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合：左翼的分裂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阿隆在1952-1954年期间撰写大量时政评论文章基础上完成的一次理论突破，原来构想它是作为一本评论文集的导论，但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磅礴的思情便喷涌而出，成为一部向共产主义和左翼的思想联盟宣战的独立著作。阿隆认为，这部著作表明了左右两大集团的竞技状态：“自命为左派的人对我大张挞伐；自认为右派的人则赞成对‘名人要士’进行论战。”6著名的《快报》周刊试图在两大集团中采取超脱态度，在充分肯定阿隆这部新著的“现实意义、某些分析的精彩独到和作者的个性”的同时，强调该书对“左派的神话”的批评并没有说清楚“左派”的定义。这在阿隆看来有点可笑，因为自命为左派的不同群体之间从未有过深刻的统一性，一代又一代左派的口号和纲领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当人们把斯大林和共产党都视为左派时，要对左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就变得非常困难。按照阿隆在书中陈述的标准，法西斯主义是伪右派，斯大林主义是伪左派，它们都不能和真正的右派与左派相提并论。所以，《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思想锋芒主要针对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分子”，“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7很显然，这些人就是以萨特为代表的党的同路人，他们构成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要力量。阿隆针对这个思想群体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8]
1952年，加缪发表了《反抗者》一书，阐述了反抗“国家恐怖主义”和“非理性恐怖”的基本立场，揭示出20世纪的极权神权政治的实质就是国家恐怖，革命也不再是解放、正义以及精神跃进，而是“自由的死亡，暴力的统治和精神的奴役”。11在揭露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本质时，加缪表现出来的理论勇气和彻底性丝毫也不弱于阿隆，他在书中写道：
“把法西斯主义的宗旨与俄国共产主义的宗旨等量齐观是不正确。前者表现为由刽子手自己颂扬刽子手；后者更悲情，由受害者颂扬刽子手。前者从未梦想过解放全人类，只想解放一部分人去制服另一部分人；后者，在其最深刻的东西，旨在解放全人类的同时临时性控制所有人。我们不得不承认后者的伟大意图。”[12]
加缪的《反抗者》无异于就是对萨特的反抗，是对支持激进思潮的革命神话发起的直接攻势，也是对法国主流的左翼思潮的一个严重挑衅，因此才会引起萨特的极度愤怒，并促使他迅速作出了与加缪绝交的决定。在致后者的信中，萨特用几近羞辱的语言指责了加缪的自负、脆弱、阴郁、浮夸、轻佻和妄自尊大，以及用教训的口气批评加缪在抵制共产主义的同时没有提供一个替代选择，却完全回避就加缪提出的那些理论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他最后是以空前的傲慢拒绝再回应加缪的任何质疑，试图以“沉默能使这场争执淡出人们的记忆”。13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评述了发生在萨特与加缪之间的这场“著名的争论”，他认为争论双方共享着同一种价值观念，两人都是人道主义者，都希望减轻人们的苦难、解放被压迫者，所以，“在本质上，加缪同样属于思想正统的左派。”14两人之所以发生重大分歧，就在于他们尽管都认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均存在着罪恶，“但加缪希望揭露两大阵营各自的罪恶，而萨特却希望，在不否认东方阵营的现实的情况下，只揭露西方阵营的罪恶。”15在加缪和萨特基于同样的左翼立场却发生的不可调和的争论中，阿隆认为“加缪的思想虽然不算独树一帜，却是有道理的。”16他赞同加缪提出了一些使萨特难以答复的关键性问题，比如，能否从“必然性”和“历史的目的”这类说法为“夺取政权、集体化、恐怖统治以及以革命的名义建立的极权国家”提供辩护？萨特是以“历史有意义吗”这类反问和“历史没有目的”这类断语来回应加缪的问题，这样的回答在阿隆看来，显然“不太符合诚实谈论的规则”。在萨特试图回避的地方，阿隆打入了一个楔子——他说出了加缪没有说出的话：
“没有人会怀疑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赋予‘历史’一种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确定普遍的价值观念或者无法理解整体，那么又如何选择这一意义呢？任何决定，如果它没有参照永恒的规范与历史整体性的话，它就只能是随意的，同时它还会造成人与人或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战争。而且，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仍无法在交战双方之间作出决断。”[17]
在和萨特的争论中，加缪与萨特共享的左翼价值观限制了他的理论视野，包括他们在感情上的某种联系也让他的理论行动显得有点顾此失彼，这也就是阿隆所说的“萨特对最新问题的看法与加缪的相关看法并不一定是互相冲突”。[18] 或者如托尼·朱特所说：“加缪矛头的真正所指当然不是左翼，而是政治极端主义本身。”[19] 因此，当加缪的《反叛者》一书公开问世后，左翼对他的批评让他伤心透顶，尤其是萨特断情绝义的批判几乎是毁灭性的——迫使他从此退出公共生活，远遁北非；而来自于右翼对《反叛者》的高度评价却并不能让加缪感到欣慰，因为他并未从左翼阵营中出走，他只是试图把共产主义从左翼联盟中清除出去。惟独对于来自阿隆的批评，加缪表示理解，因为阿隆正确地解读了他的著作的核心思想：“斯大林式的革命事实上背叛了打抱不平的精神。他们深信自己顺应了历史规律，是为了一个既是不可抗拒又是有益的目的而工作的。因此，他们问心无愧地成为刽子手和专制暴君。”[20] 所以，他们两人很快达成了默契，共同选择诉诸真理而不是坚持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加缪说过这样的话：“倘若最后我觉得真理在右派一边，我便会转投那边。”[21] 这种只服从真理的思想品格最终会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加缪曾被誉为是“一个卑琐至极的时代最高尚的见证人”，他在左翼普遍迷失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幻觉中始终保持着理性的清醒，在无数人久久迷途难返的地方找准了前进的方向，他和阿隆最终走向和解称得上是法国左右两翼建构共识的一个典范。
在加缪反抗萨特之后，萨特的另一个亲密战友梅洛-庞蒂也加入到反抗者的行列。按照维诺克的说法：“最后的分裂，也是最严重的、最深刻的分裂，先是隐蔽的，既而是公开的，那就是梅洛-庞蒂与萨特的决裂。”[22] 1955年，在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问世当年，梅洛-庞蒂出版了《辩证法的历险》这部特殊的哲学专著。和加缪《反抗者》的随笔性质不同的是，梅洛-庞蒂试图在这部著作中体现出一种理论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既表现为一种深邃的哲学批判，从“知性的危机”中阐述知性的客观性与道德悲情二元论之间的深刻矛盾，揭示出历史作为暴力的天然场所是如何通过一种尚未预先规定其规律的历史而成为这一规律；同时也抛弃了加缪在批评萨特时所带着的温情脉脉的面具，公开将萨特的名字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在一起。梅洛-庞蒂“反抗”的意义在于，他是对自己发表于1947年的《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的自我清算，该书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所作的辩护在《辩证法的历险》中被基本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判断：
“苏维埃社会完全远离了列宁所确定的革命标准，连有效妥协的标准这种观念也已经被抛弃了，其结果是，辩证法面临着重新回到对立面的简单同一”；
“一种完全自愿的共产主义看起来完全建立在领袖意识基础之上，因而是黑格尔式的国家的复兴，而不是国家的消亡”；
“苏联不是无产阶级政权”；
“无产阶级在其中什么都不是的历史不是一种人类的历史”；
“没有无产阶级会来扮演马克思主义为它指定的统治阶级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乌托邦”；
“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就是历史哲学的失败”。[23]
这些否定性判断是在批判萨特的共产主义观后得出的，萨特的问题在于，他理解的共产主义政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为之辩护，与现实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几乎完全是对立的，这证明了他从辩证法的角度为共产主义提供的辩护是失败的。梅洛-庞蒂精辟地指出：
“辩证法的毁灭在萨特那里公开地、在共产主义者那里隐蔽地完成了。共产主义者们建立在历史进程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基础上的一些相同的决定，萨特把它们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非存在的基础上，建立在从虚无出发把无产阶级创造为历史主体的决定的基础上。”[24]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梅洛-庞蒂确认萨特的“介入”始终是向着恶并将他们共同引向了“最初的陷阱”——根据共产主义对一种希望的承诺（乌托邦）或者威胁（历史的惩罚），来描绘一幅共产主义千年盛世的蓝图，进而对作为共产主义现实阶段的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历史性辩护。梅洛-庞蒂决心从这个陷阱中走出来，他不再相信在人类目前的知识状态中会有一种理论分析能够提供一种绝对真理，而是选择相信把一种作为政治的革命确立在道德之上只能是更不道德。为此，梅洛-庞蒂主张坚持一种“非共产主义的立场”，强调这是认识苏联最起码的前提，也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现代批判的条件，认为“这种意识的觉醒以及它所要求的行动，乃是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派的任务”。[25] 这无异于是正式向萨特宣布：告别共产主义并行使对它批判的权利。
加缪和梅洛-庞蒂先后与萨特分道扬镳，无疑是法国左翼阵营的一次重大分裂，至少使萨特如日中天的思想光芒暗淡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导致颠覆性的后果。萨特根本没有回应梅洛-庞蒂的挑战，他后来只是惋惜在他们之间这场持续很久却并不成熟的友谊突然消失了，由此在心上留下了一个永远流血的伤口。波伏娃则是以轻蔑的口吻谴责梅洛-庞蒂用右派《震旦报》提供的论据制造了一个“假萨特”，从而站在了资产阶级一边，她重申了“左翼知识分子应当跟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他们两人之所以无视来自加缪和梅洛-庞蒂的批评，是因为这些批评更像是左翼家庭内部的一次争吵，和左右之争有性质上的区别。雷蒙·阿隆认为：“在《人道主义与恐怖》和《辩证法的历险》两部著作之间，梅洛-庞蒂跨越了一个很大的距离，但是并没有到赞同我的地步，不过他同我的观点已经很接近了。”[26] 两人的认识差距在于，梅洛-庞蒂对他以往观点的修正仅限于“从向往苏联的偏见转变到非共产主义的立场”，试图用“完全中立”的态度，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同时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这对于阿隆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批判性审视的不仅是作为“世俗的宗教”的共产主义，而且是整个左翼意识形态的历史合法性，他要挑战的是“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这三头不可侵犯的“圣牛”，也就是要揭穿三大政治神话：“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因此，阿隆和萨特各自都很清楚，只有他们两个才是真正决定左右两大思想阵营谁胜谁负的理论对手。
《知识分子的鸦片》在法国战后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和思想体系的整体性批判，是对“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和“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的深刻反思。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良心、一个国家的大脑，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如果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整体性思考发生了重大偏差，且缺失纠错机制的话，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在阿隆撰写这部著作之前，左翼因为掌握着时代的政治正确的话语权而几乎是不可挑战的，“左派的神话”基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话语，始终对法国的政治演变有着深刻影响。阿隆分析了左翼在法国根深蒂固并且源远流长的社会原因，从大革命时期反对王权的专断、特权制度或行会组织的“旧左派”，到第三共和国结束之后宣称生产工具是公共财产、经济生活应当由国家来组织的“新左派”，显示出左翼传统在指导思想和追求目标上的某种一致性，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无产阶级”概念并赋予其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则进一步“保证了新旧左派之间的连续性，又表明他们之间的决裂”。[27] 因此，阿隆否认一成不变的、贯穿不同历史阶段的、受同样的价值观点鼓舞的、为同样的愿望而团结在一起的左派，从意识形态上看，左派从来不是清一色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左派是1.0版，第二共和国至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左派是2.0版，到了战后的萨特时代，左派是3.0版。以萨特为首的左翼运动不仅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以来左翼的政治和思想遗产，而且因为拥有了共产主义同路人的身份，占据着法国思想的制高点。由此导致的结果是：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让左右对立具有这么高的地位，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让左右对立的含义如此模糊不清”。28以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思想混乱，左翼成了“法国在其伟大时代曾经存在过整个世纪都为之而战的惟一主题”，那些保守主义者，还有那些既不愿意承认右派也不愿意承认左派的中立主义者，都纷纷在左翼的意识形态中为自己寻求合法性证明。
这个荒诞的局面在阿隆的著作中即使没有被立即打破，也至少被证明将不可再持续下去。
在阿隆看来，左派的神话隐含这“进步”的理念，并暗示着不断运动的构想，而革命的神话能够最集中地表达左翼所期待的旧世界灭亡和新世界诞生的愿景。马克思所承诺的由“无产阶级”来承担革命的使命的理论方案，完成了左翼在思想上和道德上的双重突破：一方面赋予革命的暴力性质，认为“惟有暴力才能塑造未来”，这是萨特能够长期坚持暴力革命史观的终极理论根源；另一方面赋予无产阶级以一种集体救世主的角色——按照萨特的界定，“无产阶级在历史中负有一种独特的使命”，[29] 于是构造出关于无产阶级作为“天选阶级”的神话，“这一阶级之所以被选中，主要是因为它为拯救人类遭受了苦难。”[30]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中，从来就不存在着一个具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本身因为其成员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而始终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工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所有制没有关系，当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时，这些不满仍然存在。共产党人之所以非常愿意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天职”，就在于他们自认为是无产阶级的化身，只能唯一地由他们来代表无产阶级承担起集体救世主的角色。党和无产阶级构成的天然的统一体，赋予了党的权力的永久合法性。
阿隆指出，正是基于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左翼犯下了三个历史性错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工人不幸的科学；将共产主义视为无产阶级的内在哲学；将阶级斗争和新世界降临视为人类新的福音书。
苏维埃政权亦是借助于这些错误的历史观念而在法国的左翼语境中具有了神圣性质，它被视为是世界左翼力量的大本营，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唯一现实成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体现。正如萨特以三段论的方式宣布：无产阶级是象征剥削的末日与一个崭新的社会的唯一的历史动力；工人阶级是通过共产党，也只能通过共产党，才变成无产阶级的；因此，人们应当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视为一体，并且，把它的政策视为唯一可行的政策来执行。[31] 这类言论的实质，按照阿隆的分析，不过就是历史的幻觉，革命的神话成了乌托邦的藏身之处，对无产阶级的空洞承诺堕落为对以这个阶级名义实行专制的无耻辩护。
在左翼被普遍笼罩在共产主义的幻觉中，阿隆对革命史观和阶级史观的深刻解构，无疑为法国知识分子在混乱的思想氛围中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把阿隆的著作和加缪与梅洛-庞蒂的著作置于一起阅读的话，便可发现他们的思想差距究竟在哪里。加缪和梅洛-庞蒂与萨特的决裂，仅限于他们抛弃了对苏联的崇拜，转到了一种非共产主义的立场，他们不能接受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却因为痛恨资本主义而幻想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共产主义。革命对他们而言，依旧是一种绝对命令，是自然的结果和应有的秩序，选择革命就是选择善。这意味着他们还没有从左翼的政治神话中走出来，还依然沉浸在革命的“政治激情”中。所以，阿隆的著作是期待对那些还迷醉在革命的鸦片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一支解毒剂，促使他们从“作为对暴政的证实的世俗宗教”中清醒过来。阿隆最为担心的是，共产主义作为“世俗的宗教”仍具有“预言论”的名望和力量，它激起的一小部分人的狂热仍有着极大的动员能力，他们在亚洲或非洲知识分子中广收信徒，“而西方理性的民主制尽管经常赢得自由选择，但是从来也吸收不到为事业的胜利做好一切准备的忠实追随者”。在共产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过程中，“苏维埃世界并不是它所犯错误的受害者，西方才是受害者”。[32] 阿隆毫不讳言，民主制具有失败的可能，并导致专制主义，所以，他才会对怀着“普世观念”和“民族傲慢”的法国知识分子发出呼吁：“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33]
《知识分子的鸦片》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的，它在法国思想界造成的震动是可以从左翼对它的激烈批评中得到证明，虽然萨特对该书的出版依旧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但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左翼人士向阿隆发起反击。按照巴维雷兹的描述，“左翼以少见的凶猛气势反击亵渎进步主义的罪行”，[34] 最猛烈的攻击来自于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他在《世界报》上发表题为《知识分子的鸦片还是文人的背叛》的文章，指责阿隆“憎恨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已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攻击没有发生同样变化的人，寻求的是为自己辩护：他们犯了罪，他自己才可能清白”。[35] 更有一些情绪激昂的批评者，他们直接指斥阿隆是“叛徒”或“小丑”。面对着一片抗议浪潮，阿隆表现得非常坦然，他并没有因为这本书遭受了平庸的批评而一蹶不振，事实上他内心很清楚，在这一次与左翼思想共同体的对抗中，他已开始逆转了左翼意识形态在法国思想领域中的霸权地位，左翼基于三个政治神话所建构的历史合法性遭遇了根本性的挑战，他由此享受到的孤立时刻，恰恰是与共产主义决裂的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他的时刻。托尼·朱特的看法有代表性：阿隆在这场以理性对抗历史的赌博中赢了，并在第一时间里被承认为这一代最伟大的异议知识分子，从而为法国公共讨论的新起点铺平了道路。
本文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