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GDP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增幅8.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一枝独秀。这似乎支撑了官方的制度自信,在外交、经济和疫情防控等方面都展现出某种迷之自信。然而依据中微观层面的视角,人们却看到许多迥异的经济现象。变态疫情管控之下,大量中小微企业倒闭,失业人群大量涌现,民生维艰,而大量的中产阶级日子同样不好过,他们持有的金融资产不断缩水, 这其中包括中概股市值不断下滑,累积市值蒸发一万多亿美元。 而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巨头的遭遇,更是折射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诡异面相。

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阿里和腾讯已形成了两个10万亿市值规模级别的生态圈,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中最耀眼的双巨头,高峰时期市值都超过8千亿美元,入围全球互联网前十强,是可以与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等美国互联网巨头同台竞技的源自中国本土的企业。

然而今非昔比,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阿里巴巴和腾讯遭遇强力整肃,导致业务发展受挫,股价大幅下跌,到如今在资本市场的市值和美国互联网巨头已经形成强烈反差。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有业务模式成熟导致增速趋缓,多元化受阻和竞争激烈等纯商业因素,不过了解中国经济情境的人大概都会同意,阿里巴巴和腾讯之所以走到今天,主要是因为强大的社会主义铁拳。

社会主义铁拳的直接源头,肇始于2020年10月份马云在上海外滩的一番犀利讲话,然后一系列厄运就开始了,主要的整肃措施包括下列事件:

2020年11月3日,万众瞩目的蚂蚁金服在上市前夜被禁止上市。

2020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2020年12月26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联合约谈了蚂蚁集团,指出了蚂蚁集团目前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重点业务领域的整改要求:一是回归支付本源,提升交易透明度,严禁不正当竞争。二是依法持牌、合法合规经营个人征信业务,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三是依法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严格落实监管要求,确保资本充足、关联交易合规。四是完善公司治理,按审慎监管要求严格整改违规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活动。五是依法合规开展证券基金业务,强化证券类机构治理,合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这些谈话要点,等于对蚂蚁金服大部分业务都提出了整改要求。

2021年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在国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的垄断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82.28亿元的罚单,这是中国反垄断部门有史以来做出的最大罚款。

2021年4月12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再次联合约谈蚂蚁集团,内容涉及蚂蚁集团的整改方案、如何加强平台企业的金融监管以及强化国际金融科技监管合作等。

2021年 8月20日,中共立法机构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这部法律虽然主要是为了整肃滴滴公司而出台,但也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有关,剑锋指向阿里巴巴等众多互联网企业。

2021年12月,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决定暂停阿里云作为上述合作单位6个月。

此外,阿里巴巴旗下的湖畔大学被勒令改名,并且停止招生,阿里主导推出的超级主播薇娅、雪梨也被勒令补缴巨额税款并黯然收场。而向来是聚光灯下宠儿的马云几乎不再出现在公开场合。

除了这些明面上的整肃,更令人诚恐诚惶的是那些无法言说的汹涌暗流。各种名义的官方调查组长期进驻阿里,企业高管经常被叫去问话,阿里巴巴商务团队在各地政府眼里忽然不香了,很多投资项目明确把阿里给排除在外。而前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的落马,也被认为和蚂蚁金服事件相关, 官方通告里认为他“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序扩张”。

阿里巴巴从一家处处受宠的商业巨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表面看来,腾讯所遭遇的困境程度要轻一些,不过同样心惊胆颤。 腾讯的游戏业务被整肃, 市场上也在传闻,微信涉及跨境洗钱,将面临巨额罚款。而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因为涉嫌孙立军事件,曾经长期滞留海外不敢归国。

中共为何要打压这些巨头?像阿里和腾讯这样的企业,怎样从政府的娇宠变成了仇寇?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大概可以归结为新时代执政者缺乏安全感导致的偏执。

以阿里、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其影响力已经非常巨大。他们拥有庞大的商业帝国,拥有高端技术,拥有数千亿美元资本,拥有10亿级别的用户量,有各自的媒体网络和巨大的社会音量。 这对于一个有深刻合法性焦虑的政党,尤其是对因为权力斗争而变得偏执的政党领袖而言,简直是寝食不安,如鲠在喉。

阿里腾讯之所以成为打击的标靶,也可能确实是他们掌控的利益太大,并与中共权贵圈子的深度卷入有关。在中国营商环境下,以阿里和腾讯的巨大体量,以他们所能创造的巨大利益,是不可能和权贵圈子脱离干系的,不管这种卷入有多少是无奈的,有多少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以阿里巴巴为例,博裕资本的早年投资,更是众所周知的例子。而蚂蚁金服的投资者当中,肯定也潜藏着众多权贵家族的利益。这种权钱勾兑对于像习这样一个多少有点共产主义原教旨色彩的领袖来说,肯定是无法容忍的。曾几何时,借着反腐败大旗对政治对手的清洗,就是他的一大标杆性政绩,如今面对像阿里和腾讯这样的资本,他同样不会心慈手软。

在习近平大国崛起理念下,完全摒弃了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中国外交系统的战狼化是外界热议的话题,这种战狼化严重折损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但却是对国内民族主义的极好喂养,而民族主义是中共在意识形态溃败后为数不多的替代品。外界关注不多的是,在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政治氛围之下,国内官僚体系同样呈现出某种战狼特性,像市场监管总局、网信办、证监会、银保监会也纷纷露出獠牙,对阿里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大口咬噬。在滴滴上市事件中,网信办一度成为凌驾于证监会等职能部门之上的超级监管者。滴滴上市过程完全符合中概股上市的正常流程,也获得了相关金融机构的批准, 但在战狼秉性刺激之下,网信办出场,依据一些安全方面的法规,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并悍然要求“滴滴出行”在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这个整肃过程迄今没有停止。

因此,某种角度来说,以阿里和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和中共的冲突是必然的,是迟早要来的,一系列锤打措施的到来是可预料的,而马云外滩讲话只不过提早引爆了这种冲突。

互联网巨头被公权力整肃,意味着中国经济体中最活跃的,最有创意的部分,将渐渐熄火,这直接导致中国经济失去创新动能,对中国经济体的长期伤害将是巨大的。

不过所谓的绩效合法性毕竟是中共执政的根本,在经济衰退压力之下,中共也不得不展示一些灵活性和政策的回摆。

2021年12月10日结束的中共经济工作会议有了新提法: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红灯”是为了划定边界、加强规范,“绿灯”是为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这与此前强调的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在定调上有了微妙的变化。

而在中概股大幅下滑的压力下,2022年3月15日,刘鹤出面主持召开金融委会议。其中提到要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关于平台经济治理,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针完善既定方案,坚持稳中求进;通过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红灯、绿灯都要设置好,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很明显,这其中有安抚互联网巨头的用意,被市场理解为对前一阵子职能部门战狼化的一种纠偏姿态。然而中共对互联网巨头的一系列锤打, 其重大伤害已经形成,这么轻描淡写的安抚显然无济于事。

幸运的是,虽然遭遇政策锤打,甚至政治上的压制,但阿里和腾讯的基本业务模块依然强大,以阿里和腾讯的体量,以他们多年积累的商业地位,他们依然树大根深,能经受得起短期的挫折和损失。他们尚不至于被中共整死,大势比人强。有理由相信,以阿里和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们会比危机四伏的中共本身更加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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