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響樂作曲家王西麟近影。圖為他在德國講授音樂。（王西麟提供）

【編者按】帶著新專輯《山歌寥哉》，刀郎強勢回歸流行樂壇，其作為一種現象，意義遠超出他與「中國好聲音」話語權霸主們的江湖恩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一向曲高和寡的交響樂家王西麟竟也遙相呼應，在德國聽著《羅刹海市》為刀郎叫好，這事說實話是有點出人意料。畢竟，現年八十六歲的西麟老先生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古典音樂作曲家之一，而作為一位卓越的交響樂作曲家，他的創作主要在表現民族苦難和悲劇方面，以一系列帶有強烈顛覆性情感的悲劇性交響樂作品著稱。蔡霞老師有心，親自出面邀約，得西麟老先生欣然命筆，把他叫好的「刀郎現象」娓娓道來。

然後蔡霞老師又想好事多磨些時日，先按著不發，好成人之美，讓西麟老先生的樂評先流入牆內更廣泛傳播。果然，各平台也算盡力了，但為過審，還是不得不刪了個七七八八，聊勝於無。現在終於輪到小義伸展拳腳，推出本文未刪節的完整版，於是特意藉此敲黑板、畫重點，把內網過審時刪掉的部分一一高亮劃了出來。以饗讀者之餘，也可以從中窺見西麟老師觸碰了當下中國文化的哪些G點。

言小義

 

        最近，刀郎的歌成为一个极为突出的重大文化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使我回想起大约十多年前一个寂静的清晨，我第一次听到《2002年的第一场雪》，当时的心情极为清新而欣喜。因为作为改革以来全国重大文化现象之一的摇滚乐在那时已经不知不觉的沉默很久了！        
         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刀郎的那首歌。但是从那时又过去了很多年，摇滚乐这个文化现象好像又悄悄消失了！这次才又听到了他的新专辑《山歌寥哉》，尤其是引起反响最大的两首歌《罗刹海市》和《颠倒歌》。我也听了2007年他在乌鲁木齐的演唱会。我认为，对刀郎的歌广泛且还没有收场的社会大讨论，是件极大的好事。
         为什么说这是极大的好事呢？
         这使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摇滚乐现象。1986年，崔健和他的第一首歌《一无所有》，成为中国摇滚乐的突出代表，由于这首歌宣泄了几代人数十年来无法表达的痛苦、愤怒和无奈，因而获得全国几代人的广泛共鸣，形成广泛而又强烈、持续数十年的热潮。在崔健和他的摇滚乐队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很快出现了无数摇滚乐手、摇滚乐队，形成了一个浩大的音乐声势、文化声势和思想声势，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个极其生动活泼、而且具有广泛性的音乐文化现象。1987年年底在郑州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轻音乐研讨会上，我提出了这个观点：“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乐现象，和以谭盾瞿晓松为代表的先锋派音乐现象，是来自于不同的方向，但是都在向极左大堤同时冲击，而且已经汇成历史不可逆转的巨大潮流，我为这种潮流大声欢呼！”
         我是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为什么对摇滚乐和流行音乐有这么高的评价呢？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思想解放；第二个就是现代音乐思维在中国大量出现。
         摇滚乐是立体的，多声部的，有强劲有力的节奏，有强大的和声推动，我们看到这是具有强大冲击力、多声部立体式思维的音乐现象。交响乐是小众艺术，而摇滚乐却是有极大覆盖面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这种多声部的、立体声的、群众性的、广泛的文化现象，以摇滚乐的形式出现，在农业文明的古老而又封闭的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又是对1949年后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对文革中铺天盖地的令人极为厌恶的语录歌式的文革文化的巨大冲击。
         除了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乐现象，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流行歌曲和台湾校园歌曲在中国大陆的风靡，是又一个重要的音乐现象。流行歌和摇滚乐的艺术品质和艺术风格不同，但它们都属于大众文化。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流行歌曲的歌星和模仿者们在中国大量出现，我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的思想解放，是音乐文化普及的又一个重要表现，而且很快就出现了远比摇滚乐队多得多的流行歌手。虽然大多都是邓丽君或山口百惠的模仿者，但就是这样的模仿也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单说日本歌曲《北国之春》，歌中唱道“收到老妈妈寄来的包裹”，我听到这里不止一次被感动得落泪。这样的人文背景、艺术风格和内容格调都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另外还有日本的拉网小调等也是这样。
         这里就说到流行歌这个最大最广泛的文化现象。 早在1979年底至1980年初，我正巧在海南岛、湛江、广州生活过两个多月。在工作之余，我当时用很少见的手掌大的录音机听了大约五六十首邓丽君的歌曲，有的我还顺便作了简单的记谱和研究。以后十多年邓丽君的歌风靡全国，全国各地都有模仿者翻唱邓丽君的歌。 1986年，崔健和我在同一个录音棚里研究电子合成器，我对摇滚乐也作了研究和分析。我认为同属于流行文化的流行歌和摇滚乐对中国的文化进步和思想进步都有巨大的、不可代替的伟大意义。只有这样的音乐文化才能最最有力、最最迅速、最最彻底地摧毁文革文化和丑陋恶俗的语录歌！
         我想，凡是在八十年代听过邓丽君歌如《丝丝小雨》、《海韵》和崔健的摇滚乐的人，现在也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这对他们1966年文革文化和语录歌的反思 — 深切地痛苦和被骗的痛恨，该是多么深刻啊！ 同时这些流行音乐在美学上还使人们将多年来宣传的阶级斗争论和人性论做对比，有了最最生动的说明。 但是遗憾的是，由于89/64事件的打击和摧残，这种摇滚乐和流行歌很活跃的音乐现象慢慢地淡出了舞台。
         十多年以来，崔健现象越来越孤立了，且演出很少。长期孤立之下，摇滚乐队也没有了，摇滚歌星也听不见了，一个活跃的大众文化生活不知不觉地被扼杀了，我对这种扼杀现象感到非常悲哀。为什么要扼杀这种文化现象呢？这种文化现象代表着思想解放、思想活跃和文化多样性。十多年来，这种现象逐渐被冷淡、封闭、消失了，被“一言堂”式的文革文化取而代之！
           这种消失和被封闭而沉默了大约有20多年，今天重现刀郎的歌，我再次为他大声鼓掌与叫好！就像我昔日为崔健的歌大声叫好一样。
         刀郎的歌出现，又一次掀起了像80年代中期摇滚乐兴起的那种浪潮。我为这种浪潮，为这种趋势，为这种多样化文化现象欢呼！我们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思想活跃现象恍如隔世，我认为这是自崔健的摇滚乐以后，第二个大的文化浪潮到来的前奏，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浪潮、文化解放和音乐普及浪潮的前奏，它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远远超过了歌曲本身。
         有人说刀郎的歌是影射流行音乐界某些人，我认为不能这么简单地看刀郎新歌，这样看的话就把刀郎新歌的意义缩小了，扭曲了。刀郎的歌不仅是一种思想活跃、文化活跃，还是一种音乐活跃，这种音乐活跃是一种交响乐式的、多声部的、立体声的音乐现象。刀郎们都可以看成是古典交响乐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乐观地预感到将要出现音乐文化多样性。
         刀郎的歌是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一种犀利批评，而我们社会上对于不公正现象批评的声音太小、太微弱了。刀郎的歌也是对社会扭曲现象、黑暗现象、霸道现象、腐败现象的一种鞭挞，一种有力的群体性的抗争。
         萧斯塔克维奇的第十三交响乐的第二乐章《幽默》，用的是叶夫图申科的诗歌。诗中写道：“沙皇、国王、皇帝，他们可以指挥阅兵游行，但是却不能指挥幽默。他们可以杀死幽默，把幽默的头砍下，挑在士兵的长矛尖上。但是小丑的笛子刚刚吹响，幽默就尖叫‘我在这里！’然后得意潇洒的跳舞！”（歌词大意）。崔健和刀郎的歌就是杀不死的幽默！ 我呼吁和期望涌现更多的刀郎，刀郎式的歌手，就像80年代后期出现很多摇滚乐队一样，我欢呼大量的摇滚乐队和大量的摇滚歌星出现。
          下面再说说对刀郎新歌的艺术评论。 从音乐艺术上来讲，刀郎的歌还有些不足。
          一方面，他的和声语言还不够丰富，和声比较单调，缺少一些崔健歌曲那样的和声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第二是音乐语言，就是歌曲本身的音乐艺术语言还不丰富，还不够多样化。主要是一种线性思维，曲式结构和乐句设计都还是一种样式。但是这些问题是会被刀郎和刀郎的朋友们逐渐解决的。我这里说出这个问题不是批评，而是希望他们更多的开拓，更大的发展。第三点就是专业水平还有发展的空间。就演奏来说，架子鼓还不够活跃，爵士乐队的鼓手，其表现力应该是非常大又多样化的，鼓手的表现力还有待开拓。乐队的吉他伴奏，键盘乐器的伴奏节奏样式，还都有待于更大的丰富和提高。
          我看到有人把他的节奏排对起来了，排对七个字什么的，这种分析很有意思。先不说这个分析对不对，有这种分析研究的意识就非常好，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分析研究。
          同时，我也希望刀郎这样的歌，这样的队伍，多多地出现，也希望有更多的摇滚乐队出现。摇滚乐是一种多声部的立体思维，完全不同于我们国家原来的民歌单主题的、单声部的、平面性的思维，它还有着更大的空间。去年9月我到英国伦敦听了一场摇滚音乐会，那个美国歌星已经把他自己的故事编成为摇滚乐歌剧了，这就是一个交响化的摇滚，我认为这个演出专业水平很高，对我启发很大。我相信刀郎们一定会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造诣，我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摇滚乐出现。
        19世纪的欧洲音乐家罗伯特·舒曼曾高度评价萧邦的马祖卡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这句话可以送给我们摇滚歌手和所有音乐学院的学生们，以及所有音乐工作者，作为共同努力的方向。
                 （2023年8月7日，写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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