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军:今天的讲座类似于一个形势报告会。我主要分三个方面来讲一讲中国目前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有可能会引发的一些后果。一个方面是经济、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社会。这三个方面事实上彼此之间有很大的联系,经济问题会导致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也会导致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也会影响政治问题。

我首先讲一下整体上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矛盾比较突出,并且越来越尖锐的时代,中国社会政治,包括经济领域都可能会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或者调整的时机。我研究中国转型的动力机制时发现,中国历次的变革很大程度上都是被逼出来的。中国的转型、变革大体上有两种动力机制。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当然还有一种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配合的路径,是前两者的变种。中国目前社会的状况,已经到了自下而上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完全推动着自上而下的变革的一个阶段了,这是我总的一个看法。

首先我要谈一下经济上的问题,包括经济危机,包括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以及它可能会对中国的局势产生的影响,当然它的影响不仅是表现在人的收入、工作机会,也可能表现在社会和政治层面。我对中国经济形势总的判断是什么呢?中国经济的衰退正在加深,并且可能持续地加深。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想分三个部分来谈。一个就是谈谈世界的经济形势;还有一个谈谈国内的经济形势;第三个问题,谈中国应对的政策以及所产生的各种后果。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因为中国自从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被纳入到全球化的体制之中了。因此我们看到,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潜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尤其是在去年下半年以来,好像舆论的焦点都放在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然后引起了连锁的金融危机。焦点在这上面,事实上它对中国的影响,正在蔓延。那以前中国看美国发生了好多问题,我们中国所受的影响至少没这么大,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一个实质的效应。

中国基本处于全球产业布局的最低端。世界经济危机却是从最高端的金融业发生的,它很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实体经济。我们管金融叫虚拟经济,比如说制造业、教育、医疗都叫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属于全球产业链的上端,它出现的问题往下延伸,也即向制造业,还有一些其他的实体产业的转移,需要一个过程。从去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到今年3月份,也就半年时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就越来越深了。

无论是中国的出口也好,还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就业形势也好,事实上都是很糟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虚拟经济的破产,直接导致了美国、欧洲国家他们的人所持有的资产大幅度减少,然后很多人失业,他们对产品的需求能力下降。因此他们对中国出口商品的购买和消化能力就减少很多,这就导致中国沿海的很多企业开始破产了,这些打工的人就失业了,现在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了,地区的财政收入下降了。传导的过程就是这样子的。

那为什么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我刚才提到了,因为中国它已经被纳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之中了,并且它是一个很容易受伤的角色。中国的出口主要是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大。比如说袜子,我一年可以买20双袜子,我一年也可以买5双袜子。如果我工作比较稳定、收入比较高,我可能一年买20双袜子。如果我收入差一点,我一年只买5双袜子,因为它不是必需品。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幅度是非常高的,这是世界经济形势。

第二个,我觉得中国经济本身有一种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这种经济结构本身是一种强调政府控制的结构,它并不希望民间资本、民营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我们看到在国内,真正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实际上很少。现在有一些,但是这些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都有依附性,都依附于政府或者都依附于垄断企业。那么现在中国企业最大的,全都是垄断企业。是吧?全都是国家控制的。

真正的有创造性、有开拓精神、有市场应变能力的企业,就是民营企业,但它们在中国的经济体制里面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外出口的,所以说它应用了国际上的那一套游戏规则,它的市场环境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国、欧洲,它并不和国内的市场直接对接。

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畸形结构另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因为房地产市场很重要的一点,大家讨论的时候忽略了一点,就是土地供给方。你盖房子需要地呀,这是最起码的。你土地供给实际上是被垄断的,至少在一个区域里面,他市委市政府或者省委省政府、县委县政府,他在这个区域里面是对这个土地具有供给和垄断权的,因此就导致政府可以人为地去控制土地的价格。所以我们就看到中国无论是房地产市场也好、国有垄断企业也好,有政府很强大的权力在后面。

权力实际上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命脉,我指的是国内这一块,因此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国内经济这一块,它市场机制实际上很弱的。但是对外那一块,我刚才讲到和世界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的一块,市场机制是比较强的,它是根据美国、欧洲的市场需要,客户不同的口味或者不同的消费者偏好,可以做出市场的回应,然后才可以有很强的竞争力,方方面面的创新。无论是营销手段也好、生产制造技术也好、分销渠道也好,它都是很有竞争力的。国内这一块,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国有垄断企业,实际上它都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它们依然可以繁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靠着政府的这种权力。

除了世界经济上的周期因素(世界经济周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发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导致世界经济的萧条),还面临着国内的结构性问题。这种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加上中国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中国现在经济形势很严峻,大家可能都有感受。是吧?像我们一般民众的感受是什么?比如你周围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了、失业了,或者他的工资下降了,或者他没有奖金了,或者他公司的福利取消了,主要表现在这儿。

但是经济下降,对政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对政府来说最麻烦的事以及政府最怕的事就是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现在追求稳定,稳定需要两个手段。一个手段是靠镇压、武力镇压,靠军警宪特,然后再加上司法机构完全被政治化,就是说被政策操控。政府不能单靠镇压,还有一种手段,它单靠镇压成本太高了。是什么呢?就是收买,收买就需要钱,镇压需要暴力。中国政府实际上是两手策略,就是说光有暴力肯定是不行的,并且还要养活一大堆军警宪特,需要很多钱的。现在的警察,你不给他钱,他也不愿意加班的。是吧?

比如说现在中国发生很多群体性事件,或者各种各样的公共事件。最后怎么办?最后政府只好出钱呀,摆平他们。对吧?它也没有办法。比如说广东那些地方有些工人下岗了,工厂把他们解聘了,他们很多人去劳动局申请仲裁。政府一般的反应是什么?它就先把人稳住,给他们一点钱。然后说算了,你们也别闹了,给你一笔钱后就把问题解决了,政府就靠这种办法。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收买稳定。还有一个收买的途径,很简单,比如说涨工资。对吧?它现在给很多的公务员涨工资,尤其是核心部门的这些人涨工资,给他们提高福利待遇,这样子能够收买他们,要不然的话他们不愿意效忠呀。所以这个体制本身,它一定要通过财政上不断的支出来赢得支持。

经济出问题就会导致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入不敷出接着会加剧政府的盘剥,就是税收征收的力度会加大。我们知道英国革命也好、法国大革命也好,或者说美国革命也好,甚至是我们清末的辛亥革命也好,都是有财政危机的因素在里面的。

英国的情况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其他贵族对王权不满,就是国王对他们随便征税,所以他们就掀起了革命。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不是说这是惟一的原因,当然也有宗教以及新教和天主教斗争的原因。法国大革命也是,当时法国国王财政上没钱了,没钱了之后他就要征税。征税怎么办?他就开三级会议。三级会议100多年都没开了,为了征税他开三级会议。在英国也是,英国国王也是找资产阶级、找新兴贵族开会,也是为了要钱才开会,要不然的话根本不会开会,开会征税这些人都不干了,你平时不理我们,一开会就找我们要钱,那是有问题的。是吧?美国也是这种情况,美国当时独立革命的时候,也是因为英国宗主国王室没钱了,要在殖民地多征税,那就成为导火索了,变成了独立革命。

中国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财政继续入不敷出,它会加大盘剥,也就是增大收税的力度。刚好前两天江西省南康市就发生了一个暴乱。这是一个县级市。家具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估计很多人都是做家具的。当地财政上不行了,然后就要求加税,这样当地的人就起来暴动了。南康事件之所以发生,征税是一个导火索。本来社会矛盾都比较尖锐了,大面积地征税就成了一个导火索,导火索就引起当地市民的暴动,将近有上万人。

所以,在中国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如果继续加大财政上的征收力度,一定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发。本来中国的社会矛盾都已经很尖锐了,你在这个时候再给人家伤口上撒一把盐,那很容易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江西南康事件,就能够很突出地说明这一点。

中国政府目前应对的政策,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既没有预想到这一轮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的深度和延续的时间,也没有考虑到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政府所有的政策都是拖,弄个4万亿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用处很少,副作用不小。结果,中国的经济将持续地衰退,我估计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几年。这个过程,说实在的,共产党熬得过去、熬不过去都很难说,这真的是一个很严峻的局面。

共产党的统治逻辑简单明了,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说的很对。如果没有发展,财政上没钱了,政府就很麻烦。中国的官僚体制需要庞大的财政收入来支撑的,因为官僚体制本身已经去意识形态化了,他没有什么信仰、也没有什么价值观,只要有钱捞,就会效忠了。在后面几年的中国经济萧条状态里面,政府怎么来应对这个局面?我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好办法,他们就拖。前一些日子,就是讨论4万亿计划的时候,中国政府说4万亿计划是准备用到2010年底。为什么要到2010年底?因为政府希望2010年底之前,西方市场,尤其美国、欧洲市场的外部需求能够复苏。外部需求一复苏,就可以带动东南沿海的出口型企业。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过于乐观了。即使美国、欧洲的经济停止衰退,需求可能恢复的并没有那么快。那么这样子的话,中国这种以拖待变的策略,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

我现在谈政治方面的问题。政治方面,我也是分三个部分来谈。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关系复杂化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上面有一个或者一群最大的官,然后是省级的,然后是地级的,一级一级像金字塔似的。上面发号施令,下面的人执行。这是与人治体系配套的中央集权结构。你看规模大的发达国家或者先进国家,它们的结构很大程度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它们是联邦制,就是它的中央政府和省级,甚至更小的一级,都有各自的权限的划分的。中央政府并不能让下面干什么它就干什么,它有一个法治的体系,构成联邦体系运转的规则。

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人治条件下的一种博弈。如果中央有一个很强有力的领导人或者领导集体,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时候还是可以比较顺畅地维持下去的。地方很大程度上要听中央的。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地方要听中央的,中央的权威是很高的。邓小平时代,虽然可能不如毛泽东时代,但是中央的权威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实际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很复杂了。

大家可能前两年听到一个说法,叫政令不出中南海。政令不出中南海说明什么?就是说中国所有中央的政策,它在地方都已经被稀释掉了。这直接体现了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制度和架构出了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他说现在中央的权力已经弱化了。在中央部委里面,一个处长,哪怕是司长,权力很有限的,营私舞弊的空间也比较小。但是,他们的权力要是和地方的经济利益挂钩,那他们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因此,中央部委现在好多的官员,基本上都被地方政府收买了。地方政府有钱呀,就给他们行贿受贿。所以说,中央现在形成了一种什么局面呢?就是中央部委的权力在萎缩,而地方政府的权力在扩张,包括省级政府,当然也包括下面的市级政府,甚至县级政府。我听说在有些部委里面,如果来了一个县里面的局长或者副县长,部委的官员们都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帮人可以给他们送钱呀。他们在北京,没人给他们送钱,要不和地方的这些官员们勾结在一起,他们就没有寻租空间。这样子的话,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复杂化了。

这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最近中央打击广东棒的问题,包括以前的省委副书记、现任的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被抓,被抓的还有深圳市市长和以前的广东省纪委书记,很多广东地方官员都被抓起来了。在我看,这个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央打击地方势力的一种运作,是借反腐败的名义来进行的一个政治操作。广东的分离倾向是最严重的,广东地方官员可能是最不听中央的。广东靠近香港,有很多便利的条件,广东人又喜欢出国、移民,所以它对中央的离心力是很大的。好听一点叫广东人先行一步,什么事儿我们都要先干。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它不听北京的。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问题。

最近对广东官场大开杀戒,是一个值得继续关注的现象。不过我估计,这种政治操作是没有持久作用的,因为不仅广东这样,包括浙江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地方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很难被压服。地方利益集团互相包庇的问题是很突出的,不是靠北京动不动抓几个贪官就能解决的,根源是制度的设计有很大的问题。要解决地方失控的问题,必须进行制度变革,实行联邦制和地方自治。

政治问题的第二个层面是中央政府内部的问题。一句话,中国的中央政治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我们每个人,每个稍微有一点见识的人都感觉到中国应该有一个变革的方向。但我们中国的愿景在哪里呢?北京的官方没有提出任何愿景。

最近中共提出“不折腾”的口号。不折腾,实际上就是不准备干什么了。不准备干什么了,就等于中国现在政治上属于停滞状态了,既没有目标,也没有行进路线。北京的中央政府总是讲些老调子,并且老调子再解释也解释不出来新意了。所以中国政治是处于停滞的状态的。为什么出现这种停滞的状态呢?在中国搞真正的变革是需要一定的能力的,需要一定的政治上的势力基础的。老邓为什么能搞起来?那是因为老邓确实有权威,有政治上的能量。现在的当权者显然不具备这种能量,并受到各种各样利益集团的阻挠。即便是某些人想做一件事情,肯定会有好多人要捣乱的,有反对他们的力量,所以这个就很复杂了。最后,当权者也没办法,他们不想混都不行,只能混了。

政治问题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地方治理失效或者失败的问题。政治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失败国家的概念。我们中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乡镇级和县级政府乃至地市级政府,已经属于失败政府了,因为它们已经完全不能发挥正面的作用了,它们只有负作用没有正面作用了,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负资产了。很明显的就是,它们对地方的治安、地方的保境安民这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已经提供不了了。更不要说经济发展了,经济发展完全变成他们赚钱和盘剥的一个手段,一个借口了。

我先讲一个例子。吉林有一个地方叫松原,前一阵子出现大面积高考舞弊问题。当地政府肯定是知道的,但是它为了当地考生的利益,根本就不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公平、正义的观念,它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包庇,等于是变相的公开作弊。松原是一个地级市,这件事充分说明地方治理的失败,以及地方官员的缺乏责任感。本来高考在中国人看来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儿,结果变成了一种公然的、系统化的、全面的作弊。政府肯定是纵容的,至少是默许和纵容的。要不然你想,它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老师帮着卖作弊器材,政府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地方政府的治理效能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无论是高考作弊,还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赚钱,政府所谓的公共服务职能基本上没有了。

第二个更能看出地方治理失效的案子,是最近大家挺关注的邓玉娇事件。邓玉娇的案子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治理失败的案子。为什么这么说?邓玉娇案子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民间反弹的声音,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能力的缺失:一个是不专业;第二个是没有公平精神;第三个是对危机事件缺乏处理能力。结果,在一个小镇上发生的一个事件,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事件了。这充分说明了什么?地方政府已经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最后只能靠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出面来帮着解决。地方政府在一般民众的眼中,没有任何的信用了。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信用,那它做出的所有的决定,所有人都会从最负面的角度去看。最后这个事儿只能越闹越大,最后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本来一个是非曲直很清楚的刑事案件,变成中国民间反对声浪的一个集中的表达。这说明,地方政府各方面的能力,包括它的信誉、道德感、权威,基本上是荡然无存呀。是吧?

邓玉娇事件只是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中国基层政府的一些状况。并不是说邓玉娇案子出现了,这个事实才存在,而是这个事实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大家利用邓玉娇这个案子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事实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尤其是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基本上没有。地方政府已经完全赤裸裸地利益化,完全地不守规则,没有任何的道义可言,这就导致中国社会地方势力的崛起,地方各种黑恶势力横行,地方各种各样的不公平、不正义的问题的涌现。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中央层面,还是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层面,还是从地方自己的层面,我们都能看出来中国整个政治体制已经处于一种僵化、失控和失衡的状态了。如果你把共产党中央、中央政府比喻为大脑,你把乡镇甚至县比喻为神经末梢。这种状态就是,大脑已经停滞了,神经末梢自然就瘫痪了。更糟糕的是,大脑和神经之间本来可能就互相错位,大脑发出的信号,有的互相顶牛,那就会加剧地方政府治理的失败,结果是中国政治局面的持续恶化。

在中国中央集权的体制之下,要对目前的体制改革,你必须得先动最上面的才行,下面才有可能跟着动。你要是下面的神经末梢动一下,根本没什么用,影响很小。但是中国的大脑那一块呢,它动不起来了,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处于停滞状态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任由局面的发展,这个局面实际上很危险,因为这个局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行了。为了延续其寿命,共产党在政治上没有别的办法,它只有一招儿,就是维稳。共产党的维稳很有意思,它的维稳也不是说找你麻烦,它是说你别闹事儿,你别闹事儿就行。它也不太主动去抓你或者怎么样,主动打击的情况也比较少。

这样子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政府维稳的队伍越来越大,消耗的政治能量就越来越多。它把所有政治的力量放到这上面了,就维稳了,维稳成了最重要的统治任务了,别的事儿还干不了了。维稳这个事儿之所以还能干得了,是因为维稳符合共产党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在其他的很多政策上它达成不了一致,所以它也没法干,所以就维稳吧。维稳的队伍最近急剧膨胀,除了以前的国保、国安系统之外,现在又成立了维稳办、应急办,很多地方都有。村级组织都有维稳的任务,有维稳员。维稳办包括很多不同的部门,公安的国保、国安,还有什么司法、信访部门,甚至还有一些宣传部门。

总之,中国的政治进入了维稳时期,也就是进入了停滞时期。维稳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很难说。在目前的这种经济形势下,在社会人心思变的状况下,维稳确实难度很大。上面讲的是中国政治的基本状况。

我现在讲一下社会方面的问题。在社会方面,情况可以分为正反两个方面,一个是正的方面,一个是负的方面。

我先谈负的方面。它体现为中国社会的崩溃、社会秩序的瓦解。其中一个表现是,社会的暴力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你看网上新闻到处都是杀人的,恶性杀人案件、刑事案件非常多、非常恐怖。这跟中国传统的以暴易暴和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以及其他一些传统思想心理暗示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像杨佳事件。杨佳事件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暴力事件。杨佳事件出来之后,有人把他比喻为杨大侠。这是受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暗示,也就是传统思想中的游侠思想。游侠思想就是除暴安良,三侠五义那种,用暴力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从根上来讲,还是因为社会有不公,然后导致了对这种不公的暴力反抗。当然杨佳被广泛地推崇说明,整个社会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了。

除了杨佳事件之外,中国最近的暴力事件还有很多。比如说瓮安事件,直接把县委和公安局都占领了。在贵州的一个县城里面,全县总共才有20多万人,那天闹事的就有4、5万人,基本上县城的人全上了,把县委全砸了,公安局也全砸了。还有甘肃陇南事件,好像都是冲击当地的党委或者政府机关。刚才我提到的江西南康事件也是。现在冲击派出所、冲击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的群体事件很多。社会的暴力化倾向这两年特别厉害,说明社会问题极其严重。

社会的暴力化反映了一个现实,整个司法体系已经完全不发挥作用了。司法体系发挥不了救济功能,暴力就成了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了。社会上暴力的蔓延,也是对国家治理失败的一种反映。因为政府不能提供最简单的公共安全和社会正义了。大家都没有安全感了。最后只好说,我没有安全感了,我也不让你有安全感,所以我也给你暴力一下。整个社会不公、怨气的积累,就是通过这种比较强烈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暴力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整个道德伦理体系的崩溃。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三鹿奶粉事件,此一事件就是中国儒家伦理崩溃的一个体现。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教授叫邓晓芒,他就提出,制造三鹿奶粉事件的那个厂的人员的行为是符合儒家伦理的。为什么这种事居然符合儒家伦理呢?儒家伦理讲爱有差等。儒家人际关系的伦理模式是什么?就是爱有差等呀。爱或者善的对象最核心的就是你的家族。你优先对待你的家族,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乡、你的同学,然后才是其他你不认识的人。三鹿奶粉厂的那些人,他们通过造假,让自己获利,让自己家人的生活状况改善,让他们的子女去国外留学,生活过得很好,他们这种观念符合儒家伦理呀。他为什么要关心素不相识的人呢?儒家伦理就是不需要关心素不相识的人。对吧?

我觉得邓晓芒这个观念是非常有洞察力的。儒家伦理所适用的人类交往半径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里面,你很难说造三鹿奶粉给工厂里的熟人吃,那太恐怖了。但问题是三鹿厂造的东西不给他们熟悉的人吃,吃三鹿奶粉的人都不认识三鹿厂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对这些不认识的人负责任?他们不需要对他们负责任,儒家伦理不提供这样的伦理资源。对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我要对他负责任、我要去爱他、我要去关心他,儒家伦理中缺乏这种关怀。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远远超出熟人社会的空间中,中国人的逐利冲动是没有道德伦理的约束的呀,他们的行为缺乏道德的维度,缺乏伦理的考虑。当然这些人就更没有一种责任感、一种爱、一种关怀。

你说三鹿奶粉大规模造假,他们厂里人怎么会没人知道呢?!对吧?所有人可能都知道。对吧?他去奶站收购这些东西,添加那些有害的东西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对吧?中国现在很多企业就是这样子的,尤其生产食品的企业,他们厂里的职工是不吃他们厂里面生产的东西的。但是他们依然可以心安理得地在那里上班、领工资、领奖金、拿股份。为什么呢?他们的做法至少不违反儒家伦理呀,所以他们做得心安理得。

儒家伦理就是说,我就要先爱我的家里人,我要先爱我的子女、我要先爱我的父母、我要先爱我的兄弟姐妹,然后我才爱其他人,八竿子打不着的那种就谈不上爱了。对吧?这个就很危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尤其是间接的商业交往,没有任何的伦理因素。完全在儒家伦理范围之外的交往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道义可讲了。是吧?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研究三鹿奶粉事件,它体现了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里面失效的现实。现代社会的交往,有很多情况就是,人们在交往之前根本就互相不认识。金融市场更是这样的,金融市场是虚拟的,我根本看不到和我交易的那个人,也不知他是男是女,姓甚名谁,交易就完成了。按照爱有等差的伦理来讲,一个人要欺骗他的交易对手,欺骗他多赚100块钱给自己的小孩买个玩具,这是没有伦理上的障碍的!

再比如说中国有很多的贪官,他们贪得心安理得,他们绝对心安理得呀。为什么贪官贪得心安理得呢?他们的逻辑是:我贪为我子女啊,为我父母啊,为我亲戚朋友啊。他没有内疚感呀,他有什么内疚感呢?你看我的子女生活的多好,我为什么要有内疚感?对吧?他的逻辑也符合儒家伦理,他以及他的家人都会觉得他是个“好”贪官。贪官的行为逻辑是符合儒家伦理的。儒家告诉他,你要先爱你的家人呀,所以他没有绝对的公平正义感,在爱他家人或者子女的面前,所有的公平正义都要让路。其中最根本的伦理基础就是爱有差等。他的爱要最多地给予他身边的人,就是他最亲的人。至于说他的爱给别人造成了伤害,那都是次要的了。

生产三鹿奶粉的那些人,他们也心安理得地赚钱,据说三鹿厂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利税大户。当地政府当然也都知道的,当地政府肯定也觉得没问题,因为当地政府官员的子女也不吃三鹿奶粉。对吧?我上面讲的案例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国道德伦理的崩溃,不是简单的以前有道德,现在没道德的问题,而是说我们确实有伦理道德体系,但这种伦理是有亏欠的,它没法适应现代社会。中国儒家的伦理和乡土社会是有直接关系的,乡土社会人的交往半径是很小的,熟人社会,人们互相都认识。现代社会则是工商社会,人的直接和间接交往范围极大,是儒家伦理无法适应的。

最后谈一下社会的积极层面。正面的社会趋势就是中国社会的公民力量开始增强。“公民”这俩字包含了一种公益精神,也即对公平正义的一种追求。在邓玉娇事件上,公民精神有充分的体现。中国的政治、社会有一大堆的问题,必然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必然会产生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社会也必然会对自私的爱进行讨伐和惩戒。在邓玉娇事件里面,有很多人去关注、很多人去声援邓玉娇,有很多律师主动免费地为邓玉娇辩护,有各种各样的后援团。北京等地还有一些行为艺术,是对当地司法当局处理不公平的一种抗议。

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我们中国社会不能再这样子了。台湾有一个说法很好,叫自力救济运动。自力救济,就是自己去救济了,共产党政府发挥不了作用了,只能靠自己了。是吧?社会上的公民行动,或者说公民社会的行动,基本上是自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民众必需得靠自己。因为我刚才提到,地方政府已经彻底地崩溃了,中央政府又在那儿磨磨叽叽的无所作为。是吧?那就只能靠民间社会的自力救济了,也即社会意义上的自我拯救。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信仰群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论是作为维权律师,还是作为社会服务志愿者,还是作为社会良性变革的提倡者和声援者,基督教信仰群体都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在去年汶川地震后的救灾活动中,基督徒群体所体现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社会的希望所在。我刚才分析了一大堆问题,最后说一点光明的。希望就在我们自己的努力。

提问:听了你刚才讲的这些,你怎么看待教会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作用问题。

张大军:教会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教会是属灵的团体,不是政治组织,是公民社会里面一个宗教性团体。我觉得教会在公民社会领域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我有一篇文章,可能你们有的人看过,题目叫《基督教会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这篇文章里面提到教会可以在多个不同的层面发挥作用,第一个就是,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的群体,对中国整体的思想文化、精神状态可以起到更新的作用。我刚才提到,中国伦理道德的崩溃或者失效意味着这个社会在精神上、思想文化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换句话说,中国社会面临精神重建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已经失效了,或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经无法适应了,那就需要一个新的东西去更新它。基督教信仰如果从神学建设上注重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进行全新的诠释,靠圣经真理提出新的规范,包括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这对当下的中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以公义、和平、仁爱、慈悲的态度来解决中国社会各种各样不公义的问题,同时化解中国社会的暴力化倾向,对教会或者基督徒群体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第二个是在中国的政治领域里面发挥示范作用。中国教会要建设一个有爱、有和平、讲公义的信仰共同体,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示范。有爱,然后有责任、有公益。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失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信任,导致公义完全的缺失。在中国社会里,在各个单位、各个社区,都需要一个好的治理的示范和规范。教会共同体也是对信徒群体的治理,它是一个共同体,它不是一个单个的个人,也不是一个没有约束力和凝聚力的几个人的集合。它有共同的异向、愿景、组织规则、程序、和管理体制,其治理模式对中国公共政治的治理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在美国的建国历程里面,教会治理的示范作用是表现得比较突出的,它示范了国家的治理,包括地方治理,还有社区治理。比如现在中国一些农村教会里面,这个示范作用体现得也比较突出。农村教会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乡村治理的示范。除此之外,教会应该培养对公共事务有责任感的公民个体,让他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真正地做光做盐。这个纷乱的时代可能更加能够考验基督徒的属灵的光景。这个时代需要基督徒能够将来自上帝的盼望和希望带给社会,也就是说教会要能够培养出一些杰出的政治领袖。无论从治理的示范层面,还是基督徒个人作用的层面,教会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

第三个层面刚才提到了,也即基督信仰怎样改变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的伦理价值观。中国现在的经济规则导致贫富分化,导致欺诈盛行,导致野蛮竞争,导致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基督教信仰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架构?一个三鹿奶粉实际上已充分地把中国市场的信誉摧毁了,也就是说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建立不起一套比较成熟的、比较好的市场机制。也因此,中国的所谓市场经济肯定是有问题的,也是建立不起来的。市场经济没那么简单,不是说咱们俩相互间有需求,交换一下,就叫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体制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道德伦理或者价值观体系在里面,然后还有一套法治的技术在里面。

第四个层面是公民社会的层面。教会在公民社会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信徒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交往的基础上做一些公益性的事业。在做事的过程中,教会就滋养了社会的爱心,消融了暴力倾向,形成正面的引导或者示范作用。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整个社会出现一些动荡,或者出现一些大的变革,教会可以起到一些扶贫帮困的作用,甚至有的时候可以维持一些小的地方的秩序,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教会的使命和马礼逊来中国的时候差得不远。马礼逊来的时候,他对中国的印象,我觉得依然是有效的。中国处于一种三千年未有的变局之中,变局还正在进行中,没有完成。

中国从清末被迫融入世界体系之后,就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从鸦片战争算起,变局的演化已有170年了。这170年中,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良心、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我们中国人的治理模式、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模式、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模式,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并且都还没有最后定型呢。我们中国主流的价值观,也即我刚才提到的儒家伦理,已经解体了,并且还在继续解体中。儒家伦理不仅在市场经济方面,在家庭伦理方面也已经解体了。比如说,儒家伦理有一个说法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现在有很多丁克家庭。中国现在还有很多独生子女家庭,有的家庭有女孩没男孩。无后为大的孝道伦理其实已经彻底崩解了。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人子女为老人养老送终的观念也慢慢会解体。城市里面独生子女很多,两个小孩要抚养四个老人,如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活着的话,子女要负担得更多,他们承担不起呀。所以说整个社会体系也是在瓦解之中。无论是从家庭观念上,还是从整个社会的组织与行为模式上面,基督教信仰都有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

提问:我觉得现在市场里面人的自私的欲望无限扩大,可能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我国市场的现状,所以是不是很多经济政策和经济学的东西也有现实的限制?

张大军:现在对经济学的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向,这个趋向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就是它的实证化。所谓的实证化,就是把经济学当成一种科学,使它完全脱离基本价值观的约束,无视人的心理感受。这种实证化的学问就导致了像你说的人的自私欲望的无限扩大,导致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顾自然环境,也不顾子孙后代,什么也不顾。反正就是除了自己的利益考量之外,其他的都不顾。

这个普遍的问题在逻辑上和三鹿奶粉事件是一致的。你刚才提到经济基础决定现状,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马克思的说法,马克思的说法都是错的。中国正是在这种错误的思潮的指导下,才有邓小平提出来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这一说法更是有问题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怎么可能经济是最重要的?那显然是错的嘛,经济也是为人服务的。发展经济是为人类的福利服务的,发展应当围绕着并指向人的权利、人的尊严这些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人的权利和尊严都消失了,那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呀?人的财物再多,如果过得不舒服、不高兴、不快乐,也没意义。难道财物本身能成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否,衡量一个人是否快乐的标准吗?它衡量不了。归根到底,我认为中国人的精神重建可能是最为重要的。真的,精神重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这个作用可能比较慢,是个长期的过程,可能延续很长时间。

提问:你好!我想问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就只能自救。

张大军:基督徒靠耶稣基督呀,那不是自救。据说金牧师前两天谈到基督徒积极成圣的观点,我非常同意,基督徒要积极成圣,不要默默忍受。关于基督徒积极成圣的问题。我的理解是要以爱去化解社会的怨气、暴戾之气、彼此间的仇恨、彼此间的不信任。是吧?要这样子才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充满纷争与不义的世界,虽然他知道人们会羞辱他、伤害他、最后还要把他钉十字架,但他还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人类。

提问:你刚才讲到了教会在公民社会建设的作用和前景,它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是会不会公民社会真正到来以后,教会变得无事可做了?

张大军:我觉得公民社会的到来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教会肯定要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国公民社会要成长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阶段,我估计没有20年以上根本做不到。

提问:刚才提到失败政府的概念。如果说中国政治进入了停滞期,基层政府治理失败,而教会又可发展成公民社会里的重要力量,那这些方面,横向比较起来,和世界上别的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的话怎么样呢,或者在历史上,有没有别的可以参考的例子?

张大军:和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在专制政权下面,虽然社会整体上是溃败的,但因为专制政权还很有力量,还能让社会不至于完全失控,也不让各个地方政府各自为政,这种专制政体还有这种整合的效能。我刚才的说法是地方治理的失败,没有说中央政府治理的失败,中央政府的治理还没有完全失败。不过,中央政府的效能已经极大地衰减了,但是没有完全失败。

国际上,巴基斯坦看起来就像一个国家治理彻底失败的样本。我没去过巴基斯坦,但是从新闻报道来看,巴基斯坦中央政府的权威好像不大,很多部落地区就各行其是了,尤其是那些被塔利班占领的地方。还有它的宗教,巴基斯坦的宗教组织好像反而非常兴盛。我猜测,其中的原因是国家没有能力控制一些地方,伊斯兰的极端势力就容易趁虚而入。中国现在还不是这样子的,中国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一定的主导力量的。比如刚才提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能力还是有的,另外中央政府还能指挥暴力机器。

从纵向上看,我认为共产党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中的一环。共产党的体制是党天下,满清是族天下。明朝或者前面的王朝是家天下,刘姓汉朝、朱姓明朝、李姓唐朝、赵氏宋朝。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是中国王朝体系的一个延续。现在中国社会的状况与明朝末期的情况有点相似。

为什么呢?明朝的时候,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工商业复兴,这个时候,世俗文化、通俗文化就很盛行。我们知道中国所谓的四大名著,比如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在明朝中后期出现的。在市民阶层发展之后,民间就产生了娱乐的需求和休闲的需求。跟现在一样,现在中国出了一大堆作家,是吧?包括《金瓶梅》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从《金瓶梅》、《水浒传》这些东西中可以看到明朝社会的风俗和道德感,显然,明朝社会是比较乱的。《水浒传》里面,也是到处杀人呀,是吧?暴力倾向很严重,鲁智深动不动一生气就把人给杀了,非常不好。

明朝表面看起来很繁荣,事实上它内部已经衰竭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万历十五年》讲的是万历皇帝最后在王朝治理方面完全无可作为,庸庸碌碌。因为他没有办法,官僚体制太强大了,他做什么事都被官僚体制阻挠,官僚体系成了无物之阵,他提出的所有措施到了官僚体制里面就被化解得没有任何作用了。明朝还有一个特征,它的东厂、西厂特别发达,就是特务政治特别发达,整个体制都处于严重扭曲的状态。这方方面面跟今天的情况都有很相似的地方。

提问:也就是说我们还在王朝循环里边。

张大军:对。中国的王朝循环是很糟糕的。正因为中国处于王朝循环过程之中,所以它还没有真正地进入一个现代社会。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中国还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