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去了?那些有才华、走异路的人,去了哪里?(李亞東/攝影)

【編者按】文中出現「高爾太」、「高爾泰」兩個名字混用,並非作者的筆誤,而是他為了反映歷史的真實:畫家/作家高爾泰的名字在1957年被《新建設》誤排成「高爾太」,從此一直被誤用,直到1980年代復出時才開始更正。

言小義

 

不敢想,大学毕业,都四十年了。

不敢回顾几十年,都怎么过来的?!

记得报到那天,零雨其濛。走了半天,大学真是大。

那首校歌,怎么唱的——“我的校园,在黄河岸边……”

我们班的年龄参差不齐。52年的好几个,有几个63年的。

记得头一年,围绕《雪花》诗,《甘肃日报》做过讨论。进了大学才知道,作者是我系高年级同学。在报纸上做总结的,是我们的刘滋培老师。他说年轻人,应该允许颓废,暂时的颓废——真包容!

“我们的老校长”,不明白为何提起蔡元培,北大出身的刘滋培那么郑重?

清楚记得,入学不久,有汉语书而讲授“写作”课的老师,透过厚厚的眼镜讲评我们班常露莎同学的短篇。内容、情调跟《伤痕》差不多。不过《伤痕》是全国的,常露莎是我们班的;我们班同学的习作,竟会吸引自视甚高的老师摇头晃脑、一唱三叹……这会怎样地振奋每一位同学的心啊!

——我承认,“天之骄子”的我们,那时多的是虚荣、多的是野心。

同一门课上,针对一些同学不愿意接受校方只因英语师资不够、俄语老师闲置,而让我们学习俄语的安排,我竟中学生一样,写了篇论证学俄语如何“有用”的议论文,也被老师肯定。

现在想来,为别人的强迫背书,自己多么愚昧。

平生一大憾事,是英语没学好。而植根于内心的奴性,需要我用一生来克服。

那时的大学,是热气腾腾的。校园喇叭里,一会儿“妹妹找哥泪花流”,一会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更多时候是,“哎哟妈妈,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的!”

记得看高年级“竞选”,哎哟口才那个好!看竞选大字报,哎哟书法那个漂亮!尤其在全校的演讲,让我们惊为“天人”……不逊后来电视上看到的美国总统竞选演说。可惜昙花一现。

他们那些人,后来哪儿去了?——那些优秀的人,一旦有了气候,就会风生水起。

记得那时,官方宣布要调工资,同时物价要涨。校园里出现游行队伍和演说。第一次听同学用词,“中共当局”如何如何。中文系向书记呼吸急促、说话结巴:“同学,怎么能这样讲?‘当局’一词是给台湾用的嘛、是给台湾用的嘛,给我们自己哪能用‘当局’一词?!你、你这个同学……”

记得入学不久,一系列学术讲座。北大吴小如先生的“胡天八月忽飞雪”,声音那么圆润、浑厚,特有的京味那么滋养人。上海徐中玉先生表态在关于《苦恋》的争论中,他站在白桦一边。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华中师大张舜徽先生关于古籍校点的讲座,让人感到“学者”当如是。淮阴师专萧兵先生涉及多种学科的系列讲座,更是场场爆满,抢不到座位。

关于“美学”、“比较文学”的许多常识,在我是萧兵启的蒙。

多么热闹的时代啊,那么多精神上的盛宴。后来就慢慢消失了。

那时,我们多受宠。在外面不说,在我们中文系,系上对79级两个班冀望很深。记得才上一年级,主持编纂《汉语成语汇释》的系主任彭铎先生,亲自为我们开讲文字学,让我们通一百个汉字。

文字学枯燥,但我们开心,为那份“待遇”。

讲授先秦文学的钮国平老师,话说得有力、字写得遒劲,深得全体同学爱戴。有次讲到鲧死后让儿子大禹接着治水,随口说“不搞株连”,台下会心地笑。又有次,听到外面楼下有游行、喊口号的声音,他或许意识到了教室里有骚动,往黑板上写了十几个有力的粉笔字:

“少之时,戒之在色。壮之时,戒之在斗。老之时,戒之在得。”

大家会心地笑。不,并非说我们从此就“戒之在斗”了。而是打心眼里“服”他。

那时我们单纯的心,是把做人与治学挂钩的。

说到游行什么的,想起有一次,几乎所有同学出去了。教室里刘贵州还坐在那里,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劲儿。我当时不解,或者说反感。刘贵州同学,请你别生气,事隔几十年之后我要说,当时我的脑海里闪过了“冷血”一词。我想你才多少岁呀,(跟自己差不多)就这么冷血?!

现在想起来,刘同学不是冷血是冷静。像我这样容易冲动,不是热情是“没头脑”。

清楚地记得,83届毕业分配方案,明显不如前两届?我们这社会,权力宰制一切。

还是回到教室里。记得现代汉语课上,何凤仙老师表扬过我一次。为一个什么问题,她一连喊了几个同学,都一问三不知。好像是下午的课,大家都比较疲倦?正好我翻到那一页,举手回答了那个问题。何老师有了台阶下,又不无气恼地问:“为什么李亚东同学能找到,你们就找不到?”

对不起同学们,也对不起何老师。我的现代汉语,一直学得不好。

以上算不算,79级甲班共同的回忆?下面的讲述,就比较个人了:

我班王伟俊,风流倜傥、儒雅斯文。好像他身边,不乏学艺术的女生?音乐绘画、无所不通的他,作为我班一员也就同样“好学”。曾写了个“作品”(是小说吗?记不清了,不是“作文”),记得最前面,引用“米里哀大主教”的话……多么高大上!一部《悲惨世界》,他瞩目的是米里哀。

而我瞩目的,只是冉阿让!《晚霞消失的时候》,也是他激赏,我才找来读的。

记得“高尔太”,最早从他口中听说——那是个怎样有意思的人啊?!文章不用说了,全国大名鼎鼎。引起我向往的是,据王伟俊同学说,那人不修篇幅、邋邋遢遢,学生帮他搬家,发现这里、那里丢着钱,他的钱在家里到处乱放!……仅凭这一点,就使我神往!好家伙,不把钱放心上。

后来读了高先生硕士,知道情况并非那样。先生生活具体,“壮岁哪知世事艰”。

但是因此,我知道了高先生。后来到他门下——可能最早的接引,是伟俊同学?

或许你自己不记得。几句话的事,说过就忘了。

说起自己后来“深造”的专业,也就是美学,还会想起同宿舍孙永旭同学。论年龄他只大我四岁,可论起学问、见识来,我只配仰头当他的听众、受他的训教。是的,永旭才高八斗!大概在我们宿舍,这一点是包括贾胖子在内,不会有人否认的?不讲别的,单说我们床头摆着《家》《春》《秋》那样幼稚读物,而他的床头堆着拜伦《唐璜》、黑格尔《美学》、《精神现象学》……。看他啃得津津有味,问他能读懂吗,眼睛向上一翻。跟他讨教什么是“美学”,他兴趣来了。停顿片刻,笑眯眯讲:

“美学么,就是……一个十七八岁女孩,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算美,当她半睁着眼睛,睫毛忽闪忽闪的,那样才美……”

过了几十年,我要承认说,孙永旭同学,我的“美学”兴趣就此点燃。

我想,大学几年里,在班上对我影响、帮助最大的,定是薛庆余同学。

薛庆余是诗人,跟乙班高尚齐名。高尚当然了得,记得他贴在教室后面墙报上的诗句,“去吧野草,连同我的题辞!”钢笔字紧而上翘,有“破壁飞去”的感觉。而我班薛庆余,是平易近人的。

不会所有人“近”他,毕竟他穿得不好。有点潦倒、清苦、酸腐的样子,骚人墨客、絮絮叨叨。记得毕业后,曾给我写信,说并非“举家食粥酒常赊”,总之联想曹雪芹晚年……说远了。

我说这样的薛庆余,陇西来的薛庆余,跟那些城市同学不同,适足以成为帮我“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了——嗯,“授业”不一定,“解惑”千真万确。他是我的“恋爱高参”。

记得我跟兰大女友牵手之前,曾为本班胖乎乎的曹同学心动。有次请庆余陪我到她们宿舍去,依稀记得那晚的气氛。怎么说到卢梭《忏悔录》,我问在今天的时代,可不可能有那样的写作?她和庆余都不假思索:“再也不可能,时代不同了”……究竟怎么个“不同”?我没弄懂,不好意思问。

记得出来后,薛高参指出:“她很成熟,你配不上。”

他不仅是我的情感顾问,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前面说了“高尔太”一名,我最早听王伟俊说,庆余则具体指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本《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影响很大的书,十几篇文章,“高尔太的就有两篇!”

是的,“直到今天看来,高尔泰《异化现象近观》一文仍然没有失去其批判效应。文中指出‘异化’现象种种,大多数后来越演越烈。那是因为他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构成社会整合力量的基本内核依旧如此。”(崔卫平)

最后有一位,我不能忘怀,就是我的西和老乡杜志斌。我猜乡下人的他,西和县考了第一名的他,由于朴素内敛,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不深?但我忘不了。上完《日出》后,他把陈白露的话挂在口上:“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我相当不解,干嘛那样意味深长?看了电视剧《泪痕》,我说不好,太概念化,他说好,笃定能获奖。果然第二年,《泪痕》获了什么奖。

毕业前夕,说到未来。他说“国家有希望,个人没前途”。这些话,我觉得丧。

后来他走了,早早地走了。我怎么觉得,有端倪可寻?——“哀莫大于心死”。

最后的最后,感谢室友宝延兄。感谢你的宽厚包容。记得那次,洗澡丢了衣服,我在那里莫名欢欣,说怎么心理没有负担?你忍不住了,说“丢的不是你的衣服,你当然不心疼!”但也没有多说。

那是我穿你的衣服。后来也没说过赔偿。

记得宝延那次,写了篇爱情小说。开头写,什么时候夏末,“我”来到北方一个县城,后面紧跟一句:“说是县城,也就相当于南方的一座小镇。”出生后哪都没去过的我的心中,这话留下刻痕。后来我到四川,多次来到小镇,都要想起他小说中的话——频繁程度,不啻“一只绵羊等于两把斧子”。

提起“一只绵羊等于两把斧子”,会想起讲授蒋学模《政治经济学》、可惜壮年早逝的付海珍老师。讲课有激情,难免飞唾沫。工作有热情,成为我们的副班主任……一个外系老师,怎么当上我们的班主任?这是我至今不懂的。那时太年轻,也确实年轻。以至于当他遽然去世后,那晚宿舍里说起他的“绯闻”,我终于听不下去,以雷霆万钧之势吼:“行了,人都死了——”然后一阵缄默。

毕业二十年后,大我十岁的继中学长跟我的妻子旧事重提:

“那样子发作,很让人难堪。李亚东这样子,要得罪许多人。”

确实。从小地方来、没见过世面、见识相当可怜、偏狭得不一般的我,那晚却以正义自居,怀着一种“死者为大”的非理性认定,把大家给妖魔化了。室友不跟我计较,是包容,是“大人不计小人过”。现在,我为那天晚上的冒犯,以及大学四年许多别的冲撞,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记得宝延跟我互相砥砺,要在学术上有番作为。毕业前写了个一式两份的字条,大意是十年后若不怎样,我俩就“誓不为人”。毕业多年后,有一年西安陆同学带着部下到成都我家小坐,说到“公招”副厅级费了周折。轻描淡写间,还有点得意。当着妻儿面,我提起当年,两人约定的事。

宝延哑然失笑:“……早都不是人了!”

还要提到,我班几个“怪人”。说“怪”是因为,那时不理解、也就难走近。几个怪人中,除了武砺兴我有交往外,那黄俊白、张天佑、薛永健,简直是眼睛长到脑门上。我这上进的人,会感到受压。又对他们一天到晚抱着《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放,暗地里想不通——我们毕竟,中国人么。

老实说走近他们,我花了二、三十年。

2011年8月下旬,携妻儿跑了趟敦煌、酒泉、嘉峪关,顺道拜访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黄俊白跟他的好友请我吃饭,还送了本他的长篇小说《狮子》。火车上开始读,一直读到老家甘谷、读到成都。

谨抄书中一段话:

“生活就是斗争。不斗争就没有生活。被奴役被歧视被剥夺的生活不叫生活,叫屈辱。民主是狼和狼之间的妥协。没错,狼和羊之间不可能有民主。大政府与小民之间也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有权益的保障。自由是什么?就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力。每个人都有权力为自己的权利说话,这就是民主……自由是什么?在专制政体下,自由就是说不的权力。不,你不能将我的牛牵到你家去。不,你不能将我的钱掏出来装进你的腰包。不,你不能这样做,我不答应。这就是自由。”

下面是阅读中,跟他的短信:

“老同学,在看《狮子》。理解你的心志,佩服你的坚持。坚持不容易,你做得比我好。”

“生活所迫,想交枪却无人受降,只好硬撑着。”

“哈哈,说这话的是大丈夫!”

“老同学:断断续续的,《狮子》看完了。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这样的书能出,我感到庆幸!”

“你是专家,多批评指点。”

我算什么专家?顶多是有机会,成为“一个读个不停的人”(海因里希·伯尔)。能遇到名师提携、培育,只能说是个人的运气。遇到几个优秀的朋友,更是三生有幸了。

但我并不自信。借里尔克诗句,则“苦难没有认清,爱更没有学成。

是的,我们这个社会,多少人都被埋没了。

甚至我们母校本身,有人说也是被埋没的!!

——“我的校园,在黄河岸边。这里鲜花朵朵,绿树行行……”

 

记得那年秋天,民间刊物《黑玫瑰》翩翩飞到校园

想象之奇特、表达之勇敢,让那时的我忧惧又新鲜

——到哪去了?那些有才华、走异路的人,去了哪里?

 

忘不了围绕“遇罗锦离婚案”,男女生争论得不可开交

年少的不理解,年纪大些、有阅历的说,“你们还太小”

记得楠堂班长结婚时,全班把“供应券”送给他作贺礼

 

记得现代文学万嵩老师,吐出“美丽如画的富春江畔”

真是口吐珠玑!他的授课,要是有录音,基本就是美文

而历史系女老师,从“崔杼弑其君”,发挥历史学传统

 

那时许多东西不懂!“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比如听祝远方同学讲,“伤痕文学”跟高层权力斗争有关

比如听系上组织传达邓小平对《苦恋》发火,敢怒不敢言

 

记得《当代文艺思潮》余斌老师,为我们讲授新时期文艺论争

台上如数家珍,台下屏住呼吸。都忘了太晚了,食堂打饭困难

都说甘肃边缘,可那时甘肃并不落后。不不不,落后的是官场

 

我们的俄语老师,说起汉语来结结巴巴的

钮国平老师命令背《离骚》,非背会不可

武砺兴同学发愿,要修订司马迁的什么表

 

记得已逝的黄香英大姐,曾为我缝过一次被子

记得李克义说,水库工地上,花季少女被炸死

矮个子徐家玉在盥洗间,一边搓衣服一边高歌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上海鸭子”宋立国,往上推眼镜说“我斗胆”

记得我们去靖远农场劳动,好香甜的小米稀饭!

 

记得赢了科威特,我们游行狂欢走得很远很远

为中国女排欢呼,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爱国主义

关注陈冲美国出演《大班》,包涵中包含疑惑

 

有阵子孙永旭到宿舍,开口闭口“外语系那个黑妮子!”

有天午饭时校园喇叭播起,赵建杰同学《八月槐花香》

而“老维子”李发明不善言谈,只拍一拍肩、抽一根烟

 

记得每年四月花谢花飞飞满天。一川烟草,满城风絮

记得文科楼旁边,千树万树梨花开。我来背唐诗宋词

记得那年发大水,晚饭后我们到黄河岸边观看、流连

 

记得我的读书,从大学开始。认真说考上大学,还是偶然

记得师大附中实习,班上有女生叫罗曼,还有女生叫高林

记得阅报栏前,细细观览周扬纪念马克思诞辰的长篇发言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犹记77级毕业前,到老乡、学长的宿舍去玩。一位分到省委组织部的学长踌躇满志:“只有进入这个党,才能改造这个党。”——过了多少年,我都记得这话。他的名字,记不得了。

我有时想:你们一路升官发财时,是否不忘初衷,为百姓作过一点事?

最后的记忆,是1983年6月。希望的田野上,青春散场。

让人扼腕的是,“我们刚刚获得智力上的自由,就又让自己受到新教条主义的羁绊,始终没有试图去真正弄明白,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隔着四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我们是已然成熟呢,还是早已衰老?

犹记当年毕业纪念册上,黄香英大姐凄楚留言:

“在昨天,我的脸上挂满了泪珠。痛苦,抑幸福?只有老天清楚。”

——这些话,一直让我玩味“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2023年8月8日星期二,毕业四十周年聚会前夕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李亞東/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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