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新冠与中国舆论管控：调查揭示疫情初期审查系统运作内幕

2020年2月7日，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初期，被国际媒体称为武汉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罹患新冠不治病逝。两年过去了，李文亮的名字如今已极少被中国官方公开提及，但在民间，这位被称为“吹哨人”的故事仍是很多人记忆疫情初始时的一个良心标志。

下载：武汉市健康委员会发布

李文亮逝世之初，面对媒体和民间对事件的巨大反应，中国的宣传与审查系统旋即高速启动。官方媒体通过频繁发布内部宣传指令控制舆情和导向。记者依据统计和被披露出来的内部资料查证发现，从李文亮首度收到警方警告到2020年4月8日武汉正式解除封城的101天里，仅央视网就至少先后发布过131条指令；

同期，在中国大陆的主流和自媒体上，难以计数的文章“被消失”。记者发现，至少有16家媒体的44篇报导从他们各自的官方网站被删除；更有人因“惩处门槛降低”因言获罪。

中国宣传审查系统有很强大的管控舆论能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把中国的新闻审查程度列为“非常严重”，属于五种等级中最差一级；“开放网络促进会”也将中国的审查制度标为“普遍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将中国的出版排为最差等级的“不自由”，称“在中国，国家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是通过政党对新闻内容的监控、对记者的法律限制以及对自我审查的经济激励等复杂的组合来实现的”，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网络失踪”案例被披露。

中国政府则长期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拥有控制媒体和互联网内容的合法权利，并认为审查并“不属于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新闻管控与审查是否“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暂且不论，透过有关李文亮事件和武汉疫情初期的内部文宣资料，至少可以在特定时空，得以从一定程度上把中国政府舆论管控机器如何依靠发布导向指令、“消失”和删除文章以及制造因言获罪的“文字狱”等“三板斧”手法清晰地具象化，给外部世界一个更深入了解中国宣传审查系统的机会。

下载：媒体报道删除记录

宣传指令：131道指令控制疫情报导

中国湖北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2019年12月30日因在微信群里向同行发出“肺炎”警告而被中国和国际媒体称为新冠疫情的“吹哨人”。

2020年2月6日晚，李文亮病危，社交媒体上一度传出死讯，顿时在中国刷屏。约一小时后，官方《环球时报》旗下的《生命时报》在微博发布了李文亮去世的消息，《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也在晚间10点陆续表示哀悼。

几乎同时，中共的舆论审查与导向机器也立即开启，先是抛出“仍在抢救”等讯息试图稳定舆情，然后透过一系列内部宣传指令掌控导向。

被披露的内部资料显示，中国的央视网当时内部下达了两条“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去世一事”的宣传指令：

2月7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微博通报了李文亮于凌晨2时58分病逝的消息。同日，央视网内部又下达三条宣传指令：

央视网是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是中国政府直接控制的重要宣传机构之一。2020年8月，有知情者披露了一套多达两千多条的央视网内部宣传指令。据查证，其中仅仅是从2020年1月2日到3月10日有关武汉疫情期间就一共有131条。

在李文亮去世之前，央视网还有一条宣传指令便是专门针对他的。

1月27日，北京青年报发表报导《受训诫的武汉医生：11天后被病人传染住进隔离病房》，在病床上的李文亮匿名接受采访，公布了自己的训诫书，同时也指出了当时疫情被隐瞒的情况。这是第一篇公开谈论疫情被隐瞒的报导，引起全网关注。

次日，央视网内部发出宣传指令：“查删《受训诫的武汉医生：11天后被病人传染住进隔离病房》一文。”

在武汉封城期间，至少有四篇有关李文亮的主流媒体报导被删除，其中两篇为他生前采访。这四篇文章分别是：

除了传统媒体之外，在社交媒体上，有关李文亮的文字审查力度也巨大。

李文亮去世在中国网络引起舆论海啸，一度出现大量纪念文章，但许多都迅速被删除，其中被删除的中国民众热传文章至少有七篇得以查证，分别是：

另外，在李文亮去世的那两天，中国网络上至少流传了八份来自学界或民间的倡议书，也旋即被删除。

在微博上，有网民发起了#我们要言论自由#的话题，表达要求放开信息审查与管控、反对因言获罪的诉求，不久，此微博话题被删除；网民迅速开辟了另一个话题#我们要求言论自由#继续发声，不久又被封杀。

在严厉审查和大量“被消失”的控制下，有关李文亮的多数内容几乎在几天之内，就从中国社交网络上全面消失。

从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在1月1日至23日（武汉宣布封城）之间，央视网先后下达了12道内部宣传指令，要求媒体“防止不实报导引发群众恐慌”，“严禁擅引擅转外媒报导”，“请根据我官方发布消息及表态低调稳妥处理”，“不得关联2003年非典炒作”等等。

在武汉疫情真相揭开之后的1月22日，央视网还曾特别强调：“除上级特批之外，近期不派记者去武汉，涉武汉疫情的报导以当地记者站为主，按程序采访。”

3月10日，《人物》发表三月封面人物《发哨子的人》，采访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2019年12月30日，艾芬收到一份病毒检测报告，用红色圈其“SARS冠状病毒”，并拍下这份报告传给她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武汉的医生圈，其中便包括那八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因此，艾芬称自己不是吹哨子的人，而是“发哨子”的人。为此，艾芬也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在央视网内部宣传指令中，当天出现一条相关指令：涉发哨人，此类报导不上首页，如有请撤下。

下载：央视网指令

网络审查：至少229篇自媒体文章被消失

在武汉封城期间究竟有多少媒体报导“被消失”？

3月23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有young周刊》在微信公众号发出一篇文章《消失的41篇疫情报导》。据这篇文章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有北青深一度、冰点周刊、财经杂志、财新网、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网等18家主流媒体和偶尔治愈等影响较大的自媒体的共计41篇新闻报导（推文）被删除或屏蔽”。

根据《有Young周刊》的统计，2月4日到2月27日这将近一个月时间内，以及3月2日到3月13日这12天中，几乎每天都有新闻报导在互联网上“被抹去”。从“被消失”报导的情感偏向方面看，由于大多涉及政府决策的问题、湖北居民的困难处境、疫情的不容乐观等“负面事实”，所以大部分比较负面。

《有young周刊》的这篇报导也迅速被404，与它所统计的那41篇报导一样，“只能储存在公众的记忆中”。

记者以各媒体官方查询为标准统计发现，在武汉封城期间，至少有16家媒体的44篇报导从他们各自的官方网站“被消失”，有的全网删除，有的则在其他平台的官方账号下有保留。根据主题，这44篇“被消失”的报导大致分为七大类：防疫政策措施问题、医生护士的问题、病患者问题、李文亮、追溯疫情失控问题、问责政府、经济冲击以及复工问题。

为什么这些报导会消失呢？或许从记者获得的不完整央视网内部宣传指令能看出一些端倪。从1月23日到3月10日期间，央视网内部发出119道内部宣传指令，审查的角度大致分为以下七大类：

比如央视网内部指令中有四条专门针对一位“黄姓女子”：

BBC中文2月27日曾报导《新冠疫情：武汉患病者离汉抵京暴露防控漏洞 牵动北京神经》，这名黄姓女子为湖北一家监狱刑满释放人员。2月18日刑满释放，当时已经在发烧，22日到北京，24日确诊。一位发烧的病人，在当时封城情况下，如何一路畅行无阻从武汉到北京呢？这位女子还带出一个敏感问题：监狱感染情况。

2月21日，央视网就下达了有关监狱感染的宣传指令：关于湖北、山东、浙江个别监狱发生新冠肺炎感染一事，严格规范稿源，淡化处理，若报导须以三省和司法部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进行自采报导和评论，不制作误导性、煽动性标题，加强跟帖评论管理，严防关联炒作，及时查删借机攻击我体制机制的有害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黄姓女子”事件暴露了当时防疫工作的很多漏洞和宣传的敏感问题，也因此，针对她的指令比较多。

疫情初期，中国政府的审查系统对自媒体同样实施严厉管控。

1月25日至3月24日武汉封城期间，湖北作家方方一共写了60篇日记，读“方方日记”成为当时很多中国人的必修课。但是，方方的日记并不是每一篇都能幸存下来，大部分被删除，发表日记的微信公众号也不断被封，不断转世。

《方方日记》遭遇的审查并非孤例。

2020年2月5日，武汉封城不久，中国国家网信办指导有关地方网信办，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网站平台及账号，尤其对“散布疫情信息”的账号进行“严肃处理”；同时，微信以“传播恶意谣言”为由，大规模封号，被封号的网民在微博创建了一个“微信封号”的超话，不少网民表示悲伤与愤怒。但到2月5日，“微信封号”超话话题便被删除。

3月1日，中国互联网言论管控新规正式实施。有不少中国网友认为，这是2013年之后最严厉的一次言论控制：当局不仅封杀言论，同时封杀相关微信号主人；不仅封杀中国国内而且封杀海外华人；并且，将网络警察建到县一级，各大网站必须对网警开放。

随着审查的升级，曾经在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有关武汉疫情的帖子也迅速消失。在武汉封城期间，到底有多少自媒体文章和帖子被删除？这几乎是不可能统计到的数字。

在Github项目《2020新冠肺炎记忆：传媒报导与非虚构写作》和中国数字时代统计基础之上，记者经过数月整理，大致整理出229篇被删除的自媒体文章，但这或许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有许多当时被立即删除的文章没有办法统计到。此外，有些当时被删除的文章，此后会被其他平台转载，便不在此之列。比如《方方日记》60篇，只有11篇还留在原发的公号“二湘的十维空间”，“二湘的十一维空间”等，但后来财新网站刊登了所有日记，所以没有统计在内。

与主流媒体的报导相比，自媒体文章更为灵活、也更深入到各个社会层面；同时也更加犀利、大胆触及疫情中的各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自媒体文章“消失”得也更多、更快，几乎每一天都有文章被删除，敏感的日子里，多到七八篇热传文章“消失”。

一些有医学背景的企业的自媒体平台如丁香园、偶尔治愈、八点健闻在武汉疫情报导中特别突出，也遭到更为严格的审查。

在当下中国人的阅读中，微信公众号是最重要的平台，这也是审查最为严格的地方。从发表平台统计数字细看，229篇被删除的文章有大约百分之八十来自于微信公众平台。

下载：自媒体文章删除记录

因言获罪：638起“文字狱”

武汉疫情之初，对李文亮最为著名的处罚还有警方给他的“训诫令”。2019年12月30日下午，李文亮在其微信同学群中发布了有关疫情的消息。2020年1月3日，辖区派出所因他“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向他提出警示和训诫。

据有关人士的不完全统计，此后一直到武汉解封，中国各地至少有638起已查证的因疫情言论而受惩处的案例，李文亮的训诫书仅是一个开始。

2020年4月4日，中国的清明节，也是中国政府指定的新冠逝者国家哀悼日。一位微博账号名为“玛丽莲梦六”网友，在微博上写了一首诗《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瞬间获得二十多万的转发，成为武汉疫情期间传播最广的文学作品之一。作者当天便被请去喝茶。2020年12月7日，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显示：这位名为张文芳的女孩在4月7日先是被行政拘留10天， 4月17日再被刑事拘留 ，4月29日被逮捕。2020年12月被判刑半年。

注意到“玛丽莲梦六”被判刑的是推特账号“中国近年文字狱盘点”的推主，他匿名接受了记者采访。这位推主介绍说，他从2019年中国国庆时候开始注册推特账号，盘点中国当下的文字狱事件，“因为那个时候，我发现因言获罪的人特别多，比如说有山东有一个人说了一句‘祖国没有养你，你妈养的你’，就被拘留了。”

于是，他开始在网络上收集因言获罪的案例。截止到2021年11月28日为止，他总共收集大约2174起，有关新冠疫情的有696起，其中638起发生在武汉封城期间（即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前）。从最早的吹哨人李文亮，到失踪的公民记者陈秋实、李泽华、方斌，再到全国各县市的网民，或是因为一条短信、或是一个朋友圈，或是一则小视频，便受到处罚，训诫、罚款、或拘留等等。在武汉封城起初几天里搜集到的案例每天就多达几十起；1月25日武汉封城第三天，一天便收集到109条。

“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的推主说，武汉封城期间案例“明显增多，且门槛非常低”，封城造成的恐慌情绪蔓延是一个原因，因为显然当局“想要阻断这种恐慌情绪的传播”，“许多人只是像李文亮那样说了一下自己所听到看到的情况，便被处罚。”

这位推主介绍，他选择的标准不单是中国各地公安局发布的蓝色警务报导，还包括来自正式的媒体报导，“若是网民自己提供信息或是自媒体消息，需要附带有相关法律文书或证据才会采纳的。”

从638起“文字狱”发表平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微信群的比例最大，占了61.3%，微信朋友圈是占了9.7%，无法确认的微信发言占了2.4%，此外还有至少两起是微信私聊受到惩处的，加起来，因为微信平台发言获罪的至少占了73.4%。

作为当下中国最活跃的社交平台，微信似乎也成了最危险的社交平台。

“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的推主说：“现在武汉封城期间的文字狱案件实际上还在源源不断发现……截止到2021年11月27日收集到638起，这只是一个很小部分。”

实际上，“玛丽莲梦六”案例是通过2020年12月7日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的《张文芳寻衅滋事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才知道她当时便被拘留随即逮捕。因为统计以判决日期为准，因此，“玛丽莲梦六”一案并没有收录在武汉封城期间638起事件中。同样，2020年5月被捕12月判刑的张展也不在其列。

2020年2月4日，中国公安部召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第三次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强调疫情期间“要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

下载：文字狱

舆论管控仍在进行中

“吹哨人”李文亮去世整整两年，新冠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的舆论管控、审查仍在继续。

有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内部宣传指令、删除文章和因言获罪其实只是中国政府针对管控国内舆论的主要手段，而对外则还有封锁讯息，封锁网路，散发虚假讯息，误导讯息，并利用制裁等施加威胁等多种手段。

包括美国独立于政府或任何党派的“对外关系理事会”（又译外交关系协会）以及很多其他独立机构就有专门网页历数中国政府对内对外舆论控制方法。

中国政府操纵和控制舆论的方式方法也日益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政府与立法机构研究与关注的议题之一。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欧盟一些国家的立法机构都已经通过了不同名称法案，旨在对中国政府透过制裁和经济压力等手段试图影响国际舆论的行为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