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杨建利先生将于2010年3月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的发言稿。
杨建利先生认为，在六四镇压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统治者祭出了一体、两翼、双爪的延续专制统治的治国之策，权力基层则趁势而上，形成了利益驱动之下的普遍腐败，导致中国社会以经济利益为界被撕裂为权势者与“屁民”两个越来越趋向于对立的阶层，在这一撕裂状态之下，社会贫富高度分化、公开歧视弱者、阶层间成员身份流动不畅、缺少共同公共政治话语、阶层间情感撕裂。这一社会高度分裂与对立的现实甚至可以用“两个中国”来形容，但“两个中国”间的这一暂时的脆弱平衡越来越面临解体的高度风险。《零八宪章》作为跨越社会阶层的呼吁，为各阶层间的对话与沟通提供了平台，也构成了各阶层利益协商模式的理念雏形。同时，杨建利先生认为，持续进行中的《零八宪章》的实名签署，会将民众抗议转化成持续的要求整体变革的民主运动，具有准组织化的潜在功能，它将呼唤出一批民间领袖，以现实的凝聚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理性变革，孕育出我们期待中的第三个中国——民主中国。
杨建利：三个“中国
去年，奥巴马访问中国前夕，记者询问我对其此行的看法，我反问“奥巴马要访问哪个中国？”记者被我搞得一头雾水。同样，每次就所谓中国崛起的题目接受记者访问或参与类似题目的讨论时，我也常常反问：“哪一个中国？”当然，我不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个区分之下而发此问，我当然知道人们谈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为何我还要这样发问呢？这正是本文所要描述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当今的地理概念之中国，实际上已断裂为政治意义上的两个“中国”。
我们不会忘记，以“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为主要诉求的八九民运，把建立一个公正、自由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铲除腐败的专制政治、建立民主制度之上。这场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的民主运动把国内各阶层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主化进程的关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当局虽然血腥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但它也开始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不得不以新的统治手法来维护他们“压倒一切”的稳定。
处在统治合法性危机之中的中共政权，总结了世界历史上左、右专制统治的经验及其失败的教训，专注于从人性中腐恶的一面挖掘政治资源。在暴力威胁与谎言欺骗的一贯传统策略之上，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共政权正式祭出了一体（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以维持统治合法性）、两翼（腐化拢上和黑警治下）和双爪（消灭、控制民间领袖和封锁公共言论空间）的延续专制统治的治国方略。
“六四”屠杀在中国民众中造成对于政治的普遍的恐惧和厌恶，而其产生的政治危机也使中共官员感到恐慌。随后，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使得中共官员的心中很难不存忌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不免在脑海里盘旋。在这里，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有两层含义，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江山还能维系多久？它的前途是什么？其二，共产主义的红旗和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改革的关系是什么？对官员来说，怎样做才不会犯政治错误丢掉乌纱帽？
邓小平南巡后，中共各级官僚迅速明白了三个道理：第一、 共产党的江山和传统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毫无关系，第二、“发展是硬道理”，不断的经济增长是维系统治合法性的救命稻草， 第三，不义的政权需要依靠不义的官员来维护，为了坚持一党专制，权力认可了权力阶层的腐败。
在这三条认识下，官员们渐渐形成一致的利益驱动，于是，权力赤裸裸地全面进入市场，官员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增长GDP、权力寻租、讨好上级和腐败享乐上了。对他们来说，这是现实政治之下的最好选择，他们不仅得到无穷的经济利益，而且政治上可以完全不思进取,不犯错误。于是，号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变成了暴发权贵资本家，或者资本家（包括外国商人）的代理人或靠山。于是，在中国做官地地道道地成为世界上最“稳赚不赔”的职业。而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六四”屠杀和随之而来的红色恐怖强化专制手段，把民众监督和限制官僚行为的空间压缩掉了。而且，假如说在这之前许多官员还怀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改革的理想，甚至同情和支持了八九民运，到这个时候，政治改革的理想已经被普遍抛到脑后，甚至被视作他们的梦魇。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权力全面配合资本运作，低人权标准的竞争优势、肆意破坏的环境，没有集体谈判能力的工人，大量的低廉农民工，为投机资本提供了绝佳的投资环境。于是，“钱”迅速向“权”靠拢，官商削尖脑袋寻求权力靠山，争占各个商业领域的优先机会，并在非公平恶性竞争中逃避法律和社会责任，可以说，大部分在中国经商的形成规模的商人，无论跨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甚至乡镇范围内的，都和政府某部门、某官僚有着这样那样的袒护其利益的不正当关系。由于现实环境的变化，拥有“中国公司”全部原始股的中国共产党适时向资本家开放股权。中共十六大正式向世人宣誓，接纳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资本也在最大程度上成为现行体制的拥护者，权力和资本的联姻是中国近二十年来久演不衰的大戏。这个联姻关系也延伸到了港澳台，也伸展到了国际社会。
假如说“中国公司”对国内外资本家是开放股权的话，那么它对部分知识精英就是主动让股了。究其根本维持高速度经济增长的硬道理的目标是“政治稳定”。为了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他们就用利益馅饼，尽力抓住操作社会机器运转的重要部位的人。除了党、政、军、各级权力在握的官僚和与他们联姻的资本家外，这些人还包括：与政府分享话语权的学校、研究机构，新闻出版机构，文学、艺术、体育团体的“知识分子”。在收买策略之下，中共当局拿纳税人的钱向他们进行利益输送，国家的工资、待遇、医疗保健、社保福利、住房等政策、法规越来越向他们倾斜，以换取他们对现行政治秩序的认同，他们由此获得的实际经济收入与普通工人、农民、一般工商业者相比是极不相称的，差距之大世界上少有，这就是中共当局的“花钱买稳定”政策的一部分。二十多年来，中共当局的收买政策是奏效的，而这一收买政策的成功是以“六四”大屠杀以及随后的全国大捕杀大整肃为背景的。政治的残酷性本来就在知识分子心理上造成了普遍的威慑。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就转化成玩世不恭、对是非问题不敏感、漠不关心、佯装超然潇洒聪明有智慧不激进的犬儒主义，再加上入股“中国公司”的巨大的利益诱惑和“主人”感，使得许多具有一定话语力量、曾被认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从1992年以前与中共政权的对立情绪中融化出来，完成了从“政治人”向“经济人”的蜕变。在变成“中国公司”的持股人之后，他们自觉地接受大老板规定的政治游戏——这正是他们入股的前提条件。虽然他们对权力和资本的联姻也有诸多不满，也时常发出些批评的声音，但是重大利益的趋同性使他们中的主流成为现有政治秩序的拥护者。他们惯用非共产党的正统语言，而实质上发出维护专制政权的“国情”论、“生存权”论，“稳定”论，“盛世”论，“爱国”论，“崛起”论的有效声音，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共产党骗人的历史和现实谎言，构成了哈维尔所说的“权力的可鄙基础”。
概言之，在当今中国，权力、资本和知识以腐化为粘合剂形成了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结盟，建成并经营着令世人眼花缭乱的繁荣强大的“中国公司”。由于中国在地理和人口上的巨大规模，这一“中国公司”持股人以其强劲的财富增长速度以及令人震惊的购买能力，在许多 观察家眼里，就展现出了一党专制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奇迹，由于这一持股人阶层很自然地占据几乎所有话语资源，在一些观察家眼里，这就是整个的中国。他们忽略了相对而言不容易被关注的另外一个中国的存在，那就是为“中国公司”打工、被“中国公司”剥削而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广大的中国民众。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中国，一边是垄断一切的“权贵中国”，一边是被剥夺的“屁民中国”！
从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能力来讲，任何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为什么我偏偏要把中国分成两个“中国”？我是否危言耸听，过分地高估了权贵与屁民阶层之间的割裂与对立？事实上，我所使用的“屁民中国”这一概念本身就可以作为我的论据。在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官方文件中，你找不到“屁民”这个词，但在互联网空间内，它被广泛使用。最初，一个深圳的中共高级干部酒后猥亵幼女，遭到众人指责后，他怒骂：“你们算个屁啊！”他没有想到这句话成为震动中国的一骂，从那时起，无数网民将自己戏称为“屁民”，凸显出普通民众对于自己权利丧失状况的无奈和不满。可以说，屁民一语，道尽权力的傲慢与民权的沦丧。
权贵中国与屁民中国的割裂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中国占据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文化资源（文教、知识、娱乐、话语甚至道德话语）的阶层利益趋于一致，结成“中国公司”，维护现行政治秩序，所谓赢家通吃。这与民主国家截然不同，与右翼专制国家（例如威权时代的台湾）也是不同的。
社会各个阶层的游戏规则均由权贵集团确定，任何游戏的胜负也由权贵集团裁判，那么，涉及两个“中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其结果便毫无悬念。在短短二十年内，中国飞速完成了世所罕见的贫富分化。权贵中国依靠对屁民中国的剥夺维持令世界称羡的“繁荣”。有资料表明，目前中国0.4%的家庭(150万)占有全社会70%的财富。按照物质享受的任何指标，权贵中国在世界上都可以排到第一位，但是“屁民中国”却难以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最近，独立学者刘植荣用翔实的资料比较了全世界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状况，得出结论：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准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同样为159位，低于32个非洲国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税收痛苦指数（税收负担减去得到的福利）几年来却排在世界第2，3位。这里还没有提及权贵集团对底层民众的各种收费、非法土地侵占、非法暴利拆迁等。迄今为止，中国拒绝建立涵盖全社会的基本社会保障，而各级官员一旦进入权力阶层，只要不在权争中失败，到死都享受各种特权。
屁民中国的国民在中国是二等、三等公民，无法享受正常的国民待遇，也无法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对“屁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歧视是公开制度化的。比如户口带来的歧视造成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子女无法得到正常的义务教育，造成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社会保障机会不平等。选举法明文规定农民的选举权是城市人口选举权的四分之一，这已经是公开的歧视，但更严重的是，现实生活中，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屁民”，根本就无权决定与自己有关的公共事务。在遭受官权侵害时，由于专制造成的司法腐败，权益受损的“屁民”也没有正常渠道申诉。更有甚者，2005年，北京人大常委的一位教授委员公然提案外地人进京需要“签证”（准入制度），将权贵阶层对“屁民”的歧视心理暴露无遗。
权贵集团对权力、资本、知识（话语权）的垄断性以及权贵中国的封闭性使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几乎停滞，“屁民”变成“权贵中国”成员的渠道基本阻塞，中共建国以来，底层民众一度可以通过当兵或上大学的渠道实现朝向高阶层的流动，但是，目前的“权贵中国”阶层越来越依赖血缘关系保持其阶层的稳定性，除了血缘之外，买官也是官场的普遍现象，但这只是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间的身份转化，一个“屁民中国”的成员，很难仅仅通过个人才能和勤奋而实现这种阶层间的流动。
权贵中国和屁民中国几乎不再有任何共同的公共政治语言。权贵中国继续使用僵化的官方政治语言显示其无意改变既有的政治秩序，而对这种僵化语言的使用频率只表明一个人对于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可程度。在这种僵化语言的背后，则是依据潜规则的利益交换。由于这种官方语言沦为彻底的假大空，远离民众生活，“屁民”几乎不可能借助这套语言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只能在权力的空隙中试图寻找另一种话语。由于“权贵中国”垄断了本应作为公共政治语言主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媒体，“屁民中国”便只能靠网络空间来传递他们的声音。近年来，许多最终被官方部分接受的维权事件，如孙志刚案、周老虎案、邓玉娇案，都是民间通过网络推动到炽热状态后，权力不得不作出妥协，而这些事件在最终的维权结果出现之前，几乎不会见诸于官方媒体，而官方的许多“权威信息”和所谓的“辟谣”，往往也无法获得民众的认可。在官方媒体之外，“屁民中国”通过网络创造出了一系列鲜活而具有冲击力的概念，如：“做人不能太CCTV”、草泥马，TG（意即“土共”）、官方的政治概念“和谐”被民间以谐音“河蟹”嘲讽，爱在镜头前落泪以展现关注民生的总理温家宝被网民戏称为“影帝”，“三个代表”、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等官方词汇，也无一不受到民间的公然嘲弄，但民间使用的网络概念不会出现在权贵中国的媒体上。两套不同话语的存在，清晰地展现了两个中国的现实，这种民间话语与权力话语严重分离的现象在民国家和左翼专制国家都不会出现。
权贵中国和屁民中国几乎没有共同的政治生活，这显然来自于权贵中国对权力的垄断性和封闭性，非权贵中国国民参政议政的渠道完全被阻塞。虽然官方试图用爱国主义的语言和活动创造两个“中国”的感情联盟，但是像奥运会、国庆（哪个国？）以及未来的世博会只能算作权贵中国的盛世大party，在这样的活动中中共当局总是表现出对另一个“中国”国民的不信任，用军事戒严的办法将他们排处在外。“权贵中国”与“屁民中国”的政治分裂，已经严重到：作为一个普通公民，除了在电视上，要想见到一个县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都十分困难。“屁民”逐渐发现，官方所期待的“爱国”，是爱“权贵中国”，和他们的被剥夺了宪法权利的“中国”几乎没有关系。
情感撕裂。在“权贵中国”漠视“屁民中国”的同时，屁民中国越来越表现出对“权贵中国”的极度不信任，所谓仇富、仇官心理，就是这种情感分裂的表现。近年来，中国官方媒体也承认了一个词汇——无直接利害冲突，它是指，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出现官权对普通民众的严重侵害，很多与侵害本身毫不相关的民众也会参与到冲突事件中去，事实上，这一概念带有羞羞答答的中国特色，说得更直白一些：与权贵阶层的稳定压倒一切相对应，许多无权“屁民”是唯恐天下不乱——乱专制之政，乱腐败之权。
虽然借助收买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权贵中国”构筑了对民间不满和冲击的缓冲带，形成抵御民主化的防线，但是这道防线不总是可靠的，中国“屁民”的反抗强度越来越大，目前，100人以上参与的抗议活动每年已经超过10万起，平均每五分钟一起。对此，中共当局的消解乏术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警察控制，防止抗议活动形成跨地区联合的趋势。目前，每一个省、市（地区）乃至县政府，都在北京都设立办事处，派遣警察截阻监禁本地上访民众，并在北京和地方设置大量黑监狱。几年来，中国的警力不断扩充、装备不断精良、警察待遇不断提高，据专家估计包括在册的正式武警和各类警察加上有警察职能的辅助警察，中国的警力已经至少高达550万至600万。近年来地方政府黑社会化，政府雇佣黑社会介入对民众的盘剥和镇压。暴力拆迁事件中，黑社会与政府公然沆瀣一气，最近的北京朝阳艺术村拆迁事件中，包括来自日本的艺术家在内，许多人被黑社会殴打致重伤，警察不闻不问，导致了艺术家愤怒之下的长安街游行。来自中国地方政府网站的消息称：内蒙古开鲁县的一个县长助理最近在接受官方的新华社采访时透漏，仅有40万人的开鲁县就有12，000线人在帮助警察维稳。分析人士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或西藏与新疆这样的民族地区密探数量更多。从以开鲁县的密探人数推算，全国至少有3千9百万密探加入维稳，再加上550-600万警察，屁民中国完全网罩这个庞大的黑警控制之下。而这还没有把制造“六四”屠杀的装备精良中国军队人数计算在内。
在这种控制之下，两个中国形成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权贵中国无法脱离屁民中国而存在，因为它依靠对屁民中国的盘剥再盘剥而“繁荣”（比如，官商一体暴力征收土地、低价拆迁民居，然后建造房屋以民众难以承受的价格出售），而屁民中国的任何个体如果不能逃离中国的话就不得不接受这种盘剥才能生存下去，因为权贵中国占尽了几乎全部资源，使屁民个体不得不暂时接受这一政治现实下的经济秩序。这是它们之间唯一的实质性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中出现任何麻烦，中共当局就用警察和黑社会搞掂。这就是中共当局的黑警治下的策略。
我必须再次强调，我使用两个“中国”的说法是为了说明中国的结构性现实：权贵集团和一般民众的严重割裂性。对部分社会个体而言，两个“中国”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也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对这种身份分裂都有清楚的自我认识。另外，单纯的利益分析是不够的。比如，某些维权律师和其他民间抗争领袖本来可以享受“权贵中国”国民的待遇，但是他们跨越权力收买所划定的“国”界，试图打破这个类似于殖民与被殖民的国界，建造一个合理的符合普世价值的公共政治生活。另外一方面，一些极端状态下的屁民生存状况和抗争，也会对“权贵中国”的部分成员形成压力，激发其同情心和恐惧感，促使形成一些社会微调，比如孙志刚之死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许多农民因无力缴纳三提五统而自杀，导致农业税的废除，最新的一个实例是，各地以政府为主导的暴力拆迁导致许多“屁民”自焚抗议（如果做一全面调查，这将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导致主流媒体介入讨论（短期内，我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没有信心）。
但是基于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两个中国间可能的共识，是中国政府所担心的，因为权贵阶层的财富增长不是源于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而是源于其对屁民的掠夺，这也是中国二十年来经济增长的真实模式。因此，“两个中国”部分成员（民间领袖们）之间的合作的可能与“中国公司”股东们的利益是相违背的，它会使专制政府失去最后的统治基础，于是，中共政权对试图进行这一尝试的人实施控制和打压：有些人被投进监狱，有些人被放逐海外限制回国，有些人则被警察或黑社会人员全面跟踪而被限制行动，可以说，消灭、控制民间领袖是中共维持专制政权抵御民主化策略的一部分，比如上海著名律师郑恩宠，因为替被强拆的市民维权，坐牢三年，出狱后，长期被软禁，随时被传唤，再比如，著名维权者陈光诚与北京律师一起调查山东临沂计生暴力被判入狱，妻子袁伟静平常一般有14个左右政府雇佣的流氓全时间全方位跟踪，敏感时期多至20几人。
中共当局对屁民中国的另一个控制策略就是对公共言论空间的封锁，互联网首当其冲。任何公共言论空间都是突破两个“中国”的界限、构建可以进行公开平等有效真实交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进而建立合理的符合普世价值的公共生活的平台，也就是瓦解权贵中国的平台，中共政权深谙其中奥妙，所以它不惜损坏国际形象对互联网进行严密的控制。
这就是我用两个中国的框架进行概括的中共政权维持专制统治抵御民主化的策略，概括来讲，就是基于传统专制政权暴力、暴力威胁和谎言欺骗的千古不变方针之上加上一体两翼双爪的策略，一体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以维持统治合法性，两翼是：腐化拢上和黑警治下，双爪是：消灭、控制民间领袖和封锁公共言论空间。
这是中共对内的策略，对外的策略说起来也非常简单，就是一方面向外充分展现权贵中国的繁荣富强使世人相信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的进步，另一方面，用腐化拢上的策略对待西方的政界、学界和商界，还有体育界，邀请他们入股“中国公司”，以化解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共当局比谁都更懂得“腐化”的妙用，比谁都更善于调动人性中腐恶的部分为自己服务。效果良好，屡用不爽，其中的故事在此没有篇幅讲述。简言之，中共政权是利用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腐化欲望来抵御普世价值，不从这一点入手是无法厘清近年来中共的对外政策及其外交关系的。我使用两个“中国”说法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提醒国际社会关注了解中国的真正现实，不要忘了另外那个被剥夺的屁民中国。
但是，仅仅看到“两个中国”严重分裂的事实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站在未来的更高位置审视一个尚未出现、但并非无迹可循的“民主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本文题目是“三个中国”的原因。
虽然中共一体两翼双爪的策略似乎把中国割裂成两个“中国”而形成了有些专家所说的刚性稳定结构，但是没有一个腐败社会的稳定结构是刚性的，假如有，那只可能意味着整个社会正在累积着危机孕育着契机。
两个“中国”的脆弱稳定结构注定是要瓦解的。首先，在观念的领域里，民主力量已经占了上风，即使“中国公司”的大小持股者，他们心里也非常明白民主是个好东西，中国迟早要往那个方向走，只是目前利益的捆绑上使他们不能把这种认识作公开的表达，更不会主动变成促进民主变革的具体行动。然而民主力量在观念领域里占上风的事实奠定了这个稳定结构将垮时很多人的直接取向，因为价值的判断在人心中早已完成。这是一个观念价值的基础，是几十年来国内外民主力量奋斗的结果。
其次，虽然相对屁民中国，权贵中国似乎有着基本一致的利益，但是它是多元利益被政权收买而形成的，从开始就蕴含着冲突。中共党内权力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接班系列的权威递减化，内部斗争迟早要公开化。
同时，屁民阶层勇敢而智慧的抗争已成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权贵阶层漠视屁民的生存状况，但是，“屁民“的个体抗争如果无效，在现代通讯条件下，他们会本能地走向联合，关注时事的网民群体，则成为配合这些抗争的无法被收买的“信息精英”，他们共同形成了民间力量的成长，一般而言，民间力量的成长与规模性抗争必然会促进权贵阶层内部斗争的公开化，当民间力量的抗争程度达到一个临界点后，党内斗争的各方将不得不正视民间力量，并寻求和借助他们的支持，权贵中国会随之分化，社会多元化的利益趁机进入以往被中共政权垄断的政治领域。中共当局一直承担着权贵中国运作的巨大成本以及试图扩大收买面的巨大压力，而目前其采取的一体两翼双爪策略中的一体并不是永远有把握的，一旦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房地产业的迅速泡沫化显示了这种危险），权贵中国中的危机就会全面爆发出来，屁民中国的反抗也会全面爆发出来。
而即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保持平稳，两个“中国”的结构同样面临瓦解的危险。屁民中国的民众是向这个方向上推动的主要力量。屁民中国力量的成长靠民众的组织化和运动的持续化，农会、工会、各种宗教组织、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建立都是屁民中国力量的增长。尽管中共当局实施严格的舆论控制，但是互联网的存在还是极大地方便了民众的觉醒和联络，在网络世界的公共话语体系中，中共的道义资源在迅速流失，民众则以其智慧不断寻找聚合的机会，《零八宪章》发布之后，尽管中共极力封杀，但在屁民阶层还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零八宪章》签名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具有潜在的整合各阶层利益表达的小议会功能，它的符号作用，以及一个个实名签署者的存在，可能会将民众抗议转化成持续的要求整体变革的民主运动，具有准组织化的功能，它将呼唤出一批民间领袖，而这一崭新的运动方兴未艾。
大量的民间抗争事件表明：在政治抗争方向逐渐明确的情况下，屁民中国力量的成长将会持续地增加对中共当局的压力，压力越大越会促使“中国公司”持股人的分化分离。他们分化分离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由于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屁民中国的力量的成长将代表着未来中国的降临，当然更预示着权贵中国的瓦解，权贵者个人适时从中分解出来可以和未来结盟，这是出于利益的计算；其二，并不是每一个“中国公司”的持股人都是十恶不赦一味把恶进行到底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需要在利益和良心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善或恶的压力之下，老的平衡点就会打破，他们都会寻找新的平衡点，新的平衡点很可能就是与旧秩序的决裂。前不久谷歌的行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屁民中国力量成长的压力下分化出来的人将自然加入了未来民主中国的共识中，民主中国就会在这种共识的行动下产生。
未来民主中国的共识从哪里产生呢？我们要在两个割裂的“中国”中构建可以进行公开平等有效真实交流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合理的符合普世价值的公共政治生活的共识，这是《零八宪章》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这样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和公共政治生活会借助作为高科技产物的互联网实现，逐渐扩大，逐渐产生改变中国的力量。因此，国际社会就网络自由对中共当局施加的压力无疑是对中国民主化的直接推动。
我要强调的是：无论中共政权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维持两个“中国”结构的稳定性，它无法改变一个事实：专制统治之下，中国普通民众难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迄今为止，中国尚不打算建立基本社会保障机制，在权贵阶层不负责任的盘剥之下，住房、教育、医疗成了压在“屁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治安环境恶化，社会公正机制丧失。深入考察中国社会现状，我们会发现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事实，一方面社会经济呈现繁荣，另一方面，屁民的民生压力却在增加，普通民众对于生活失去了希望和梦想（这也是中国政府一边炫耀财富，一边越来越不手软地重判异议人士的真正原因，繁荣是极其脆弱的）。而权贵阶层虽然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最大利益，但同样没有安全感，在前几年的官员裸体做官（指家属移民海外）之后，自去年来，商人群体的移民潮明显上升，这表明，在屁民的仇视之中，权贵中国感受到潜在的威胁，另外，由于已经形成官员任期制，在权贵阶层的稳定背后，无法避免权力斗争的残酷较量，由于几乎无官不贪，无商不贿，权贵中国成员一旦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就会毫无例外地沦为被官方抛弃，被民间唾弃的“腐败分子”、“黑社会”，一夜之间沦为“屁民”，法律权力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的权贵中国，只是一个醉生梦死的中国，无法获得正常的安全感和尊严感。中国需要有秩序的变革，需要制度化的权利保障，这一点，是权贵中国和屁民中国共同需要的，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迈向我所说的第三个中国——全体社会成员享有自由、人权、法治的民主中国。
完稿于2010年2月24日
*盛雪、杨宽兴对本文初稿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作者向他们二位表示特别的感谢。作者也和数名不便公开姓名的朋友就本文进行了很有价值的讨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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