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所说的“六四”其实是前后相接、相互关联的两个历史事件:一是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二是中国执政者残酷地镇压和平请愿的公民暴力事件,“六四”屠杀。这两件事有共同遗产,也有不同的遗产。我讨论的是,从当今中国政治态势看“六四”屠杀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

“六四”造就的不义统治

当“六四”屠杀刚发生时,举国上下国人和海内外华人的情感和信念是一致的,“六四”屠杀天理难容,必须追究屠杀者的道德、政治和法律责任。讨还正义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甚至一些“六四”受害者也开始无奈地认可“六四”造就的不义统治,以理性和善意的宽容原谅或回避屠杀责任,在此基础上寻求政治和解,免除他们进行政治改革的顾虑,争取所谓双赢结局。更多的人则开始置身事外,默契地顺应统治者忘掉“六四”的政策,疯狂地开发机会、获取物质利益。如果一定要讨论“六四”,他们会认为,虽然这是不幸的悲剧,但那些运动者不是没有问题;他们将统治者逼到死角,不得不镇压;如果运动参与者当时更理性和克制,就是双赢局面了。而且,如果当局当时就接受八九民运的要求,或者马上解决“六四”的问题,会导致国家瘫痪,经济崩毁,社会紊乱。因此最好还是保持稳定局面,先发展经济,等到政治条件更成熟,“六四”决策当事人都不在位了,民族更冷静和理智地看待“六四”了,再水到渠成地解决问题。

二○○八年,中国举办了一个美奂美仑的奥运会。二○○九年中国率先在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走出困境、再度增长。中国人自信心陡增。关於“六四”,也开始有新的说法。不少精英认为,中国发展的成就表明,中国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而选择这条正确的道路的关键举措就是“六四”镇压,堵死了走上世界上多数国家所走的民主化道路。“六四”屠杀的政治后果,就是让国家避免走上灾难的道路,可以持续发展,最终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

然而,就在这种对“六四”屠杀的乐观情绪陡增之际,现实很快展现出另外一幅图景,即“六四”屠城后快速发展中难以让人接受的阴暗面;这也是“六四”屠杀的政治后果。

导致89民运的问题更恶化

在“六四”屠杀刚完成时,统治者告诉人民,只有镇压维持稳定,才能有发展和改革,而只有发展和改革,才能解决八九民运提出的问题。统治者允诺,他们将尽快地在发展和改革中解决老百姓不满的问题。在“六四”屠杀刚结束,统治者颁佈一系列措施,好像要解决问题。但随着局势稳定,这些措施都流於形式。现实中,所有导致八九民运的问题都更加恶化了。腐败、贫富差距、失业、社会治安混乱、统治者滥用暴力和道德沦丧,都在二十年间达到历史最坏的水准。所有这些问题,导致民众激烈地反抗。到二○○五年左右,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和公检法司机关年收到信访数量达到二千万,这还不包括不许上访的(例如法轮功)、不能上访的(没文化的农民)和上访后没有记录在案的(涉及当地主要干部的案件)。每年群体事件达到八万五千起;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起,而统治者应对这样的局面就是继续採取镇压方式维护稳定,不仅对於採取群体行动的老百姓使用暴力,而且对那些依照现有制度程序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的行动也加以控制和打压。

不需要複杂的思考就知道,这种恶果也是“六四”屠杀的结果。因为“六四”屠杀造就了为维持稳定和保障发展而严厉控制异议活动的政治方略,这样便给予权势者很大的行使暴力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这样的暴政下,权势者缺少约束,可以任性胡为,劫掠大众,腐败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一定会恶化。

因此,“六四”屠杀的经济社会后果是,造就一个病态发展模式,少数权势者凭藉国家暴力对大众和资源疯狂劫掠,垄断发展的机会和成果,多数大众承担发展的代价和恶果。

“六四”屠杀的政治后果是,让中国的政治变革更加血腥和代价更高昂。“六四”屠杀及其后成功地靠暴力转化精英不满和控制大众反抗,让统治者过度信赖暴力和暴政。另一方面,八九民运遭受的“六四”屠杀及其后的暴政,让政治改革者和追求公正的民众对和平理性善意的改革失去信心和感情。除非有戏剧性转折,否则,沿此路径发展下去,中国政治转型将充满血腥和暴力。

综上所述,“六四”的后果让中国痛失加入第三波民主化的机遇,造成少数权贵滥用国家暴力贪婪攫取自己利益,压制不满和异议,不仅在经济和社会上导致少数权贵垄断机会和成果,大众承担苦果的不公平发展,而且造成政治冲突暴力化程度加剧升级。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动向》月刊2010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