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重大火灾，一名男子在得知妻子被困其中后做出反应。（Tyrone Siu/路透社）
来源：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2025年12月9日
作者：Jianli Yang （杨建利）
译者： Fred
香港不仅仅是处理悲剧不当；它再次表明，它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
周六，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办公室召集多家外国媒体的高级代表和记者举行闭门会议。官员指责部分国际媒体在报道近期宏福苑火灾和即将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时散布虚假信息，并声称此类报道“抹黑”了政府的工作。
该办公室成立于2020年，是在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之后设立的。此后，它成为北京在香港公开运作的安全机构的门面，并被授权调查和起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在会议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但拒绝具体说明哪些报道被认为有问题，也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该办公室网站上的一则通知警告外国记者“要自律，注意自身安全，不要触碰法律红线”。该通知没有透露哪些媒体机构被召集。
香港近期发生的造成至少156人丧生的致命公寓楼火灾，引发了关于建筑安全、监管不力以及导致这场灾难发生的种种失职的激烈辩论。香港特区政府迅速下令调查火灾原因，警方也逮捕了数名涉嫌玩忽职守的人员。在以往任何时期，这些举措都可能被视为公共问责进程的第一步，并会受到媒体、公民团体和民选代表的监督、辩论和补充。然而，在当今的香港，对这场悲剧的应对却揭示了更深层次、更令人不安的问题：这座城市如今的运作逻辑与中国大陆并无二致。曾经属于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和自下而上社区动员的空间，如今已被对北京的盲目顺从以及消除任何可能质疑官方叙事的独立声音的决心所取代。
对许多香港人来说，这场悲剧不仅仅暴露了建筑安全方面的漏洞，更印证了他们曾经熟悉的香港已经不复存在。过去，如此规模的灾难会引发激烈的公众辩论，从批评消防法规的执行力度到要求公开老旧住宅楼的维护情况，无所不包。记者会质问官员；非政府组织和区级社区团体会协调援助流离失所的居民；各党派的立法会议员也会追问真相。这种监督与关怀并存的生态系统是香港的制衡机制，也是香港区别于其他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国城市的显著特征。
然而，到了2025年，在《国家安全法》出台、大规模逮捕、公民社会遭到瓦解以及北京直接对香港治理进行政治重组之后，应对措施却截然不同。当局对独立援助行动抱有怀疑态度，这与大陆阻止非政府组织成为社区信任和动员中心的本能如出一辙。志愿者们试图组织捐款和临时住房援助，却遭到劝阻、劝退或阻挠。一些人甚至被警方盘问。传递的信息不言而喻：在如今的香港，只有国家及其授权的机构才能应对灾难。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公众对市政府处理火灾方式的批评受到了怎样的对待。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谴责执法不力、管理不善或楼宇检查过程中持续存在腐败的居民，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着法律警告或警方上门拜访。据报道，一些人因“散布谣言”或“煽动公众不满”而被拘留——这些指控在其他国家已司空见惯，但在香港却曾是闻所未闻的。就连过去充斥报纸专栏和网络论坛的温和批评，如今也面临着被贴上“破坏稳定”或“颠覆”标签的风险。恐惧、自我审查和沉默取代了曾经是这座城市标志的公开、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公共讨论。
或许最能体现香港变化的，莫过于火灾发生后立即展开的政治博弈。在公开感谢消防员、一线救援人员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慰问遇难者家属之前，香港政府率先发表声明，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关心”、“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这种本末倒置——先赞扬北京，后赞扬奋战在一线的救援人员——令许多香港居民感到震惊，但却与现有的政治秩序完全吻合。香港官员不再对选民负责，且其政治忠诚度受到严格审查，他们深知，自身的合法性并非来自他们所服务的民众，而是来自对中央政府的绝对忠诚。
事实上，香港在政治上已与上海或任何其他内地大都市无异。地方行政形式依旧，但其内涵——多元性、自治权和公民活力——却已荡然无存。这场火灾的应对措施以最鲜明的形式暴露了这种转变。政治忠诚凌驾于公众同情之上、压制独立的人道主义行动以及对言论的管控并非偶然，而是新治理体系的体现。
因此，对于老一辈香港人来说，这场悲剧的分量加倍。生命的逝去令人痛心，而城市特色的丧失也再次被残酷地印证。年轻一代的居民，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经历了过去十年的政治收紧，他们从政府的行为中看到了“一国两制”承诺实际上已经破灭的迹象。如今的香港，即便灾难也成了展现对北京忠诚的机会，问责制被逮捕所取代，帮助邻里的冲动也必须小心翼翼，以免引起政府的怀疑。
在2019年之前，香港独特的身份认同不仅根植于其自由，更根植于这样一种信念：这些自由服务于社会——确保政府的错误能够被揭露，公共政策能够被辩论，最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密集的公民力量网络的支持。这场大火及其后续影响证明，这套体系已经不复存在。香港的领导人或许会继续高喊繁荣稳定，但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的消亡揭示了一种无法被官方口号或精心策划的忠诚表演所掩盖的空洞。
香港不仅仅是处理悲剧不当；它再次表明，它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这一切发生在短短几年之内：香港变成了上海，不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自由、开放、充满活力、法治健全的城市。对于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美国人和其他人来说，这种转变带来了一个令人痛心的警示。自由的消逝速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当一个独裁者——即使是逐步地——攫取权力时，这个过程往往始于公众的默默旁观，随后演变为普遍的自我审查，最终以绝对的服从告终。因此，香港的命运并非遥远的悲剧，而是一个警示：自由得以维护从来都不是自动的，也无法得到永远的保障。
杨建利是“公民力量”（Citizen Power Initiatives）的创始人和主席，著有《为了我们，活着的人：照亮真相的旅程》（For Us, The Living: A Journey to Shine the Light on Truth）和《是时候建立一个基于价值观的“经济北约”了》（It’s Time for a Values-Based “Economic NA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