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法学博士）
7月17日，中共水利部发布消息指，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流及三峡区间来水明显增加，三峡水库入库流量快速上涨，7月17日10时涨至50000立方米每秒。“长江2020年第2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官网公布，截至17日上午7时，太湖水位涨至4.65公尺，达到最高防洪水位，且呈缓慢上涨趋势，太湖流域发生超标洪水。太湖防汛部门17日上午8时启动防汛一级紧急应变机制，并要求流域内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水利部门严格执行“太湖超标洪水应急调度方案”，全力排出太湖洪水。
截至7月17日12时。武汉关水位实时系统显示，汉口水位到达28.37米。预计此次长江洪水2号通过，武汉水位将进一步上涨。目前，武汉市区部分江堤已经出现渗水现象。截至目前，武汉市已将两江4岸100多公里江滩全部封闭。
长江第2号洪水的到来意味着下游将再次经历一场泄洪灾难，目前已经面临失控的鄱阳湖地区、武汉关口以及面临南北洪水夹击的安徽省防洪形势严峻；太湖今早达到防洪最高水位，洪水逼近江浙地区以及上海。
7月10日，中共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7月10日14时，今年以来洪涝灾害造成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27省3385万人次受灾，141人死亡失踪，195.8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81.5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2.3万间房屋倒塌，26.9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2983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695.9亿元。”
中国南方正在经历罕见洪涝灾害，底层百姓忧虑之际，除总理李克强现身贵州视察外，始终不见习近平的踪影。习玩“危机消失”，在年初武汉新冠疫情爆发时也出现过。习大人在忙什么呢？
17日，习近平终于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工作。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敢打头阵，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防汛救灾的强大政治优势，让党旗在防汛救灾第一线高高飘扬。
现在中国南方一片汪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党旗飞扬也无济于事。今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是太难了。上半年新冠疫情九死一生，下半年洪水滔天命悬一线。就算都渡过来了，工作又没了。真可谓上半年抗疫，下半年抗洪，全年抗穷。老百姓唯一能做的就是调节心态。只要心态好，处处都是巴厘岛。网民们争相转发中共领导人九八年抗洪的图片和视频，无异于”闻鼙鼓而思良将”。尽管有网民批评，这些领导人当年的抗洪属于影帝的表演，但与今天习近平比较，他们的言行还是相当感人。当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江西九江大堤声嘶力竭地对救灾队伍说：“我们要坚决地坚持到底！坚持再坚持！”时任总理朱镕基痛骂九江大堤是“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时任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温家宝说，如果荆江大堤决坝，他会承担一切责任，“从那儿跳到江里去”。
22年过去，长江、淮河等水域的水位刷新历史纪录，网民拍摄的灾情触目惊心。习近平、李克强虽对抗洪救灾有批示，但至今未现身灾区。不仅中共领导人如此淡定，连担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的国务委员王勇，也没有现身抗洪第一线？
第一，为什么老百姓怀念中共前任领导人
灾区网民怀念中共前任领导人的原因是发泄对习近平政权的不满，因为习近平常把人民挂在嘴边，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但一旦出现灾情，他就玩消失和隐身。有文章评论说，对中国而言，涝疫结合、内外交困、鼙鼓四响，民众岂能不因而思良将？何为良将？良将首先要有良知，要有与民同生死共患难之心，而不是视民意如浮云、视万民如草芥，甚至藉抗疫、抗洪维护一己之权一己之利；良将还要受良法约束，良好的机制、良好的法例是用于约束将帅，而不是用于恐吓万民；良将当然要有良才，要有在本地聚集民心、在国际长袖善舞之能，不是内斗内行、对外靠战狼狂嚎。尽管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在专制独裁的本质上并无差别，但江泽民、胡锦涛出身草根，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政治担当与习近平相比，还是有高下之分。江胡走的是延续邓小平的后极权主义道路，而习走的是毛泽东极权主义道路。习应该说是中共建政后领导人中最昏聩的，或许他的使命就是加速中共的覆灭。
第二，权力高度集中，官员无所适从
中共是一个极权政体，而非民主体制，这就决定官员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中共领导人视察灾区，调剂救灾资源，激励下属，可以让官僚体制运转起来。否则，在现有体制下，官员为避免动辄得咎，往往消极不作为。中共领导人亲临灾区慰问可以启动整个官僚体系，但领导人的瞎指挥往往又会造成国家灾难。今天洪灾就与三峡大坝有直接关联，事实证明三峡大坝在汛期不仅起不到防洪蓄洪功能，相反它的泄洪增加下游的灾情。现在中共由习近平一人独断乾坤，决策效率并不比民主体制国家高。因为他对洪灾、疫情不表态、不视察，整个官僚体系就难以有效运转。
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指出，在危机失控暴发的情况下，宪政民主制度的危机处理能力远胜专制国家。言论与新闻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护下，能让居民获得疫情发展的准确信息；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各级民意代表能合理权衡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确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并监督各级行政依法执行。遇到洪灾和新冠疫情这样的严重灾难，宪政国家的议员们绝对是闪现在各种场合的活跃人物，其忙碌程度不会亚于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哪能像我们这里如此悄无声息？另外，宪政民主体制下，宗教和非政府组织会积极参与到灾害救助之中，让这个社会充满爱心并安慰患者的恐慌、焦虑心理。非政府组织可以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并减轻政府负担，在危机时刻调动民间社会资源，填补大一统政府关注不到的灰色地带。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中国的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使民主体制国家在疫情应对的结果上并不理想，但它是一个全民参与和共同治理的过程，会形成民众强烈的爱国精神，并贡献他们的智慧。
第三，中国长于统治而短于治理
张千帆教授说，天灾哪个国家都会遇到，为什么有的国家有惊无险、顺利化解，有的国家却会酿成重大公共事件乃至社会政治危机？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化解和应对危机能力不同。武汉肺炎病毒与其说引发了全国乃至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不如说显现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制度危机。只要制度危机不除，那么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危机依旧会源源不断发生。笑蜀先生认为，中国极权制度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是中国极权体制的天性。但凡非攸关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的事务，大多不属于统治范畴，非关痛痒，也就很难引起中国政府的深度关切。然而，民主国家则截然不同。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自我统治。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治理，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民主国家不是只有政府，不是只有一个政治重心，而是通过分权制衡，达成多元力量的共存共治，形成多中心均衡生态。其中，最重要的均衡，是政府与社会的均衡。中国政府对于灾情的防控重心，不是人民的生命安全，而是政权安危和政权荣耀。因而对真正的社会治理，对真正的公共安全，不可能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它们可以成功地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却无法预见和阻止灾害的肆虐。
中国极权体制和西方宪政民主体制的不同价值追求决定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命运。但我也不得不指出，供养这个不对人民负责的极权体制和欺压人民的官员，不正是中国人自己吗？迷信政府、政党和领导人，而不敢进行政治变革，不改变期待有良知的抱薪者去牺牲，而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的自私心态，中国人就永远无法救赎，因为那些为众人抱薪者已经冻毙于风雨了。
再过两周左右,又到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时间。这是中共最受关注的的非正式政治会议。尽管人们称其为“会议”，但却是中共老人集团与现任领导人的重要政治聚会。由于去年的北戴河会议，习近平遭到了老人集团的批评，这次会议可能会令他感到紧张。不听老人言，后悔在眼前。今年的国内外环境与往年已经物是人非了。港版国安法的出台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势不两立敌人，英国已经禁用华为5G设备，欧盟已经开始站到美国阵营这一边。中国违背国际承诺使西方国家彻底放弃了对中国的幻想。现在不是新冷战的问题，似乎西方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战争动员了。习近平的蛮横和无知正在颠覆中共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老人集团自然感到惶恐不安，因为船沉了，他们也活不了。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注定不可能风平浪静，或许要掀起惊涛骇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