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是我最喜爱的当代中文写作者，没有之一。野夫的书无论是大陆出版的《乡关何处》、《身边的江湖》、《1980年代的爱情》还是台湾出版的《看不见的江湖》、《江上的母亲》我都想法子搜罗到了，摆在我书架最醒目的位置。鹿津出版的北美版《故交半零落》一上市，我第一时间网购了两本，一本自己读，一本送朋友。
读这本新著，正如昔日袁宏道读《金瓶梅》的感觉：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
野夫的文章，写仁人志士，如金声玉振，雄阔沉郁；写深情绝恋，则俊爽飘逸，锦霞漫天。潇洒温润如六朝人物，瑰丽风骚如晚唐诗词。
这部文集由《哀歌》、《忆往》、《纪事》和《记游》四辑组成。每一篇都精妙绝伦，字字玑珠，堪称为中文写作的典范。
第一辑《哀歌》追忆了已经去世的五位故交——开启一个时代的台湾民主先驱施明德；大陆人权律师第一人张思之；有布衣卿相之誉的大陆民间思想家王康；享誉京沪读书界的出版家沈公昌和英年早逝、温润如玉的宝岛电影《恋恋风尘》主演王晶文。这五个人涵盖了政治、法律、思想、知识和演艺界的各领域翘楚，他们都是野夫的故友，作者用班固、司马迁的史笔；扬雄、司马相如的文采，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必将辉映青史的群英剪影。
一
野夫笔下的施明德，是一个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的人杰。这位台湾民主进步党的前主席，台湾民主运动的教父般的人物，二十六度深牢大狱，无数次绝食和酷刑，三分之一的有效生命在锁链镣铐囚窗下度过，令野夫感慨：“没有圣徒般的理想和意志，我完全无法想象肉身该怎样支撑。”
野夫笔下，施明德是一个不惧生死，铁血丹心的领袖。《人杰施明德》写道，1980年美丽岛大审判之际，连不少同道都在卸责民乱之罪，只有施明德高呼：我是总指挥，请枪毙我吧！而当时的当国者蒋经国也确实杀心萌动，曾向沈君山教授询问，沈先生说：杀人影响国际视听，杀人只会培养烈士；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而我们的子孙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
野夫感慨：大学里有这样的教授，这样一辈还敢犯颜进谏的士人，民间有施明德这般引刀成快，赴难求变的死士，民国也才有了主动弃权开放党禁的总统。施明德活下来了，蒋家的子孙也才真正地活下来了，那个残民杀士的时代才从此不会再来。
读到这里，笔者不由掩卷深思：假如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我们的教授也能够犯颜直谏，而不是龟缩自保，我们的民运领袖们也能够昂首挺胸，勇于承担，而不是四散而逃；我们会迎来别样的世界吗？我当然知道历史不容假设，我也知道就算我们有施明德和沈君山，六四屠杀也大概率不会避免，但我们毕竟应该为这样的缺席而感到愧颜。
书中写道：台湾不费一枪一弹实现了社会转型，1987年后的台湾焕然一新，1990年大赦政治犯时，许多老囚都出狱了，只有施明德坚持必须无罪释放。最终，施明德的抗争引发的舆论压力，迫使转型过渡的脚步再次提速，高级法院也果真宣判了他无罪！野夫感慨：菩萨誓曰——地狱不空，我不成佛；西谚云——当一个人在蒙冤受难时，就是所有人在受罪。吾辈何其有幸，竟然在同一个时代，亲眼见证了这些在古书上才有的传奇。
2018年11月，野夫经友人介绍，在台北的一次奇异的燕宴中见到了敬仰已久的施明德先生——黑色衣裤加灰蓝西服，一丝不苟地打着领结，头戴灰色礼帽，携夫人一起驾临。他如此郑重的礼仪庄重，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先自让我惭愧不已。
野夫诗酒潇洒，不修边幅，他跟施先生有共同的遭遇，曾因六四辞去公职营救民运人士而遭当局线人设局构陷，入狱6年。野夫说自己不是那种容易埋下斧头放弃仇恨的人，他一直以来的一个观念是——吾族之所以代复一代永远不乏屠伯和人型兽，是因为作恶行凶者没有代价。
是啊，台湾实现了和平转型，但当年那些权力的帮凶，对施明德肆意刑求致使他满口假牙的人，却能以服从命令为藉口，天良丧尽残毒志士而免于处罚，隐身烟火人间，永远不被问罪清算，这样的转型，真能实现正义吗？
席间，野夫提出了孔夫子当年的千古之问：以德抱怨，何以报德呢？
施明德的回复语重心长：我们必须面对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相是，我们并不是通过革命和战争赢得胜利的。民间抗争和国际非议，形成的只是压力。事实上台湾执政党走到那一刻，并不是完全失去了暴力维系的能量。当他们愿意开放党禁，并承诺未来的票选轮替时，我们所有的同仁都只会接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生命，革命者流血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既然接受了这样的有序转型，组党竞争，就意味着我们实现承认了对手党的合法性，也预示着整个民间社会都提前达成了对该党往事恶业的宽恕。我们不能在竞争上台之后，再去一一追究所有曾经的帮凶。如果那样，既不符合法理，也不孚诚信。民主社会的正常党争，就会继续沦为血腥的命争，人民就会继续绑定在仇恨的铁枷上……
野夫写道，社会整体转型，需要和解，没有和解就没有整族的未来，施明德这种曾经身负奇耻大仇的人，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大和解”的理念，这是他作为两任党魁应有的远见和度量，也是他教徒世家基因中的慈悲和仁爱。
走笔至此，野夫感慨万千：他（施明德）注定是孤独的英雄，是民国百年最后一代古典大侠。此后的华族史书，再也难见这样的人物了。
台湾何其有幸，产生了施明德这样的反对派领袖，也因此有了台湾社会的和平转型。反观我泱泱中华，亿兆生民，数千年文明史，出了一个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喊出了一句“我没有敌人”的口号，却被有司关押至死，至今还被海外的某些得了红眼病的反对派民运领袖咒骂为“花瓶民运”、“软骨头”。
目前的中国大陆，正处在一场大动荡的前夜，很多人都在欢呼，期盼这场大动荡的到来，但是我们很难奢望，中国大陆会在社会震荡中实现和平的社会转型，因为我们没有施明德。我们出了一个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刘晓波，还被庙堂和江湖合谋杀害！
二
在本书的24篇美文中，我特别喜欢的还有第二辑《忆往》中《当时年少春衫薄》一文，这是一篇写暗恋的青春故事，题目取材于晚唐词人韦庄的词《菩萨蛮》：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
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
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这首词大意是韦庄回忆自己当年在江南，正青春年少，风流倜傥，春衫飘举，风度翩翩。骑着高头大马，斜靠小桥，满楼的少女都被词人的英姿所倾倒。
词的后半阙则是感慨自己深陷污浊尘世，醉生梦死，由此产生愧悔。如果再有当年的偶遇，一定会执手佳人，白首不归。
晚唐去今已逾千年，但人性千年不变。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段暗藏的初恋，灼心的纯情。
我对写初恋的文字有特殊的敏感，少年时候读过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在煤油灯下做笔记，几乎把整篇小说抄了一遍。后来读野夫的半自传体长篇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心潮澎湃，热泪长流，还从网上找来同名电影看了好几遍。我自己也写过同体裁文章《春水温柔》、《又见桃花》等。这次又读到野夫写暗恋的《当时年少春衫薄》，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初恋的时光。我一连读了三遍，仍不忍释卷。
1983年，野夫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故乡利川—鄂西边陲的一个小县城，正是亚圣孟子所谓“知好色则慕少艾”的年纪。野夫说：人人都知道，全城的美女都是有数的。每一个成年男子心中都有一个美女地图，哪个在东门，哪个在西门，几乎人人皆门清。甚至每个美女从小学开始，在小城都已经家喻户晓，看着一天天长大，看着一个个出阁，那都是男孩子心底的一抹惆怅。
那时候的大学生也和美女一样稀少而有数，野夫自嘲像小公鸡一样，带着顾盼自雄的骚气，在一个平常的日子与一个来历不明的美女不期而遇了。这美女身材高挑，肤如凝脂，巧笑嫣然，美目流盼，很像是《诗经·卫风》里走出来的人物。
野夫被女孩的美貌击中，春心荡漾，失魂落魄，于是鼓足勇气上前搭讪，女孩纯正的普通话将这个大学生的自信彻底击败，即使再次邂逅于某个街角，也不敢上前搭讪了。终于，在某个黄昏鼓起最大的勇气，在杨花漫天的飞絮迷蒙中，尾随着女孩，找到了她的家。
野夫通过同学打听到了女孩的来历和工作单位，开始给女孩写情诗。文中说，我在一九八〇年代初的小城，沉醉于这样的暗恋与追求，猜想她也羞涩在她的豆蔻年华中，也许抱持着一份隐秘的甜与慌乱，在悄悄地等待命运的揭晓。
野夫深情地写道：我在心中筑一座监狱，你将是我唯一的囚徒。或者说我在冬天阻止那些扫雪的人，我怕他们抹去你的脚印。那个年头青春的诗风就是这样，连爱情也是这样的简洁干净。干净到只想让爱去温暖她的冷，真的没去想该要怎样的回音。这个在小城没有同学故旧的女孩，一个每天独来独往，说着北方话却无人可以沟通的女孩，在读到我那些滚烫的诗歌时，是否有过独自的春愁和饮泣？
美好的暗恋终于走到了尽头，野夫在两个好友的撺掇下在一个雪夜去女孩家跟她见了一面，女孩的父亲客气地接待了野夫，当然也表示了一个父亲应有的审慎和关切。按说野夫是珍稀的大学生，还是干部子弟，野夫和女孩应该可以迎来美好的结局，但是，那个满怀情愫的挑破，只剩下一地落雪。野夫告别出门时，女孩第一次抬眼看了看他，眼中有惶恐，有哀愁，也有难得的秋波一现。两人竟然都不敢再约——等雪消的日子，去那春山踏青……
野夫再也没给女孩写情诗，他已经完成了一次青春的艰难跋涉，一夜之间火尽灰冷。
多少年后野夫成了一个美女的父亲，在女儿情窦初开的时候，他对女儿说，该恋爱就去恋爱吧，不要带男孩来看我，等你要结婚的时候再带来，我这样的父亲，不会参与你的恋爱。
野夫认为，那个雪夜的闯入，破坏了一场纯情之恋的美感，让他和女孩都觉得，这一切正在远离诗与爱的初衷。
这是一个悲伤哀婉的纯情故事，野夫悲叹，两年后我去了远方，后来听说她也嫁去了州城，利川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来过，年年依旧的暴雪，掩埋了我们悄然存在过的痕迹。
野夫用木心的两句诗，结束了这篇哀婉绝美的美文：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
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
三
本书中的许多篇章，都值得细细品读、赏析，只是限于篇幅，只能暂时搁笔。24篇美文大都是野夫在旅居泰北小城清迈所写，也由此被归为流散文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野夫出狱，在京城编书谋生，后来弃商隐居边陲大理小城，和一帮文人诗酒唱和，写了大量散文随笔和电影电视剧，在两岸三地出版，名动一时。2009年初夏，因参与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聚会，被有司拘捕。虽侥幸脱罪，却也因此被封杀，在国内不能出版书籍，拍摄影视作品。野夫深知一个优秀的作家无法离开文学的故乡，所以他拒绝流亡，但为了自由写作，只能旅居泰国的清迈，在这个泰北小城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
野夫在本书的自序中说，我们处在一个流行告密、窃听和监控的时代，这里流行一切不义的审判，流行不顺从不得食，流行无药可医的病毒，以及一切毁伤人类心智的语言瘟疫……
这个时代，野夫给文学赋予了至高的人生意义：文学成了残破谷仓中仅存的种子，还会在寒夜的襟怀里发芽抽穗。它是我生命唯一的救赎，也是存在的唯一意义。我在纪实或虚构中，刻划出这个诡异世界的面目，并希冀后世得以窥见此世的荒诞。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时代的恶，并不仅仅来源于体制，无数恶人、滥人、阴人、小人，都在加高着我们累世的罪孽。
在这里，野夫以文学家的敏锐，尖锐且深刻地揭示了世道人心的恶毒、人性的幽暗对社会和文明的戕害。
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野夫自信，越是恶世，越是文学的温世。作为自赋使命的写作者，无名无利且多难多险的写作，更能开出绮丽的花朵。因为，野夫们不曾辜负这样的人间，神也不会辜负写作者的期盼。
让我用野夫的自我期许来结束这篇赏析之作罢——在来年的大地上，冻土会温软成雨露，每一个人都会看到火尽春生的野草，听见万物萌芽抽节的声音。
我们也期待野夫创作出更多的流散文学精品，有一天，会在春风浩荡的祖国大地上重新绽放！
2024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