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普京的核威胁提醒西方国家:为消除专制政权的危险,值得打破自我设限,并支付更多代价

(三) 现在就是促进中国政治转型的最后良机

先说二个观察结论:

一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中国内部很难推进政治改革。经济快速发展的绩效提供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社会各界有获得感,要求改革意愿也不强烈;中国当局政改的压力不大,利益集团能够用利益收买人心,并有财力支撑高压维稳体制,因此拒绝政治改革一一这就是过去三十年在中国发生的实际状况。

二是如果中国社会经济严重恶化,社会动荡饿殍遍野时,很难有良性的政治改革一一那时民粹与极权结合的概率更大一一宪政民主的建立与正常运行,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如委内瑞拉,有初级的民主,但无法建立稳固的宪政,利益极度分化与物质匮乏,使各阶层都处于你死我活的极端状态。许多拉美国家与其相似。中国谚语:穷思近,富思远,饿殍遍野时民众对面包的需求大于自由民主,社会动荡时民众更依赖强人政治与统制经济。那时即使有执政者更替,也可能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换一个专制者而已。曾经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的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一直以来中共讳疾忌医逃避政改,如蔡霞教授归纳的“中共日子好过了不想搞民主;日子难过了,不敢搞民主”。但习的瞎折腾让许多中共党内人士也觉悟到了宪政的重要性。此时,中国内部有识之士的倒习努力,与国际社会对习共的压力,对推进中国政治改革都极为重要。

习九年多的倒行逆施重创中国经济。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停滞,消费极度萎靡,私人投资萎缩,只有政府的低效投资支撑虚假的GDP增长,中国经济主要依赖西方国家为主的外需支撑。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积累的经济成果,仍可支撑中国社会在高压维稳状态运行一段时间。对争取自由民主的中国仁人志士来说,现在是“六四”之后处境最险恶艰难的时候,习近平极左顽固派裹挟巨大的专制利维坦,作垂死挣扎,正穷凶极恶。

现在也是中国争取良性政治改革的最后时机。习近平的倒行逆施,让中国的官、学商及社会各界都利益受损,让多数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需要用制度来巩固,否则无法避免随时出现一个左撇子开倒车的领导人,把中国又带回政治高压加经济贫穷落后的极权社会。如前总理温家宝所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小步渐进,但必须坚决推进,绝不能停止,更不能倒退。换掉习近平,正视中国人权问题;落实个人住房归私人永久所有,逐步落实农村土地私有;放开互联网管制,停止封号删贴,保障言论自由;承诺基层民主选举政改路线图;释放良心犯;是基本要求。

二战后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东亚国家民主转型尤为成功,但无一不是在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推动下前行的。历史证明东亚文明容易接纳西方文明,可在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成功实现社会有序宪政转型。日本、台湾、韩国经验都可参照。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造就了较为庞大的私有企业家阶层,有了相当规模的私有财产,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观念进步,基督教的广泛传播等因素,这些是中国社会重建的有利因素。

中共在邓时代沿袭中国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遴选社会青年精英进入官僚队伍,已自然淘汰了草莽一代的官员,基本建立了一支类似新加坡的公务员队伍,区别只是中国缺乏对公权力自下而上的监督。因此中国转型只需逐步改变官员的授权来源,去皇权(弃习),增加民权,限制官权,中国有可能在现有体系下逐步实现二战后日本与台湾式的社会良性转型。制度改革既是无数民众抗争的结果,也是资本用脚投票对公权力的影响、学人的呼吁、官员的顺水推舟,国际社会推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不认为当今中国唯有以革命推翻当局这一种途径。实现愿景的现实可行性、更少的社会转型成本、以人为本,是社会宪政转型中需要被优先考虑的。把时间纬度拉长,改革是一个量的积累以达至宪政民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革命。暴力从未在中国成功打出一个宪政民主政体,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其实是士绅、新军与皇室妥协的产物。孙派革命党宣传反清有功,但对宪政建设成事不足,“二次革命”及后来的联俄容共败事有余。当前的中国一些“革命派”则连宣传反清也畏缩不前,只会在改革派背后指责批评以彰显自己的一贯正确。2020年的美国大选曾撕裂了中国自由派,但宪政民主基础上才有左右、保守与进步观念的容身之地。宪政是各方的共识。

俄侵乌事件让西方国家更加认识到专制政权的危险,专制政体缺乏制约,一个独裁者就可毁掉一个国家,并危害全世界。中俄两个大国因其体量巨大而且拥核,其内部的良性宪政转型,对世界意义尤为重大。普京与习近平是俄侵乌战争的共犯,也都受到其国内的普遍反对,但中俄专制者因其无道德底线,内部无有效的力量制衡,其控制的国家机器特别巨大,因而中俄争取宪政民主的反抗者尤其艰难。国际社会需要帮助中俄两国的内部理性民主力量,驯服这两头专制巨兽,这是代价最低的实现和平的方式。美国应摒弃对台湾等的政策模糊,明确如中共以武力犯台海、东海、南海及中国周边国家时,西方国家团结一致,迅速以整体战,解除中共政权。促使中共换习,有望改变中共的“斗争”狂躁症,避免中国成为下一个俄罗斯,避免战争。

目前西方国家应该大量接纳中国精英移民,削弱专制政体的统治基础,并帮助建立环中国防共阵营。中共曾输出革命,给东南亚等国家带来巨大风险,现在中共又对外扩张,支持缅甸军政府政变,又给周边国家带来现实风险。西方国家需要帮助重新建立抵御中国专制政权扩张的地缘政治防线。

我们可以设想,宪政转型后的中国大陆,是大号的台湾,与民主国家互为资本、工农业产品、劳动力的市场。转型后的中国对世界是一只温厚的大象,不会主动攻击他人,自身的体量又大到无人敢冒犯,那时的中国将可能撤除在台海的一切军事存在,军费可降至目前的20%以下。

还可以再进一步设想,如果中国能在俄罗斯之前完成政治良性转型,那时的中国或许还可申请加入北约,完成对俄罗斯的围堵与改造。此后或许北约也将完成历史使命,人类就有可能将终结大规模战争的历史,开启人类和平竞赛、合作发展的新纪元。

为此西方国家需要在当前强化冷战意识,不怕发生热战,不做驼鸟,不再绥靖,突破自我设限,采取主动积极的手段改变专制国家内政,消除全球对民主国家的威胁因素,实现永久和平。

(四)俄罗斯的未来:弃核、引进移民

普京已经70岁,发动俄侵乌战争已把他永久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他已既没有未来,也失去了现在,被俄罗斯国民赶下台是他很快就要面临的结局。他如疯狂到想拉俄罗斯国民与他一起毁灭,估计也做不到,他的那套新欧亚主义没有什么新意,无非是腐臭的大俄罗斯主义借尸还魂,还远达不到当年的欧亚主义被一些俄罗斯精英所信从的程度。信息化时代只靠虚幻的精神已很难凝聚信众,而靠利益维系的服从,更无法达到为其献身的忠诚。因此独裁者如果敢启动同归于尽的核攻击或不自量力的战争,被其下属干掉的可能性,更大于被对手干掉。这也适用于中共领导人,谁敢贸然下令军事攻台,大概率会被内部干掉。

侵乌战争后的俄罗斯,将面临经济衰败,并被文明世界疏远,精英大量出走,继续深陷“资源的陷阱”,动荡内耗将导致这个国家长期成为世界的边缘。

我说过:“西方国家可能会在俄侵乌停止后,取消已经出台的针对俄方的新的制裁措施。但西方国家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措施有长期效应,此外跨国企业的抵制,国际资本对投资俄国的顾虑,负面效应将长期难以消除。俄国经济将陷入长期的困境,更多俄罗斯精英会离开那片苦寒之地,剩下的人进一步在贫穷匮乏与酒精中沉沦。俄罗斯许多人至今仍陷于游牧农耕时代零和游戏的帝国思维,与从工业革命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合作共赢思维格格不入,俄罗斯将继续困于资源的陷阱一一客观上地广人稀带来的资源优势,与天寒地冻物流成本高难以发展轻工业的劣势,将使得俄罗斯经济长期无法转型,于是叶利钦于1990年提出的“非军事化、非布尔什维克化、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四大目标,将缺乏繁荣的私有经济为之支撑,其经济与政治都难以摆脱寡头统治,俄罗斯将长期被西方社会嫌弃,更无法被东方社会接纳。”

俄罗斯的未来,在于:

1.接受西方国家改造,弃核,先实现叶利钦于1990年提出的“非军事化、非布尔什维克化、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四大目标中的前二项。随着西方国家的军事防御技术发展,俄罗斯的核弹头将无法射出国境,不弃核也终将成为一堆烧钱的垃圾,反可能招致其他有核国家先发制人的攻击,自取灭亡。主动弃核或则能够换取西方国家的支持帮助。当然为此西方国家要舍得下大本钱,以至少十倍于当年马歇尔计划的力度,大棒加胡萝卜,促俄弃核、转型。

2.引进大量他国投资与人口,尤其是引进大量他国善于经营的创业者,实现叶利钦计划的后二项一一私有化与经济自由化一一如没有他国的经营者与大量国际资本,闭关自守,俄罗斯民族在几代人时间也无法实现这二项目标。但这二项,对俄罗斯民族是脱胎换骨的改变,能不能实现,只能靠天意了。

某种程度上,第2种方案也适合乌克兰。抗俄战争显示出这是个伟大的国家,其英勇的人民值得高度尊敬。乌克兰民众有哥萨克战士遗风。帮助乌克兰发展市场经济,是欧盟与北约的安全与经济利益所在,其他善于企业经营与劳动创造的国家与人民,都应该可以在乌克兰战后重建中找到施展的空间。

俄罗斯的情形与中国不同。中共政权从未有能力包揽中国全民的就业与生活,毛时代从农村的农民自留地,到城里的街道工厂、企业自办“三产”、回城知青自谋职业等,歪打正着地使中国民众仍保留了一定的自主谋生空间,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中国发展出庞大的私有经济,产生了一个数亿人口的财富创造阶层,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部分官员利用掌握的公权力参与这个阶层的财富创造(当然也有不少敲诈勒索的寻租行径),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利益均沾,因此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在较深厚的土壤,习近平回归公有制的倒行逆施很难继续下去。

俄罗斯继承苏联无所不包的公有体制,1990年代初的俄罗斯休克疗法可以迅速均分国企资产,俄罗斯社会却无法迅速培养出大批有能力运营财富用于投资创业的企业经营者,于是休克疗法的结果是,完全没有经营意识的民众将企业股份资本以极廉价的方式变成消费资金,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只产生了少数经济寡头。寡头经济摧生了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扼杀经济自由,于是许多聪明的俄罗斯大脑只能离开俄罗斯才能找到用武之地。

即使普京下台,俄罗斯社会要产生一个庞大的创业阶层,仍然难乎其难。没有庞大的创业阶层,俄罗斯仍无法挣脱“资源的陷阱”。虽然俄罗斯已有初步的民主,但俄罗斯民族的自负与封闭,使其很难接受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共同发展。也许只有时间与未来高科技带来的与现在全然不同的新机会,才能让那片广袤寒冷的土地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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