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死者如果不被活着的人们所记住，那他（她）就就是真的死了。”
2010，新千年第一个十年的最后一年，转瞬将逝。后世的人们在获得足够的历史参照之后，会更加正确的定义这一年，也许这是罕见的伟大年份，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将被反复提及。也许这只是文明之链中不足挂齿的年度节点，虽然不可或缺，却平淡无奇。
然而有一些随2010年而逝的人，却不能不被提及。身处大变革与大转型年代的神奇国度，我们很少留心外面的世界有过这样身影，只是在离去时，才意识到他们的重要，才惊觉那些激荡年代曾走过如此卓尔不凡的血肉之躯。向他们告别，实质上是告别20世纪的温热余绪，是告别那些光荣的时刻，也告别痛苦的记忆。
这一年，我们告别了79岁高龄的“三宽部长”朱厚泽，我们犹记得他说：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不是没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较各种制度，它比较有弹性，抗冲击，易于进行更新、发展和完善。
这一年，98岁高龄的谢韬先生去世，我们犹记得他说：由于种种缘故，“五四”启蒙运动八十年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这是中国人民多年来遭受的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启蒙，主要是揭开专制主义对人们的蒙蔽。
已成追忆的还有92岁的李普，这位见证和记录中国历史的新闻人告诉我们：一位杰出的记者必然是一位思想者。作为思想者，李普走过了一条“之”字路。他写道：“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迷信和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可恨、可笑。六十岁以后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
人们在这一年噙着泪水痛悼英年早逝的宪政学者蔡定剑。他只有55岁，但留下了这样一种精神：即使面对再多的责难，即使面对再多的压力，我们也一样要推动中国向前走。蔡定剑以他的实践告诉外界，于庙堂之高有庙堂之高的推动，于草野之远有草野之远的推动，只要有理想，在哪里都可以尽一份力，在哪里都能够做一番事。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怀着敬意回想这些逝者留给历史的刻痕，又忐忑地迎来不太确定的明天朱厚泽的“三宽”，出自他的文章《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他的原话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
“三宽”政策提出后，思想文化界的宽松曾达到了“文革”以来之最，但好景不长，“三宽”政策在此后的年月里受到严历指责，1987年2月朱厚泽被解职。在发表离职感言时，他说：“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厚泽口才极好，是天生的演说家，三五句话就能把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学者吴思说，他曾向朱老请教演讲的方法，朱老说：要用最真实、最普通的话去与人交流，他经常与工人、农民聊天，了解别人心里最紧的那根弦———最关心、最在意的东西———轻轻那么一拨，就能触碰到别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
2005年11月，75岁高龄的朱厚泽开了博客，名字很低调，只是ZHZ三个大写字母。他在第一篇博文《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中写道：这是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进入网络空间的开始。这也是一个试验，是对生命活力的一次检验。是重返由以出生的那个自然家园前的最后飘泊与游玩。不会有太长的日月，我将获得永久的安眠！
个人与社会的不幸，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长期深入的研究思考，并于垂暮之年厚积薄发。2007年春，86岁的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旋即成为21世纪初中国理论界最具争议的人物。
他指出，“二战”后世界上曾存在三种制度模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暴力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谢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民众富裕、官员廉洁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欧盟及北欧国家获得了巨大成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和谐社会模式。
这些观点在中国思想界犹如投下重磅炸弹，并演变成一场各派观点的大论战。
在中国社会转型及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进程中，谢韬提供了一种走出执政理论与现实相悖困境的途径，并把握住两条底线：一是执政党在理论上固守的“社会主义道路”信条，二是作为老党员力保本党执政地位的“耿耿救党之心”。
与许多“老革命”一样，谢韬的“两头真”也体现在退出官场之后。他自明心迹说：“过去，我们当两面派，二重人格，开会发言时，都自觉掌握分寸，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到什么程度，都很有技巧。现在我老了，也该说说真话了。我有首诗：‘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我们一辈子都套着精神枷锁，现在该把它丢了。”
正是谢韬的思想影响了众人。告别仪式上，认识的或不认识的纷纷前往悼念。有幸地是，我为谢韬老先生所写的《悼诗》也被收录。
李普坚持“新闻写作绝对不许虚构，必须每一点都是真实的”。他认为，“真实是新闻文字的第一生命”。爱好文学的李普反对用文学手法写新闻。
李普不仅见证和记录了革命的胜利，也见证并评析了1949年10月以后历史的拐点。“我们从1953年起就误入歧途，整整糟蹋了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逐步走上正轨。”
李普在他的新闻学著作中写道：“独立观察、独立思考是一个记者的命根子。”李普能看到并记录历史这个大拐弯，正是因为他守住了记者的这个命根子。然而，没有新闻自由，记者是很难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的。今年9月25日，我最后一次见到李普。谈到新闻立法时，他说，他仍对此念念不忘，认为“新闻立法的关键是保护新闻自由”。
2001年，新华社原副社长杨继绳用“两头真”来概述一些革命老人的思想历程：年轻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晚年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全力推进民主政治。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而“两头真”这个概念最早的原型就是李普。
反民主论者常以“两论”，即“国情论”和“素质论”，用作中国目前还不能实行民主选举的借口。
1992年，蔡定剑仍在人大任职时，就曾对民主“两论”从理论上做出批判。
2002年，蔡先生带领的课题组在进行实地采访结合问卷调查后，以详尽的数据和科学的分析证明，“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选举”是站不住脚的观点。而从现实看来，近年颇引人注目的民主选举几乎都是从相对落后的农村先搞起来的。蔡定剑认为，利益因素而非经济条件或素质，是公民选举的决定因素。
2007年，蔡先生撰文为民主辩护。他认为，反民主论者提出的民主容易导致腐败、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问题，实属理论上的迷思，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已通过违宪审查、人权保障等制度的设立，使得民主制度的危险大大降低，而常用以抨击民主的“拉美化”，其实是用不成熟（或过渡型）民主的案例来反对民主，理由不充分。
把民主变成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蔡定剑一直在致力追求并切实在做的。“我们的研究从来不尚空谈，而是要把理论应用于指导实践。”蔡定剑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相较于“反民主论”的“持续批判者”角色，其实更常看到的是蔡定剑“务实建设者”的角色。
中国民主大厦正在建筑过程中，站在旁边侃侃而谈和指指点点的人不少，但是真正在一砖一瓦地建设的人也不少，蔡定剑是后者中的佼佼者。他留给世人的，不仅是执著追求民主的精神，还有如何构建优质民主的方法论。
对于以上几位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大业而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过世老人和英年早逝的蔡先生，所有希望中国进步并因此获得自由平等的中国人都应该牢记他们的功德，深切缅怀他们的事迹，并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奋斗，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一个符合普世价值的现代化民主国家。这才是我们活着的人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需要补充地是，笔者曾经在2009年4月22日在北京参加《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那次座谈会上，有幸见到了以上的几位老人。其中有朱厚泽先生、李普先生、谢韬先生的夫人卢玉女士，还有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记得这些老人在追忆胡耀邦先生的事迹时，无不都流露出对胡耀邦先生的崇敬。
这些曾经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追随过中国共产党的老人们先后逝去了，有多少中国老百姓知道他们或者了解他们为国家的进步事业和人民的福祉所作出的贡献？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多少人记得同样是为了国家进步事业和人民的富祉而遭受迫害而死去的彭德怀、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天安门广场死去的莘莘学子，。。。。。还有刚刚逝去的诗人力虹，为父老兄弟维权的农民代表钱云会，他们都走了，像他们这样的中国良心人士还会在随时随地为了真理而逝去他们的生命，可我们又想到了多少？！
望着一个个远逝的青春和生命，缅怀着他们的事迹，我们已不能仅仅是停留在伏案奋笔疾书或者敲打着健盘宣泄一番情感而已，我们应该勇敢地站起来，循着他们的足迹迎着光明走去，才不枉历史的使命和逝者们的宿愿，才对得起自己的真正追求并活出人生的意义。
2011年1月18日星期二
于徐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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