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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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作者王长江是原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王长江长期从事世界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党建问题研究。199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200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在大多数研究者的认知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学或文化学的问题。虽然实际地讨论这个问题时都避不开政治方面的内容，但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体系中究竟是何种定位、何种功能，定位、功能的错配会给一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屡屡出现的政治曲折和知识分子境遇究竟是什么关系，往往缺乏深入的研究。正因为此，所能听到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状况的谈论，大抵都是感叹多于理性。有同情，有激励，有恶其犬儒，有怒其不争，不过如此而已。这显然是不够的。笔者当然并不幻想用一篇文章就能给出答案，只是想根据自己的思考，特别指出把知识分子放到政治体系政治框架中去认识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提示不应继续忽略这个被长期忽略的问题，并以自己的一点体会求教于各位同仁，期望将探讨引向深入。
一、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
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来源，大多数研究者采纳了如下说法：这个概念来自欧洲，有两个源头，一是19世纪中期的俄国，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对此，笔者别无他论。只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源头，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一开始就和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例如，从俄国这个源头看，“知识分子”是指彼得大帝时期一些对俄国政治体制持激进批评态度的贵族青年组成的群体。彼得大帝为了改变俄国社会的落后状况，选派了这些贵族青年去西欧学习。回国后，这些青年试图以西欧的科学文化、思想观念、社会秩序乃至生活方式改造俄国。余英时曾经概括了这个“知识阶层”的五条特征，每一条都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一、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二、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五、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 [1] 在法国这个源头，“知识分子”更无可置疑地意味著对政治的介入，它直接就是1898年曾经轰动欧洲的政治事件——“德雷福斯事件”的产物。德雷福斯作为法军的一名有犹太血统的军官，因被指控向德国出卖情报而获刑。虽经事后证明这是个冤案，政府和军方却拒绝重审。于是，以著名作家左拉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教师为此打抱不平，为维护社会公正和正义，共同签署了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的信件提出抗议，最终促使冤案得以平反。“知识分子”这个用词也因此流传开来。
为什么知识分子与政治如此密切？说到底，这是由知识分子不同于其他人群的特质决定的。
脑力劳动者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基本的标识。这意味著，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产物。如我们所知，能够思想，即进行脑力劳动，这是人作为高级智慧动物区别于其他绝大多数动物的一个基本特征。但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并不单独存在，而是伴随著每个人的活动而产生。马克思曾如是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2] 只要是活著的健全的人，都会有思考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才有“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的论断。[3] 只是到了后来，随著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增长，物质财富的逐渐丰富也使得养活专门的脑力劳动者成为可能，才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4] 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与此相应，也就有了独立的、区别于体力劳动者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才逐步成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然而，根据当代人们对知识分子更加精细化的理解，并非所有的脑力劳动者都可称为知识分子。国内通常看到的定义，往往把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都叫做知识分子，其实是不对的。研究者普遍认为，知识分子分布在各行各业，但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以脑力劳动谋生。以知识为业，不是指一个人拥有知识和运用知识，而是指他以教授知识、传播知识、研究知识、生产知识乃至创造知识作为谋生的手段。二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知识分子把思考落脚在人本身的发展，也就必然视改善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命运为己任。美国文化学者萨义德在对大量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进行考察后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5] 这两个特点相互依托，相辅相成。职业上的独立保证了思想和精神产品生产的“独立性”，思想的独立性反过来要求职业的独立。同时具备二者，才可称为知识分子。所以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指出：“‘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非是对于一个业已存在的种类的描述，而是‘一种广泛开放式的邀请’。”[6]
美国学者汤玛斯．索维尔进一步把脑力劳动产品的特性纳入知识分子概念，力求使这一概念更加准确。在他看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理念的处理者”，他们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不管这些理念可能会对具体事情带来何种影响”。“知识分子的成果，即其终端产品，是由其理念所构成的。”“理念本身不仅是知识分子功能的核心，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成就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这种职业经常具有的危险诱惑力的根源。”知识分子也会运用理念，但“其对普遍理念的运用仅仅是要产生出关于社会政策的更具体的理念，而那些具体理念的付诸实施则交由其他人来完成”。[7] 突出“理念”的生产，就把那些虽然也是脑力劳动者、但实际上不是理念的生产者、而只是理念的消费者的人和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了。停留在掌握自然知识、并且只是消费科学技术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最多只能称为专业技术人员。例如，建造高楼大厦或机械装置的工程师，脑外科医生，金融家以及多数在商学院、工程学院或体育部门的人们，虽然都从事复杂的脑力劳动，但实际上很少被看做是知识分子。
在前述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描述中，萨义德提出的“向”和“为”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之所以能够“向”和“为”，是因为他们“有”产品。而这个产品的内容是由他们劳动的性质所决定的。知识分子的思考由物及人，逐步变成对人类命运、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思考。在思考过程中有了价值判断，形成了一套道理，这就是他们的产品。这个产品要得到认可，不但要在逻辑上自洽，而且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不管最后的结果和实际效果是不是满足这一点。为全社会服务，是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著眼点。正因为此，社会学家希尔斯给近代知识分子下的定义被视为经典：
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人对于神圣的事物具有非比寻常的敏感，对于他们宇宙的本质、对于掌理他们社会的规范具有非凡的自省力。在每个社会中都有少数人比周遭的寻常伙伴更探寻、更企求不限于日常生活当下的具体情境，希望经常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更具久远意义的象征。在这少数人之中，有需要以口述和书写的论述、诗或立体感的表现、历史的回忆和书写、仪式的表演和崇拜的活动，来把这种内在的探求形诸于外。超越当下具体经验之萤幕的这种内在需求，标示了每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存在。[8]
知识分子这种“向”大众和“为”大众的取向，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历来为那些在历史上具有无可争议地位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所强调，也成为人们衡量和评价知识分子的通用标准。而当人们指责知识分子的堕落时，也往往是因为他们在重要的和关键的时刻在这些方面失责和缺乏担当。
无论是从“理念生产者”的角度，还是从超出自己专业知识而进行人文思考的角度，其实最终都和哲学相联系。思想的生产按自身的逻辑展开、深入，自有其规律性。最初，人为了生存，要向自然索取。这种活动，直接促进了对自然的思考和认识，自然科学知识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随著思考更进一步，人开始了对人本身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国家等等的认识和反思，于是，哲学出现了。帕森斯也正是基于这种规律性，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来解释知识分子起源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产生有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二是“哲学的突破”。有了文字，人们就有了可以思想和交流的符号。能够掌握这种符号的人便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是为知识分子的雏形。哲学的突破则是指，在西元前800年至西元前200年这个时代，包括古希腊、希伯来、中国、印度在内的几大文明都出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哲学思想普遍发展。在帕森斯看来，只有在这时候，知识分子才获得了自身存在性，即以一种体系的方式获得了思想的形式。当然，这里所说的哲学，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一门学科，狭隘地只把哲学家看做知识分子。它是指能使任何一门学科都越过学科本身而进入人文思考的哲学思考方法。正因为此，知识分子才成为分布于各行各业的群体。对这“哲学的突破”，余英时在他的《论天人之际》中有专门阐述，并作为他对中国文化特色整体构想的开端。[9]
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使得他们的活动具有一系列其他阶级和阶层所不具备的特征。其中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既来自他们承担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也来自思考活动本身。
首先，思想的本质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
思想总要回答“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现实中人们会遇到种种迷惘和困惑，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和挑战摆在人们的面前，或是人们已经尝试了一些途径和方法，却效果不彰。在这种情况下，每当人们要提出新的理念，构建新的理论，探索新的思路，都必然意味著对现实和现有观念的批判：新理念挑战既有习惯，新思想挑战既有传统，新构想挑战既有体制，新思路挑战既有模式。如李普塞特所指出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与他们的工作有关，因为他们工作的本质强调创造力、独到的见解和‘突破’”。[10] 正是思想发展的这种特性，我们会听到对知识分子还出现一些更加容易引起误解的说法，如“否定性的传播者”，“边缘化的批评者”，甚至“社会的搅局者”等等。但是，这种批判的特性其实是由思想的本质决定的。有思想，就必然有批判；思想要创新，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化，都绕不过批判这个环节。只是由于知识分子这种职业，批判性在他们身上显得更加突出而已。
其次，人文关怀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
从启蒙运动开始的近现代文明的一个根本取向，就是把人作为中心。人性、人道、人的自由、人的生命，进而公平、正义、民主等等，都是人文关怀的基本议题。从人文关怀出发，知识分子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容忍、战争与暴力以及国家对人的自由权利的限制等现象往往持批评和保留态度，因而和现实中的国家、政府、制度及其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就像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任何有意无意地违反这些标准的行为。”[11] 这里提到的“勇敢”无疑是指，知识分子在坚持自己的理念时，往往会和不认同的人群、特别是掌握著国家机器和各种资源的政权发生冲突，这会给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存带来各种风险。真正的知识分子宁肯冒这些风险也依然坚持真理，他们也因此被誉为“社会良知”和“社会的良心”。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就因其对于启蒙运动的卓越贡献，被誉为“欧洲的良心”。美国作家斯陀夫人也是典型一例：在美国黑奴买卖制度猖獗之时，斯陀夫人写成传世名作《汤姆叔叔的小屋》（旧译黑奴吁天录），深刻描述了黑奴们的悲惨境遇，揭露黑奴买卖的不人道。南方奴隶主对她恨之入骨，百般攻击。但斯陀夫人不畏其险，始终坚持为解放黑奴疾声呼吁。她的努力，对黑奴解放事业、人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都有著不可磨灭的贡献。
再次，社会责任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
脑力劳动使知识分子能够比其他人掌握更多的知识和资讯，在此基础上对事物作出更有研究、更具说服力的判断。也正因为这一点，知识分子提出的理论和主张要比一般人有更大的号召力。这使得知识分子有义务有责任对公共事务作出研判，协助公众认清形势，辨明前进的方向。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更是要批判过去，思考未来，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引导社会的责任。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最好的证明。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即是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和领导的爱国救亡运动。它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批判旧文化、旧制度，“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结束千年帝制、走向共和的开端。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中国逐步接受市场经济，事实上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批判性。
知识分子在政治体制中的基本功能，正是由这种批判性决定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点。
其一，如前所述，追求完美，追求更好，意味著对现实的批判。事实上，知识分子批评的内容远不只是政府，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但是，国家和政府是掌握著巨大权力的主体，担负著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责任，因而也就自然成为知识分子评头论足的最主要的对象。知识分子往往充当著现行政策评判者和批评者的角色。
其二，历史证明，对公权力的监督、批评和约束，是政治体制的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中国几千年皇权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皇权至高无上，不受约束，因而总是难以避免由盛而衰、周而复始地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但是，虽然缺乏权力约束和制衡的体制机制，开明的、有远见的统治者往往懂得权力约束带来的好处，有意发挥作为约束力量的士大夫阶层的作用。典型者如谏官制度。中国秦汉以来一直实行官学合一，“学而优则仕”，所以“士”不是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但谏官制度确实使士大夫有了某些现代知识分子的功能。其作用的大小、有无，取决于皇帝个人，却和权力约束有直接的关联，进而和王朝兴衰有著直接的关联。
其三，知识分子是现代国家权力监督功能的主要承载者。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有系统而强大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这个系统既包括公权力内部的分权、制衡和履责追责体系，也包括社会对公权力无所不在的监督，如政党监督、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在这个庞大的监督系统的几乎每个部分，知识分子都是监督功能的主要承载者，是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最积极最主动的那部分人。
当然，批判性并不意味著任何时候都在批评，更不是为批评而批评。常有的一种误识是，知识分子似乎喜欢和公权力作对。其实，知识分子对公权力的批评，与其说是知识分子的偏好，不如说是公权力的性质使然。如萨义德所言：“这并不总是要成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而是把知识分子的职责想成是时时维持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著走。”[1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知识分子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是保证国家权力受到监督的必不可少的制度性因素。
二、知识分子的二元困境
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和所担当的社会责任，理应使之有崇高的地位和声誉。但是在现实中，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却是分裂的，并且还有裂痕越来越大的趋势。
对知识分子持否定性评价者，美国学者汤玛斯．索维尔可算是一个代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远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高尚。
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支持者；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其思想。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史达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著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于之前的专制政权。[13]
索维尔甚至断言：“要将哪些被知识分子搞砸了的事情（无论是我们时代的还是其他时代的）列举出来，这毫不困难；然而，要将知识分子看作是社会利益的贡献者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很难把知识分子这种理念生产者看作是为最广泛的大众带来重大、长期的利益的人，他们所带来的些许利益很难与其他智力职业中的人们所创造的利益等量齐观，甚至也比不上一些世俗职业中的人们所创造出的利益。”“知识分子可能会真诚地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信念，但是那些信念的背后通常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更重要的是那些信念也不会面临任何验证。”“在知识阶层的影响下，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变成这样：以敬慕来回报那些违反了其自身规范、将社会搅乱成不和谐碎片的人。知识分子诋毁他们自己社会的历史或现存缺陷，除此以外，他们还经常为自己所在的社会设定标准。但从来就没有任何人类社会能够满足或者有可能会达致那些标准。”索维尔还有更尖刻的评论：“社会的不完美或无效率，很少能将一个国家毁灭。但是社会纽带的瓦解、人民信心和忠诚的丧失，却能够将一个国家毁灭。知识分子在拆散社会纽带、破坏人民的信心和忠诚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4] 这些观点，把知识分子说得几乎一无是处。这就难怪有人要把索维尔明确归入反智主义了。
这些观点是否有理，我们暂且不论。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对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存在如此截然相反的看法。站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角度看问题，固然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但究其根本，对知识分子的不同观感，还是由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二元状态决定的：就知识分子承担的角色和责任而言，他们是人类对自身和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的主要承担者，人们自然期许他们有超然于社会、超然于他们自身地位的独立的思想；就每个知识分子个体而言，他们又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依附于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正是这种应然和实然、超然性和局限性、独立性和依附性的矛盾，造成了知识分子评价的强烈反差。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超然性
这里所说的“超然”，既不是指知识分子不食人间烟火，对其他群体而言高高在上，也不是指他们的思想产品和哪个阶层、群体也没有关系，或是对任何人都适用，而是指，由思想的本质所决定，知识分子的思考不会画地为牢、止于某一个阶层或群体，而往往力图超越所有群体，指向全社会乃至全人类，不管他们实际上身处何种境遇。知识分子要生产的不是一个阶层、群体或集团的思想。他必须按照思想的规律来生产，尽管不可避免地受时代、地位、眼光局限，可能为其中一个群体所认同而得不到其他群体的支持，但著眼点仍然是全社会、全人类。这种超然性具体表现为：第一，它思考的问题是社会各群体普遍关心、超越个别群体和集团而涉及全社会全人类的问题；第二，它解决问题的方案不是只为哪一个阶层或集团，而是力图调和、平衡各方利益。当然，这种调和和平衡不是简单地把各种利益相加之后得出一个平均数。哈耶克强调：“使思想获得生命，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15] 他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应当起的作用。
这种超然性，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开辟了知识社会学领域的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讲到了这种超然性的来源。按照曼海姆的看法，政治应该是整体性的，即把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加以整合。“有效的综合必须立足于一种政治地位，这种地位将构成这种意义上的渐进的发展，即它能保持和利用大量积累起来的文化成果和前一阶段的社会能量。” [16] 什么样的政治利益集团会把著手解决综合问题作为己任？谁将致力于在社会上实现这种综合？曼海姆的回答是：“只能是一个相对不具有阶级性的，没有被太牢固地安排在社会地位上的阶层”。[17] 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就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18] 曼海姆认定，“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的游离的阶层，是“自由漂浮的”、“非依附性的”、以追求普遍的、公正的判断和真理的特殊社会阶层。他们能够摆脱其自身境遇的局限，达到一种非意识形态的近乎全面的认识。曼海姆使用一系列词汇来体现知识分子的这种超然性，如：社会关怀；基于同情的社会良知谋划；用他人的立场来看问题；超然的观察者；超利益冲突的社会同情；客观的阶级性；等等。
研究者考察知识分子问题各有不同的角度，但在超然性这一点上，认识似乎大体一致。如马克斯．韦伯强调知识分子“无社会依附”，是学院化的价值中立社会立场的学术工作者。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社会下立法者到现代性条件下仅仅承担一种社会阐释者的角色的转变过程，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源自于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即这个世界由观念构造并受到观念的统治，屈服于观念的力量。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思想观念性的精神群体”。美国学者李普塞特和巴苏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往往对现体制采取批判态度，是因为他们“从一种自命高明的，以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想观念出发”看问题。还有一种观点，以美国学者古德纳为代表，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新阶级。但这个“新阶级”是“自由主义”，强调自主性，主张将自己置身于经济和政治利益之外。他们拥护集体的或普遍的利益，相信自己代表的是“社会整体”。[19]
我们不妨以黑格尔为例，来稍微深入地分析一下这种超然性。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学说长期被看作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如梅林所说：“黑格尔把国家尊崇为伦理观念的化身，尊崇为绝对合乎理性的东西和绝对的目的本身。因此他认为国家对个人具有无上的权威，而个人的最高义务则是成为国家的一员。这种国家学说极其适合普鲁士官僚的口味，因为它使追究‘煽动者’这样的罪恶行为也蒙上了光彩。”[20] 所以，把黑格尔的学说定位在“统治阶级的学说”，应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个学说中却包含著变革的内容。黑格尔思想的核心是绝对观念，而不是普鲁士国家。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观念是整个世界的创造精神，而历史事件不过是绝对观念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一个不断形成著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里明确表达了这样的含义：普鲁士国家也非一成不变，它同样需要变革，需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后来在黑格尔学说下发展起来的青年黑格尔派，从青年黑格尔派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都沿著这个思路深化了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批判。显然，在黑格尔那里，“绝对观念”是超越普鲁士统治阶级的更高的价值。所以梅林才强调，“黑格尔的哲学绝不是伪善的”，“黑格尔的哲学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王朝之间的联盟只是一种有利害打算的婚姻”。[21] 如果认定黑格尔学说就只是普鲁士统治阶级的思想，其内含的否定只是由不能自圆其说带来的矛盾，那就未免太肤浅了。
超然性意味著超越阶级性。其实，即使是比较强调阶级性的马克思，也是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这种超然性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作用，马克思特别强调，统治阶级往往要把自己的思想描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个阶级中那些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至于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把自己的思想描绘成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有一个理由马克思讲得并不充分，那就是思想规律的要求。因为，一旦有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思想成了一些人的职业，它便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从而突破阶级局限对他们的约束。马克思自己也是这样说的：“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22] 他发现，即使身为贵族也同样如此。“一旦贵族变成文化的载体，它在许多方面便会突破阶级制约的意识的固定性”。而分工更加普遍、更加彻底的资本主义阶段更是毋庸置疑，“直到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文化生活的水准才愈来愈脱离某一特定的阶级”。[23] 当然，马克思使用“编造”这个词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似乎知识分子的思想产品主观上就是有目的地为他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生产的，只是给他们穿上了“普遍性”的外衣而已。事实可能相反，知识分子主观上想为整个社会生产思想（只有这样，他的身分才能得到认可），但客观上由于各种局限（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生产出的正好是统治阶级需要的产品。无论如何，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知识分子思想产品的实际局限性，另一方面，这又不妨碍他看到知识分子思想产品的超然性。放到这样两个维度中来理解为什么知识分子作为劳动者会生产出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什么统治阶级的思想要采用“普遍性的形式”、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生产出和本阶级对抗的无产阶级的理论等问题，才能得到合乎逻辑的回答。
（二）关于知识分子身上应然和实然的矛盾
超然性体现知识分子的“应然”。但是，现实状况却与应然有相当的距离。如前所述，两者之间的矛盾表现在：一方面，思维的逻辑和规律对知识分子有特定的要求（我们不妨称之为行业的要求），否则的话，纵使这个“开放的邀请”的开放度很大，生产不出符合起码要求产品的人也不一定得到接纳；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是存在于现实中的活的个体，能够做到的程度，实际上又会受到相当的限制。既有客观环境的限制，又有自身学识、能力、思维方式等等的限制。
这种应然和实然、独立性和依附性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存在，并经常同时体现在同一个个体身上。正如曼海姆准确描述的那样：知识分子“当然不是悬在没有渗入社会利益的真空之中，相反，它包罗了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利益。”[24] 所以，在实践中，知识分子往往会不自觉地站在对某个群体有利的立场上。当他们的产品出现的时候，人们也会很自然地判定，他们的思想产品对哪个群体、阶层或集团更有利。但是，正是这种对思想产品的群体性审视，促使知识分子和利益集团保持距离。一些人会力图否认关于他们有特殊立场的指责，另一些人则会力图证明，他们之所以站在特定阶级和集团的立场上，是因为该立场不仅仅维护那个阶级或集团，更代表全社会、至少是社会大多数的利益。社会也据此对他们作出评判：如果事实确实如他们所言，那么即使人们对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有保留，他们也仍然被视为知识分子，或者说，他们依然保留著作为知识分子的信用；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他们就要冒失去信用的风险。李普塞特将这种状况概括为知识分子“自身的合法性危机”。
所以，可以这样说：如果知识分子表现出某种阶级偏向，那并非因为知识分子本质如此，而是因为客观上他们难以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或者反过来说，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和其他人一样受时代和历史的制约，而难以超越阶级、真正站到全社会和全人类的立场上。眼界受限于特定的阶级，这就是曼海姆所说的“客观的阶级性”和“相对的阶级性”。知识分子的这种局限性不但不被人们看作正常，相反却历来是人们诟病的对象。萨义德尖锐抨击道：“权势对知识分子的收编和纳入依然有效地将他们消音，而知识分子偏离行规的情形依然屡见不鲜。”[25] 至于列宁所说的知识阶层被收买或被豢养的情况，以及许多作家描写的知识分子被金钱、名利所腐蚀的情况，在历史上显然也都并不少见。
论及知识分子这种局限性、依附性的原因，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涵养、品行和知识结构等起著决定作用之外，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制度都有极大的影响。用马克思的观点讲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研究者揭示了其中的某些规律性。例如，人们发现，在前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比较明显地依附于统治阶级。其中的道理在于，在那个时代，经济不够发达，只有有闲阶级才有从事脑力劳动的时间和财力。这时候的知识分子，确实是由统治阶级养活的，因而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深化，脑力劳动的独立性增强，知识分子职业的独立性随之增强，知识分子的超然性也就有了更多的体现。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身在当时知识分子之列的马克思恩格斯进而还创立了预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学说。
对于知识分子生产的合乎自己口味的思想产品，统治阶级出于需要，往往愿意把它说成是全社会的产品，即努力强调其超然性而掩盖其依附性的一面。对于这种状况，马克思采取了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的态度，屡屡指出知识分子思想产品的倾向性和对特定阶级的依附性。这无疑有助于人们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但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的这种揭露，究竟是要提醒人们注意知识分子及其思想产品的局限性，还是要否认知识分子的超然性？这个问题很重要。对它的回答，涉及对思想产品性质的判断。如果否认知识分子的超然性，那就意味著，他们进行思想生产本身就有很强的政治目的：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欺骗被统治阶级。这样的产品，性质是可疑的，生产该产品的知识分子的身分也是可疑的，把他们归类到某个阶级中完全正确。反过来，如果承认知识分子的超然性，则意味著在承认知识分子思想产品局限性的同时，不应该把他们简单地划归某个阶级。曼海姆对知识分子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把学说的相对性与学说的政治目的分离开来了。在曼海姆看来，马克思在讨论知识的社会功能时指出了知识的相对性：总是受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制约，具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但是，由此来否定知识分子的超然性和他们思想的社会价值与普遍意义却是不对的。
遗憾的是，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知识分子的立足点。它不但影响了对知识分子的判断，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知识分子在中国当下制度中的命运。
注释：
-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3注1。
-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页29。
-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4。
-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页35-36。
-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16-17。
- 转引自[美]布鲁斯．罗宾斯编，《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页17。
- [美]汤玛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页5。
- 转引自[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35。
-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代序（台北：联经出版，2014），页1-70。他在其中谈到了前述帕森斯阐发的“哲学的突破”观点与他对中国文化整体构想的关系。
-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页115。
-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17。
-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26。
- [美]汤玛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页4。
- [美]汤玛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页357、359、366。
-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页157。
-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页157。
- 同上，页157-158。
- 同上，页159。
- 周琪，《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209。
- [德]弗．梅林，《马克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24。
- 同上。
-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页35-36。
-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页159。
- 同上，页160。
- 同上，页22。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