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我這輩子與狗掛上了號，好還是不好，願意還是不願意，我都與狗難兄難弟了。
小時候看趙一曼、中華兒女的電影，心中暗暗起誓，長大了要像她們這樣為革命獻身；讀了《卓婭與舒拉》、《古莉雅的道路》，又覺得當蘇聯女英雄更過癮。
可是，當生活出現做英雄的機會，六個公安到我家，手槍對著我胸膛宣佈逮捕我時，我乖乖舉起手來，屁都不敢放一個，哪有一絲一毫英雄的氣概。
到澳洲十年後，我開始寫《自由神的眼淚——父女兩代囚徒的真實故事》。回憶起那些逝去的歲月，特別是十年監獄生活，我這個“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的模範，服服帖帖百依百順的狗熊，怎樣向我的讀者交代？要是讀者罵我怎麼辦呢？
我想，既然我對自己過去的表現非常不滿意，爲什麽不允許讀者對我不滿意呢？爲什麽不允許讀者譴責我呢？無論如何，寫出一個真實的狗熊，比寫一個虛假的英雄好一百倍、一千倍。
於是，我給我的讀者寫出了一個真實的狗熊——齊家貞，同時，也寫了監獄里一些我所知道的英雄，我的父親和其他的囚徒——我從骨子里敬佩他們，儘管我自己今生今世與英雄無緣了。
到了澳洲，不會講英語，年紀不輕了，求生存求立足，我像只瞎眼狗在英文世界里亂撞亂嚷，其中難言的艱辛以及拼搏中漸露的曙光，又是一本書的材料。可我一直以一句諺語激勵我自己：“跑著的狗總會找到一根骨頭”。
這隻狗一直在跑，累不堪言歪著腦袋耷拉著耳朵還是不停地跑，牠真的找到了一根骨頭——可以讀英文報紙、雜誌，有時間的話，還能欣賞英文小說了，並且，牠被捕時閃過“總有一天，我要把這寫出來”的念頭三十九年之後，牠完成了第一本書《自由神的眼淚》的寫作與出版。
賣掉了加油站，不顧老公一個人做房產買賣將蝕大本的危險，我迫不及待開始寫第二本書《紅狗》。我從來認為，沒有人可以為我打包票，今晚脫了鞋，明晨我還能穿上。
這本書的代價是巨大的，老公的房產生意缺乏另外一個人的制約，我倆近八年加油站的心血幾近于無。可我一點不後悔，也不責怪他（倒是他有理由責怪我）。書，就是我的孩子，世界上有母親為孩子失去了其它一切而後悔的嗎？
《紅狗》把我帶回了血淋淋的過去。從勞改隊里走出來，內心里的一切，希望、美夢、前程、友誼……都被掏空了，只剩下一點點私人情愛的渴求。連這一點點渴求也被搗毀了，那，我就什麽都沒有了，什麽都沒有了！
這是比十年監獄更痛苦的十六年，我動不動就要拼命，動不動就想死，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回到監獄裡去。
“回到監獄裡去”，與“我死都不怕，還怕活嗎”，都應該記錄在中國的古拉格——勞改歷史的名人名言上。
怕活，怕活在監獄外面，這應該是最頂級非正常活著的表現了。
我老公一直處於迷茫之中，他難以理解這個介於正常和非正常活著的齊家貞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不時還做出很錯誤的判斷。可最近，他說：“你是一隻狗，是一隻咬著了骨頭就不放的狗。”他意思是齊家貞是一隻犟狗。十五年了，這個澳洲的正常人，終於揣摩出一點他老婆的狗屬性。
當然，就處境而言，那隻紅狗是不能與這隻犟狗同日而語的了。
今年三月中旬，《紅狗》在香港由五七學社出版公司出版了。封面基本上是按照我的要求設計的，說不上甚麽設計，只是一張我的全家照，加上書名等一些字而已。
拍這張照片之前，父親被西南鐵路局重慶分局軟禁，接著開除，軍代表一句話就把他送去江北二塘磚瓦廠勞改，四個月後，才發給一紙判決，五年後他出獄留隊就業。後來父親辭職，申請出國自謀生路。擔心如果出了國，這個家庭將面臨又一次的長別，趁大家短聚之機，父母決定走進闊別多年的照相館，留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全家人從重慶市中心最好的“留真相館”出來，五個孩子從來不曾這樣開心過，我們有媽媽，也有爸爸了，大家又蹦又跳又說又笑，引起不少路人駐足觀望，對這個家庭充滿羡慕與讚美。
沒想到父親出不了國，他給弄進了集改隊。你齊尊周是甚麽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會員，甚麽鐵道運輸系正教授，要出國自謀生路？為祖國修鐵路架橋樑去吧！
父親在集改隊，我在和平路家裡，我倆同一天同一時因反革命罪被逮捕，他給判了十五年，我十三年。獄內獄外咫尺天涯，一別十數年，這個家更長時間沒機會聚齊了。
十年後我提前釋放，父親還在牢裏。父親被釋放回家，母親已經亡故兩年，陰陽兩界，父親只能在墓前向母親哭訴。這個家鑼齊鼓不齊，絕無機會拍攝另外一張全家福了。
其實，四九年後的三次大抄家，包括逮捕我的那次，大大小小的照片全部抄走，一張不剩。想要消滅存在過的真實，消滅照片是重要的一步。只是，我們海內外的親戚和朋友同學使這個如意算盤破產，他們精心保存下來的照片，表達了一種內在的正義，一種不可扼殺的情感，在我和父親出獄後，他們紛紛把照片寄還。所有的老照片都在這次出版的《紅狗》裏得以展現，我極其感謝保存我家照片的人們。
封面上那張四九年共產建政以來我家獨一無二的全家照，鎂光燈的一閃把這個美麗、體面、幸福的家庭變成了永恆。我一生為有這樣一個家庭驕傲，我一生為這個家庭的破毀哭泣，我要以我的餘生為保衛這個家庭的尊嚴、名譽和存在的權利而努力奮鬥，至死不渝。
我要告訴我的後人，我死了，請把這張照片刻在我的墓碑上，如果這隻狗熊、紅狗、犟狗需要一個墓碑的話。
再大的數字都是從一開始的，記住這樣一個破毀的美好家庭，記住成百萬、上千萬同樣破毀的美好家庭，保衛他們的尊嚴、名譽和存在的權利，是我們這代人，我們後代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Lest we forget”，墨爾本戰爭紀念館的石碑上刻著這行字——謹防我們忘記！
（《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