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1945年9月2日， 朱启平（前排右五）以《大公报》记者身份登舰见证日本投降。（受访者供图）
今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也是二战名记者朱启平先生冥寿一百一十周年（1915-2025）。
1945年9月2日上午，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军投降的签字仪式。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先生现场采访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撰写了题为《落日》的通讯稿。
（大公文汇网记者 王莉 杭州报道）“父亲老年时回忆自己的记者生涯，表示亲身参与‘密苏里’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亲眼见证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最后胜利，是他的高光时刻。”1945年9月2日，年仅30岁的《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登舰亲眼见证日本投降，并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的知名长篇通讯《落日》。朱启平之子朱开宇日前在接受本网专访时表示，“父亲一生都坚持记者要独立思考、说真话的理念，他是这么想的，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该文被认为是各国记者同一题材的报导中的“状元”之作。传回重庆后不仅在当年倾倒了无数中国国内读者，且被选作大学新闻学教材。其后几次逢十的抗战胜利日均一再重新见报。
朱启平原名朱祥麟，浙江海盐人。“父亲6岁时，随父母离开海盐祖居，迁居上海。”启平先生幼子朱开宇介绍，“父亲高二那年正是‘九一八事变’之时，日寇的铁蹄击碎了父亲‘悬壶济世’的美好理想。他于1933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但很快就投身抗日救国青年运动，以天下为己任成为他的奋斗目标。一年后他就放弃了医科, 转入新闻系，决定以笔报国。”
学生时期的朱启平（前排中）。
1940年，朱启平正式进入《大公报》。1941年，他前往采访滇缅公路通车实况，发表《滇缅路上》长篇通讯，在《大公报》崭露头角。1943年，他又以《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赶往鄂西战场前线。“父亲还曾跟我们讲述过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当时他采访了陈诚、王耀武、胡琏等人，发出十篇通讯。采访结束后，王耀武命副官送给他百元大洋，希望能美言几句，父亲坚持不受。”
1944年，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发动了凌厉的战略反攻，朱启平主动请缨前往太平洋战场采访，时任《大公报》总编辑胡政之随即拍板支持。“这次出行之前，父亲还专门去歌乐山金刚坡拜别祖父母。他当时心里想的是，作为一个到美国舰队中当记者的中国人，自己的言行随时随地都会被人认为是国家的代表，特别是在生死关头上，所以他决心在任何采访中不落在美国战友后面，甚至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朱启平随首批舰队进入东京湾。1945年9月2日，他登上“密苏里”号战舰，亲眼见证日本投降仪式。说起这段往事，朱开宇也无比自豪：“当时登舰的共有三名中国记者，父亲和黎秀石均来自《大公报》，另一位是中央社的曾恩波，他们都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同窗。父亲当晚在横须贺港中停泊的军舰上写下《落日》，民族正义的激情，深厚的国文、记者功底，再加上历史的际遇，使这篇报道脱颖而出。”
朱启平孙女朱颖亮踏着祖父足迹，登上密苏里舰。
抗战胜利后，朱启平先生获香港《大公报》委任为驻美兼驻联合国特派员，朱夫人随之到纽约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
朱启平,孙探微夫妇与四个儿子合影
（以下摘自2025-08-15《知乎·话说历史 》徐庆全发布的高级記者张刃所撰文章）
1948年，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朱先生的两个弟弟随迁台湾时，他却携全家从美国回到了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朱先生夫人孙探微回忆说：“1948底，看到国内即将结束内战，和平建设时期即将到来，启平和我商量去向。他有工作经验，我也有工作能力，完全可以自食其力在纽约生活下去。（但）我们还有共同的强烈愿望：要回祖国，为深受战争苦难的老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在百废待兴的祖国建设中投入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于放弃美国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回国过长期艰苦的日子，我们俩毫不动摇地一致认为是值得的！”
就这样，他们抱着不到两岁的儿子，乘船远涉重洋，于1949年1月回到香港。不久，朱启平即赴北京。7月12日，周恩来邀请新闻界友人聚餐，听取他们对如何办报发表意见。据《周恩来年谱》所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这张名单所列应邀出席者，均属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精英，其中大公报有四位，朱启平列首位，可见他提出的问题或发表的意见很重要。
1951年5月16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朱启平署名，5月2日寄自北京的通讯，详细描述了北京五一劳动节游行的情景，其中写到“最壮大的市民队伍进场”，“口号渐渐简化到一个：‘毛主席万岁﹗’60万人都在呼喊着这亲爱的名字，为他祝福。队伍到主席台前，都走得慢了，用尽生平气力在欢呼鼓掌，有小旗的挥小旗，拿花的摇花，‘毛主席万岁！万岁！’狂了，狂了，多少人不知道自己在流泪。这样的人民对领袖的热爱，我们的历史上有吗？谁说中国人不会发狂？！”
当时的朱启平绝对不会想到，这种“发狂”会演变成“疯狂”，以致殃及自身。那之后不久，他主动请缨奔赴朝鲜战场，冒着生命危险采访报道，并且坚持到停战谈判才回国。
朱启平这样的优秀记者、爱国人士，怎么会在1957年“呛水”呢？
作为一名记者，朱启平一向恪守“说真话，不打诳”的职业信条。对于虚假的“新闻”更是深恶痛绝。他曾遇到这样一件事：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1948年曾被蒋介石裹挟，一度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却始终与当局有所不合。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他即与之分道扬镳，赴法国重操本业，其间，美国方面也曾以高薪延聘，他未接受，于1951年3月回到大陆。朱启平采访后，如实报导翁向往新中国，宁可放弃美﹑法的高薪聘留，愿为祖国建设贡献所长。不料刊出时，却被“上头”擅加改动，说翁是在国外“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归国的，而共产党则不究既往，宽宏大量地予以收留云云。朱启平说，这么一改，完全背离了事实，也违反了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更是对这位爱国老科学家人格的侮辱。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当初选择回国的切身感受？但就因为这些意见，他便被说成是“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新闻政策”，也由此埋下“祸根”。
1957年中共整风之际，朱启平身为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虽由北京大公报代管，却非其编制内员工，原本可以完全不介入运动。是一次“意外”的谈话，彻底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那位谈话者，就是时任北京大公报中共党组书记兼总编辑的袁毓明。
袁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54年才调入大公报。作为大公报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他要动员属下参加鸣放，便以个别谈心的方式听取朱启平的意见。盛情难却，朱启平坦诚提出“报纸应更多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袁深以为然，鼓励他写成小字报张贴出来。朱启平胸怀坦荡，一心为办好报纸，便依袁其所嘱照办了，结果种下“苦果”。很快，袁毓明成为“大公报的‘纳吉’”，头号“右派”，朱启平则成为袁“集团”的一员，同样打入“另册”。
1957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和大公报同时刊登长篇报道，公开点名批判朱启平。两报的报道内容相同，只是详略有别，标题稍异。人民日报将该报道排在第二版中间，标题横排两行：“复辟旧大公报的又一路大军被击溃，朱启平的反党办报纲领破产”；大公报则刊于二版右上角显著位置，标题直排两行：“提出反动办报纲领向党猖狂进攻，朱启平是复辟旧大公报的悍将”。
报道开头就说，朱启平在鸣放期间“非常活跃”，“要推翻党对北京大公报的领导”，“篡改大公报的办报方向”。这罪名显然是莫须有的。朱启平不过是一名记者，又非中共党员，如何能够“推翻”强大的中共对一份全国性大报的领导呢？报道抓住其“反党办报纲领”做文章：
“……朱启平公开提出了一个办报纲领。他要求办一张所谓‘人民群众的报纸’，一张‘民间报纸’。这样一张报纸‘最重要的’是‘报导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企图把大公报变成反党工具。他认为，‘这样一张报纸，要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如果因此而发生纠纷，甚至可以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朱启平要求对记者‘全部信任’(实际上即无条件的信任)。而记者的任务则是‘深入民间’，寻找矛盾。在国际宣传方面，他认为，我们的报纸‘缺乏新见解新事物’，主张登载‘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朱启平恶毒地把党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污蔑人民日报不是人民的报纸，他叫嚣说：‘有一天共产党会消灭，人民日报必须也改为人民群众的报纸，其它报纸更不必论。’”
这篇报道转述的朱启平“反动言论”，应该就是他应袁毓明之请在“密谈”中提的意见，后又依袁的建议写成小字报内部张贴。由此说成他“公开提出”的“办报纲领”，显然是欲加之罪了，且不说其中的话是否无中生有。
报道还指，朱启平极力活动，要把子冈﹑徐盈请回大公报，作为他“企图复辟旧大公报反动政治方向”的证据。然而，徐盈﹑子冈均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且早已脱离报界，即使二人回来，何以就是复辟旧大公报呢？
对朱启平的批判，“新账旧账一起算”，指其“曾经长期担任旧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并大力吹嘘‘马歇尔计划’”云云。如此，更把他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三十年多后，朱启平回忆那段岁月时说：“不识时务，迷信报纸为人民的喉舌；执笔在手，以为最先考虑的该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福利。还要独立思考，说真话，个人的成败利钝是次要的。正因此，遭遇厄运，几至家破人亡。一生中最能工作的二十年，在垃圾堆中挣扎，侥幸活下来。这也好，使迄无建树有了借口。”（《中国当代新闻文学选》第二卷)
朱启平在北大荒“劳动改造”的情景，当年与他同时“发配”的吴永良先生有详细记述，说他骨瘦如柴，甚至托人给夫人带回了唯一值得纪念的手表，准备客死他乡了。那么，两年后，朱启平是怎样脱离苦海的呢？据说是当时各地亟需教英语的人才，找到大公报，答复说，这样的人倒是有一个，在北大荒。因此才调他回来，捡的一条命。
朱启平这样描写他离开北大荒时到澡堂洗澡的一幕：“脱了衣服刚要下池子，池里七八个人都盯着看我。我有什么好看？洗澡不是谁都脱光衣服吗？人家瞧得紧，我不由得也看看自己，究竟有什么可看的？啊﹗原来我是个骷髅架子，人家没有见过这样真正皮包骨的人﹗我的胳膊，可以用大拇指食指圈起来；我的大腿，两只手可以箍起来。回到北京，亲友见了，簌簌落泪。”
在张家口外语学院，朱启平“感谢学校救了我一命。如果我再在北大荒劳改下去，不出半年，也许就要死在那里。过去两年中，我就亲眼看见好几个在我身旁劳动的年纪大些的人，先后倒在地上，再没起来。”因此，他兢兢业业教授英语，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几年，还摘了“右派帽子”，但级别工资降了四级。
“文革”乍起，朱启平再次被“新账旧账一起算”，并且遭到“造反派”的毒打。他的小儿子开宇后来回忆说：“1967年，有一天爸爸突然跑回家，身上鞭痕累累，说是接连几天被殴打，再不逃走极可能被打死。他连夜写了一篇陈述在学校如何被打的材料，让我藏起来，说一旦他被人找到抓走，要我赶紧将材料送中南海上诉，或许可救他一命。幸而那时学校里两派内斗激烈，没来抓他，让他幸免于难。”再以后，经过下干校，“斗批改”，朱启平回到已经迁至洛阳的学校继续教书。
1978年，浩劫过后，百废待兴。负责港澳台事务的廖承志点名朱启平重返香港大公报工作。对下属一向体恤入微的廖公，还将孙探微也从中国建设杂志社调去香港大公报做英文版的编辑工作。朱启平夫妇两地分居20年终于团圆。孙探微对朱启平说：“我打破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的记录，还超过她两年！”
重返新闻岗位，朱启平牢记离开北京前，廖公在病床上对他的嘱咐：“你们去香港工作、办报，不能搞极左。”很快进入角色，再创佳作。
1979年，作为记者团的一员，朱启平随华国锋访欧之行。在法国科隆贝，他瞻仰了反法西斯英雄戴高乐将军之墓，触景生情，写了一篇题为《伟大的平凡》的通讯，通过对埋葬于普通村民坟场，“真正是只占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石是最普通的石头，多半是用来镶马路边的”。戴高乐将军墓的描写，表达了这样一种价值观：真正的伟人不会高高在上，更没有特权，而是一辈子置身于民众之中，身后也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平等地位。戴高乐将军“来的光明，去的清白，永远是法国的骄傲。”此文刊出后引起读者极大反响，对于国人破除个人崇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北京的老友、大公报名记者子冈写信给朱启平说：“我读了不止十遍。你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晚年的朱启平，对于亚洲及世界大势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新闻敏感。1982年8月间，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否认当年侵略罪行，朱启平迅即作出强烈反应，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从《烽火当年，血海深仇》回顾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到《追忆日本投降前后》讲述战争同时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结束于《中日应当友好合作》，呼吁中日两国人民合力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这类恶兽出柙”，同时表示，中国人民绝不畏宿敌的猖狂，“天塌不下来，大家把心一横，较量到底，最后再来一次‘八一五’而已”。我父亲读后说，启平的爱国之心，一如三十多年前。他的血还是热的。
1985年，70岁的朱先生退休了，他给我父亲写信说：“结束了七年夜生活，恢复了早上起来，晚上睡觉的常人日子，身体和精神都好一些。家务事里里外外，都是自己做，并无人帮忙。加上看看书报，写写信，一天时间占去不少。我还注重运动，天天步行十多二十里，约两小时。心情宽松，斗争会、学习班、劳改、抄家，今天不知明天事，谁都可以来踏上一只脚，等等，都成了过去。虽然人在香港，既无发财的本领，也没有这个念头，平平淡淡，逍遥自在。老了，稍有自知之明，也就这样打发晚年了。”
朱先生这样说，并不等于他赋闲了。退休后，他几次到内地旅游，饱览大好江山的同时，想得最多的还是人间风云。
1988年春，朱启平夫妇游览三峡，重新踏上抗战时他曾经采访过的三斗坪，也就是设计中的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朱夫人孙探微回忆说：“启平认为，应该立即在长江上游植树造林，保护植被，修水利。至于大型工程，则应等到真正清除了贪污浪费之风时才能施工，不然会给老百姓造成极大的损失。”基于此，他后来更撰写了近万字的《三峡工程纵横谈》，分列19个小题，以“武原”的笔名，连续发表于香港文汇报。他跳出科学论争，从社会风气、干部素质的角度提出了工程可能面临的问题，提出“为大坝万全计，在人的素质得到提高之前，党风与社会风气恢复到五十年代初期之前，三峡工程是不能匆忙上马的。”他甚至主张，“三峡工程兴建与否，留待21世纪或者更后的子孙去解决。”今天看，年逾古稀的朱启平先生为国为民，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是有先见之明的。
从三峡归来，朱启平北上访友，6月，与吕德润先生一起到天津，看望卧病的我父亲。谈话中，朱先生还提到了1987年两次去台湾探亲的情况。
朱启平的三弟朱书麟，是台湾电力公司前总经理，四弟朱炳麟，是台湾监察院秘书长，是台湾商界、政界“名流”。兄弟数十年未通音讯，晚年才得团聚。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朱启平仍不忘体察民生。他要求去参观菜市，说从菜市可看出食品供应情况、市民的购买力及实际生活水平；他询问小学教员的工资待遇，说其生活待遇高低反映当局对教育、对未来的精神与物质建设重视与否。我父亲听了，笑道：“老兄探亲也不忘本行。”
1989年4月，我父亲不幸病逝。朱先生接获讣闻，即写信给我：“惊悉令尊逝世，忝为老友，震悼殊深！……去年夏天德润和我曾专程到津会见令尊，聚谈颇欢。三十多年不见，并不形成隔膜。他当时健康欠佳，但精神很好，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总以为会逐渐康复，不料邃尔弃世。他一生执笔，不知写了多少精彩文章，敬业乐业，数十年如一日，自为识者所欷歔。得读邵象文，足见公道自在人心。令尊一生笔耕，丰硕成果，是客观存在。过去长时间的遭受，他很看得开，足见他的豁达。……”
后来我做记者，也准备整理父亲的遗稿，朱先生来信特意嘱我：“内容力求丰富，言之有物。”这使我想到他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文字是第二位的》。朱先生告诫年轻的同业：“写稿，你是根据看到的、听到的、体会到的、深有所感的，以尽可能简练清顺的文字，宣泄纸上，很难说要根据什么规章才能动笔。……当记者，最要紧的，是尽心为读者提供最好、最真诚的服务，不说假话，不炫耀自己，始终不渝。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文字水平，究其极，是第二位的。……一颗炽热的为读者服务的心是第一位的，文字水平，包括写特写，自然越高越好，但是是第二位的 。”“作为记者，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这最后一句，是朱先生品格与情怀的真实写照，也成为我做新闻工作的一个信条，恪守至今。
1993年11月12日，朱启平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安然去世，终年78岁。家人将他葬在风景秀丽的加利福尼亚州半月湾旁的山区墓地，那里可以远眺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大洋彼岸就是生养他、磨难他，也成就他的故国家园。
张刃近影
笔者有幸于1988年11月认识朱启平先生，他当时已从《大公报》退休，就任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顾问。其第三子明宇亦供职于彼。
启平先生仙逝后，笔者决意为他立传。在朱夫人指导下于2005年7月出版《笔底风云—二战名记者朱启平传》。新世纪前十馀年间又多次到旧金山探访朱夫人，直到她也回归天国。
圣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一个记者的功业自然就是他的新闻作品啰！从这个意义上，启平先生堪称兼而有之。
朱启平先生永垂不朽！
2025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