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这个专业在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外的人眼中往往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污名化的。一方面,中国国民的政治参与度低,这或许来源于教育中对公民社会的政治讨论的培养不重视,另一方面,中国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的空间有限,这两点让国民不会也不敢发表观点。现实情况是年轻人往往会表达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她们也往往不会再深一步思考为什么自己会不感兴趣,以及自己应不应该这样不感兴趣。他/她们的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或许是因为中国的社会议题难以在一党制的状态下得到更多元地展现,以及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提倡的对政府全面支持、全面歌颂的行为模式等。在这样一种从孩童时期就被父母、老师和社会教育“不要乱说话”,“说错话就会受到惩罚”以及要对政治精英和领导人进行仰视的心理压力下,政治科学变成了不被世人所理解的学科,甚至变成了言论的“禁地”。这导致了中国国民难以理解政治科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导致了他/她们对历史上政治学思想发展的辉煌收获的忽视。

如果我要向非专业人士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政治科学,那么我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如果从研究方法来区分,那么政治科学可以分为政治思想和理论、(全球)政治历史、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公共政策和全球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和区域政治研究等。可以从它们的名字看出来,政治思想和理论是研究古典、近代和现代的政治理论家和他/她们的思想的发展变迁,政治历史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关注于政治元素的一个面向,比较政治学关注于对比各国家内部的制度和人的行为模式,其中有些分支研究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年轻”民主国家以及一些不同类型的专政或独裁国家。国际政治学研究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等。以我的领域比较政治学为例,它的一些主要近代和当代研究包括“民主质量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党派竞争和社会矛盾的联系“、”国家、党派和内战的起源“以及”公民文化、社会资本、和价值观的变化“等。可以看出来,一些分支比较注重于国家和区域内部,比如区域研究,一些分支比较关注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比如国际关系,而一些比较注重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异和相似性,比如比较政治学。虽然这些分支之间的研究往往都紧密相连,而且它们都和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相互依赖,但它们提出研究问题的角度还是有差异的。除此之外,一些分支比较关注于实然的问题,比如说比较政治学,而另一些则比较专注于应然的问题,比如说公共政策研究。如果从研究主题来区分,那么政治科学包含了和我们的世界相关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政党、投票、政治参与、集体行动、种族冲突、内战、民主化、现代化、宪法和法律、腐败、国际组织和国际冲突等。可以看出来,比较政治学相对关注于政党、选举、集体行动和现代化等,国际关系则相对关注于国际组织、战争和冲突等。除此之外,在这些主题之上政治科学家也尝试去结合论述古希腊以来或许有些抽象的政治概念,比如民主、平等、正义、自由、权利、义务、主权、民族国家、殖民、帝国主义、社会契约、功利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政治学和经济学一样,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都林林总总的学科,它和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神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学等交织在一起。

接下来,我可以列举一些非专业人士对政治科学的一些常见的误解。第一,他/她们认为政治学是一个“纯文科”。首先,当今的比较政治学建立在严谨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比如说观测研究和实验研究),强调数据收集和分析,强调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机器学习,已经和经济学的一些实证研究一样建立了研究方法的共识和标准化的手法。其次,当今的政治思想理论、哲学以及国际关系的研究利用了严谨的数理分析,都借助了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等逻辑和数学模型(比如说老生常谈的Condorcet winner, Median Voter Theorem,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Selectorate Theory, Tipping Model)。因此,虽然对于一些年代久远的情况和极端的事件只能采取一些小样本调查,虽然政治思想和理论研究还在做着有意义的古典文本解读,把政治科学等同于“纯文科”也是不客观的,这种自大的想法直接忽视了当代的政治科学专业的学生对于统计学、数学和编程等学习的付出。毕竟,现代政治科学的重点在于如何有说服力地、准确地定义和测量一些看似模糊的政治概念和变量以及如何建模和求证各种社会关系。

第二,他/她们认为学习政治学是想要当官或者想要成为外交家、社会活动家。这回到了实然和应然的问题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了解政治学的问题。首先,我们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约翰·穆勒的《论自由》、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的《联邦党人文集》、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等著作是为了了解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是如何影响了历史现实,又是如何被社会现实所建构。其他在政治思想领域有影响的哲学和社会学人物还有奥古斯丁、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边沁、沃斯通克拉夫特、黑格尔、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胡塞尔、韦伯、海德格尔、萨特、阿伦特等,显然,政治学处于哲学的探讨“人何以为人、神何以为神、社会何以为社会、意识如何被解读、世界如何被观察和体验”等问题的发展的洪流里,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也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我们对这些经典进行阅读,是为了接近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的智慧,走出柏拉图”洞穴隐喻“中的”洞穴“,体悟卢梭的”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不成为约翰·穆勒口中的”快乐的猪“,感受维特根斯坦的”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即使是有些政治学家会当官,也会成为社会活动家,但学习政治学首先不是改变现实,而是为了了解过去和现在,为了既能够站在更宽阔的人类视角上考虑问题,也能对弱势和少数群体怀有同理之心。因此,好的政治学者,即使是实证研究者或许也应该对于政治学经典文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因为只有这样,他/她们才能够不“狂妄自大”,更深刻地理解自己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学家意味着什么,以及理解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是融合的、同步的。正是这些学科让我们懂得思想实验和观测检验的意义。

第三,他/她们认为学习西方政治学是“反华”的。社会科学的学习是让我们意识到和尝试解读大千世界的不同,尊重人存在的多样性,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爱不一定是爱,“爱国”这个词的定义和解读权也不应该被一个群体所彻底垄断。中国的体制和历史都具有特殊性,中国的研究者对于这种特殊性进行合理化是政客和研究者的自由,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应该被大众认识到的,而不应该是被回避的,因为这种回避会导致人的无知。一个体制好不好是一回事,这个体制是否有特殊性是另一回事,绕开特殊性去谈好坏是不现实也是不负责任的。再者,中国人容易把体制、政府和党派混为一谈,任何批评意见都有可能被扣上“反华”的帽子。再比如,一些人抨击女性主义却从未阅读过任何沃斯通克拉夫特、波伏娃和苏珊·奥金等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女性学者的著作。毕竟,抨击和反对的前提应当是对对象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环境的足够了解。国家应该对民众进行一些最基础的比较政治学的教育,包括世界现实中不同的政府体制(presidential, parliamentary, semi-presidential)、投票系统(majoritarian, proportional, mixed)、政府形式(majority, minority, single, coalition)、立法机构(bicameral, unicameral)、司法独立、央行独立和区域管理(unitary, federal)的特点等。就算不阅读关于这些内容的跨国和跨时间的大量现代研究,这些基础的定义性的知识也是国民理解世界的关键途径。只有进行这样的政治教育,民众才不会再用“国外”代表所有其他国家,而可以开始了解到世界的差异和中国的特殊性,开始对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进行更合理的思考,毕竟思考和观点应该建立在充分的信息了解上。因此,为了对自己体制的维护和巩固,而预防民众去接触与其他体制相关的知识,在中学教育中弱化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等伟大思想家对于民主的论述等做法是值得怀疑的。中国民众以美国的总统制民主代表了所有的民主形式以及他/她们对欧洲各国情况的知之甚少(甚至抗拒了解)是令人遗憾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民众,尤其是青年对于政治科学更客观的理解应该开始于对于政治学经典文献和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了解,只有他/她们能够暂时放下偏见,怀着一颗更加开放的同理心去看待中国的特殊性和世界的不同,他/她们才有机会审视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社群、国家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这不在于多么聪慧的头脑,也不在于多么敏锐的观察,而在于他/她们受到民粹主义的裹挟前的一份主动的克制。在他/她们对“西方民主”进行批判,对“中国特色民主”进行维护时,文化相对论并不是一个强力的工具。不论是民众还是研究者都不应该躲在文化相对论的保护下,带着有色眼镜看外部世界,不应该一票否决千百年来西方哲学家对于民主、共和和三权分立等思想成果。只有基于对“西方民主”不同体制和系统的了解,我们才能够开始分析和评判它们的利弊,才能够讨论它们的现实意义,毕竟社会科学之所谓科学,在于它的国际标准,在于它的标准框架。政治学的讨论不是出租车和烧烤摊上的闲聊,政治学的学习不是新闻稿和杂文的阅读,不是凑热闹,也不是“摇头晃脑”、“信口拈来”的臆测,而是更审慎的经典文献阅读和对于证据的批判性思考。作为政治科学的研究者,我们不仅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应该有勇气去检验前人的模型和假说在当代的环境下、在一些往往被忽略掉的社会中是否还经得住考验。政治科学的研究者也应该通过数学和统计的方法去规避案例随机选择、控制变量忽略、因果和相关混淆、因果颠倒等常见疏忽。明确的问题和假说的提出让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了”证伪“的可能,统一的统计和数学语言则让政治研究具有了“同行互查”的便利,这两者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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