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海：民主运动的两岸第一人
——回忆老同学民运元老郑钦华在北京的日子
一、“我是刘贤斌”海外绝食声援活动中的民运元老郑钦华
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刘贤斌第三次入狱后，在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发起了“我是刘贤斌”绝食声援活动。2010年8月在法国先后有八位朋友参与了“我是刘贤斌”海外绝食声援活动，其中第一位朋友就是民运元老郑钦华（又名：柯力思）。每一位参加绝食声援活动的朋友，或者自我介绍了一下自己，或者由组织者给予了介绍，其中对郑钦华的介绍就是：“民主运动中的两岸第一人”。为了述说方便，在这里我引用了全文：
郑钦华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本地人，他参加台湾早期党外运动（台湾早期的民主运动），曾与谢长廷同在一个读书会，年轻时代留学欧洲，他认为台湾在中共的强势之下，台湾民主不易取得胜利，民主运动要首先在中国大陆开展起来，民主运动要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是要在大陆取得胜利，如此，中华民族、大中国的民主运动才会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作为先知先觉者，郑钦华先生在台湾还未民主化、两岸还在对抗（注：1979年才刚刚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的时代，放弃欧洲留学于1979年来到大陆，就读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将自己置身于中国民运的前线，在北京学习期间成为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重要民间刊物《四五论坛》的秘密成员，成为徐文立先生得力战友，还启发了徐永海等大陆青年知识份子成为民主战士。
在民主墙运动被中共政府全面镇压之后流亡美国；在美国期间参与王炳章博士组织创办的民联，曾任民联副主席，成为王炳章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之一。如同其他早期民运参与者一样，郑钦华先生也经历了海外民运的风风雨雨，然而他没有放弃初衷，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为之努力。1998年至今担任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在法国的负责人，2007年6月4-5日被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为执委会委员至今。
郑先生的经历在所有民主运动战士中是有传奇色彩的，他对于民主信念的坚守，他不计名利、个人前途、荣辱得失的精神，实乃中华民族的民主运动的精神楷模。以台湾，同时参加民主运动的谢长廷，后来曾贵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总统候选人；同时来大陆的台湾人有林毅夫，他投共后被中共长期培养，去美国留学，现在已经贵为中共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他们皆名利双收、富贵发达。而郑钦华人生无华，现在在法国一边坚守民运，一边要养家活口，他是中国民运的元老，也是没有名利的平凡人。
然而，郑钦华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为了理想不计名利荣辱，为了民主运动、民族国家的前途，忘记“小我”成就“大我”！与郑钦华先生相比，那些富贵发达之人，丝毫显示不出“伟大”。
郑钦华先生与刘贤斌先生，他们的人格精神，他们在民主运动中树立的精神力量，是同质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郑钦华先生绝食声援刘贤斌先生，是英雄惜英雄！
大哉！刘贤斌先生！
大哉！郑钦华先生！
大哉！法国绝食声援团！
二、郑钦华在北京的艰苦生活
1978年至1979年正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西单民主墙时期。为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为了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郑钦华从台湾绕道法国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期间，他一边上学，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学医；一边参与民主运动，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成为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重要民间刊物《四五论坛》的秘密成员，成为徐文立先生得力战友”，另外还“启发了徐永海等大陆青年知识份子成为民主战士”。我作为“被启发者——徐永海”，在这里，我简短地回忆一些当年的情况。
我和郑钦华（又名柯力思）是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同学，是同班同学，同寝室的同学，上下铺的同学，最好的朋友。“北京医学院”现在这个校名已经不存在了，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正如那句老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效法西方苏联教育模式，“北京大学医学院”从北京大学分了出来，成了“北京医学院”。到了这个世纪，又回归西方欧美教育模式，“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又回到了北京大学，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1977年恢复高考，有了77级、78级、79级这三届七十年代文革后的大学生，如同文革初有个“老三届”，改革开放初有了这“新三级”。在这三届学生中，有十四、五岁的毛孩子，如我的同学中，就有两个只有十四岁，不少的同学只有十五岁，他们是神童，不仅年龄小，而且高考时的考分还非常得高，不然也考不进我们学校；也有三十来岁的高龄学生，如77级就有一个老大姐，30岁那年上的大学，三年级时和一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当时已是教授）结婚了，在四年级后的暑假（我们是五年制）里生了一个孩子，一节课都没有耽误，真会计划生育，这些高龄学生是过去十年中精华。
七十年代后期，文革刚结束，中国对外交往还很少，很少见到外国人，尤其是在外地农村，可是在我们学校中有不少的留学生，这让从外地来的同学感到很新鲜。一个同学告诉我说，小时候有一次他们那里来了一拨外国人，全城都轰动了，几万人围着看，淘气的男孩子还向人群中扔小石头。那年月，很少见到外国人，更很少见到台湾人。不像后几年，那年月还没有开放，只有极少的台湾人来大陆，被大家知道的也都是驾机投诚过来的。可是我们班楞来了一个台湾人，就是郑钦华（柯力思），他也是高龄学生，当年29岁。
郑钦华，一个台湾人，台湾辅仁大学毕业后，当了2年兵（台湾的男子必须服兵役），又到法国去留学，学习医学，1979年以转学的身份来到我们学校。郑钦华，一个台湾人，15岁就开始从事民主运动，与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不屈不饶的斗争，为了台湾的民主事业，曾被关过，曾被打过，但是民主的信念没有丢失过。随着老蒋（蒋介石）的死去，随着小蒋（蒋经国）的上台，台湾的民主事业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而此时大陆的民主事业才刚刚开始，为了大陆的民主事业，郑钦华绕道万里来到了中国大陆。
那年月的中国大陆还很贫穷，还有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等等。前一段时间，我还与一个大学同学（现在已是一家医学院的领导）回忆当年的事情，他说他当年最怕过冬天，由于只有一床被子，又薄，时常冻得睡不着觉。我妻子（比我们年纪都小）很不解，说为什么不多买一床被子，或者向谁家要一床被子。我妻子还抱怨我，你为什么不让你妈给人家做一床被子。她那时还小，她哪里还记得，那年月，一个人一年才十多尺布票，那里有富裕的布票、棉花票来给人家做被子呀！
郑钦华，一个台湾人，又在法国生活了几年，他放弃了物质上的舒适生活，来到了物质上极度贫乏的中国大陆，和我们一样，拿着每月19块5的助学金，算计着粮票、布票过日子。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现今的“愤青”们所永远也达不到精神境界。这些“愤青”们一边是骂着西方国家，一边是想方设法地要到西方国家去，到了西方国家，死活也不愿意回到早已不再物质极度贫乏、并且物质已经很丰富的中国大陆。
三、在北京的郑钦华是一边上学一边参与民主运动
1978、1979年，在中国出现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出现一大批如魏京生、傅月华、徐文立、刘青、任畹町、王希哲、孙维邦（孙丰）、杨靖、刘京生、何德普、朱锐等民运人士。郑钦华一到中国大陆就与部分民运人士密切地接触在一起，共同追求中国大陆的民主。可是好景不长，没有几个月，到了1979年12月，西单民主墙就被取缔了，之前、之后就有不少的民运人士陆续地被抓捕入狱了。
因参与民主运动，后又计划组党，徐文立被判15年，王希哲被判14年，孙维邦（孙丰）被劳动教养2年。此时的郑钦华也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因我与他说的来，因我也曾老去民主墙看大字报，我又比他小十来岁一直把他当成老大哥看，在这个危险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他来大陆的目的和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请我，在他被抓后，通知一下他在台湾、在美国、在日本的家人。他提前写好一些信，让我——在他被抓后——给发出去。还好，因为郑钦华是台湾人，他没有被抓，那年月大陆没有几个台湾人，共产党又比较重视统战工作，郑钦华躲过了这一劫。
虽然没有被抓，但是警察几次找过他；并且直到毕业，他一直被禁止离开中国大陆。我们每年放假的时候，我们都各回各家了，北京的如此，外地的也如此。家在新疆的，家实在太远的，不能年年回家，不能每个假期都回家，但是一、两年也要回家一次，看看父母呀。与新疆相比，与新疆的石河子相比，台湾其实并不远，即使绕道香港也并不远。人家都能回家，但是郑钦华却不能回台湾，不能回家看望父母。很多时候，他是我们班在校园中的唯一留守人员。即使在毕业后，我们都离开了学校，都分到各个地方上班了，国外有亲戚的也有出国探亲、留学、工作的。但郑钦华不行，他依旧住在校园里，他依旧被禁止离开中国大陆，直到半年多以后，他才被放行，去了美国。
郑钦华没有被抓，但是一直被监视着，甚至据说在同宿舍中就安排了人去监视他。为此郑钦华一生气，搬到我们宿舍（北医3号楼314），搬到我的上铺。还好，我们宿舍有一个空位，可以使他搬进来。郑钦华一直被监视着，甚至说随时都会被抓，但是郑钦华依旧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入狱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如为徐文立上诉寻找材料，如帮助徐文立、孙维邦的家人等等。80年代初的那几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蓬勃发展，胡耀邦、赵紫阳正在尽自己的努力推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大陆民间的民主运动处于低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又不能离开大陆，郑钦华只好专心地刻苦读书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郑钦华和我们一样刻苦地学习着。不刻苦不行，北医——我们学校可以说是中国学习最苦的大学，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看书看到十点、十一点，直到教室关门，而有些女生回到宿舍后还要打开自己的小灯再看一会儿书。有时晚上停电了，我们还要到我们周围学校的大教室去看书，如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等。相比我们学校，他们的学习气氛就差远了，晚自习时，我们的大教室很安静，几百人的大教室里没有人说话，很少有人走动，就是走路也是很轻，生怕影响别人；他们的大教室就没有这么安静了，时常有人说话，时常有人走来走去。
郑钦华学习很刻苦，他不仅在学校学习，还每周两次去一老中医家去学中医、学针灸。他也很聪明，虽然我们都比他年轻，虽然我们很多同学都曾是各省最好的学生，但郑钦华也是门门都及格，有的分数还很高。我们那时考试出题很难，普遍来说是70多分，不少60多分，门门都及格，不补考，也很不容易。大学毕业后，郑钦华去了美国，参与了外海的民主运动，并专职从事民主运动。由于那时不像现在有网络，我对他的情况知道不多。后来他去了法国，再后来在法国结婚、生子、做生意，他就再没有专职从事民主运动了。虽然不再专职了，但是依旧全身心地在民主运动上，对民主的信念依旧坚定，对中国大陆的负担依旧坚定。
四、出国后的郑钦华对国内民运的帮助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受郑钦华的影响，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启发了徐永海等大陆青年知识份子成为民主战士”，我也热心于民主运动。1987年因为郑钦华已出任了民联副主席（主席为同是北医校友的王炳章），我险些成了“北京新青年会四君子”前传（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在线人李宇宙的诱导下组建“新青年会”，在2001年分别被判有期徒刑8至10年），我也被一个公安局安排的线人（我的同事，吴建华医生，后来因此去了中日医院，又出了国）来诱导我来组“党”，并且事后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找了我六次。多亏那时我正一门心思地在探索科学、宗教、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希望通过科学、宗教、信仰来影响社会进步。多亏那时我只想先搞懂理论，而对组党等没有太大的兴趣。否则十年多刑期也会临到我，否则公安局的那些个别警察也将会立个大功，“与当时境外唯一的民运组织‘民联’勾结的‘党’被破获了”自然是大功。我也感谢那个线人（我的同事，吴建华医生）没有胡说，只是实事求是地汇报，如果胡说（像李宇宙那样）我也会被判刑。
通过探索科学、宗教、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我知道了只有耶稣才能救中国，只有耶稣的十字架道路才能救中国，只有耶稣的大爱精神和耶稣的献身精神才能救中国。1989年2月我信主成为基督徒，从90年代开始，我们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就一直面向民运朋友传福音。不少的民运朋友参加了我们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不少的民运朋友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了基督徒。因为热心向民运人士传福音，因为关心民运、维权的事情，我曾被劳动教养2年、行政拘留13天、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监视居住2个月22天，至于被传唤、跟踪、监视，软禁，那就没有办法计算了。虽然，我受了很多的苦，损失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这么多年来，虽然我与郑钦华联系不多，每年不多的通信、通电话、通电子邮件；但是由于我们毕竟都在民运圈内，对郑钦华的情况，我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在他刚出国的那几年，还在中国民联时，还在《中国之春》时，他是尽力地帮助国内民运人士，如在《中国之春》发表徐文立的消息，发表他妻子的书信等。在他离开中国民联后，离开《中国之春》后，他也是尽力帮助国内民运人士，如徐文立的女儿出国后，很长时间生活在法国，郑钦华给予了很多的帮助，使狱中的徐文立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在何德普入狱后，没有钱来请律师，郑钦华在律师费上也是曾出过力的，来解决何德普的律师费问题，使狱中的何德普感受到温暖。对我的帮助，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是老同学、同班同学、同宿舍同学、上下铺的同学，不论我是在狱中，还是我出狱时，郑钦华都给过我很多的帮助，使在狱中的我，出狱的我，都感受到老同学、老朋友郑钦华所带给我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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