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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重自由,天意要自由,要让人自由,让人追求自由。只有饱尝不自由的苦难,才知道自由的美好珍贵。

—-东海律

 

文明的重大发展,社会的重大进步,乃至科技的重大发明,都有赖于相应的自由。没有自由,人类的创造发展能力会受到严重戕残,文明就会停滞乃至倒退。没有自由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会。

有文章指出:“鼓士气,绝不等于吹牛皮!华为被美帝逼上了绝路,却到处宣示自己‘除了胜利,我们已无路可走’,好像哀兵必胜似的。几年过去了,胜利没看到一役,哀兵却日积月累。”

东海曰:没有自由,你们不可能胜利;除了自由,中国已无路可走。无论儒化西化、德治法治、新礼制民主制,中国都亟须自由化。

習言,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说得好。只不过,幸福离不开自由,自由是幸福的基本内容之一。东海早就指出,幸福度是自由度、富裕度、社会文明度和谐度的综合。

不仅此也,自由更是幸福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人权,有何幸福可言。没有自由就是奴隶,奴隶的幸福只能是伪幸福。因此,为人民幸福而奋斗,首先必须为人民自由而奋斗。为人民自由而奋斗,实质上就是为自己自由而奋斗,为了自己的社会自由,也为了自己的道德自由。

道德和自由相辅相成,相互含摄,缺一不可。没有道德的自由,必然沦为民粹主义伪自由;没有自由的道德,必然变成极权主义伪道德。

自由主义的自由,有一定的道德基础,但比较浅薄,基础不牢。唯有儒家才能将道德和自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盖儒家的道德资源特别雄厚和牢固,作为原则的仁义,落实到人生,就是仁宅义路,可以不同程度的拥有道德自由;落实到政治,就是仁政德治,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社会自由。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

东海曰:总而言之,要有仁义。有仁义就有良制良法,就能有序自由,就可以解决一切难题。有仁义,个体就有仁宅,国家就有仁政,社会就有义路。王道自由和民主自由,一大一小,都是义路。

儒家优于自由主义,是因为王道宪政优于自由宪政,新礼制优于民主制,德治优于法治。但是,不能因此否定自由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正义性,不能否定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正邪之别,更不能否定和反对自由。

这是原则性问题,来不得丝毫混淆。否则,无论主观意愿任何,客观上都违背了儒家中道原则和王道大义,充当了极权三帮。

在政治上,必须倡导爱民主义或爱人主义,只有民本位的王道和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才是正道。对人和民的重视,是王道和自由主义最大的精神相通处。其它神本位、君本位、党本位、族本位、国本位、社会本位等等,都是邪道。无论它们的理论口号怎样天花乱坠,无非花言巧语自欺欺人。

马帮二十大前通过的《决议》中,将马帮百年历史经验总结为“十个坚持”,第二是“人民至上”云,貌似与民本、民贵思想差不多,其实似是而非。物本主义哲学、社会主义政治学之中,在党主极权制、公有制和权力市场经济之下,人民只能是至下至贱的工具。连言论自由都没有,遑论“至上”。

马邦人民有两种,一种是现实中的人民,纯属现代奴隶;一种是官腔中的人民,享受着广大人民公仆全心全意的服务,享受着最好的全过程民主和好于美国五倍的人权,简直是天下最幸福的人民。尝闻人言,不想当人民,只想当为人民服务的人和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人云云,不由得失笑又生悲。

极权之下,一切不堪,一切无望,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和免费医疗,皆无望无望耳。《胡星斗教授:免费医疗可行,所需费用只占财政总收入二十分之一》一文指出:

“以上免费医疗的费用,只占2017年财政总收入(含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23.3万亿的二十分之一左右,中国完全有能力、有财力做到。而且,通过政府治理改革,精兵简政,将中国的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说为26.5%,另一说为52%)下降到世界平均的5%,那么中国可以节省出数万亿的财政资金,何愁免费医疗没有费用?”

其实,是否实行免费医疗,不是国家能力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即主体文化、意识形态、治国理念、宪法思想问题。若是儒家或自由主义在宪,这个问题就不成问题。马学在宪,这个问题就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

盖儒家和自由主义都能把民和人放在第一位;而马家是社会本位,又归结于党本位,党的利益至上,不仅人民,社会和国家都只具有工具价值。社会丛林化、国家监狱化是马家政治逻辑的必然。礼文厅友言:

“如果把国家当做监牢,牢犯与狱警的比例不得低于一个比例,低于这比例就有有暴动越狱的风险,费用支出的比例也不得低于一个值,倘若狱警的待遇跟牢犯的待遇一致,他们之间就会有勾结。财政支出比例,跟治国理念息息相关。”

有厅友言:“尽快实行全民免费医疗,非常非常非常必要。这方面,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应该做得比台湾更好。”东海曰,只要是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做得比台湾地区更好。在民生民权方面,社会主义永远望自由主义之尘而莫及,马邦永远望台湾和美西之尘而莫及。文化人至今犹保留社会主义迷信,是很不应该的。

常有人说现政府与清政府差不多,太贬低清政府了。清朝文字狱史无前例,但比起马时代,小巫而已。而马时代特权之猖獗,官吏之贪恶,贫富之悬殊,人道灾难之丰富,人民苦难之深重,则是清朝望尘莫及的。论政治和制度品质,家天下君主制虽然不高,却非党天下党主制所能比拟也。

马帮极权之下,民不聊生,具体原因因人而异,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物质贫困,经济艰难,财匮力尽,没有生路,不能活了;二是精神贫困,希望灭绝,心匮力竭,了无生趣,不想活了。第二种原因是更加根本和致命。很多大中小学生自杀,主要原因在此。谢遐龄教授言:

“現在生育率下降,不僅大學生有跳樓的,蔓延至中學生、小學生。回顧魯迅寫的《狂人日記》救救孩子,還不猛醒?!更多的孩子要救啊!什麼原因?最重要的,人生目的失去了。不敬天不念祖,信仰缺失,不知為什麼活著,不知生育是自己的使命,與行屍走肉有什麼區別。”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有人格,有人格才有尊严。在极权暴政之下,无数人为了保全生命,自毁人格,放弃尊严。可悲的是,无数人放弃了尊严,毁灭了人格,最后也未能保全生命。真可谓:活得不人不鬼,如猪如犬;死得不三不四,不明不白。四九以来,非正常死亡人数空前。

仅有自由是不够的,没有自由是不行的。故儒家对于自由主义,虽不完全认同,但不反对,而是主张吸收其精华而超越之。这与某些“红儒”逢迎马列主义、敌视自由主义具有本质区别并将形成鲜明对比。未来王道,一要认同其自由人权和主权在民之理念,二要吸收民主法治宪政之精华,以建设中华宪政。

民主制作为自由主义的制度模式,以自由、人权、平等为价值基础,包括三权分立、选举制度等一整套的子制度和法治宪政的配套。马家党主制和伊教教主制皆与之对立,正邪优劣一目了然,最终结果不卜可知。唯儒家主张吸收其制度精华而建设新礼制,唯新礼制可以后来居上,学而超之。

有人说:“美电影里的英雄为了人性不惜违抗命令,中电影的英雄为了执行命令不惜丧失人性”云。这就是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一大区别。自由主义英雄以人为本,极权主义英雄唯权唯上。两种英雄本质有别,有正邪善恶真伪之别。中华英雄以仁为本,与自由英雄接近,与极权英雄相反。中华英雄必反极权。

这是一条东海律:真正的自由主义必不反儒,真正的儒家必不反自由,真正的儒家和自由主义必然反极权。极权主义,反儒的自由主义和反自由的儒家,立场观点方法大不同,同归于不仁,同样不配为政,不配成功。极权主义成功,固然天翻地覆;反儒的自由主义和反自由的儒家成功,也将天崩地裂。

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东海学舌曰,极权主义一变至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一变至于王道主义。然齐变而为鲁,鲁变而为道,相对容易,因为齐鲁都是王道之下降,都属于中道文化。极权变而为自由,自由变而为王道,非常艰难,因为极权、自由和王道三者,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也。

只有自由主义才能保障四大自由,只有儒家才能最大程度地、与时偕宜地、将自由和秩序的品质提到最高。

哈耶克说过三段话:一、“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肯定是人类社会延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二、“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其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三、“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将永远不会。”

东海曰:未来新王道的特殊性将体现在这三个方面:一、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二、不需要人民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为自由人权和民生福利同时提供制度保障;三金钱和权力都向国人开放。传统王道做得不够的地方,未来王道当根据民本和时中原则补苴罅漏,不断完善之。

东海早就指出,儒家于现代文明,不仅可以锦上添花,为自由政治增加道德含量;而且可以点石成金,将民主制度提升为新礼制。

新礼制即王道宪制,唯君子集团才能制作,唯社会道德上升到一定程度才能推行。换言之,德智过于低下的官民,不配享有王道的自由和幸福,就像物质主义者不配享有道德的盛宴一样。不配者,不配套、不相应也。

社会越发展,结构越复杂,就越离不开政府,历史对政府的道德要求也水涨船高。好政府应该三高:指导思想高度正确,干部队伍高度贤能,制度法律高度正义完善。这样的政府只能出自儒家文化。自由主义重视制度建设,但不重视道德建设,也重视不起来。因为自由主义不明天道,道德资源先天性不足,不足以培养圣贤君子。至于马列主义,那就更不行了,思想、制度和队伍都不行。

马帮的腐败具有文化性和制度性,文化制度不变,反腐永远反不胜反,永远在路上。如于野厅友言:“土壤不变,那只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去马归儒,就是彻底改变文化制度土壤,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解决腐败问题,更可以将道德、政治、经济、教育及人口种种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之。

例如人口问题,应该文化、政治、经济三手抓。经济上,让人民生儿育女有基本保障,普遍生得起;政治上,让人民对未来有信心和希望;文化上,让人民以后继有人、子女众多为荣,让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深入人心。三个方面以文化为主,齐抓并重,人口危机可以迎刃而解。

儒文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各种人道问题和危机。

因为人性危机是一切人道危机的根源,而儒文化是解决人性危机的不二法门。好文化都有利于人性的美化,儒文化对于美化人性的作用特别大。盖人性的核心是天性,而儒文化对天性的认证最为深刻而中正,可以最为全面、最大程度地发挥天性的作用。明明德存天理致良知,所明所存所致者,皆天性也。

只有儒家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儒家文化在宪,儒家群体在位,才能建设王道政治、礼乐制度和中华文明。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国。在政治上,儒马不两立,有马家就没有儒家。马家在上,儒家就没有教育权、言论权、结社权,更不可能政治化。

 四

马制就是现代奴隶制,马邦就是现代奴隶国。马邦没有自由人,弱势固然皆奴隶,强权同样不自由。道德自由者也不多见。在极权社会,道德自由者必然反对极权、追求自由并落实于言行之中。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蚂之邪恶,非杨墨所能比。士生今之世,能言距蚂者,圣人之徒也;不能言距蚂者,不配为儒。

马帮喜欢讲大局。殊不知,追求自由,坚持民本,维护公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大局。一切工作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都要围绕这个大局进行服务、推进和落实,一切有碍于这个大局的东西,无论怎么大,都是伪大,要么主动退让,要么被动翻覆。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鹊鸠不可能同巢;维儒有巢,维马居之,儒马不可能同巢。儒家在上,马家可以享有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马家在上,儒家没有言论权,遑论教育权结社权。没有这三权,包括儒家在内,所有学派宗派都只能充当捧场乃至逢恶的角色,仁者不为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唯仁者最恶极权。极权主义是自由的大敌、道德的大敌、文明的大敌和人类的大敌。政治黑帮化、官员腐恶化、国家监狱化、社会丛林化是所有两极主义国家的标配。两极主义既是它们国内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源,又是国际上最大的观念和道德污染源。是人都厌恶,仁者更厌恶。

仁者爱人,必爱人权自由。我认为,在非自由的社会、反自由的国度为自由而奋斗,就是自爱爱人、自立立人最好的方式。

在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揭露批判黑恶、抨击极权暴政就是最重要的好人好事;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追求自由就是当务之急,自由言论就是道德实践。所谓自由言论,就是说真话说真理,从心所欲、惟道是从地发言。

生活在马邦,自暴自弃自我毁灭很容易,最容易的方法是成为极权分子和三帮分子;自立自达自我成就也不难,弘道辟邪、批判极权就是最好的道德实践和养气功夫。公孙丑问孟子何谓浩然之气,孟子回答是:

“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正言直发,正道直行,就是直养;不断地正言直行,就是集义;不说亏心话不做亏心事,就无害,就可以无不慊于心。诗曰不媿屋漏,曾子曰自慊,子思曰内省不疚,孟子曰自反而不缩,就是慊于心,问心无愧,心满意足,自信满满。

有厅友言,无权利的说真话和反极权就是飞蛾扑火。东海答,有权利还需要反抗吗?仁者对极权的反抗,正是为了争取做人的权利,为了将被夺走的人权自由要回来。飞蛾扑火的艰险,是对人格最好的锻炼,是对尊严最好的展示。其实,反抗极权不是飞蛾扑火,而是真金火炼,烈火生莲。

在演员中,陈佩斯是一个另类。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答他反抗央视侵权的意义在哪儿时说道:“必须要有人要说,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感到)丢脸。”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能像陈佩斯那样,很不错了。但在中国,比陈佩斯做得更好、说得更好的人颇为不少。他们面对的是比央视可怕万倍的庞然大物。只是他们的言行被遮蔽甚至被诬蔑,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命都被剥夺了。历史会牢牢记住他们,会隆重还原他们的真相。历史自有公道,我坚信!

2022-2-2

余东海

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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