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论的鼓吹者说，“专政”是“中国60年来”的“法宝”。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法宝”有“群众专政”和“警察专政”两种手段，而到了眼下，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法欺骗和操纵群众，只剩下“警察专政”这一种手段了。
在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的“警察专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女教授准备参加捷克大使馆举办的一个文化活动（画展和音乐会），被警方人员拦截，发生肢体冲突；书店老板准备去上海出差，被警方人员拦截，导致该老板腰椎骨折，住院治疗；刘晓波的朋友们聚餐庆贺，在多个场合均被警方搅局；很多人被软禁在家，或者被要求坐警方的车辆出门……所有这一切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专政”行为，均没有法律依据，警方也没有出具任何行政文书。徐友渔说：这“纯属对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丧失理智的疯狂报复”，“他们丝毫不在意自己的蛮横行为会给中国的声誉造成多糟糕的影响，中国的形象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范亚峰说：“这次打压的力度、范围已经超过了对《零八宪章》，也超过了2008奥运，2009年大庆时期，表明他们不计成本。”
我想要说的是，这些不计成本的蛮横行为虽然疯狂，却也是无济于事的。1990年代中期，我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包遵信、刘晓波、陈小平等人和我妻子外出聚餐，后面跟着七八辆跟踪的汽车，说给朋友听，还是一件稀罕事。当时北京市被重点监控、跟踪的只有几十家人。后来，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受到类似的待遇。现在，北京市受到警方严密监控的对象已经有几千户之多。在十几年中，监控对象上升了两个数量级，这本身就说明了“警察专政”的愚蠢和无效。
为什么被监控对象越压越增，警方的负担越来越重？
一方面是一批批老战士的复归。“六四”后被判刑的人士，刑期长者如本人，13年徒刑加4年剥权，几年前已经期满。1990年代前期因自由民主党一案被系狱的人士，刑期最长者如胡石根，现在已经出狱。1990年代后期因民主党一案被监禁的人士，刑期最长者如秦永敏，马上就要出狱。几乎所有的老战士，都没有被“感化”或“变节”，出狱后都继续进行争取人权与民主的斗争，因而也都会成为警方严密监控的对象。
另一方面是一茬茬新人的涌现。1978年民主墙运动爆发时，刘荻（不锈钢老鼠）还没有出生；1989年“六四”时，许志永（公盟负责人）还在上中学。然而，老战士抓进去，新战士立刻顶上来。“世界潮流”、“人心所向”，绝非警棍、镣铐能够压抑。余杰、王怡、高智晟、胡佳、谭作人……持不同政见和维权运动的“明星”不断地涌现出来，成为令警方头疼的重点人物。
被监控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先是与八九民运有关的学生领袖与知识分子，然后是民间组党人士，然后是法轮功人士，然后是维权人士，然后是外地上访人士，然后是签署《零八宪章》的各界人士……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逐渐打破，原来主要通过单位来控制的人，也不得不由警方直接出面干预。
几年前我曾指出，随着“四五”一代的学者、官员、企业家陆续进入退休年龄，他们的言论将更加尖锐，他们的行动将更加大胆，当局对他们的管制将更加困难。现在，徐友渔、秦晓等人的言行已经开始验证了这个预言。从耄耋之年的李锐、高耀洁，到鲍彤、铁流，到徐友渔、张博树，到范亚峰、许志永，到八零后的刘荻，政治警察要关注的是一个完整的年龄谱系。
被列入警方黑名单的，不仅有宪政民主派（包括自由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人士，还有原教旨主义的毛派人士。10月20日，陕西西安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赵东民被以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审判刑3年，全国各地的毛派纷纷成立“关注团”和“声援团”，以各种方式表示抗议。其中的积极分子，如果过去还不是警方监控对象的话，很快也会被跟踪、监控电话和限制行动自由。尽管他们强烈要求对宪政民主派实行“专政”，但他们自己也同样会遭受到“被专政”的待遇。
为了外交的需要，当局需要有一些矛头对外的群众示威游行。但是这些游行的自发组织者，往往又会成为警方的关注对象，受到监控甚至被逮捕判刑。从1980年代起，只要是关心国事的青年，通常会经历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到宪政主义、民主主义的转变。在我本人的朋友中，就有1985年反日游行、1999年反美游行的积极参与者。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已经不是“转变”的问题了，而是出现了“混杂”的新动向。根据日本ANN新闻频道播放的10月24日的视频，在宝鸡市的反日游行队伍中，除了抗议钓鱼岛事件、呼吁抵制日货之外，还出现了“抗议高房价”、“推进多党制”、“英九哥，大陆人民欢迎你！”等标语。由此而出现关于公安部与外交部吵架的传闻，也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以往的趋势，北京市被警方控制的对象，很快就会从几千户上升到几万户。如果控制一个对象需要两个以上的警力，总共就需要超过十万警力，而现在全北京的警察还不到十万人，这里面还包括了交通警察、消防警察等等。不是说中国当前的国力不能够支撑这么庞大的一支警察队伍，但是在“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国防开支的情况下，再扩大公安部的开支与权势，就会加剧政府内部的矛盾。如果全国警察增加个一两倍，海军的航空母舰，空军的远程轰炸机、大型运输机、新型预警机，可能就要泡汤了。如果文职官员对军警谁也惹不起，城乡统筹的全民社会保险制度就势必要延迟。
如果沿着“警察专政”的路子继续往下走，决策层与基层干警的矛盾也会逐渐激化。警察抓小偷、强盗，破获刑事案件，保护居民安全，这是警察的本分，干得舒心，说起来也光荣。现在整天干着耍无赖的勾当，把社会的良心和精英作为管控对象，基层干警的心里也憋屈得很。在许多场合，他们要反过来对管控对象赔笑脸，说软话；一旦奉命动粗，就有可能成为网上公敌，说不好还会遗臭万年。而且，除了对鲍彤等少数人有专门的监控房，绝大部分执行管控任务的干警需要风餐露宿。余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近期北京连续降温，一个通宵守候在楼下的警察委屈地说，我也不想这样啊，我都冻感冒了。”警察也是人，也需要社会的关心与喝彩。把他们当机器来用，以口头命令强迫执行，出了问题上级可以不承担责任，长期这样搞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光靠GDP的增加，中国还成不了世界领导国家，因此，他们开始注重软实力的建设。但是，他们知不知道，费劲巴拉的建设，绝对赶不上“警察专政”对于国家形象的破坏。中国需要改变“维稳”的整个思路，首先应当回到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然后致力于达成“建立宪政平台”的社会共识。
2010.10.27
（《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