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org) 2025年12月19日
作者：Jianli Yang（杨建利）
图片：Algi Febri Sugita/shutterstock
译者：Fred
中国的芯片战略专注于自力更生。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允许英伟达出口H200芯片的决定，并实施全面出口禁令。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宣布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口其高端H200芯片，引发了新一轮关于此举对国家安全以及与中国竞争并赢得人工智能（AI）竞赛的整体战略影响的激烈辩论。这场争论似曾相识，几乎已成惯例。支持者警告说，限制出口会损害美国公司，并加速中国的国内替代进程；批评者则认为，任何放松管制都会增强中国的AI能力，并削弱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
然而，这场辩论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其激烈程度，而在于其过时的前提。双方的核心假设——即美国出口管制能够切实影响中国的战略走向——已经越来越脱离现实。H200的决定固然有一定影响，但中国政策的整体方向不再取决于华盛顿是收紧还是放松限制。这场辩论仍在继续，但其背后的战略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
DeepSeek事件后的讽刺：从谴责美国管制到瞄准英伟达
讽刺的是，这一切始于今年年初，就在中国“DeepSeek时刻”之后不久，当时中国人工智能开发者公开表达了对自身大型模型能力的日益增长的信心。多年来，北京一直强烈谴责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而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则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寻求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然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北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看起来很像是试图对英伟达施加自己的限制，理由是国家安全担忧，并以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为由对该公司展开调查。中国监管机构指控英伟达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未能履行与此前收购相关的承诺，这为罚款和监管压力打开了大门。
这种明显的矛盾——一边谴责美国的限制，一边加强对英伟达的审查——揭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关注的不再仅仅是能否获得美国芯片，而是对美国芯片的依赖所带来的政治、战略和安全影响。
H200遭遇冷遇：紧急磋商而非庆祝
中国并未对美国解除H200芯片出口禁令的决定表现出兴奋，甚至没有公开表示欢迎。这一点值得关注。H200是英伟达性能第二强的AI芯片，仅次于Blackwell系列，美国国内的批评人士认为，允许其出口可能会显著推动中国的AI发展。
中国非但没有表现出公开的热情，反而召集了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腾讯和其他主要科技公司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紧急会议。会议要求这些公司评估自身对H200芯片的需求——目前中国还没有真正能够替代H200的国产芯片。官员们明确表示，政府将在宣布任何决定之前审查这些评估结果。
仅凭这一回应就表明，北京并不将H200问题视为商业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
决策者的两难困境：今天的实力与未来的主权
这些会议凸显了中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核心困境。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先进的计算能力来训练前沿人工智能模型、扩大推理能力，并在其视为决定国家实力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势头。另一方面，对美国芯片的依赖造成了脆弱性，而北京现在越来越无法容忍这种脆弱性。
这种困境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一个将技术自主视为民族复兴支柱的国家，无法接受其最先进的产业依赖于可能被其他国家政府限制、监控或随时切断的投入。
人工智能竞赛：主权问题
美国和中国正展开激烈的人工智能竞赛，双方都认为这场竞赛的结果不仅将影响国家安全，还将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对中国而言，美国反复实施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的经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京从中吸取了一个明确的教训：依赖是危险的。
因此，“国产替代”已成为中国宏大战略的核心。半导体自给自足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个经济目标，而是被视为一项主权要务。在北京的战略考量中，技术主权如今几乎与国家主权本身密不可分。
国家采购作为产业政策：锁定国产替代
最近的两项进展体现了中国对这一战略的坚定承诺。
首先，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科技部首次将中国企业的AI处理器列入政府批准的供应商名单。这项政策旨在推动公共部门采用国产芯片，并可能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导向国内制造商。至关重要的是，此举发生在特朗普总统宣布限制H200芯片出口之前。
其意义不仅在于收入。中国的政府采购是强大的产业政策工具。通过强制使用国产芯片，北京加快了学习曲线，消化了早期效率低下的问题，并向整个生态系统——地方政府、大学、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出信号：国产替代是一项政治要求，而不是市场实验。
前所未有的国家资本投入
其次，据报道，北京正在考虑向半导体产业投入高达700亿美元的资金，这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支持的芯片扶持计划。无论最终金额是否达到这个水平，其方向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准备动员国家规模的资本来克服在制造、设备和研发方面的结构性劣势。
与美国不同，中国无法依靠成熟灵活的资本市场来为长期、高风险的半导体研究提供资金。因此，国家资金变得不可或缺。它使北京能够维持漫长的开发周期，容忍失败，并以私营市场无法做到的方式协调供需和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市场已经做出反应。国内芯片公司的股价因预期政策支持而飙升。就连摩尔线程（Moore Threads）——一家成立于2020年、相对鲜为人知的图形处理器（GPU）初创公司——的股价也在最近几天暴涨。
为什么旧的出口管制争论不再成立
2023年，当拜登政府首次对先进芯片和制造设备实施全面限制时，美国出口管制可能会刺激中国创新的说法似乎还有道理。当时，人们有理由质疑这些管制措施是否会适得其反，反而加速中国的技术发展。
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没有意义了。中国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的决心不再取决于美国的政策选择。无论华盛顿是收紧管制、放松管制，还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北京都已决定投入所有可用资源来构建独立的芯片生态系统。战略大局已定。
“成瘾”理论及其局限性
一些政策制定者和顾问——包括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沙皇大卫·萨克斯——认为，允许广泛销售非尖端芯片可以使中国人工智能开发者“依赖”美国技术，从而维护英伟达的市场份额，并限制华为等竞争对手的崛起。我之前也提出过类似的论点，称之为动态精准出口管制策略。
但这种逻辑的前提是中国愿意接受这种依赖。然而，这种假设现在已经不再成立。在华盛顿反复无常的政策转变和战略信号之后，北京现在对美国出口政策背后的微妙算计心知肚明。
中国有句老话：“有奶就是娘。”中国明白，美国充其量只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奶妈”，而不是“亲娘”。北京担心，中国人工智能开发者可能会过度依赖美国的“奶水”，以至于把美国当作“亲娘”，也就是屈服于美国的影响或控制。中国也明白，如果这样做会过度增强别人的孩子，奶妈是不会提供最好的奶水的。中国不会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
精准进口管控：在不屈服于美国标准的情况下使用美国芯片
然而，美国芯片仍然极具吸引力。据报道，H200 的性能是此前获准销往中国的 H20 的六倍，中国企业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走私和通过灰色市场采购——来获取受限制的英伟达芯片。
北京还有一个迫切的政治目标。为了在人工智能领域赶上或超越美国，中国需要取得突破——更多像“DeepSeek 时刻”这样的成就——以提振士气，激发技术民族主义情绪。先进芯片有助于创造这样的时刻。
这预示着北京可能采取的策略：精准进口管控。中国将有选择地、战略性地使用美国芯片，但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标准、规则或长期依赖。与此同时，中国将继续努力使其人工智能产业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并非矛盾，而是一种战略。
特洛伊木马问题：芯片带来的安全风险
即便如此，另一个棘手的难题也迫在眉睫。一个核心问题是英伟达公司据称正在测试的“位置验证”技术——在中国有时被称为“GPS后门”。人们担心，如果这些芯片被用于中国等受限制的地区，可能会被远程锁定、禁用或监控。
尽管英伟达坚称其产品没有“远程开关”，但这种功能存在的可能性本身就已引起北京方面对国家安全的严重担忧。在中国，这些芯片有可能被视为“特洛伊木马”——携带隐藏战略漏洞的硬件。
这种担忧触及了中国战略考量的核心。如果进口芯片可以通过软件进行监控、限制或武器化，那么这种依赖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和安全层面的。这种担忧更加坚定了北京加快发展国内替代方案的决心，即使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中国的既定战略——以及美国唯一合理的应对措施
简而言之，中国的战略清晰而坚定：精准控制进口、争取时间、国内替代、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实现完全的技术主权，并最终赶上或超越美国。而且，无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如何变化，这一战略都不会改变。正如稀土资源一样，无论中国说什么或做什么，美国都必须迅速果断地建立供应链安全。
如果是这样，美国只有一个合理的选择：无论是否情愿，都必须对中国实施全面出口禁令。部分措施只会拖延不可避免的局面，同时将能力和经验转移给一个无论如何都决心脱钩的竞争对手。
确保全面控制奏效：四项必要的配套策略
为了使这一战略有效，四项配套措施至关重要。
首先，美国国会必须通过一项全面禁令，使其成为法律。鉴于近期美国领导层反复无常、以交易为导向的倾向，法律的明确性至关重要。
其次，美国必须与所有不受禁令约束的国家签署并执行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防止向中国转口和转让相关技术。
第三，华盛顿必须战略性地支持英伟达和其他美国芯片制造商扩大全球市场份额。美国资本市场运作良好，但人工智能泡沫可能会破裂，而且与中国庞大的国家支持相比，公共资金有限。
第四，美国应限制机构投资者对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同时采取政策吸引外国资本投资美国的人工智能、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从而帮助美国按照自身标准和规则构建美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超越芯片：迈向更广泛的代码之战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这些战略选择都取决于世界两大强国之间人工智能竞赛的本质。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人能够改变这种本质。
我认为，这场竞争最好被理解为一场代码之战——它源于技术，但其影响远不止于此。这场战争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也波及全球市场、机构和国内社会。它涉及嵌入并体现在人工智能模型和生态系统中的价值观，涉及为人类制定人工智能标准和规则，以及最终决定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社会规范的制定。对这场代码之战的详细阐述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关于作者：杨建利
杨建利博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员。他是“公民力量”的创始人兼主席，著有《为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段照亮真相的旅程》和《是时候建立一个基于价值观的“经济北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