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不允许反对的政治,批判不允许批判的学说,是君子当仁不让的责任。

——东海曰

 

在政治领域,人民最贵重,人民是政治的最高目的和终极价值,也是衡量政治品质的第一标准。国家、政府之所以重要,领导和官员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民需要,人民是国家、政府、领导和官员必须爱护的对象。换言之,爱民是国家、政府、领导和官员必须尽到的责任。这就是民本思想的正义。

王道贵重人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政治序列中,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在圣王心目中,孟子说“文王视民如伤” 对人民像对待伤病员一样细致耐心,关怀备至,不敢轻易打扰。赵岐注:“视民如伤者,雍容不动扰也。”孙奭疏:“言文王 常有恤民之心,故视下民常若有所伤,而不敢以横役扰动之。”

《左传·哀公元年》也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可见,视民如伤在当时就是一种悠久的政治传统。

千万注意,贵民重民爱民,不是谄媚人民,逢民之恶,就像父母爱子,不是讨好纵容子女、纵之为非作歹一样。君子爱人以德,君王爱民以礼。建立王道礼制,是对人民最好的仁爱。

礼制于民,既有导之以德的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又有齐之以礼的礼仪示范和刑法约束。制民之产,自由农工商,为其生活医疗提供基本保障,让他们病有所医,难有所助,幼有所教,老有所依,鳏寡孤独皆有所养,都更是王道题中应有之义。

两极主义完全搞反了,一味谄媚人民,但毫不体恤人民疾苦,反而恣意侵犯人民的自由和财产。呜呼,人民能忍,吾不能忍也,吾不能忍也!

有一条东海律:国家力量如何使用,用于何处,用来何为,如何对待人民,是判断政治性质和政府品质的关键。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庶之富之教之,王道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以仁民保国之名,求强国强军之实,霸道也;道之以邪道,齐之以恶法,以民为奴,防民如贼,两极主义也。

关于经济问题,杨一清厅友最喜欢讲两点,一是制民之产,一是自由农工商。我非常同意。制民之产,对土地和国有资产,国家保留一部分,将大部分公正地分配给国民,并制定法律保障民众的财产权,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自由农工商,让农工商和各行各业享有创业、创造、创新的自由。百年来国人的智力能力已遭到严重破坏,只有有序自由的社会环境才能恢复提升之。

 

爱民,就要给人民有序的自由。有序自由有两种模式:礼制德治的自由和民主法治的自由。前者是最佳追求,后者是次优选择。

东海早就指出,古代管晏派导出来的霸道政治,西方自由主义导出来的民主法治,都属于善道善制。对它们,有两种倾向很普遍,都是错误的。一是过度抬举,或视为历史终结,或等同于王道;二是过度贬低,斥之为野蛮,夷之为夷狄。

如果说王道德治是君子,霸道法治就是善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超越,不能反对。能够保障自由就是西方法治的一大优点。

頤眞軒厅友说:“所谓天堂,就是你可以骂它是地狱的地方;所谓地狱,就是你只能说它是天堂的地方。”这就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之别。自由政治固然不如王道政治,但它能为自由人权提供一定的保障,能把人民当人看,远远优于极权政治。极权政治剥夺人民的自由,防民之口,侵人之权,不把人民当人看。

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入门券,没有言论自由就无法进入文明的殿堂。而良好文化是自由的通行证,没有良好文化就无法走上自由的道路。

政治性的良好文化,即良好的政治文化,即可以导出良好政治和制度的文化,古往今来只有仁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体系,仁本主义体系又是最好的,远远好于人本主义。至于其它文化体系,无论好不好,都不足以通往自由和文明。

真男厅友说:“当今中国,最急迫的不是搞民主,甚至也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国人的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只能是儒家。”答:要以儒家为国人的精神支柱,就要弘扬儒家;儒家要弘扬起来,就要有基本自由,自由办学讲学出书。如果只能顺着马帮腔调、看着当局脸色说话,就没什么意义,真儒也不愿意。

在非自由社会,人民可以不追求自由,但不应该敌视、反对、排斥自由。排斥自由的人多了,自由就没有了。即使原来有,也会远走高飞。

排斥自由的方式、表现很多,反对自由,是排斥自由;反对真理正义,是排斥自由;把自由视为西方特产而批判之,是排斥自由;信奉、支持两极主义,是排斥自由;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追求自由,追求民粹主义的伪自由,也是排斥自由。排斥自由的人多了,结果就是三化:社会丛林化,国家监狱化,人民奴隶化。

三化的结果,人民苦难深重,特别难以自救。

前面说过,自由有两种:民主法治的自由和礼制德治的自由。礼制德治就是王道政治,是人民之幸,小人之福。

小人可恶可善,可邪可正,可以为盗贼也可以为圣贤。古来绝大多数圣贤君子都是从小人成长起来的。但多数小人的正邪善恶往往取决于环境,环境恶劣则随波逐流沦为奸恶之徒,环境良好则积善成德成为正人君子。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多数小人就属于“待文王而后兴者”。 文王意味着王道,文化、政治、道德、制度一切环境皆善。陆贾《新语·无为》引孔子的话说:“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

经典和古籍的尧舜之民,就是自由民,而且普遍德行优良。可比屋而封,意谓家家都有德行,堪受旌表。

 

古典儒家中国,没有自由之名,却有自由之实。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古典礼制的制度局限性和历代王朝的道德局限性,古典自由局限不小,品质不高,到了清朝,问题更大。

但是,推翻清朝之后,完全可以突破历史局限,对礼法和自由的品质进行历史性的提升,建设现代化的礼义之邦和中华文明。故推翻清朝的时候,最不应该将儒家一起推翻,最应该将儒家政治转型为公天下。王道有公天下和家天下之别。

家天下君主制属于小康王道。历代小康王朝包括夏商周,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礼崩乐坏到一定程度,就会丧失天道民意的代表性,蜕化为一家一姓小朝廷。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就是因为桀纣天命已绝,不再代表天道和天下。历代王朝衰败灭亡,外因因时而异,内因不约而同:背了王道原则,变了中华本色。

家天下是历史权道。鉴于对历史局限性的尊重,儒家对之予以历史的认同,但并非终极认同。儒家始终秉持公天下的理想。当代儒家和政治家应该追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王道。

自由政治,自由的边界是法律;王道政治,自由的边界是礼法。国有国礼国法,家有家礼家法。礼法是自由的两条边界,人伦的两道屏障,也是和谐的基本保障。

无礼无法,国家和家庭必无和谐幸福可言。小人之家必然无礼,盗贼之家必然无法。无礼无法的家庭,必然父子无亲、长幼无序、夫妇无别甚至乾坤颠倒。这类家庭欲求和谐幸福,无异南辕北辙。

这百年来,绝大多数家庭无礼无法无天,绝大多数夫妇非君子非淑女,故不必调查即可知,这百年来,政治生活固然最反常,家庭生活同样最反常,是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兄不兄弟不弟之现象最为普遍的时代,贫富贵贱、上上下下都一样。那些富贵之家,父子夫妇兄弟姐妹翻脸和内斗起来更加残酷!

家庭的和谐幸福,有赖于双方的道德奠基。君子淑女组成的家庭,幸福的概率最高,而礼法只能行于君子淑女组成的家庭。

可怜百年来绝大多数国人,与君子淑女彻底绝缘,不仅现实生活中绝缘,与历史上、书本中的君子淑女也彻底绝缘。它们或者认为君子是伪的,淑女是装的;或者认为要追求自由幸福,就要抛弃君子淑女那一套。于是,它们与和谐幸福彻底绝缘,如愿以偿地追到了丛林化、禽兽化的自由,成了自由化的禽兽!

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建高品质的王道礼制,是提升保障人民幸福的最佳法门。人民幸不幸福,以五度衡量之。五度指健康度、富裕度、文明度、自由度、仁义度。

 

仁者之爱无边界而有秩序。爱物先爱人,爱人先爱亲人;爱国先爱民,爱民先爱本国之民,这是有序。然只爱亲人不爱他人,就不配为文化人;只爱人不爱万物,就不配为大文化人;只爱本国之民不爱天下之民,亦不配为大政治家。

对于儒家来说,人民是政治的根本目的,爱民是政府的第一责任。然复须知,民众自有民众的基本责任和礼法要求。孝父是儿子的责任,忠君是臣下的责任,爱国是其君其臣肉食者的责任。官民应该各尽本分,各守本分。

百年来民众高调忠君爱国,民国流行爱国主义,已很反常;马帮又加上忠君主义,把效忠领袖放在第一位,更是背逆。

一些无权无位无肉可食小民,连汤都喝不上的食草动物,偏偏以忠君爱国自吹自擂,说轻了是自作多情,瞎充大头;说重点是僭权越位,有非分想;更重说,是试图三帮而分一杯羹。他们洋洋得意,君子为之寒碜,如此民众,非愚则刁也。

马融《忠经》是强调忠君的,有其思想局限,并非儒家正经。但即使如此,对民众之忠的要求也不高调。其论及“兆人之忠”时说:“君德昭明,则阴阳风雨以和,人赖之而生也。是故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于其家,服勤稼穑,以供王赋,此兆人之忠也。”

兆人即万民,民众之忠的表现只是“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于其家,服勤稼穑,以供王赋”云,即遵守法律,孝悌于家,勤劳生产,依规纳税。这才是民众应尽的责任。《忠经》“尽忠章”又说:“君子尽忠,则尽其心;小人尽忠,则尽其力。”尽力做好分内之事,就是尽忠。

关于爱国,有必要说明两点。其一、爱国先爱人,爱人先爱己,自尊自重自爱,建立基本人格,否则就没有爱的内力和能力。不能自爱焉能爱人,不能爱人焉能爱民,不能爱民焉能爱国。其二、在极权主义国度,所谓爱国,实为爱党;所谓爱党,也是假的,实为爱权势爱财富。有利则爱,无利则散。

当然,民众高调忠君爱国,高举爱国主义,罪责在上面,在上层建筑。鼓吹爱国主义的政府,必是恶政府;鼓吹爱国主义的官员,必是爱国贼和民贼;鼓吹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必是三帮分子。民本国本,正邪之别,来不得丝毫马虎和混淆。

对于人民来说,国家的价值是工具性的。如果国家不能以民为本,不能爱民主义,如果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其存在价值就是负面的,就必须重建。

2021-8-19

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