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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重自由，天意要自由，要让人自由，让人追求自由。只有饱尝不自由的苦难，才知道自由的美好珍贵。
—-东海律
一
文明的重大发展，社会的重大进步，乃至科技的重大发明，都有赖于相应的自由。没有自由，人类的创造发展能力会受到严重戕残，文明就会停滞乃至倒退。没有自由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会。
有文章指出：“鼓士气，绝不等于吹牛皮！华为被美帝逼上了绝路，却到处宣示自己‘除了胜利，我们已无路可走’，好像哀兵必胜似的。几年过去了，胜利没看到一役，哀兵却日积月累。”
东海曰：没有自由，你们不可能胜利；除了自由，中国已无路可走。无论儒化西化、德治法治、新礼制民主制，中国都亟须自由化。
習言，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说得好。只不过，幸福离不开自由，自由是幸福的基本内容之一。东海早就指出，幸福度是自由度、富裕度、社会文明度和谐度的综合。
不仅此也，自由更是幸福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人权，有何幸福可言。没有自由就是奴隶，奴隶的幸福只能是伪幸福。因此，为人民幸福而奋斗，首先必须为人民自由而奋斗。为人民自由而奋斗，实质上就是为自己自由而奋斗，为了自己的社会自由，也为了自己的道德自由。
道德和自由相辅相成，相互含摄，缺一不可。没有道德的自由，必然沦为民粹主义伪自由；没有自由的道德，必然变成极权主义伪道德。
自由主义的自由，有一定的道德基础，但比较浅薄，基础不牢。唯有儒家才能将道德和自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盖儒家的道德资源特别雄厚和牢固，作为原则的仁义，落实到人生，就是仁宅义路，可以不同程度的拥有道德自由；落实到政治，就是仁政德治，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社会自由。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
东海曰：总而言之，要有仁义。有仁义就有良制良法，就能有序自由，就可以解决一切难题。有仁义，个体就有仁宅，国家就有仁政，社会就有义路。王道自由和民主自由，一大一小，都是义路。
儒家优于自由主义，是因为王道宪政优于自由宪政，新礼制优于民主制，德治优于法治。但是，不能因此否定自由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正义性，不能否定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正邪之别，更不能否定和反对自由。
这是原则性问题，来不得丝毫混淆。否则，无论主观意愿任何，客观上都违背了儒家中道原则和王道大义，充当了极权三帮。
在政治上，必须倡导爱民主义或爱人主义，只有民本位的王道和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才是正道。对人和民的重视，是王道和自由主义最大的精神相通处。其它神本位、君本位、党本位、族本位、国本位、社会本位等等，都是邪道。无论它们的理论口号怎样天花乱坠，无非花言巧语自欺欺人。
二
马帮二十大前通过的《决议》中，将马帮百年历史经验总结为“十个坚持”，第二是“人民至上”云，貌似与民本、民贵思想差不多，其实似是而非。物本主义哲学、社会主义政治学之中，在党主极权制、公有制和权力市场经济之下，人民只能是至下至贱的工具。连言论自由都没有，遑论“至上”。
马邦人民有两种，一种是现实中的人民，纯属现代奴隶；一种是官腔中的人民，享受着广大人民公仆全心全意的服务，享受着最好的全过程民主和好于美国五倍的人权，简直是天下最幸福的人民。尝闻人言，不想当人民，只想当为人民服务的人和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人云云，不由得失笑又生悲。
极权之下，一切不堪，一切无望，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和免费医疗，皆无望无望耳。《胡星斗教授：免费医疗可行，所需费用只占财政总收入二十分之一》一文指出：
“以上免费医疗的费用，只占2017年财政总收入（含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23.3万亿的二十分之一左右，中国完全有能力、有财力做到。而且，通过政府治理改革，精兵简政，将中国的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说为26.5%，另一说为52%）下降到世界平均的5%，那么中国可以节省出数万亿的财政资金，何愁免费医疗没有费用？”
其实，是否实行免费医疗，不是国家能力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即主体文化、意识形态、治国理念、宪法思想问题。若是儒家或自由主义在宪，这个问题就不成问题。马学在宪，这个问题就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
盖儒家和自由主义都能把民和人放在第一位；而马家是社会本位，又归结于党本位，党的利益至上，不仅人民，社会和国家都只具有工具价值。社会丛林化、国家监狱化是马家政治逻辑的必然。礼文厅友言：
“如果把国家当做监牢，牢犯与狱警的比例不得低于一个比例，低于这比例就有有暴动越狱的风险，费用支出的比例也不得低于一个值，倘若狱警的待遇跟牢犯的待遇一致，他们之间就会有勾结。财政支出比例，跟治国理念息息相关。”
有厅友言：“尽快实行全民免费医疗，非常非常非常必要。这方面，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应该做得比台湾更好。”东海曰，只要是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做得比台湾地区更好。在民生民权方面，社会主义永远望自由主义之尘而莫及，马邦永远望台湾和美西之尘而莫及。文化人至今犹保留社会主义迷信，是很不应该的。
常有人说现政府与清政府差不多，太贬低清政府了。清朝文字狱史无前例，但比起马时代，小巫而已。而马时代特权之猖獗，官吏之贪恶，贫富之悬殊，人道灾难之丰富，人民苦难之深重，则是清朝望尘莫及的。论政治和制度品质，家天下君主制虽然不高，却非党天下党主制所能比拟也。
马帮极权之下，民不聊生，具体原因因人而异，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物质贫困，经济艰难，财匮力尽，没有生路，不能活了；二是精神贫困，希望灭绝，心匮力竭，了无生趣，不想活了。第二种原因是更加根本和致命。很多大中小学生自杀，主要原因在此。谢遐龄教授言：
“現在生育率下降，不僅大學生有跳樓的，蔓延至中學生、小學生。回顧魯迅寫的《狂人日記》救救孩子，還不猛醒？！更多的孩子要救啊！什麼原因？最重要的，人生目的失去了。不敬天不念祖，信仰缺失，不知為什麼活著，不知生育是自己的使命，與行屍走肉有什麼區別。”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有人格，有人格才有尊严。在极权暴政之下，无数人为了保全生命，自毁人格，放弃尊严。可悲的是，无数人放弃了尊严，毁灭了人格，最后也未能保全生命。真可谓：活得不人不鬼，如猪如犬；死得不三不四，不明不白。四九以来，非正常死亡人数空前。
三
仅有自由是不够的，没有自由是不行的。故儒家对于自由主义，虽不完全认同，但不反对，而是主张吸收其精华而超越之。这与某些“红儒”逢迎马列主义、敌视自由主义具有本质区别并将形成鲜明对比。未来王道，一要认同其自由人权和主权在民之理念，二要吸收民主法治宪政之精华，以建设中华宪政。
民主制作为自由主义的制度模式，以自由、人权、平等为价值基础，包括三权分立、选举制度等一整套的子制度和法治宪政的配套。马家党主制和伊教教主制皆与之对立，正邪优劣一目了然，最终结果不卜可知。唯儒家主张吸收其制度精华而建设新礼制，唯新礼制可以后来居上，学而超之。
有人说：“美电影里的英雄为了人性不惜违抗命令，中电影的英雄为了执行命令不惜丧失人性”云。这就是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一大区别。自由主义英雄以人为本，极权主义英雄唯权唯上。两种英雄本质有别，有正邪善恶真伪之别。中华英雄以仁为本，与自由英雄接近，与极权英雄相反。中华英雄必反极权。
这是一条东海律：真正的自由主义必不反儒，真正的儒家必不反自由，真正的儒家和自由主义必然反极权。极权主义，反儒的自由主义和反自由的儒家，立场观点方法大不同，同归于不仁，同样不配为政，不配成功。极权主义成功，固然天翻地覆；反儒的自由主义和反自由的儒家成功，也将天崩地裂。
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东海学舌曰，极权主义一变至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一变至于王道主义。然齐变而为鲁，鲁变而为道，相对容易，因为齐鲁都是王道之下降，都属于中道文化。极权变而为自由，自由变而为王道，非常艰难，因为极权、自由和王道三者，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也。
只有自由主义才能保障四大自由，只有儒家才能最大程度地、与时偕宜地、将自由和秩序的品质提到最高。
哈耶克说过三段话：一、“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肯定是人类社会延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二、“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其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三、“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将永远不会。”
东海曰：未来新王道的特殊性将体现在这三个方面：一、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二、不需要人民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为自由人权和民生福利同时提供制度保障；三金钱和权力都向国人开放。传统王道做得不够的地方，未来王道当根据民本和时中原则补苴罅漏，不断完善之。
东海早就指出，儒家于现代文明，不仅可以锦上添花，为自由政治增加道德含量；而且可以点石成金，将民主制度提升为新礼制。
新礼制即王道宪制，唯君子集团才能制作，唯社会道德上升到一定程度才能推行。换言之，德智过于低下的官民，不配享有王道的自由和幸福，就像物质主义者不配享有道德的盛宴一样。不配者，不配套、不相应也。
社会越发展，结构越复杂，就越离不开政府，历史对政府的道德要求也水涨船高。好政府应该三高：指导思想高度正确，干部队伍高度贤能，制度法律高度正义完善。这样的政府只能出自儒家文化。自由主义重视制度建设，但不重视道德建设，也重视不起来。因为自由主义不明天道，道德资源先天性不足，不足以培养圣贤君子。至于马列主义，那就更不行了，思想、制度和队伍都不行。
马帮的腐败具有文化性和制度性，文化制度不变，反腐永远反不胜反，永远在路上。如于野厅友言：“土壤不变，那只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去马归儒，就是彻底改变文化制度土壤，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解决腐败问题，更可以将道德、政治、经济、教育及人口种种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之。
例如人口问题，应该文化、政治、经济三手抓。经济上，让人民生儿育女有基本保障，普遍生得起；政治上，让人民对未来有信心和希望；文化上，让人民以后继有人、子女众多为荣，让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深入人心。三个方面以文化为主，齐抓并重，人口危机可以迎刃而解。
儒文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各种人道问题和危机。
因为人性危机是一切人道危机的根源，而儒文化是解决人性危机的不二法门。好文化都有利于人性的美化，儒文化对于美化人性的作用特别大。盖人性的核心是天性，而儒文化对天性的认证最为深刻而中正，可以最为全面、最大程度地发挥天性的作用。明明德存天理致良知，所明所存所致者，皆天性也。
只有儒家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儒家文化在宪，儒家群体在位，才能建设王道政治、礼乐制度和中华文明。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国。在政治上，儒马不两立，有马家就没有儒家。马家在上，儒家就没有教育权、言论权、结社权，更不可能政治化。
四
马制就是现代奴隶制，马邦就是现代奴隶国。马邦没有自由人，弱势固然皆奴隶，强权同样不自由。道德自由者也不多见。在极权社会，道德自由者必然反对极权、追求自由并落实于言行之中。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蚂之邪恶，非杨墨所能比。士生今之世，能言距蚂者，圣人之徒也；不能言距蚂者，不配为儒。
马帮喜欢讲大局。殊不知，追求自由，坚持民本，维护公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大局。一切工作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都要围绕这个大局进行服务、推进和落实，一切有碍于这个大局的东西，无论怎么大，都是伪大，要么主动退让，要么被动翻覆。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鹊鸠不可能同巢；维儒有巢，维马居之，儒马不可能同巢。儒家在上，马家可以享有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马家在上，儒家没有言论权，遑论教育权结社权。没有这三权，包括儒家在内，所有学派宗派都只能充当捧场乃至逢恶的角色，仁者不为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唯仁者最恶极权。极权主义是自由的大敌、道德的大敌、文明的大敌和人类的大敌。政治黑帮化、官员腐恶化、国家监狱化、社会丛林化是所有两极主义国家的标配。两极主义既是它们国内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源，又是国际上最大的观念和道德污染源。是人都厌恶，仁者更厌恶。
仁者爱人，必爱人权自由。我认为，在非自由的社会、反自由的国度为自由而奋斗，就是自爱爱人、自立立人最好的方式。
在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揭露批判黑恶、抨击极权暴政就是最重要的好人好事；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追求自由就是当务之急，自由言论就是道德实践。所谓自由言论，就是说真话说真理，从心所欲、惟道是从地发言。
生活在马邦，自暴自弃自我毁灭很容易，最容易的方法是成为极权分子和三帮分子；自立自达自我成就也不难，弘道辟邪、批判极权就是最好的道德实践和养气功夫。公孙丑问孟子何谓浩然之气，孟子回答是：
“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正言直发，正道直行，就是直养；不断地正言直行，就是集义；不说亏心话不做亏心事，就无害，就可以无不慊于心。诗曰不媿屋漏，曾子曰自慊，子思曰内省不疚，孟子曰自反而不缩，就是慊于心，问心无愧，心满意足，自信满满。
有厅友言，无权利的说真话和反极权就是飞蛾扑火。东海答，有权利还需要反抗吗？仁者对极权的反抗，正是为了争取做人的权利，为了将被夺走的人权自由要回来。飞蛾扑火的艰险，是对人格最好的锻炼，是对尊严最好的展示。其实，反抗极权不是飞蛾扑火，而是真金火炼，烈火生莲。
在演员中，陈佩斯是一个另类。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答他反抗央视侵权的意义在哪儿时说道：“必须要有人要说，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感到）丢脸。”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能像陈佩斯那样，很不错了。但在中国，比陈佩斯做得更好、说得更好的人颇为不少。他们面对的是比央视可怕万倍的庞然大物。只是他们的言行被遮蔽甚至被诬蔑，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命都被剥夺了。历史会牢牢记住他们，会隆重还原他们的真相。历史自有公道，我坚信！
2022-2-2
余东海
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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