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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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克思主義分析中的邏輯問題

知識分子作為一個事實上存在、人們也承認其存在的群體,和其他階級是什麼關係?知識分子的應然—實然二元矛盾,不可迴避地體現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前面闡述的知識分子的超然性,內在地包括了知識分子超越其他階級之外的含義。但是人們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來證明知識分子的立場和觀點其實往往和特定的階級或集團相聯繫。弄清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尤其重要,它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後來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和政策。

按照相當數量的人都一直秉承的傳統觀點,這個問題似乎已有定論:知識分子只是一個階層,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他們從事腦力勞動,為不同的階級服務,因而有不同的階級屬性。然而,綜觀馬克思關於知識分子的各種判斷、評價和論述,我們不難發現,問題並非那麼簡單。

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工的產物。知識分子作為腦力勞動者也是生產者,思想是他們的產品。這是馬克思認識知識分子問題的起點。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恰恰在於它把各種不同勞動、因而也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或者說,把以腦力勞動為主或者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各種勞動分離開來,分配給不同的人。但是,這一點並不妨礙物質產品是所有這些人的共同勞動的產品,或者說,並不妨礙他們的共同勞動的產品體現在物質財富中;另一方面,這一分離也絲毫不妨礙,這些人中的每一個人對資本的關係是雇傭勞動者的關係,是在這個特定意義上的生產工人的關係。[1]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生產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做監督工作者,都列入「生產勞動者」:「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腦工作,有的做管理者、工程師、工藝師等等的工作,有的做監督者的工作,有的人做直接手工勞動者的工作或者做十分簡單的粗工,於是勞動能力的愈來愈多的職能被列在生產勞動的直接概念下,這種勞動能力的擔負者也被列在生產勞動的直接概念下,這種勞動能力的擔負者也被列在生產勞動者的概念下。」[2]就是說,無論是具體的管理者、技術人員,還是籠統的知識分子,和雇傭工人比較,在受雇勞動這一點上並無區別,只是勞動的形式有區別而已。

既然都是勞動者,那麼,是不是都可以歸到「勞動階級」這一個概念之下?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有人依據馬克思的這個觀點,來論證「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是,至少在馬克思那裡,不存在這樣的邏輯。相反,馬克思似乎證明,當時的知識分子屬於統治階級。從他的論述中,至少可以看到下面三層意思。

首先,思想作為產品,是每個階級都需要的。這些需要各不相同,因此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工的條件下,每個階級應該有自己的精神產品生產者。「現在,分工也以精神勞動和物質勞動的分工的形式出現在統治階級中間。因為在這個階級內部,一部分人是作為該階級的思想家出現的(他們是這一階級的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們把編造這一階級關於自身的幻想當作謀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對於這些思想和幻想則採取比較消極的態度,他們準備接受這些思想和幻想,因為實際上該階級的這些代表才是它的積極成員,所以他們很少有時間來編造關於自身的幻想和思想。」[3]這裡,「統治階級思想家」可以看作是馬克思對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那部分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概括。

其次,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在馬克思看來,和其他產品一樣,精神產品的生產,同樣需要生產資料。由所有制狀況決定,精神生產資料和物質生產資料一樣,都掌握在統治階級的手中。「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表現為思想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各種關係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5]知識分子在生產思想產品時,使用的是統治階級的生產資料,按照統治階級的要求來生產。既然如此,他們的思想產品也屬於統治階級範疇。

再次,這樣看來,被統治階級不但在社會經濟地位上處於被奴役、剝削、壓迫的狀態,在精神上同樣處在被剝奪被壓制的狀態。那麼,身處這種弱勢狀態,怎麼會有推翻統治階級的可能?馬克思斷定,在資本主義之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基本上屬於佔有生產資料的統治階級,所以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對於資本主義社會這一段,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大多數知識分子變成了無產者,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原來統治階級中的整個階層拋到無產階級隊伍裡去了,這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階層。馬克思特別提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

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激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於革命的階級,即掌握著未來的階級。所以,正像過去貴族中有一部分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一樣,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準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

在這裡,我們不知道馬克思是不是把自己的情況也算在裡面,但是如我們所知,列寧一直是把馬克思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變為無產階級思想家的典型來看待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6]

馬克思之後,以俄共為代表,所有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都把馬克思的觀點解釋為:知識分子是依附在不同階級之上的階層,分屬於不同的階級。然而,對馬克思的原意作這樣的解讀,存在不少難以說清楚的問題。

第一,怎樣理解知識分子既作為勞動者、又可以作為剝削階級一分子的雙重身分?

馬克思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看待意識形態的生產過程,把參與生產的知識分子稱為「腦力勞動者」。在人們的觀念中,勞動者是和不勞動者即剝削者相對而言。既然是腦力勞動者,自然應當歸類於勞動階級(如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從這個角度講,知識分子當屬勞動階級無誤。但是,他們生產出來的思想卻是各式各樣的,品種繁多。其中既有勞動階級的思想,也有像前面馬克思所說的剝削階級、統治階級的思想。這裡面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勞動者生產出來的思想,可以是剝削階級的思想?道理上講不通。

如果在承認腦力勞動者也是勞動者的同時,又不把他們歸入勞動階級,而要根據他們生產出來的思想來定性,那就意味著,他們的階級屬性不是由勞動者的身分決定的,而是由他們生產的產品性質決定的。即是說,確定知識分子屬於哪個階級,不能看他們是不是勞動者,而要看他們為誰生產。譬如,為資產階級生產思想,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無產階級生產思想,就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馬克思就使用了「資產階級思想家」這樣的概念。這樣一種認定階級屬性的方法看似有理,但又會帶來其他問題。首先,如果腦力勞動要回答為誰而生產,那麼,體力勞動同樣有為誰而生產的問題。如果腦力勞動者為哪個階級生產就屬於哪個階級,那麼,體力勞動者能不能作這樣的區分?顯然不能,否則,替資本家勞動的工人全部變成了資產階級,這是很荒唐的。但是,為什麼腦力勞動者可以這樣定性,而體力勞動者不可以這樣定性,這裡面的道理,恐怕靠三兩句話已經很難說清了。其次,腦力勞動者生產的產品,固然可以用來為不同的階級服務,但是,也有相當數量的產品並不特定屬於每一個階級,而是屬於全人類。如果知識分子都只能依附於某個階級,那麼,生產全社會都適用的產品的知識分子依附於哪個階級?這個問題同樣不好回答。

第二,怎樣理解無產階級的思想和理論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生產和創造?

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不以是否是勞動者來判定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而是理解為每個階級內部也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工,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的腦力勞動者為本階級生產思想(如馬克思所說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家為統治階級「編造」自己的幻想和思想),那麼,在無產階級內部,理當有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來從事理論創造。但是,無產階級既然「無產」,不佔有生產資料(既包括物質生產資料,也包括精神生產資料),它如何雇用腦力勞動者為自己生產?我們暫且不說無產階級能不能作為一個實體機構進行這種雇用,就算可以,和當時佔有全部政治經濟社會資源的統治階級相比,無產階級也始終處於絕對劣勢。從這個角度無法說明,無產階級如何生產出強大的、能最終戰勝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思想,並幫助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

所以,通常的解釋是,不是無產階級內部的知識分子生產了無產階級思想,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承擔了這個使命。他們中的一些人(典型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實踐鬥爭中完成了從唯心主義者向唯物主義者、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創立了無產階級解放學說。這個解釋作為經典寫進了我們的教科書。但是,就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而言,其實這個說法也是很費解的。是不是說,無產階級根本就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或者即使有,也無法生產無產階級自己的思想,反倒只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才能完成這個使命?或者再回到馬克思說的,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知識分子「整個階層」拋到了無產階級隊伍中,無產階級思想才由此得到了迅速發展?

第三,統治階級為什麼要把自身的幻想和思想編造成「普遍的形式」?

馬克思在闡述了「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之後,接著指出,「占統治地位的將是愈來愈抽象的思想,即愈來愈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馬克思從取得統治之前說起,來闡明這種現象的原因:「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地位的新階級,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7]他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進行了論證:在實踐上,進行革命的階級不是以一個階級的名義,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這時候他們的利益確實和其他所有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多少有一點聯繫,況且他們還沒有發展出自己需要保護的特殊利益。在理論上,把自己的思想描述成一般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就很容易使人感到這些思想自古以來一直占著統治地位。這樣一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這些思想就被永恆化、神聖化了。馬克思舉了不少這方面的例子,如貴族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是忠誠信義等觀念,資產階級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觀念等。

這裡面涉及的問題是:統治階級在上臺前為了贏得更多的支持,會對公共利益的實現作出承諾。如果統治階級僅僅是為了取得統治地位就對其他階級施以承諾,那麼,取得政權以後它是否兌現這種承諾?如果不打算兌現,就肯定有損信用,所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它爽約?如果僅僅是為了欺騙,一旦騙術被揭穿,豈非得不償失?[8]馬克思的判斷是:這種衝突不可避免。「每一個新階級賴以建立自己統治的基礎,比它以前的統治階級所依賴的基礎要廣闊一些;可是後來,非統治階級和取得統治的階級之間的對立也發展得更尖銳和更深刻。這兩種情況,使得非統治階級反對新統治階級的鬥爭在否定舊社會制度方面,又比過去爭得統治的階級要更加堅決、更加激進。」[9]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對階級鬥爭的判斷體現了他早期那種不妥協的精神,不相信統治階級會讓渡自己的利益換取統治的鞏固。不過,後來發展的事實有點出乎他們的意料:統治階級通過妥協、讓步,使資本主義的矛盾得以緩和,保持在不發生爆炸以致摧毀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界限內。正是根據這一事實,如我們所知,到了晚年,馬克思的思想有所改變。當然,在恩格斯那裡,這種改變更為明顯。

上述種種,都是一旦把知識分子階級屬性明確化就很容易陷進去的認識困境。馬克思力圖擺脫這種困境。所以,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只是強調了,在考察歷史運動時不能把統治階級的思想和統治階級分割開來,並批判了試圖分割它們的企圖。他是要揭開問題的實質,拂去掩蓋在上面的那層煙霧。但他並未因此給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下定論。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依然為人們留下了很大的探索空間。因為有「統治階級思想家」的提法就斷定馬克思明確了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至少是簡單化的。不應該把這個提法視為馬克思對知識分子的定性,只是他看到了當時那些知識分子提出的思想、理論、觀念得到了統治階級的支持和認同,從而被統治階級所利用,如此而已。

四、列寧主義思想體系中的知識分子

直接給知識分子確定階級屬性的最重要的人物是列寧。他的觀點對後來執政的各國共產黨有極大的影響。但遺憾的是,列寧並未對他的觀點進行系統的論證。對上述我們提到的相關問題,他沒有作出有說服力的回答。

列寧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歸入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範疇。列寧得出這一結論的主要依據是:

知識分子接受的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教育,從頭到腳浸透著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其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是資產階級的。也就是說同產業工人相比,他們的社會地位較高,生活條件沒有那麼低下,從事的不是繁重的體力勞動而是腦力勞動,接近或在某些方面更像「體面的」上等人;他們不直接從事物質生產,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要生存就必然依附於某個有力量的階級。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有經濟上和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才可能「豢養」他們;他們的政治思想、政治立場「代表著一般資產階級的利益」,「比較能夠反映整個資產階級的廣義的根本利益」,等等。[10]

列寧也承認,「個別資本家以及個別知識分子是可能整個投身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也就改變自己的性質」,但在他看來,那只是例外。[11]

從列寧的立論依據看,他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定位,既沒有按照馬克思的標準,也沒有按照他自己對階級的定義。從馬克思到列寧都十分明確地認為,階級是一個經濟範疇。馬克思說:「階級對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質生產方式和由這種方式所決定的交換關係上的。」[12]恩格斯也說:「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產物。」[13] 列寧給階級下的定義是:「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中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部分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14]

以階級劃分的標準,實際上是無法給知識分子定性的。因為列寧也看到,用這個標準衡量,知識分子只是一種受雇傭的「勞動者」。列寧承認:「知識分子和其他階級相比佔有獨特的地位, 就他們的社會關係、觀點等等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接近於資產階級;由於資本主義逐漸愈來愈剝奪他們的獨立地位, 把他們變成從屬的雇傭者,使他們受到降低生活水準的威脅,這在某種程度上又使他們接近於雇傭工人 。」可惜的是,論述到此,列寧沒有繼續沿著這個思路向前推論,回答為什麼知識分子不屬於勞動階級,而是把話峰轉到了他們的思想狀態上。「這一社會階層的過渡的、不穩定的和矛盾的地位的反映,就是在他們中間特別流行種種不徹底的、折衷主義的觀點,種種對立原則和對立觀點的大雜燴,種種誇誇其談、玩弄詞藻並用空話掩蓋歷史上形成的各居民集團之間的衝突的傾向。」[15]從這裡可以看出,列寧承認知識分子具有雇傭勞動者的屬性,受資本家的剝削,他們未來的命運正在同雇傭工人階級日益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在這一點上,列寧的分析和馬克思一致。但是列寧強調的是,由於知識分子的生活和社會地位還沒有達到或者「過渡到」像產業工人那樣悲慘,所以,便在一系列問題上顯出折衷、調和的特點。這個特點確實存在,但從這裡我們並不能作出知識分子是屬於工人階級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判斷。

對於其他相關的重大問題,列寧也未能給出明確的答案。例如,無產階級的理論為什麼不能在無產階級內部產生?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初期建設階段,列寧曾尖銳批判不重視理論的經濟派,把向工人階級進行理論「灌輸」作為黨的重要任務。他指出,「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由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的理論中成長起來的。」[16]大概是當時社會主義學說已經存在的緣故,列寧沒有去論證為什麼工人階級單靠自己的力量不能產生這樣的學說,也沒有去回答為什麼社會主義學說要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創造的理論中成長出來,而只說「各國的歷史都證明」,而且用馬克思恩格斯做例子來論證。

列寧其實也感覺到很難用一個「資產階級思想」的概念來概括知識分子的全部思想。他能夠看到知識分子超越階級、從全社會角度去思考問題的努力,只是他通常以否定的態度看待這一點:「他們自視為整個社會的良知代表,抱持超階級的立場」,「有時還出於真誠的愚蠢把自己所處的跨階級地位奉為超階級政黨和超階級政策的原則」。[17]列寧對知識分子的否定性評價,可以放到當時的俄國政局中去理解。俄羅斯知識分子產生於變革的年代,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群體,而且按照對社會發展的不同認識和看法,組織在不同的社團裡。列寧要宣揚自己的主張,免不了要和他們進行激烈的論爭。把他們整體視為資產階級,多半有這種論爭的因素在起作用。十月革命勝利後相當一個時期,知識分子仍然對於布爾什維克政權採取不合作態度,更使列寧把知識分子視為敵人。儘管在當時可能有種種不得已的因素導致了這樣的結果,但鑒於它給後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活動帶來的巨大的影響,我們今天不能不重新審視列寧這些觀點的局限性。

列寧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後來雖然有所改變,總體上說越是到他生命晚期,情況越緩和,但對知識分子的定性卻沒有太大的變化。例如他認為,對知識分子不能「依靠」,而是因為進入建設時期,「不得不」「利用」他們,要讓他們在工人組織的監督下擔任他們能勝任和熟悉的工作。「勝利了的無產階級要學會用資本主義的磚頭建設共產主義,迫使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專家為我們工作」。[18]「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裡為資產階級服務,……在無產階級社會裡是會為我們服務的」。[19]「我們不能趕走和消滅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應當戰勝他們,改造他們,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們」。[20]這些思想和認識,大概就是中國共產黨後來發明的「知識分子改造」政策的理論淵源。

在馬克思主義一支,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探討未止於列寧。列寧之後在這個問題上獨樹一幟的是義大利共產黨領袖葛蘭西。葛蘭西不僅被譽為「最近五十年中最有獨創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21],其思想成為後來盛行一時的「歐洲共產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源,而且在學界也獲得了很高的聲譽。

葛蘭西指出了在知識分子劃分標準問題上傳統認識的方法論錯誤:「最普遍的方法上的錯誤便是在知識分子活動的本質上去尋求區別的標準,而非從關係體系的整體中去尋找,這些活動(以及體現這些活動的知識分子團體)正是以此在社會關係的總體中佔有一席之地的。」[22]這裡所說的「活動的本質」,可以理解為活動的特性,即不同於其他階級、階層的活動方式,也就是腦力勞動。而這裡所說的「關係體系的整體」,應當是指知識分子與其他階級、階層的關係。在他看來,僅僅以腦力勞動這一點來給知識分子定位是錯誤的,應該聯繫他們和其他階級、階層的關係來認定他們。

那麼,葛蘭西怎樣認定這種關係?他首先引入了「社會—國家」的分析框架。葛蘭西認為,上層建築由兩個部分構成。一是市民社會,二是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即通常所說的「私人」組織的總和,政治社會則是指揮和強制機構,即政府,也即狹義的國家。要維持一個國家的統治,統治階級就必須設法把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結合起來。知識分子是組織市民社會的一個要素。像法國政治學家、社會學家迪韋爾熱指出的那樣,在葛蘭西那裡,「對市民社會的領導以及統治階級通過市民社會行使的領導權主要是由知識分子這個階層來承擔的。」[23]在葛蘭西看來,知識分子是社會結構和上層建築的仲介、市民社會的主角、領導權的主要行使者。他把能夠自覺認識並承擔這一使命的知識分子叫做「有機知識分子」:「每個新階級隨自身一道創造出來並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加以完善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是新的階級佔優勢的新型社會中一些重要活動的『專業人員』。」[24]

葛蘭西的知識分子理論形成於十月革命後。結合時代背景來看,葛蘭西依循的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因而不能不站在認同列寧學說的立場上。所以,他強調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他這樣看待知識分子的階級性:他們不構成一個階級,而是與不同階級有聯繫。「有些人與統治社會經濟基礎的階級聯結在一起,另一些人與過去的統治階級有聯繫,還有一些人與上升的階級聯結在一起。」[25]葛蘭西強調,知識分子「與最重要的社會集團有一定的關係」,並且受到統治集團廣泛的和複雜的雕琢,最後成為「統治集團的『職員』,履行社會領導和政治統治的下屬職能」。[26]從政治統治的角度,葛蘭西還指出,知識分子是執行著特殊社會職能的人,他們是「統治集團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會霸權和政治統治的下級職能」。[27]

然而,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起到把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聯繫起來的作用,並不是因為他們有明確的階級屬性和堅定的階級立場。在葛蘭西看來,有機知識分子,即現代知識分子以知識的合理性為依託,反對權威,這種價值取向與現代經濟生活的取向相一致,並滲透到現代經濟生活中,其知識與現代經濟生活相一致。這是他們能夠獲得認同的基礎。葛蘭西認為,知識分子事實上一開始就面臨選擇:是不帶批判意識地去「思考」,即接受由外部環境所機械地「強加」的世界觀,還是有意識地、以批判的態度設計自己的世界觀並積極參與世界歷史的生產活動。[28]顯然,這裡面包含著一個前提,即:知識分子對於自己的思想朝什麼方面發展是有選擇權的。其原因在於,他們的使命「並不僅僅意味著個體取得『獨到的』發現,而且特別意味著以批判的態度傳播已經發現的真理,『使之社會化』,從而使之成為生活行為的基礎,成為協調的因素,精神和道德性的因素。」[29]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知識分子超越階級之外的那些特質:批判性,超然性,以及隱藏其後的思想形成規律。

所以,在葛蘭西的知識分子理論中,是包含了對知識分子的應然和實然、超越和局限、獨立性和依附性等等這些問題的認識的。這些認識,和列寧對知識分子的思考有若干不相同的地方。

第一,葛蘭西把知識分子看作一個整體,強調他們的整體作用,這種整體作用是那些與不同社會階級相聯繫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和觀點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結果。通過這種相互作用,我們所說的超然性和局限性在宏觀層面實現了結合。葛蘭西認為,知識界與生產界之間是通過知識分子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處於整個社會的中間環節,充當著宣傳意識形態的主角地位。他還特別指出,「知識界與生產界之間的相互關係,決不是基本社會集團所具有的直接的相互關係;他們在各種程度上是全社會的『仲介』的結構,是上層建築的綜合,知識分子也就是上層建築的『活動家』。」[30]葛蘭西承認知識分子個體為不同的階級服務,但把知識分子整體定位在全社會的「仲介」上,這和列寧把知識分子整體看作資產階級就有很大的區別了。

第二,在社會與國家的互動中,他強調了統治階級通過知識分子的文化領導權,實施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以此突出上層建築的能動作用,並用來分析西方發達國家不能像蘇聯那樣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因。但他也強調了,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之所以能得到被統治階級的認同,是因為統治階級在意識形態上吸收了被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內容。即是說,實踐中並非只是統治階級對社會的控制,還有被統治階級向統治階級提出自己的訴求而產生的壓力,兩者之間是有互動和博弈的。正是這種互動和博弈,使得統治階級不得不接受被統治階級的訴求。這就意味著,工人階級不但可以通過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達到自己的目標,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也可以積極爭取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的改善。在這種情況下,階級矛盾雖然沒有被消除,但烈度是可控的,資本主義的滅亡不說遙遙無期,也被大大推後了。工人階級還可以通過知識分子,逐步建立自己的文化領導權,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第三,按照葛蘭西的理論,知識分子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和領導力量。葛蘭西把知識分子定位在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連接環節上,視為新社會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這意味著,葛蘭西是把知識分子當做整個國家政治體制的關鍵來看待的。「要是沒有知識分子,也就是說,沒有組織者和領導者,換句話說,沒有由於存在著一個『專門』從概念上和哲學上研究思想的集團,而從理論—實踐的關係中具體地區分出來的理論方面,也就不可能成為有組織的群體」。[31]在葛蘭西設想的未來社會和為實現未來社會鬥爭的過程中,知識分子都有非常高的地位。

和列寧的思想、尤其是經史達林解釋的列寧主義有區別的葛蘭西的思想,成為今天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1]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第1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444。

[2]    馬克思,《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100-101。

[3]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53。

[4]    同上,頁52。

[5]    同上。

[6]    列寧,《怎麼辦?》,《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247。

[7]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53。

[8]    同上,頁53。

[9]    同上。

[10] 楊鳳城,〈列寧的知識分子理論述論〉,《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頁43。

[11]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列寧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22。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頁53。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739。

[14] 《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1。

[15] 《列寧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183-184。

[16] 列寧,《怎麼辦?》,《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247。

[17] 列寧,〈紀念葛伊甸伯爵〉,《列寧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6。

[18] 《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482。

[19] 同上,頁768。

[20]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266。

[21]        [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262。

[22] [意]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3-4。

[23] [法]莫里斯.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頁241。

[24] 轉引自仰海峰,〈葛蘭西論知識分子與霸權的建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6期,頁91。

[25] 同上,頁241。

[26] 葛蘭西《獄中劄記》。轉引自馬斯泰羅內主編,《一個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蘭西的《獄中劄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65。

[27] [意]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7。

[28] [意]薩爾沃.馬斯泰羅內主編,《一個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蘭西的《獄中劄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65。

[29] 同上,頁166。

[30] 同上,頁424。

[31] [意]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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