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洪钟(1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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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手稿

抗美援朝停战以后,我团很快奉命从坑道撤下来,开往朝鲜西海岸仁川附近休整。1953年11月即奉命回国,暂时住在河北省正定县城内。

我们政治处的一些人住在一个像是原地主的宽宅大院里,前后两层庭院,后院竟还有一个比较正规的网球场,这是我们几个年轻人最感兴趣的,工余时这是我们最喜欢活动的地方,也是我简师毕业后第一次打网球,十分开心。

1953年,部队有一项最大的改革就是实行薪金制,从过去的供给制改为每月发工资,过去是每月统一发放毛巾、肥皂、牙膏等一些日用品,改为从战士到军官按不同等级,制定不同金额的工资,发给现金。我入伍后属于正排级干部,实行薪金制后每月发给66.5元,除照常供应吃穿外,每月有几十元收入,让我非常高兴的是解决了几年来唯一悬念的家庭生活困难问题。从第一月发薪金起,除留些自用外,大部寄回家。记得在朝鲜没实行薪金制前,有一次把手中仅有的一元纸币,偷偷地随家信塞进信封寄给爸爸。如今每月几十元寄回家,爸爸妈妈不会为生活发愁了。尽管加上弟妹共5口,总算生活有保障了,妹妹考入通州师范后,另外每月支援她10元。后来,她考入化工学院,一直供到她大学毕业,这是当时我心灵上的最大安慰。

第二年春,我团奉命从正定调往石家庄驻扎。那天清晨,背起背包,整装待发,通讯员传领导命令:通知我和另一保卫干事孟文也,让我俩把个人背包交给他送到运输马车上去,当时部队有个规定,副连级以上干部行军不背包。行李放运输车,我立刻意识到领导给我提级了。从正排级提提升为副连级了。回忆起南下剿匪,北上入朝,期间背着背包长途跋涉之苦,如今第一次轻装行军,甚是欣慰、轻松,背与不背背包,在当时确实一种难得的政治待遇。继之,当月就增加了工资,增加到每月75 元,加上军龄补贴是工资的10%,实发 82.5 元,这一工资水平比起当时地方上一般干部,只不过三四十元的工资水平显得丰厚得多,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家对武装部队给予的特殊优惠,或者说这是对部队人员从来不拿工资的补偿吧。

迁入石家庄西郊,仍暂住乡村,司令部和政治处住在杜村,其它营、连分别住附近农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执行营房建设任务,这里地处中山路西头,路北是解放军陆军高级步校,路南斜对面是炮兵第14师师部营房,我十团在编制上隶属于14师,营房位置就设在紧靠师部西邻,其它几个团也分别进驻几个县城执行营建任务。

营房建设指挥部和连队一律尖顶平房,砖木结构,技术性较低。所以,在施工上除少数技术人员外,全部以军带工,发挥自力更生、增产节约的传统,不到一年时间,就建起了营房。紧接着在军营西邻又建起军官宿舍和军官食堂。按军官级别的高低,分别住进大小不同面积的宿舍,我们几个单身干部也每人分到一间十几平米的宿舍。

军官食堂分大小灶,营以上军官吃小灶,连以下军官吃大灶,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制度。

当时部队老战士比重较大,又加战事结束转入和平年代,因之当时部队思想波动较大,不外考虑复员、转业、结婚这些问题。

就在营建期间,出于时势的变化,部队从上至下,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了一些措施, 其中一项就是安排女干部复员和转业。 当时,我团政治处有三个女干部,都是从前线坑道一起撤下来一起回国的,其中组织股的一个早有对象调走结婚,一个文化教员年龄小,复员去北京学习,另一个宣传股的叫小周。小我5岁,我开玩笑地叫她“蝈蝈”(接近她名字的谐音)。她是湖北人,家中开个小铺,定小业主成分,在朝鲜入了团,当时转业到山西太原的一个实验枪炮的军械部门工作。

当时,部队干部个别调动,从不公开宣布,更没有举行欢送互相告别那种礼仪式的活动,都是不吭不响地悄悄不见了,闹不清哪日哪时就调走了。回忆那部队人事变动中的规章制度吧。

小周这次调动临走的那天,特意到我居住的办公处辞行,还送我纪念品:一个笔记本和两只绣上花的白枕套。我也没加思索,不客气地接受了,按理应回赠点纪念品,可是我一时什么也拿不出,也没说句客气话,只表示我送送你。我撑住胆把她送出村,还生怕别人看见不好意思呢!

到村口外,一路无话,甚至连握手都没有。看着她背着背包的背影,去临近的后勤处报到。这种异乎寻常的送别,算是心照不宣地表明了相互的关系,后来不断通信,也曾相互探望过一次,增进了恋爱关系。

当进入营房的军官宿舍、考虑结婚的时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一个年轻的组织干事在群众中散布说:“共产党员和资本家出身的小姐结婚根本不行。”在这种风声中,使我大失所望,当时心想:作为组织干事说出的话,必是代表组织,也定会符合党的干部政策。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理应服从党的利益,坚持党的原则,不该因个人利益丧失作为共产党员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别的选择,当机立断,及时给对方写了分手的信。

可以想象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定会使之茫然不知所措。过了几天,意想不到的小周竟找上部队来,并直接找团政委交谈此事。记着她对我说,政委让你去一趟,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想领导让我去表态是什么用意呢?如果我表态同意结婚,在双方同意下,领导会决定批准吗?还是领导有意对我进一步考验呢?经过思想斗争,当时对资产阶级出身子女的政策不了解,还是出于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维护个人共产党员的形象,当时拒绝了随她去见政委。这自然引起她的怀疑,堵塞了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最终她带着失望离开了部队。

后来得知:一个在部队入了团的资产阶级子女是可以作为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子女同部队干部结婚,何况是在战斗前线入的团。这一问题的症结,出于我个人思想上的极左观念,一味维护个人得失所致,也给对方造成精神上的伤害。

1955年,党中央发起了全国范围内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部队也同时开始了“肃清反革命”的政治运动。

从当时国家形势来说,新中国是从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下脱胎换骨建立起来的,解放才仅仅几年时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军警、特务等人员,和一切地富反坏分子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彻底整顿阶级队伍,把一切暗藏的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揭发出来,交给群众监督改造,对他们实行专政,从这一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运动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部队来说,在新中国建国前为了解放全中国,部队大量扩军,有的刚刚解放的国民党军调转枪口,加入了解放军行列,有的招募闲杂人员,如各种军政干校、南下工作团也属此列,部队成分复杂,为了建设一支政治上纯洁的人民军队,通过肃反运动,保持军队的纯洁性,也是完全应该的。

这次运动也像党历史上历次整风运动一样,大搞群众运动。问题在于当时没有法治,不是先做调查研究,而是大哄大擂,实行人人过关,进行逼供信,以致发生一些过火行为,实行集体审讯、监禁、关押,搞得人人自危。全体军官从军官宿舍搬出来,实行集体住宿,分成若干小组集中学习。为了运动中的安全,收缴了军官的个人枪支,统一保管。制定了若干条学习纪律,使机关气氛变得肃穆而紧 张,像是即将喷发前的火山。每天实行连队的就寝前的点名制度,全体机关军官集合一起,利用十几分钟的时间,由领导政委和主任点评一天的学习和生活以及思想状况,提出问题和要求。

运动逐步深入,从文件学习转入人人写自传,交代每个人的全部历史,并提出要忠诚老实坦白,指出不管多么大的问题,只要老实交代,一概既往不究。特别指出要详细具体,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忠诚老实,这是动员人们解除顾虑,诱导交代问题,这纯属一种策略。

我在写自传中,挖空心思地写详细、具体,除必要地交待在师范学校参加三青团组织外(其实参军开始就交待清楚了),连组织书画会、参加篮球队等一般学生活动也不遗漏。交待社会关系中,连对门邻居的国民党员、还有姥姥家的亲戚、拐弯抹角论上的国民党党员舅舅也写上了。如此这般,当时以此表示自己的忠诚,实际却是给自己加重抹上一层乌黑的色彩,只能给领导增添疑虑。我离休后会见多年不见的当时任政委的康政委,提起往事时,他说当时确定名单中并没有你。另一方面,如在当学生时参加查户口之事,尽管是受蒙骗而去的,毕竟披有三青团团员身份,领导是不会谅解的,归根结底,还是咎由自取。

  • 暴风骤雨

在一次晚上点名时,宣布初战告捷的赫赫战果,说什么挖出了一个大特务,而且是潜藏多年的大特务,就是当时的宣传助理员王XX,不免也身陷牢笼,后被开除党籍。这个震惊一时的大案,事后竟同我一起被分配转业到驻天津的一家部属央企任机修厂宣传股长。这就不能不让人提出疑问,口口声声宣布的大特务,怎能转业后又任命为一个中央机构里一个厂的宣传股长呢?这叫南辕北辙还是驴唇不对马嘴呢?

我和另外几个年轻人一共五六个,有的历史清白,我虽不算清白,但心里没有背任何包袱,思想上都不感到有什么压力,心胸轻松坦荡,每天晚饭后不约而同地向办公楼前的双杠处走来,齐集在这里玩,重点练习一些高难度动作,互相交流指点动作要领和体会,每天玩得尽情,玩的舒畅。意想不到的在一天点名会上,劈头盖脸地针对我们几个人发起了一顿批评:“不重视运动”、“不认真思考自己的问题”、“把自己划到运动圈外”……对我们狠狠地教 训了一顿,再也不敢一起玩了,牢牢地扣上了紧箍咒。

运动进入批斗阶段,我们小组第一个被点到的是一个业余演出队的小青年,还是个回民。记不清追问什么问题了。因态度不老实,大家围拢成一个人圈,一边追问,一边推推搡搡,像筛子一样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反推回这边,多少次的回合,小青年紧缩着身躯,任人摆布,吓得脸色苍白,苦苦地哀求着,委屈地表示:“我说的真是实话……”我不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带着一种恻隐心情,紧依在人群的外层,有时也为了表现一下,自己随声附和地喊几声:“要老实交代!”……这时的运动开始出现火药的气味。

我们小组第二个勒令交代问题的是个比我们早几年参军的负责笔杆子的姓杨的助理员,原是个副营级干部,说不清犯了什么错误,受降级处分,现是连级干部,本人检查一遍之后,仍免不了群众的穷追不舍,在高压的气氛之下,毕竟是个比较老的同志,鉴于党内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运动后期总是经过查证,有个落实政策的阶段,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不受当前苦,自己给自己编造一套莫须有的故事,表示自己要交代问题。于是让他坐下来,全场也平静下来,他说自己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经某人介绍参加的,发过金属制的圆形证章,上刻某某图形,某某字样。大家追问:“这个证章现在哪里?”他又假说埋在了某个地方等等,说得天花乱坠,有鼻子有眼儿。在这似真似非的交代中,群众又在鸡蛋里找骨头。群众一边谴责他不老实,一边又追问这追问那。既然是编造的,自然不符合逻辑,漏洞百出,他不能自圆其说,逼得无奈,就只得承认是编造的了。这样自然会激起公愤,在群众口号轰鸣、大批猛批之下,他又假说是真的,真有其事,如此反复几次,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来个软磨硬抗。后来不知怎的,竟安然过关了。就是这个干部,十几年后,当我为了平反自己的问题去北京时,曾会见这位战友,当时他已是北京炮兵政治部办公室的副主任了。

  • 身陷牢笼

下面该轮到说自己的事了。当时料不到这个厄运真的会轮到自己头上,也许由于纯真的思想,太过于淡化自己的问题了。在一次会上点了自己的名字,要求下次会上交代问题,一时有如五雷轰顶,脑袋涨得千斤重。

会上,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老实,说的比写的还详细、具体,但我心里明白,不管怎么说也不会轻易过关的,群众的追问一阵比一阵高,一次比一次深。不管你怎么说,反复几次的讲,群众不依不饶,群众听领导的口气,看领导的眼神,群众的口号中喊出“交待问题不要‘挤牙膏’!”“交代问题要‘倒口袋’!”意思是让我痛痛快快地讲个水落石出。我渐渐地意识到怀疑我隐瞒什么大问题,说白了,怀疑是与特务有什么勾连,甚至怀疑就是个大特务。我暗下决心绝不学那个姓杨的蒙混过关、胡编乱造,没有就是没有,会后甚至让威信比较高的三营教导员找我个别谈话,动员说服我交待问题,我一口咬定,有的我全讲了,没有的让我交待什么呢?这就是我的老实态度。

几次会上,领导见没有收效,决定进一步施压,会后,事先指定的一个荷枪实弹的战士,把我押进了禁闭室。在去禁闭室的路上,正是中午,十几个连队战士齐集在食堂前准备吃饭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大有无地自容之感。走进禁闭室,只见八九个单间早已各有其主了,我是最后占有的一个空间了。

一进禁闭室,门嘭的一声关上了,我的心像针扎了一下,痛苦地坐在空床板上,心想自己的问题想不到弄成这个结果,心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

在住禁闭室期间,大概有十来天,我心里想开了,反正就是那点事,没什么了不起,心里坦然。尽管玻璃窗外有值班战士来回走动的监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健康,绝不吃了睡、睡了吃,待着不动,在仅仅几平方的地上,经常反复地转圈运动,绝不让运动压垮自己。正如有这么一句话:“心底无私天地宽。”

这里补充一点,当运动进入高潮阶段,领导层有了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变动领导人,原来的领导人不见了,有的运动骨干也不见了,也许是有意回避,防止感情用事,防止运动后期处理阶段出现偏差,出现了一些陌生面孔。

很快,不清不白地把我解放了,并恢复原来的工作。整个机关显得很平静,一些恢复了正常,说明肃反运动进入尾声。

  • 打入另册

这一年也就是在肃反之后,全军实行军衔制,军官佩戴肩章,军政人员肩章底色是黄色,后勤人员是浅黄色,肩章按军衔高低分别标出。不同的横杠和金星就是军队进入正规化在服装上的重要标志。

记得是当年10月1日,换发了新军装,并佩戴上了闪亮的肩章,无不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可是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员,虽也是新装,但完全没有军衔标志,当时领导假称佩戴军衔分期分批,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其实为了稳定这部分人员的情绪,完全纯属谎言。这部分人实际已被打入另册,只是等待处理罢了。

  • 被处“极刑”

师里派了一个陌生干部找我谈话,把我的问题从头到尾地了解一遍,这是给我的最后定案做准备。

没几天,团领导把打印好的处分决定摆在我的面前,并通知我去复员团报到。使我想不到的是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我的政治生命处以极刑。当时是有天塌地陷之感,眼泪犹如急流、有如泉涌地流个不止,久久难以平静。

中午,领导指派一个文化教员,为我提着仅有的绿帆布箱,我背着背包,当时规定两个人合有一件棉大衣,我把身穿着的棉大衣扔在了办公室的椅子上,心想不愿多占这半件大军棉大衣的光,仅穿着那身棉军装,两人默默地走出军营大门。除我们两人外,没有任何身影。几年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部队生活,充满了理想、友谊、热情和欢乐,而如今踏出营门的刹那,竟是如此的孤寂、凄楚、冷漠和伤感,思想起来有如神话中的从仙境被贬凡间,陷入另一个没落的世界。

到了复员团,感到十分困惑,我的出路在哪里呢?使我庆幸的是没有给我更多愁闷的时间,第二天领导找我征求意见,说天津有人来招聘干部,是否愿意去,在正处于丢了饭碗无着无业的时候,只要有地方去,又何况是天津这个大城市,自然满口答应,并立即同来人接了头,原来是一家在天津部属央企机关,当然使我喜出望外,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006年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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