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香港举行2025年立法会选举，由选举委员会界别、功能界别、分区普选，分别选出40、30、20共90个席位。8日清晨，选举结果全部出炉。在民主派缺席、中间派也寥寥无几的选举中，建制派包揽全部90个议席（包括几位原中间派人士转入建制派者）。这也是2021年立法会选举后，建制派第二次完全垄断香港立法机构。
在各建制派政党具体得票和议席上，第一大党民建联在民选得票上比2021年大幅下滑，在功能界别总得票率也下滑，但得票率仍居第一，且因选委会界别上获议席增加，总席位还从19席增至20席。代表工商业界的经民联凭借功能界别和选委会获8席，列第二；亲北京的建制派左翼政党工联会普选得票有所增加，共获7席，列第三。亲商建制派自由党列第四，在中产中较有优势的新民党列第五。其他小党和以个人名义参选者分获其他席位。
本次选举并没有什么悬念，公众热情也不高。这根本上当然是因为民主派已经被排除出了本次选举。曾经叱咤风云的传统泛民大党民主党、社民连、公民党等，要么已解散要么实质停摆，本土激进派更销声匿迹。
而非建制的中间派政党和人士本就力量微弱，且同样在政治高压下逐渐退场。还有的中间派倒向建制派，如本次当选议员的方国珊，长期被视为中间派人士，但据信近年她也获北京支持，趋向成为建制派一员。其他在选委会和功能界别赢得议员而无党派所属的“独立人士”，实际也都是建制派身份和立场。
而近日香港又发生宏福苑火灾并造成严重伤亡，各政党和候选人均因此停止了高调竞选宣传，转而低调竞争。火灾也转移了公众视线和传媒焦点，让这场本就缺乏悬念的选举更静默和沉闷。
当然，本次选举并非完全没有看点，具体分析也有一些值得讨论之处。
首先，本次立法会选举是新老交替规模较大的一次。在90名2021-2025届立法会议员中，超过三分之一不再竞选连任。其中包括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新民党领袖叶刘淑仪等香港政坛名人。而本次参选者中首次参选者占比达三分之二。这场“新老交替”并非纯粹自然进行，而是北京方面授意、建制派协商安排的结果。而年龄也非这场“新老交替”的最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香港建制派忠诚于中央政府、配合港府，也得到北京支持、获得物质和政治资源回报，起到保持香港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作用。老一代建制派在对抗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政治斗争中，也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但随着时势变化，中央和港府对建制派有了更多期待和更新要求，而老一代建制派不再那么符合心意。随着民主派的消亡，北京方面更倾向“知根知底”和更“自己人”的人士出任议员，确保对香港立法机构的更有力的掌控，让各项政策更好服务于北京方面的“大局”。
据《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本次选举与大陆有直接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候选人较上届大幅增加。这就显著体现了北京试图更直接控制香港的倾向。而随着与大陆关系紧密的人士进入立法会和各重要机构，香港相对中国大陆的特色将淡化，“一国两制”也会被进一步削弱。
另外，2019-2020年反修例运动中，部分建制派的表现也不能让北京满意，早有换人之意。一些建制派老人影响力大，又和其他建制派精英抱团，形成利益网络、在香港业界和基层根深蒂固，不完全听命中央，对北京而言是“尾大不掉”的麻烦。有的建制派人士近年时常批评港府，也让上意更倾向于更换这些“不太听话”者。而老的建制派懒惰和腐化问题及一些丑闻，也让上下都有不满。
而保送新人上位，则可以更好的选上符合中央和港府意志者，也更容易控制这些根基浅薄者。同时，上层也希望新人符合香港“新常态”、带来“新气象”，并改善建制派不佳的形象。本次“新老交替”规模很大，但参选的热门新人，基本都是已得到建制派推荐、被中联办肯定、当选几成定局者。“旧人”离去后，议员位置已被“预定”给特定的“新人”。
虽说本次选举从技术层面，确实如官方所说“每个席位都有竞争”，但不仅都是建制派内部竞争，且谁会当选、谁只是“陪跑者”，根据选前各种迹象已可大致判断。尤其选举委员会界别和功能界别选举，竞争性弱、确定性强，绝大多数席位选前即已落定。
纯粹从数据看，本次选举竞争性也不强。现在香港立法会共计90个议席，仅161名候选人参选。其中选委会界别由1500名委员会成员（成员为各行业领袖、要人、精英、利益代表）选出40位议员，获准参选者50人，当选概率80%。一些不受普通选民欢迎、不愿面对选民质问、但被上层中意的人物，也可以被塞进选委会界别议员候选人中，绕过大众民意，由选委会将其选上。
而各功能界别的每界别是2选1（特殊的劳工界5选3、社福界3选1），其中过半界别两个候选人票数差距悬殊，选前谁胜谁败已心知肚明。
如旅游界，江旻憓以131票，战胜仅获23票的另一候选人马轶超；航运交通界，林銘锋以162票战胜27票的冯佳培。虽也有得票胶着的界别，如渔农界陈博智以82票险胜79票的杨上进，建筑界当选者刘文君获2157票、与落败者林家辉的2040票相差不大，但也只是业界精英选举，难以充分代表民意。
最能代表民意取向的地方选区直选，共分十个选区，九个选区都是五位候选人争夺两个席位，九龙中区则是六选二，共20席。其中四个选区的两位当选者得票大幅领先落选的得票第三者，另六个选区得票第二（当选）和第三（落选）的二人得票相差较小。
纯粹从数据上，确实可以看出地方选区存在一定竞争性。但这些候选人都是建制派，政见没有根本区别，民众投票并不很热情。本次31.9%投票率，远低于民主派存在时平均50%以上的投票率。即便本次31.9%的投票率，也和政府动员公职人员、建制派为“铁票仓”提供好处和投票便利情况下，才勉强实现的。
选举，是民主最重要的体现形式和关键步骤。本次选举前港府之所以大力鼓励民众投票，包括延长投票时间、大量广告宣传、为选民放假、为选民投票提供交通便利等，也是因为港府明白投票是民意授权的体现，高投票率意味着立法会更大权威、港府更受肯定。
但真正的民主选举，是建立在政治多元、公民普选、真实竞争性、媒体独立、言论自由的前提上的。而香港最近几年的几次选举，包括特首选举、立法会选举、区议会选举，却缺乏以上真实民主选举的要件。在反对派已基本被剥夺政治参与权、《国安法》利剑威吓、普选席位缩水而“小圈子”席位大增、个人言论和媒体报道都限制重重情况下，本次立法会选举的民意授权真实度、实际意义，乃至上届和本届立法会的“合法性”，都是有疑问的。
北京和港府一边鼓励香港民众积极投票，甚至拘捕鼓吹不要参与投票的人士，另一方面却对香港民主施加各种限制。官方对选举制度本身，也压缩直选席位、扩大非直选席位、大幅削弱普罗大众的投票权重。如相对于2021年，本次民建联民选得票大跌，但席位不减反增，就反映了公民直选缩水下民意被削弱、“小圈子”垄断政治的不良现状。这样的制度设计与官方鼓励民众投票的举动自相矛盾，与民主政治的原则相悖，与选举投票的真实价值背道而驰。
笔者并不反对在选举中设置若干合理的限制，也不否定筛查候选人的必要性。但各种限制和筛查，一是应出于真正的公共利益目的、符合普世价值和情理，而非为特定势力私利和各种不正当目的；二是应有限度和节制，不应审查过苛、要求过高、打压过狠。而当下香港选举中的各种直接和间接限制，显然既是方向有问题，也相当过度，破坏了民主的基础，也摧毁了选举的价值。
如果2020年以来北京对香港的政策未来没有改变，香港的政治环境也不变，以后香港所有的选举，也都会像本次选举一样，缺乏多元性，难以代表民意。而建制派内部的竞争有限，且沦为某种“论功行赏”和派系斗争。立法会这样核心政治机构，也与公民授权、践行民意、监督政府的初衷和作用背离，成为上意的驯服工具，其决策和行为也会违背民意和民益。而缺乏政治多元、自由与活力受压制、政府官僚和权贵富豪缺乏监督制约的香港，不会有一些人期待的昂扬向上的“新气象”，反而会在暮气中愈发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