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议报》11/02/2021 裴毅然
胡乔木（1912～1992），号称中共中央一支笔，1943～1966年毛泽东秘书。
1983年，胡乔木与邓力群联手发动“清除精神污染”（28天），加之前后一系列左行左为，被触角灵敏的香港媒体封赠“左王”、“左将”，中共当然习惯性嗤鼻“反共势力诬蔑”。不过，真实是一切正义的基石，对历史对人物的品评都得以史实为据。 “左王”、“左将”并非情绪性扣帽，出处凿凿， “帽”出有据。
“左王”语录
1983年5月14日，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竭力为毛泽东整死刘少奇、彭德怀开脱：
在革命胜利以前，毛主席跟刘少奇共事的时间比较短。他们的关系始终不是很亲密的。相反，毛主席和彭德怀是长期共事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过很长时间的合作……毛主席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比较缺少充分宽容的美德。这是他跟许多同志发生一些不愉快关系的因素。当然，其他同志也都有个人的缺点。你刚才说的三位同志，都是自尊心很强的。……拿彭德怀来说，他在1959年曾写了一封署名的信给毛泽东，批评1958年所实行的办法。这封信今天看起来还是相当委婉。但如果他采取其他方式的话，可能不至于导致后来那种不幸的结局。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自尊心过于强烈，很不容易接受哪怕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委婉的批评、含蓄的批评，他觉得这是对他领导地位的挑战，也是对他整个思想路线的挑战。彭德怀采取的方式和选择的时机都是不幸的。因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许多同志正在纠正1958年的错误。在平心静气时，他对这些错误是能够承认、能够改正的。……如果彭德怀注意提意见的方式，这次会议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这就如同一个人有了伤口，伤口正愈合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接触它。应该让它自己愈合，那么伤口是可以自己愈合的。但如果接触得不好，特别是接触时带有刺激性，就会引起受伤人的暴怒。……彭德怀同志是一个正直的人，但与人相处比较粗鲁，对他不满意的人是不少的。另方面，大多数党的干部不愿意在这样困难的时候造成内部分歧，不愿意在这样的时候损害毛主席的威信，造成一大批人对毛主席的攻击。(1)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非常离奇的局面，这是后人以及外人很难理解的。
有關毛澤東與文革結束的關系，唯物主義的胡喬木竟給出完全唯心主義的結論：
我們常常這么想，如果毛主席不在那個時候去世，「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辦？不管怎么樣，總會找到解決的辦法，不會走到死胡同去。（1980-7-7） (2)
歪曲事实
护短首先从歪曲事实开始。毛刘1943年开始共事，至1966年共23年，还是“比较短”吗？再则，“共事短”能成为“有失亲密”并整死对方的理由吗？
更不能看的是：居然将1959年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的责任推给彭德怀！胡乔木说庐山会议原本“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摧毁这种可能性的不是毛而是彭吗？庐山会议从前期的“纠左”到7月23日的“批右”不是老毛一手逆转？还讲不讲一点起码逻辑？还有没有一点起码良知？胡乔木出于中共政治需求，硬就如此颠倒黑白、不顾事实！
毛泽东恶意整死刘少奇、彭德怀，还是缺少“充分宽容的美德”吗？毛泽东的“自尊心”强，其他人的“自尊心很强”就成为缺点吗？难道只准老毛一人自尊心强？胡乔木既然理解毛泽东的“自尊心很强”，为什么不理解刘少奇、彭德怀的自尊心？对毛一个标准，对刘彭又一标准，还讲不讲一点标准的统一性？批评矛盾不对准主要責任的毛泽东，反面高标准严要求为民鼓呼的彭德怀？就算彭德怀递信时机不合适，就该得到“反党”罪名直至被整死的下场吗？与毛泽东的卑鄙残忍相比，“递信时机”还值得一提吗？
2014年，李锐先生评胡乔木：
他的一些文章有许多不大符合事实、强词夺理之处。
胡乔木有“两面性”，或者用另一种说法，他是“士”和“仕”相结合、既统一、又矛盾、常反复的人物。
听说乔木临终时，对一些事有所反思，说他写的党史（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很多是不实事求是的。因此，在给他开追悼会时，降低了规格。 (3)
“很难理解”
很清楚，为了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中共强行护毛挺旗，为老毛遮丑就是为中共卸责。胡乔木不愧为“中共中央一支笔”，很有点思维能力，不仅将责任推给受害方，还说“后人以及外人很难理解文革”，似乎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情况、才有“正确”评判的资格。
国事非家事，国务非家务，后人外人当然有权一轮轮评议。所谓“很难理解”，无非是中共你们自己。对广大国人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吗？不就是为掩盖“大跃进饥荒”饿死四千多万人吗？毛不肯下“罪己诏”，不就是硬将错误进行到底！这有什么“很难理解”？所谓“很难理解”，实为你们自己“不愿理解”——不愿按事实理解，而要国人按你们的“四项基本原则”理解中共理解文革，这才是真正的“很难理解”。
大跃进、大饥荒、黑文革，胡乔木一路亲历，当然知道其间来龙去脉、是非曲折，但为一党私利，只能顾头不顾脚了。同时，如此笨拙护毛，说明中共实在没招了，只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国人会接受胡乔木的指鹿为马吗？会真正“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会认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历史当然不能由“演出者”自评。胡乔木1930年入团，1932年转党，1940年在延安《中国青年》发表〈上蒋委员长书〉，得到毛泽东垂青，1941年揽为秘书，毛誉胡乔木“思想改造得最好、灵魂最美”的知识分子典型。 (4)
1949年后，胡乔木兼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代表毛泽东掌管意识形态，忠实执行毛旨（从批判影片《武训传》到1964年杭州西湖毁坟再到文革），一生与毛紧紧捆绑，护主即护己，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不是很清楚吗？按说，他才应该回避自评（利益攸关），居然倒过来指说别人外人无资格评议中共，国人后人能接受这样的逻辑吗？
胡乔木现象
墓志铭最终是自己刻的，胡乔木如此这般演出，加上他为邓炮制“四项基本原则”、卖力拱倒胡耀邦……也就为自己刻下无法拭改的墓碑——左王。老实说，掷帽“左王”还算客气的，这拨为毛洗地者更准确的历史评语，应是“助纣为虐”、“自甘殉葬”。出来混，当然要还的。
1985年1月四届作协大会，被胡乔木气病的周扬不能出席，向大会致贺函，鼓掌持续94秒，已为“左王”立碑了。 (5)
胡乔木几十年的老部下韦君宜：
乔木不赞成描写十年“文革”中悲惨场面的作品，说那已经过去了，应该向前看，这个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最后几年，文艺界发生了不同意见。乔木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和文章，我不能认同，就越来越少去找他了。 (6)
宁要党性不要人性，宁要党识不顾常识，成了数代赤士最具标记的共性。因此，识别此类人物（包括当代大小“五毛”）也就有了一柄刻度精准的标尺：誰在颠倒是非有违常识，誰就有赤色（五毛）嫌疑。
王沪宁（1955～ ）， “今天的胡乔木”，他的表演如何？会不会再演“胡乔木现象”？以他迄今为止的演出，好像并未“致君尧舜上”，很难避免党性决定的共性——为中共政治服务的特有尴尬。
10/29～31/2019 Princeton
注释：
(1)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213～214。
(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頁15。
(3) 盛禹九：〈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同李锐谈话录〉，《炎黄春秋》（北京）2014年第2期，页32～33、35。
(4) 盛禹九：〈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同李锐谈话录〉，《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页32。
(5) 李子雲：〈探病中周扬〉，王蒙、袁鹰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528。
(6) 韦君宜：《思痛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13年，页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