
书的后四分之三的篇幅里，对王怡的描述都是负面的。比如，作者说王怡在一次会上收到反驳后，他没像华生那样道歉，而是“好像只掉了眼泪”（145页）。第一点绝对是错的，王怡承认了自己的罪过，表示后悔并请求原谅。第二点让人疑惑，一个人什么时候才会“好像”掉眼泪？当然，好的演员需要哭就能哭，那人们会不会把王怡的眼泪也看成是“假惺惺的”呢？另外，王华生没有承认罪过，只是承认犯错。
作者经常把王怡的动机归结为恶意或自私自利。她认同世俗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企业家的定义：“无例外的都是受权力欲、成功欲和成就感驱动的 ”（8页）。自然地，王怡就被描述成一个受追求名利的自恋者。在作者眼里，西方传教士对秋雨教会和华西长老会感兴趣，是因为把它们当作“扩展的机会，而不是有需要关爱的会众（232页）”。因为只有上帝才能读懂人的内心，所以这种对动机的归纳，不用说学术上不专业了，实际中也是值得划个大问号的。
作者批评传教士没有监督王怡的过分行为，也批评了美国基督徒心目中对他完全正面的形象。这些批评部分是有道理的。这些人中有一些是王怡的朋友和同仁，他们想努力帮助王怡掀起一场发展长老会的运动。作为客人或旁观者，他们需要相当的智慧去把握什么时候对王怡表达他们的担忧，什么时候传递他们的批评。
另一方面，这些传教士的确给王怡提供了建议，有时也会坦诚布公地和他沟通。需要注意的是，作为长老会信徒，他们也加入了对王怡和秋雨教会的批评，还加入了长老会对王怡的苛责。
（毫无疑问，传教士在向他们的赞助者汇报时，一般是不会批评传教地的人士的。可以理解的是，传教士希望当地的人能明白上帝是如何想让他们发挥作用的。我们难道不希望他们这么做吗？）
王怡的行动和秋雨教会的规定在书中几乎都被诠释为负面的。比如，很常见的分成小组讨论布道，尤其是关于其对信徒的个人生活有哪些影响，最后都被解读为是为了达到高度控制的目的。
同样的例子还有王怡拥有的盗版书籍。我们应该知道盗版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虽然王怡尽量尊重版权，但许多神学书籍，中国的基督徒是很难买到的。另外，王怡复印的书籍，背后是有故事的。当教会图书馆建立的时候，英文原版书籍很难得到，只能用复印的。随着保护版权的政策不断落实，这些复印的书籍逐步被从海外购买的或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正版取代。到最后，留下一堆没有合法版权的书籍等待处理。这些书籍没有被当作废品扔掉，而是堆在王怡的办公室里，以备他写作或讲道用。
这只是一个例子，用来说明作者要不只记述了故事的一部分，要不就是在描述时有意选择负面的内容。
再举一例：王怡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一次拿下一个派出所，到最后拿下这座城市。”据熟悉当时情况的人说，他们对这话的理解是：秋雨教会的会员会利用他们被关押的机会，向狱友或警察传道。“拿下”是精神上的，不是实物上的或政治上的。人们相信王怡的本意是：被警察拘禁就会让福音在成都进一步传播。
此书同样在描述王怡的支持者的时候，使用了大量否定的甚至贬损的词语。
明显的忽略
作者似乎忽略了为什么西方基督教传教人员不能去中国公共的宗教场所，特别是不能去那些没有注册的场所。作者提到传教士说他们很想让他们的孩子去教堂做礼拜，但是对为什么不能去秋雨教会没有交代。真实原因是：西方传教士怕引起注意而让自身的处境变的更差。因为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指责西方传教士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传教士很小心不要给中国的基督徒带来麻烦。
作者在书中对采访的人物采用匿名的作法，也降低了可信度。
作者可能不了解长老会的制度。比如，她用“presbytery”一词，既指一个地方教会的长老理事会（长老会用session一词），又指管理一个地区数个教会的长老团（这才是“presbytery”一词的准确含义），在此指华西长老会（WCP）。
这种用法引起的混乱可能不大，但还是会影响重要的方面。比如，她在“序言”里说，许多中国人对秋雨教会“秘密审判一个牧师”感到震惊（第1页）。实际是，审判是由华西长老会进行的，而不是秋雨教会这个分支。这二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说明了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反对“秘密”审判王华生的原因，但她好像并不了解长老会的审判都是秘密进行，以保护受审者的权利。屡次提到这个“秘密”的审判，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
作者说秋雨教会的领导者的职位都是终身的，他们成了“精英”领导成员。她可能不清楚，长老会的长老只要不触犯经书条例或道德规范，一般都是“终身制”的。她的书中对王怡和其他教会领导成员的指控，涉及到他们的所谓“精英”身份。她在这一点上的无知，极大地削弱了她的指控的说服力。
作者批评秋雨教会购买百花避难所的决定没有经过教友投票，但是她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而不想说的是：秋雨教会一年前用华西长老会的章程替代了它的章程，新的章程规定教会购置财产，只要长老们通过就行。
作者在“序言”中和后续章节中多次提到，许多局外人对“教会分割”后重组为两个，表示惊讶和痛心。她和这些局外人显然不知道从现有教会中分出新的分支，是很正常的事情。她本来应该知道“教会分割”翻译为分堂是不确切的。英文里，“教会分割”有负面的含义，中文的基督教词汇里没有这个词。我多年参加台湾的长老会，那里延伸出许多新的分支，叫作“分堂”。
作者要不是对教会的发展无知，要不就是有意选用英文中有贬义的词汇代表中文中一个中性的甚至是褒义的词。
现在看来，王怡突然宣布教会分割，确实引起了混乱和争议，他也受到华西长老会的训诫。最终的裂痕是很深的，而且互相都有愤懑情绪。但是分割这种方法，作者不应该大加挞伐。
另外一个例子是：作者提到«基督科学箴言报»是“基督教媒体”。她应该知道«基督科学箴言报»是一份权威性的刊物，但不是 “基督教” 的刊物。这是一点小失误，但是却会增加对所有记者断章取义式的攻击。
在批评苏炳森在教会学校里使用的教学法时候，作者把他们“古典”式的教育常常说成是“陈旧的，”她指出学校使用的麦高菲读本，是一套老旧的教科书，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在美国使用（118页）。她显然不知道，这些读本在家庭学校和古典教育在美国兴起的几十年里，非常流行。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读本用于训练儿童阅读难度递增的读物，很有效。现在依然有人选这套读本做教材。（我父亲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受的教育，他对麦高菲读本评价很高。我听了他的话，在1990年代在家里教我女儿的时候，买了一套。我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做教师的对其评价这么高。）作者对麦高菲读本的起源和普及程度的无知，显然影响了或者从负面影响了她对苏炳森的看法。
作者似乎也不明白古典教育里强调死记硬背是有其道理的。苏炳森有可能对这种教学法热情过头，但是这种方法被证明是有价值的。
不连贯
作者屡次批评王怡在布道的时候太关注政治。但她采访一个化名“威廉”的牧师时，威廉说他“对（王怡）深沉的宣讲改革宗的教义印象深刻” （113页）。 这些教义就包括后面会提到的恩典教义。威廉作为作者认可的人，他的这些话不是和作者的说法矛盾吗？
“迫害的说法”
一直到最近，我才和“中国资源-ChinaSource”的布伦特·富尔顿（BRENT FULTON）和其他人一起，对“迫害的说法”提出质疑。在«悲伤和流血的中国»中的有一章：在受难、迫害和牺牲的背景下传播基督教，2012年由威廉·泰勒（William D. Taylor）等主编；另外环球中国中心网站上有一篇文章：中国的基督徒受到迫害了吗？在以上两文中，我都论证了这样一种观点：过去经常性的残酷的虐待已经过去，家庭教会的绝大多数信徒，都享受到了空前的自由。
2018年年初，当中国制定了新的宗教活动条例时（第6页），马丽在她的书中几处提到新的趋势— “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宽容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新的条例把过去许多的宗教活动定为非法。这些宗教活动可能在技术上不合法，但是过去十几年里，有些地方甚至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是被默许的。新的宗教条例出台以后，中国政府开展了系统性的运动，取缔未经许可的公共聚集和网上发文等宗教活动。（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就把我的相关文章从网络上撤了下来。）
作者在书中已经提到迫害，但是在 “西方媒体”一章中，她却说迫害完全是过去的事情。这话离事实相距甚远。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她的书中对2018年底前发生的事件，都明白无误地说政府开展了系统性的打压家庭教会的行动。
作者错误地指责«中国灵魂»一书的作者伊安·约翰逊（Ian Johnson），说他只靠一个消息来源（见后述）。但作者在书中讲述王华生时，也是只有代表王的一个人的证词。
作者错误地指责伊安·约翰逊（Ian Johnson）没有“深入”到教会中（见后述），但事实是马丽的书涉及的时间跨度从2014年到2018年；在这段时间里，她几乎没有在成都住过，也没有参加秋雨教会的活动。她在之前为写另外一本书以及本书的第一部分，曾住在成都做研究。这也就是为什么她现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占全书的四分之一），错误很少的部分原因吧。
极端开放
作者多次提到王怡和其他人放话秋雨教会追求“极端透明，把王怡的布道放在网上，把参加教会的人员名字告诉警察”（206页，引自伊安·约翰逊的文章）。但作者同时却批评王怡和秋雨教会的其他领导成员“在做出教会管理的重要决策时签署不透明的协议。”
诚然，这二者是不同性质的问题，有点拿苹果和桔子比。尤其是当局外人的反对声音很强的时候，把一些内部事务限制在教会之内，这和把布道内容和教友姓名给政府是截然不同的。
«宗教企业家精神»省略了许多重要信息
作者对王怡和他的团队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讲道，不惜笔墨，但是她几乎没有探讨他们其他的布道内容。改革宗教会布道时，几乎都是把重点放在他们所谓的“恩典教义”上，也就是强调上帝在救赎有罪者的时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秋雨教会在布道时如果没有这些核心内容，是不可想象的。
“恩典教义”经常按首写字母归纳为TULIP（郁金香），五个字母代表了五点：彻底堕落，无条件选举，有限的赎罪，不可抵御的恩典和圣人的坚韧。这些是改革宗的“精神和灵魂”。威廉说，这些内容最起码是王怡布道的一部分，其他人也证实了这点，但作者根本没提这些。她倒是提到威斯敏斯特教义问答在教友中很流行，并说这可能会让教友结成了潜在的共同信仰。
王怡在考察教会工作人员或面试准备接受洗礼的信徒时，他很强调改革宗恩典教义的重要性。
另外书中漏掉的一个关键点是王怡毫不隐瞒他的观点：他无意于改变中国的政府机构。没有了这句话，作者对王怡的“政治”观点的描述是误导的。
作者说威廉是美国传教士里唯一一个“愿意和当地中国人一起过宗教生活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参加秋雨教会活动的（113页）人。这个声明是误导的，不正确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威廉是一个韩裔美国人，所以他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其他人，比如白人，一出现就会让被认出来的。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个白人传教士，忠实地参加了周日的礼拜活动。
作者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传教士和教友不接触，这不是事实。有一个传教士定期和长老及神职人员一起查经，他的夫人也定期在教会组织女性品茶学习圣经。
还有，如果不去直接问一个人，那如何能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作者可是曾没有问过其他的传教士：为什么不参加秋雨教会的礼拜？
作者关于教会审判王华生的故事，只讲述了一个复杂事件的一半。因为这个事件在她的陈述中分量很重，所以没有双方的对证，是一个致命缺憾，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和“明察秋毫”。
一个声称强奸的案件，又声称被掩盖，这也许是作者最不应该被忽略的故事。
在正文和结论部分，作者肯定地说王怡、彭强和他们的夫人有罪，因为他们掩盖了起码两起声称是强奸的案件。但她只提供了强奸受害人和彭强王鸥夫妇间的谈话记录。我不是要否定强奸犯有罪，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彭强和王怡是不是犯有掩盖罪。作者只询问了一个控方的证人，辩方一个人都没有。她本可以采访彭强夫妇，但是没有。为什么？很清楚，她相信所谓强奸受害人的说辞。这是她的权利，但是不去采访彭强夫妇，从根本上削弱了她对王怡和彭强的指控。
问题的关键是：教会的领导和他们的夫人是不是故意取消了给强奸受害人以公平听证的机会?这个控告是不成立的，因为作者没有能提供证据，只提供了她自己的看法。她讲述了几件事的细节（188-199页），她的陈述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让读者相信她的指控是可信的，但是却没有给我们提供机会去了解事情的另一面。她也许有确证的证据，但是就算有，也没在书里出现。作者的确说过彭强要求把强奸案交给教会法庭。强奸受害人拒绝了这一提议，彭强也没别的办法帮助她了。强奸受害人不愿走正规渠道可以理解，但这不能证明作者的一面之词，也不能坐实对掩盖行为的缺乏证据的指控。
彭强享有很好的名声，他品行端正，始终如一恪守基督徒的人格。我问过彭的一个好朋友，想了解一下彭对此事的看法，他说：“我都不好意思去问，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这并不意味着彭强夫妇一定没有说过误导性的话或使用过不厚道的词语，但是作者显然有举证的义务，她需要提供事件牵扯到的各方的证词。
没必要—有害的—包含
虽然反对王怡的人在书中仅以“威廉”的化名出现，但作者提供了三个美国去的传教人员的真实姓名。她认为他们是王怡的支持者，多次对他们提出批评。当有人问起为什么公布这三人的真实姓名时，她说“公众”人物不应受匿名权的保护。她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说过：“如果这些个人和组织在各类网站、媒体和会议上可以公开他们的身份，为什么在我的书里出现就对他们构成威胁呢？”总之，“我不在乎他们哗众取宠式的指控本书泄露了他们的隐私，伤害了他们的安全，这本书记录的是事实和史实。”
首先，这些人对他们在机构中担任的职务和与机构的隶属关系保守秘密，根本不是作者说的一直是公开的。
另外的问题是，“事实”是不是准确地公正地记录了下来。
作者批评了三个人（传教士），指责他们不参加秋雨教会日常的礼拜活动。他们不参加的原因，是他们在中国需要保持低调。公开他们的名字，可能意味着他们不能继续在中国自由活动了。作者说她引用的他们的话来自公开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职务到目前为止是不公开的，而作者公开了，这包括蒂姆·蒙特福特（Tim Mountfort） 在“全球传教委员会”的职务以及伊诺克·王（Enoch Wang）在“中国伙伴”里扮演的角色。
同样的，蒂姆·蒙特福特（Tim Mountfort）在“中国伙伴”里的任职也是敏感的。“中国伙伴”是一个公共组织，这没错，但是它没有公开它在中国的人员的身份。
与新闻记者报道弱势群体时所需的职业道德相违背的是，作者公开了她声称的强奸者的名字，但是这个“强奸者”并没有经过政府或教会正式审判而定罪。
尽管作者声明她没有错（14页），但还是有人指控她没有经过他们的许可，就在书中引用了他们的话。起码有六个很重要的消息来源，包括两个对王怡持批评态度的，对我采访过的人说，作者告诉他们会在把书提交给出版社之前，让他们过目书稿里引用的他们的话，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再付印，但他们没有看到最后的定稿。作者还错误地引用过他们的话，这辜负了他们的信任。这不仅违反了基本的新闻职业道德，也违反了写作当代历史应该遵守的基本职业道德。
歪曲了文献中记载的信息
有人把作者书中的内容和相关的文献进行比较后发现，她“有意识地选择长老会行政委员会的有些部门，同时排斥其它一些重要的部门，以便有利于她的书。另外她似乎有意地误译了一些文献内容，或者过分地曲解其中的内容，以适合她的作品。”
“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教会对王华生和王怡的纪律处分。作者说他们只处理了王华生但没有处理王怡，她还引用了行政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她说在一次区域性的聚会上，Paul Peng 在宣读处理决定时，只批评了王华生；但她没提到的是，王怡也受到了教会的纪律处分，而且在处理决定中，王怡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因为他是更资深的牧师。行政委员会处理了王怡，他接受了处理结果，在教会给王华生表示了悔意，还在教友面前含泪读了他的致歉声明。”（摘自2019年8月20日和作者的个人通信）
作者批评伊安·约翰逊（Ian Johnson）没有深入到教会里，但他的书«中国的灵魂»里白纸黑字写着他在成都一次就住了几个月，一直参加教会的活动。
谬误
作者确实提到过一次“恩典教义”，但这和改革宗牧师的耶稣救世论的独特观点不是一回事，改革宗牧师的观点也叫“恩典教义”，但是这二者的英文拼写有区别。
作者声言她访问过由提摩太·凯乐（Timothy Keller）主持的“救赎主长老会”。提摩太·凯乐 “和西方所定义的基督教右派立场一致” （68页）。她的说法是非常误导的。基督教右派是一场运动，涉及到很多方面，时间跨度几十年，提摩太·凯乐从来没有和基督教右派站到一起过，唯一可能的例外是那些站在左翼立场的无知的评论家会认为他是右翼的。事实是，许多基督教右派批评他在一些社会问题上的看法太 “自由派” 。
赵中辉（Charles Chao）的“改革宗翻译社”和他儿子Jonathan Chao的“中国福音会”的中文名称，翻译有误（72页）。
牧师林慈新（Lin Cixin）的英文名字书中用的是Samuel Lin，正确的应该是Samuel Ling，他写作时一直用的后一个名。
伊诺克·王（ Enoch Wang） 不是美洲长老会的牧师，他是被华西长老会任命的培训长老，所以他不是 “美国牧师” ，他是中国公民。
作者说“长老会的传教士事实上对谁都不负责”（232页）。虽然在外的传教士确实很少受到控制，但在当时具体的环境下，她这种说法几乎是完全错的。显然，她不知道传教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不知道“美洲长老会世界宣教会”的运作。实际上，有好几种方法能让传教士负起责任的。
首先，传教士要对一起传教的团队负责。华西长老会的助理，通过投票以简单多数就可以除名。传教士也可以通过道德力量、友情或规劝等方式，对教会或教友施加影响。
另外，他们要对他们的派出机构负责，这里的派出机构就是长老会世界宣教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一个传教士对另一个传教士有意见，他被邀请向世界宣教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反映情况。经过深入的调查，指控完全不能成立。（实际上，整篇都是没有实据的泛泛之言，用“信息不对称”之类堂而皇之的词语搪塞。）
世界宣教会对行为不端而受到严重指控的传教士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几年宣教会在调查了指控后，就召回了几名在外宣教的人员。世界宣教会不是橡皮图章。
作者说美洲长老会派出的传教士会给当地教会带来美国的资金，这不仅和王怡不接受外国资金的原则相悖（204页），而且和世界宣教会不给当地教会提供资金支持的政策矛盾。作者含糊提到要收紧“海外汇款、教育资源和外国人的参与”（170页），但是她的注释里只有一个“中国伙伴”发的关于适应中国新宗教条例的原则性的声明，这无法为外国传教士给秋雨教会带来资金的说法提供任何证明。
她还有多少记录走进了这样的死胡同？
把她对伊安·约翰逊（Ian Johnson）的文章的批评和原文进行比较，就会看到一个相似的套路：不适当地引用，脱离上下文，隐藏所讨论的文献中的重要信息，混乱的时间顺序以及对浅显的观点的赤裸裸的曲解。书中起码有一打这样篡改编造的例子。
比如：作者说伊安·约翰逊只靠一个消息来源，但伊安·约翰逊的正文和注释里列出了最起码六个他采访过的人，而且还表明了他采访过去过教会的其他人。
作者批评伊安·约翰逊称赞王怡，但她忽略了伊安·约翰逊也对王怡做过批评。作者给人一种印象，伊安·约翰逊对教会的分割视而不见；但是她没有看到的是，主要的纷争发生在«中国心灵»出版之后。她的书用了整个一章批评外国媒体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报道，有几点是准确的，但大量的是前后不连贯、表述错误和事实不清，读者会纳闷是什么让她如此起劲地攻击记者的。
在亚马逊的书评里，会发现更多的错误，以及误导性的引用和省略（有些来自中文文献）。
作者声称书评的作者和其它批评者没有读过她的书，但是我的这篇书评是对«宗教企业家精神»做了细致研究的。
作者的手法很过分，名目张胆，而且屡次使用，这只能说明是有意的或故意的。换句话说，作者的这本书远远超过了她的许多报道里出现的马虎潦草。她似乎是专门而为之，以支持她的观点和叙述。
如果写作时仔细一些，编辑时更认真一些，有些失误是很容易就能避免的。书中的英语语法和用词错误太多，我都不想在阅读时一一标出来了。在这样一本由著名的学术出版社出的自称是学术著作的书中，这样的错误少说也有几百处。据知情的人说，书中的时间顺序也有许多错误，有些不太要紧，但有些是不容忽视的，比如涉及一些纷争的前后顺序的，或者涉及对伊安·约翰逊的书籍的抨击的。
作者对批评的回应
在前面提到的对作者的采访中，她对亚马逊书评里的评论人严厉指责。她说评论人（自称姓邓）明显是匿名的。她也许说的对，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评论者的点评是否是对的。对她的书的批评，要不是在认真读完书以后做出的，要不是根据公开的文件做出的。另外她本人引用的许多信息来源都是匿名的。不公布姓名，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比如担心受到老练的善辩者的纠缠。这也是为什么我采访过的一些人不愿意公开他们的名字的原因。他们也知道作者是如何对待批评意见的，这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前后不一致
有人批评作者在书中公开了许多人的名字，她回应说她很重视公开文件，有权对公众人物发表公开意见，但是她也把私下的匿名的访谈，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的。
作者说华西长老会“成了王怡的个人意志的延伸”（216页）。如果是这样，华西长老会怎么没有指责王怡？事实上，华西长老会和王怡经常有分歧。
作者严厉抨击西方记者，包括暗指伊安·约翰逊（Ian Johnson）没有深入到中国的环境中去，所以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但作者也没有深入到中国去。前面已经提到，作者前几年在成都住过几个月，但是在她书中描述的事件发生时，她并不在成都，也没有参加秋雨教会的活动，而伊安·约翰逊在这期间在成都住了几个月，参加教会的活动。
作者指责伊安·约翰逊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一位亲王怡的人员，但是前面说过，她关于审判王华生的消息也主要来自一个人，一个反对王怡的人。伊安·约翰逊的书«中国心灵»的注释里，很清楚地写着他采访过许多人，各有各的观点。
她一再强调伊安·约翰逊是个“记者”，暗示自己的“学者”身份，但她对«中国心灵»这本书的学术性质视而不见，实际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维基百科有关他的词条说“他因为对中国的报道而在2001年受到外国新闻俱乐部和职业记者协会的嘉奖。”他在2017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颁发的肖恩斯坦奖（Shorenstein Prize），以表彰他在亚洲的报道工作。2019年，他获得了美国宗教学会的“最佳深度报道奖”。他并不像马丽暗指的那样，不过就是个记者。
作者说伊安·约翰逊是美国人，只对了一半。他的简历表明，他在加拿大出生长大，是加拿大公民，花在美国的时间很少。他在中国住过二十年，这点马丽应该能够从公开资料中看到，也应该准确引用。
作者引用了王怡的一段布道词后写到，他“能很熟练地使用并列的句子，开启一段宏大的诗意的对话，但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73页）。作者又一次说对了一部分。王怡是一个多产的诗人，他的布道不一定要遵循西方的查经程式，至于她说的证据“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并没有说服力。说的严重点，就像我多次指出的，作者的书在一些关键点上倒是缺乏内在逻辑的。
比如，作者引用了自称被秋雨教会的一个长老强奸的女士的话（187-190页），很长，有很多细节。这段话意指彭强和她妻子掩盖了这件事，但作者也提到彭强要求到教会法庭去判定。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如何能相信作者在书中屡次指控的彭强要掩盖这件事？
细节缺失
作者说她要呈现的，是秋雨教会和牧师王怡的起落沉浮的故事，但结果却是一点都不精细，也不是不偏不倚。我在前面说过，王怡被描述成了一个沉湎于个人权力和名誉的人。虽然大家都认为他口才好，文笔好，而且善于利用各种传媒打造一个正面的公众形象，但是在书中他却成了一个二维的平面的人物。
作者绝对承认王怡婚姻幸福，但是却没想想一个不诚实的，追求自我的人，如何能获得他妻子的爱和忠贞？作者好像从没有想过这种可能：王怡的动力来自对神的荣耀的渴望，来自对教会在中国的兴盛的期盼，来自为中国社会的福祉事工的心愿。
提供一点比较。有个人对我说：“我认识王怡十五年了，我和很多中国的牧师一块共过事，没有人具备他这样的品行。” 这是2019年9月22日电话里通的话。这个人还说：“王怡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但是马丽笔下，他成了另外一个人。”另一个长期的助理说过：“他也犯错误，但他的心灵无疑是纯净的。”
偏见
虽然历史记录可以是完全客观的，但作者有时候的偏见，却会对引用的内容和事实的阐释产生不适当的影响。
作者显然不认同传统教会中女性角色的定位。她认为这些是“过时的教义”（12页）。她当然有权这样认为，但是美国长老会的治会章程规定了长老和神职人员只能由男士担任。一直到最近，基督教会才改变了这样的规定。但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其他的保守派新教流派还是这样的。支持这种做法的人，认为圣经里的有些章节是不允许把一些教会职位让女性担任的，比如在神坛上布道。
作者也不认同传统观点里对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定位。这些观点，也叫作“男主女辅”，是绝大多数社会和教会的习俗，也来自圣经里的有关规定，只是到最近才有一些改变。马丽显然是属于“男女平等者”的，她强烈反对秋雨教会和王怡按照教会传统而采取的日益严格的立场和规定。她在描述这些做法时用的是贬义的词，这反映了她的偏见。
作者说王华生给美洲长老会就他的审判写信，但没有回音。这不是事实，教会工作人员说有人回复了，我看过复函的复印件。
准确的报道？
到现在为止，读者应该理解了我为什么在此文的开始部分做了铺垫：“如果报道是准确的。”我没有办法核实作者的每一个结论，只能说有些看起来是合理的。但是，作者的陈述中有如此多大大小小的谬误，以致我都没法认同那些看起来站得住脚的指控或貌似确凿的反映事实的引言。
出版时间
许多人不解的是，此书为什么选择在王怡被拘押，面临重罪指控的时候出版。作者回应：“这本书写出来花了十几年时间，出版商有权决定什么时候出版。”这样的说法是非常误导的。她的调研也许花了十年，但是提交给出版商是王怡被抓以后。她对何时出版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说法，不足为信。事实上，从提交给出版商到出版，一共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书是2019年春天出版的，出版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给人的印象是匆忙出版。编审不足、证据核实不充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个对中国基督教有深入研究的来自中国的权威，对本书的看法：
“实际上，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赶在王怡的秘密拘押期满六个月之前出书（秘密拘押一般的最长期限是六个月，超过六个月，就要从公安移交给检察院。王怡的案子不是普通的案子，他被拘押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到今天快十个月了，他的家人和律师都无法探访）。选择的出版时间以及书中对王怡和其他教会领导成员的严厉斥责，让我想到作者是否有意用此书协助中国政府对王怡牧师的指控。如果真是这样的，那作者严重违反了学术领域的职业道德。在美国，被收监的人属于弱势群体，如果以他们为研究对象，有许多规定要求对他们进行特别的保护。总之，我对本书的学术道德非常关注”（见我和作者2019年3月的私人通信）。
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先生和王怡认识许多年了，他说这本书“非常不全面，太多猜测性的内容，在王怡和教会被控重罪的时候，马丽在书里对王怡严厉斥责，但却不给王怡机会进行辩驳，这是极不负责任的。”
一本学术著作？
我前面提到的研究中国基督教的权威人物，在读完«宗教企业家精神»这本书后，告诉我：
（他）“对马丽的新书极为惊讶，我非常地失望，这是客气的……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时间是6月初。坦率地说，我没有看到这本书有任何的学术价值、基督教价值或者其它价值。社交媒体上已经充斥着有关秋雨教会和王怡的流言蜚语，这本书只是去放大了这些。作者采用的是访谈中的一面之词，按照自己的偏好去解释发生的事件。一个严肃的学者应当花时间仔细做研究，应当尽量去倾听了解教会各方的声音。总而言之，我的看法是这本书不是学术著作。”
还有一个非常了解内情的人告诉我：
“马丽本来可以通过采访分歧的双方，对一些重要事项给出细致的交代和深入的分析，这样对各方都是公平的。但是她完全忽略、污蔑，甚至诽谤属于王怡”阵营“里的当地人员、传教士、有名望的记者及其他人。我认识一个不属于王怡’阵营’的，很受尊敬的女性老者，她说’马丽对内情的了解是肤浅的，她的书是胡扯’” （2019年8月6日和作者的个人通信）。
如果考虑到前面提到的一些弊病：公开信息的误用、悔辱性的用词、大量的由于无知造成的错误和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无数的英文用法和语法错误，再加上一个贫乏的、零乱的、非常不完整的索引，许多人会得出结论：«宗教企业家精神»不是一本真正的学术著作，46美元的价格（亚马逊上出版社的售价更高）不是物有所值的。
结论
我在本文开始时候说过，«宗教企业家精神»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和观点，如果能对采用的研究方法一以贯之，应该会是一部有常久价值的作品。
但是，缺陷远远超过了优点，许多方面的缺陷非常严重，所以阅读时必须特别仔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