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陆自由论坛是由人权基金会举办的年度国际人权聚会，自两年前与该论坛展开工作交往以来，已经有过不少合作，因此，接到第三届奥斯陆自由论坛的邀请时，按照与会议约定的发言内容准备了讲稿，春天时节再去奥斯陆。
自2010年10月8日起，奥斯陆对于中国的人权、民主活动人士来说有了特别的意义，在刘晓波被重判11年后的艰难时刻，来自奥斯陆的消息令我们倍受鼓舞，尤其是12月份的奥斯陆之行让很多从未到过奥斯陆的朋友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和友好，这使我们永难忘记。同时，对我来说，此次奥斯陆之行还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需要，有些颁奖活动间产生的费用尚未结算，这次要顺便前去“还账”。
和我居住的城市波士顿一样，奥斯陆的冬天寒冷又漫长，有时候，眼看春天即将来临，一阵寒风却又会把我们打回冬天的窝巢里，漫长的等待和反反复复的折腾有时让人失去信心，仿佛春天是永不会来的。但是春天终究要来，这就象再严酷的专制统治都无法阻挡民主的步伐一样。如今，奥斯陆不再冰天雪地，树绿了，花开了，假如不是眼中熟悉的建筑和街景，我有点不相信这是奥斯陆。当然，奥斯陆的日丽和风却不能让我心情感完全放松下来，和去年12月份相比，中国的人权状况更为恶劣，刘晓波仍在狱中，刘霞仍被监禁，而刘贤斌被判重刑，艾未未被非法拘禁，异议维权人士被抓，许多民间人士被强迫写保证书……从政治上讲，中国仍处在极寒的冬天。
一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权活动者和学者参加了今年的奥斯陆自由论坛，其中37人发表了演讲。我和万延海分别发表讲话，谈如何认识中国及中国的输血感染艾滋病问题。与会者当中有两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艾巴迪女士和威廉姆斯女士，有秘鲁前总统Alejandro Toledo、罗马尼亚前总统伊利埃斯库、墨西哥前总统Vicente Fox、哥伦比亚前总统Belisario Betancur、国际笔会主席John Ralston Saul、哈佛比较政治学教授Steven Levitsky，还有大赦国际美国执行主任以及来自巴林、缅甸、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加纳、马拉维、巴勒斯坦、利比里亚、阿根廷、牙买加、瑞士、加拿大、法国的活动人士。由于出席者所属地域的广泛性，使这次会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人权会议，使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了解国际人权问题，并通过相互间的沟通和交流，为形成民间人权联合行动创造了条件，因此，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聚会。
两天的正式会议均在Christian Theater举行，与会者的发言大都简洁、凝练，但带给我们重要的信息和启示。前秘鲁总统Toledo刚刚在大选中败北，但他在发言中说并没有失去对民主的信心，他认为秘鲁等南美国家面临一种危险，那就是选举的结果是独裁者上台，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他们通过鼓动民粹主义的情绪而掌握选票，程序上没有大的问题，但对于国家的前途却是危险的，因此，在一个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对于普世价值的传播。国际笔会主席John Ralston Sau说，除了政治独裁外，也要注意到经济利益对于言论自由的侵害问题，即使在西方，媒体也有一种趋势，就是过多地注重经济而使作家们自由发言的机会打了折扣。来自英国的记者和心理创伤医生Justine Hardy通过喀什米尔地区民众生活片段的视频告诉我们战争和冲突对人类心理的创伤之重，在片中我们不断看到杀人和被杀，警察的盘问和警报成为生活的常态，小孩子抱着枪上街，心灵被扭曲，而母亲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儿子是否被杀或者外出杀人，我想，每一个观看影片的人都会想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长期以来，由于面对中国政府的眼里镇压，紧迫的中国人权问题使我们对于人权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中国，这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人权活动者，在呼吁国际关注中国人权的同时，如果我们对于发生在世界其它地区的人权问题漠不关心，我们又怎能理直气壮地要求世界为中国作出更多的努力？
来自加拿大的巴勒斯坦人Izzeldin Abuelalsih先生是一位医生，他曾经生活在加沙地区，两个女儿一个侄女死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但他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解，他在会议上发言说，人类必须超越个人的仇恨，致力于真正的和平与和解，否则只会造成更大的牺牲。近年来，Izzeldin Abuelalsih成立了一家非营利性机构，为缺少医疗条件的妇女和女孩免费治疗。
来自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与会者的发言自然成为这次会议关注的重点之一。埃及革命中的民意领袖之一Wael Ghonim先生向与会者介绍了埃及的最新情况，他说，通过人民力量的显现，埃及18天解决了几十年的问题，走出了民主变革的第一步，这说明埃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目前，埃及的年轻人都愿意为国家奉献，希望外界对埃及有信心，欢迎大家到埃及旅游和投资，以解决埃及面临的经济困难，更好地巩固民主制度。
来自突尼斯、利比亚的与会者介绍了网络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认为网络革命带给我们极大的便利，但不能形成网络迷信，说到底网络只是一种工具，最重要的变革因素还是人，只有人们要求变革并采取行动，变革才会成为现实。
也许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也许由于刘晓波获奖的影响，中国问题也是这次会议关注的重点之一，我在发言中说，近年来中国花费大量资源在国内、国际制造统一、稳定、繁荣的假象，这种假象骗中国人难，却容易骗到不了解中国的一些国际人士，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累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除了历史事件造成的各种紧张关系之外，越来越多的现实冲突在形成，中国政府尽力屏蔽信息，阻断信息流通来降低人们对此的注意，但国际社会不可认为这些问题不存在，否则，在处理中国未来的问题上，可能会形成严重的误判。万延海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因为输血导致的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及中国政府对NGO组织的打压。
会议时间虽短，收获却是很大，除了会议上的信息，会议之外的交流同样是有意义的，会议使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这对未来的工作肯定是有意义的，为此我向奥斯陆自由论坛的组织者表达了感谢，而他则邀请我继续参加明年的会议并分担部分组织工作。
借会议之便，参加了原哈佛大学校友会会长Terry女士组织的一天的私人聚会，没想到，由于我的出现，中国的人权问题成为这次私人聚会的主要话题，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Terry女士是一位挪威富商，曾任哈佛大学校友会会长，这次组织的私人聚会以挪威当地的哈佛校友为主体，当我到达Terry女士高大轩敞的豪宅时，受到了包括美国驻挪威大使Barry White的欢迎，大家回忆不同时期的哈佛生活，但当话题转移到中国人权问题，这时候大家都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为此，我作了一个即兴的讲话，并回答校友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令我感动的是，多数校友都对中国的未来给予美好的祝愿，并愿意帮助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这使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有效地联络、组织和运用国际支持以达到对中国人权事业形成实质性推动的目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年经验告诉我，原则性谈论一件事容易，实质性操作起来相当困难，但这些事非做不可，未必不可做成。
在奥斯陆期间，我和当地的企业界人士进行了接触，对于外界关注的中挪贸易问题的一些疑问也有了答案。在刘晓波获奖之后，中国气势汹汹地中断了与挪威的多数经贸活动，但石油贸易不在此列，因为中国急需石油，那么，其它产品的贸易所受影响究竟有多大呢？一位从事三文鱼贸易的商人告诉我，影响很小，因为他可以选择把挪威的三文鱼转移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官员和企业界人士的“里应外合”之下，以其它产地的标签进入中国。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气势汹汹”，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在接受挪威《金融时报》的采访时我谈到了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政府未必不了解这些，但他们会选择装聋作哑，因为贸易说到底是双方受益的过程，20多年来，非民选的中国政府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更为需要经济上的发展以维护其统治，因此，只要有经济利益的事，中国政府尤其是有具体利益的官员不会真正坚持原则，将利益拒之门外。如果认识到这一点，西方国家在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不必担心对中国人权的批判会给商贸带来真正的影响，尤其是当主要西方国家突破集体行动困境而共同行动时，就更不必在意中国政府的色厉内荏。由于日程的冲突，未能参加同一时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但我将在日后再次向美国及其它国家的政治人物讲述这一观点：向中共施加人权压力不会影响实质性的贸易关系。
因为会议组织者的安排，这次赴奥斯陆住在Grand Hotel，也就是每年举办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晚宴的饭店，会议间歇，我与美国驻挪威大使Barry White先生在大堂里聊天，Grand Hotel的老板走过来，他说他记得去年12月颁奖时感人的情形，希望中国的人权状况因为刘晓波的获奖而发生改变，他还与我谈了招待奥巴马之后被奥巴马邀请到白宫做客的趣事。晚上回到房间，发现饭店的老板送来了一个大大的果盘，水果多到吃不尽。在物件昂贵的奥斯陆的春天，大果盘摆放在房间里显得有些奢侈，不过我领受了他的好意，我理解这是对中国人的善意，尤其是对刘晓波的善意吧，遗憾的是，刘晓波住在监狱里，不能到奥斯陆住一住他的酒店，也不能邀请他到中国访问。但这种善意无疑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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