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回首当年文革事，惨遭冤屈苦度春
——拜访贺晓晴女士纪事
晓明
2016年2月下旬至3月初，经朋友的引荐，筆者与留学德国的博士研究生宋国庆先生有幸两次拜访了贺晓晴女士。宋先生是专门为研究“广西文革‘处遗’” 之事而來，筆者则是一个热衷于回顾与反思“文革” 历史的写者爱好者，由于志趣的相投，使我们走到了一起，为搜集“广西文革”的相关史料同在一起奔忙，希望能有机会拜访贺晓晴女士就成了我们的一件幸事。
我们的两次拜访都受到了贺女士的热情接待，并就她父親和她本人在“文革” 中的遭遇如实地告诉我们，听后无不使人深为同情与感动，并从中知道了“文革” 中广西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这对研究广西的文革历史是大为有益的。
一、“文革”前贺女士的家庭简况
贺晓晴女士说，1946年她出生于苏北，是父母生养的第三个小孩（她的前面有两个哥哥）。苏北当年是共产党治下的解放区，那时由于国共内战，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父母都是共产党的革命干部，要为共产革命事业而操劳奔忙，无暇照顾她，只好把她寄养在一户季姓的农民家里。这家人忠厚老实，待她胜过自己的亲生子女，使她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得以成长，等到共产党夺权胜利后的1949年她才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她的父親本名何徳润，1910年10月28日出生于广西桂林市通泉巷一个书香之家，“贺希明”一名则是1940年他从国民党桂系的上校军官、县长投奔共产党后改的名，那是因为他投奔共产党后怕连累家人才改名的，此名也意味着他对国家、民族光明前途的响往。她爷爷何少川早年是中国留日学生，也是同盟会员，学成归国后成了当地一名地方官员。祖母靳永芳也是一名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女性，受丈夫的影响也参加了同盟会，是桂林的第一个女同盟会员，和当时浙江的鉴湖女侠秋瑾有过深厚的友谊，秋瑾的书信常使她深受启迪与鼓舞。1921年12月4日，祖母靳永芳与祖父何少川在桂林一起参加了欢迎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到桂林的仪式，祖母作为桂林同盟会的妇女代表，曾在欢迎会上致词。
贺女士说，她父親从小在桂林读书，1928年18岁时从桂林中学毕业，即到上海沪江大学就读。他在学生时代即接受了民主进步的思想，追求自由、民主，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也参加过当时上海左联剧社组织的演出活动，因而他的民主进步思想一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在投奔共产党新四军后，受到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刘少奇的接见，并一直得到重用。在抗日战争或其后的国共内战中，从1940年4月起至1950年3月，他先后担任过江南六合县县长、苏北盐城县县长、苏北盐阜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华中局研究室主任、苏晥边区第一行政区专员、华中支前司令部司令、苏北行政公署主任财贸书记等多种职务，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也为共产革命夺权建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49年10月共产党夺权建政后，她父亲先是调到广西任财贸委主任、省政府祕书长，后又调任中共华南分局任财委副主任、广东省副省长兼财委主任。从1957年起又调回广西工作，任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直至文革运动发生前，他在广西工作期间，都竭尽全力，为广西人民和广西的经济建设操劳谋划，积极工作，任劳任怨，深得上级领导和广大民众的好评。
在家庭生活上，父亲与母亲李德观在工作之余，精心培育自己的二男三女及前妻的三个女儿，对他们严格要求，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有用的人才。那时尽管有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以及紧随其后的大饥荒岁月，在经济上出现了困难，作为地方高级干部的家庭，她们家的生活上也降低了不少。但，在此期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还算是平静、安宁的，比起许多平常人家來说，可称得上是和谐、美满、幸福的。
二、从天而降的大灾难
贺女士说：“古人云‘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这是自古以來都常会发生的事，但想不到灾难会如此这般地降临到她自己和父亲头上。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在中国发生的文革运动，自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 通知下达后，全国迅即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來势之猛是许多人始料未及，也是无法理解的。运动之初先是批“三家村”、“ 四家店”， 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斗“黑帮”，其后是改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和文化教育部门领导运动。紧接而來的是红卫兵组织的首次出现，中共中央公布“文化革命十六条”，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号召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们起來造“走资派” 和“修正主义” 的反，很快在全国出现了一个破“四旧”， 立“四新”，“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狂潮。当毛泽东在外地数月静观事态变化，此时觉得形势对其有利时突然回到北京，当即决定撤销文革工作队，并支持红卫兵造反，从八月十八日起至十一月底，连续八次接见全国各地上千万红卫兵及大、中学生，在全国掀起了深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狂潮——等等独断专横之举动。由此而引发了全国大中学生的大串连，工厂停工，各种群众组织派别如雨后春笋般的湧现，乱批斗、游斗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师成风，甚至出现乱抓人、乱打人、直至把人打死的惨案，使全国处在一片混乱恐怖之中，一场人祸大灾难迅即降临神州大地。
正是因为这场荒唐的文革运动，使贺晓晴女士和她父亲贺希明因此而蒙受了十年不白之冤，并累及一家人陷入到了苦难的深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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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晓晴女士首先蒙冤入狱
贺女士说，文革开始时她是广西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一年级的学生，随着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学校遵照上级指示宣布停课闹革命。从那以后，广西及全国的所有报刊主要版面刊登的都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社论、评论及报导类的文章，大批判运动的高潮一浪接一浪的不断湧现。其后北京和外地（特别是桂林）的学生到南宁串连，有力地推动了南宁文革运动向前发展。受其影响学校也成立了红卫兵和各种群众组织，自己也成了外语系红卫兵组织的副队长，写大字报和看大字报成了她每天必须要做的事。和其它学生一样，在全国学生的大串连高潮中，贺女士也到北京、上海、她的出生地苏北等地串连，在北京时曾参加过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学生的大会，在各地串连的所见所闻，她的感触是颇多的。
那时各级的领导干部都受到文革运动的冲击，被群众写大字报掲发批判、乃至被戴高帽上街遊斗都是常有的事。由于父母都是广西的高级干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常有红卫兵到家中來找她的父母。为了躲避红卫兵，她父母也常离家到外面躲藏。自己经常关注父母亲，在学校和市内的朝阳广场看揭发领导人的大字报，只发现有少量写她父母的大字报，而揭发批判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韦国清、乔晓光、伍晋南三人的大字报就多了。
贺女士说她父亲在文革初期并未受到过什么大的冲击，倒是她自己首先遭到牢狱之灾。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是这样的：
1966年底，广西大学校园内出现了一张从传单转抄來的大字报，标题是《伟大的雷鸣》。内容是毛泽东在接见一批北京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录音记录稿。这张大字报以毛泽东自己个人的口气來批评搞个人崇拜不好，应提倡“怀疑一切” 的革命思想，还说对他的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 不要用“顶峰” 这种不切实际的提法。另外讲话还号召青年学生应该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等等。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校园内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听到不少人私下表示赞同这张大字报的观点。但因事关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问题，持肯定观点的人都不敢公开表态。过了两天就有人贴出大字报，说这张大字报是诬篾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并说讲话是伪造的，接着贴出來的大字报都是附和这种观点的。贺女士说，她自己对这张传单的内容一直是持肯定的态度，又看到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意见在大字报栏中出现，考虑再三，她决定将自己的观点写成一张大字报，打算用“《伟大的雷鸣》好得很” 这样的标题，并要寄给毛泽东、林彪、周恩來等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其目的一方面是想证实一下这个讲话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希望如果还没有这样一个讲话就请及时发表一个这样的讲话，以便使当时愈刮愈烈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风气得到应有的控制。在文章中她大量引用了毛泽东著作中关于加強对领导干部监督的许多论述，同时引用五十年代官方媒体发表过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说辞。在写此稿过程中，她也曾想到会有一定风险，所以文中的措辞都很谨慎，多次与各种观点的红卫兵作过交流探讨，听取不同的意见，并经多次修改才最后成文。
文章写好后，共有二十三页纸，约七千字，尚未抄成大字报贴出去，但自己已复写好了几份，准备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寄去。在尚未寄出去之前，就有一个中央文革派來南宁串连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红卫兵知道了此事，他就來向我要了一份去看。正当我准备在1月24日上午去邮局邮寄稿件时，未等到上班时间，淸晨六点多，广西公安斤（此时已被造反派夺权）的十多个人乘一辆大卡车闯到我家，把尚未起床的我叫醒，未出示任何公安部门的手续，就给我带上手铐，抓到大卡车上，说我“犯了攻击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当时母亲因怕被红卫兵骚扰躲到别人家中休息，父亲在桂林作为陪斗参加群众批斗韦国清等领导人的大会，两人都不在家中，只有我和小妹在家，就这样把我押送到区公安厅看守所关押。
贺女士说，她被关押了约十天左右，1967年2月5日把她押到朝阳广场进行批斗。批斗会上特意把她的父母亲安排在主席台侧面的座位上就坐，开会之前审讯员曾问过她写这个文稿父母是否知道，她回答说父母亲并不知道，完全是她自己个人所为，是自己关心国家大事的表现，是个人的观点。在这样的批斗会上，父亲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只能表态说支持革命群众把她押送公安机关的革命行动，并在大会上公开检讨，说发生这样的事是自己对女儿管教不严的结果，要向毛主席请罪。而贺女士自己由于年青气盛，自恃自己是有理的，心里极不服气，对如此的批斗会不以为然，十分藐视，有一种“不肖” 的逆反心理；不但两次打掉了挂在颈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贺晓晴” 的黑牌，还冲到话筒边抢话筒要作辩护发言，但被会议的主持者和工作人员把自己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从那次批斗会后，她就一直被关在新民路区公安厅拘留所内一个女监房中，失去了自由，从此对南宁文革中后來发生的事就没有机会参与了，但仍能通过听附近桂剧院及展览馆这两个方向传來的两派群众组织的髙音喇叭广播，了解南宁文革的进展情况及她父母亲的相关信息。
由于她被关押在看守所内，与外部世界隔绝，所以1967年南宁及广西文革中两派斗争的情况她是不清楚的。被关押在看守所中一年有余，但并未查出她有什么犯罪事实，在1968年3月中旬就把她释放出來了。释放后她先回家住了两个月，之后才回到了学校。此时她看到南宁两派对立使形势紧张，听说柳州、桂林这两座城市两派对立也十分严重，这三座诚市两派的武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在这三座城市外的广西其它地方，听说“四二二” 派都垮台了。那是由于这些地方的“联指” 派力量強大，又有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以及各地革委会、武装部的支持，“四二二” 派都惨遭失败了，使许多人被抓、被斗、乃至惨遭杀害。另有许多人则被迫从县里逃难到这三座城市躲藏，想不到现在这三座城市此时也处在危机之中，武斗即将爆发，这些苦难的人们还往那里逃呢？！
那时由于两派严重对立，在广西大学多数师生是” 四二二” 派的,“联指” 派则是少数，此时他们已搬出学校到市内“联指” 派佔据的区域，“联指” 佔据了市内广大城区，城郊及周边各县都是“联指” 派的一统天下，在韦国淸等人的指令下，周边郊、县派出大量民兵到南宁配合南宁“联指” 派围歼“四二二” 派。此时的“四二二” 派人员及各地到南宁避难的“四二二” 派人员则被分割在展览馆、水电斤、医学院、新华街和解放路、航运玛头、西大——等等孤立的据点内，被“联指” 派团团围住，生活极其困难，随时都有被“联指” 派进攻的可能，生存权毫无保障。
正是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贺女士说她从公安厅拘留所被放出來后，无人管她，倒是在西大校园内自由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只是在西大被“联指” 派围困时，校园內生活艰难，缺少疏菜、粮食和肉食，每天只有几两米和碱菜度日，那种艰苦的时日是十分难熬的。
到了1968年的8月初，“四二二” 派的所有据点都被韦国清调动部队、民兵，配合南宁“联指” 用武力攻破了，许多“四二二” 派人员当场被枪杀，放下武噐投降的人也有许多被成批的枪杀。据幸存者事后的回忆诉说、及后來有关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军队、民兵和“联指” 派连日的武力进攻中，“四二二” 派被打死约1340人，被“俘虏” 约6400多人，另有居民2500多人，外地到南宁逃难的7000多人被抓捕。这些人有相当部分即被枪杀，真乃尸横遍地，血流成河。那些到南宁逃难的人员被抓后交给各县处理，据80年代“处遗” 时的资料统计，其中有2300多人在半路上、或者押回到本地后即被枪杀。这一切都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但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惨案。
贺女士说，在“四二二” 派被韦国清调动部队和的支持者们歼灭后，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宣告成立，韦国清及“联指” 派的大小头目成了“胜利” 者，广西的一切大权都被他们独揽了，韦国清成了说一不二的广西土皇帝。此时的西大也完全是“联指” 派掌权了，她自已在学校则重新被监管而失去了自由，每日里在校园内被监督劳动。在其后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 运动中又被作为审查对像而两次被学校非法关押，既使查不出任何所谓的“罪状”，仍被学校当局监督管制，在校园内养猪或从事其它劳动，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虛度了人生宝贵的青春岁月。直到1971年“九~一三” 林彪事件后，她才被解除了在学校的监管劳动，但仍被送到宾阳县一个林场去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年，只有微薄的工资收入供勉强糊口，再度使自己虛度了宝贵的青春岁月。
直到1976年的3月，她才被学校分配工作，到边远山区南丹县一个瑶寨乡村初级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尽管这里条件差，环境艰苦，但认为这是她获得新生、走上新生活的开始，因而她佷珍惜这份工作，勤奋努力，获得县教育部门的看好，1978年她终于被调到了南丹县中学任英语教师，这里的环境和条件好多了，可以任她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了。
在1976年10月“四人帮” 倒台后，文革寿终正寢，否定文革，全国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数年之后，直到1983年，在中央的督促下，并派出工作组进驻广西，此时的广西才被迫开始了文革的“处遗” 工作。也就是在此时，贺晓晴女士才获得了广西公安厅给她的平反，宣布她无罪，推倒过去強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明誉，不久即被调回南宁，在广播电视大学担任英语教师。从她被非法抓捕的1967年1月24日起，到获得平反之时止，前后历经十五年，她的人生之路才真正开始了。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五年呢？这是一段多么令人难忘和回忆的痛苦岁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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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晓睛父亲的蒙冤受难
随着文革这种丧尽天良而又疯狂的运动深入发展之时，1967年1月24日贺女士被非法抓捕，此时全国形势混乱不堪，各级政权处于瘫痪状态，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大有泛滥成灾之势。毛泽东大概也觉察到了此种形势如不控制好，任其发展下去，对他的独裁统制也是无益的，为了控制此种局面，因而他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來”， 从“走资派” 手里夺权，派军队介入地方“支左、支工、支农”, 并号召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來亮相, 支持左派, 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政权机构, 这种政权机构被他称作“革命委员会”！
正是在此种形势影响下，广西南宁的各种造反派组织联合起來，一举夺了广西的“党、政、财、文” 大权，部队也介于地方支左，领导干部也纷纷站出來亮相支持造反派。但，此时广西党政军一把手韦国清则毫无动静，并暗中指使广西军区扶植保守势力，使广西的复辟逆流猖獗，造反派组织受到打压，负责人受到抓捕。面对此种形势，2月19日广西的党、政领导人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等多人首次发表声明，表明自己的态度，支持造反派夺权。4月19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又联合犮表声明，再次表明他们的态度，愿意改正错误，支持造反派；并希望韦国清同志站出來，彻底检查错误，改正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來。 声明并指出：此时的韦国清不仅没有悔改表现，避而不露面，至今杳无音讯，而且以各种方式压制造反派组织，扶植已经垮台了的保守势力，使广西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夭折的危险，必须引起我们十分警惕。出现这样的局面，不管怎样，韦国清应负主要责任。
贺女士说，“4·19声明” 是她父亲贺希明执笔写成的，多少体现了他对民主、平等、人权一贯追求的理念。而此时的广西，广州军区和广西军区都在做“支持韦国清站出來” 的工作，此举引起了造反派的反感和抵制，却得到了保守派的支持。在“2·19” 和“4·19” 声明出來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得到了造反派的支持，但却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为批斗伍晋南、贺希明等领导干部，保守派在四处寻找他们，造反派则把他们保护起來，使他们免遭批斗。由于两派对韦国清和伍晋南的不同态度，加之在《广西日报》军管问题上，造反派与保守派的严重对立，1967年4月22日，造反派上万人在《广西日报》前静坐示威，反对军区对《广西日报》的军管，成立了“四二二” 火线指挥部，其后发展成为“四二二” 沠；保守势力则联合起來组成“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简称“联指”）， 两派围绕着“‘支伍打韦’ 还是‘支韦打伍’” 出现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到4月29日，广西军区收到中央要广西两派组织派代表与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一起去北京汇报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几个支持“四二二” 派的领导干部才得以公开活动，并与群众组织代表一起赴北京汇报广西的文革问题。为解决文革中广西出现的问题，自1967年6月初至11月，当时的总理周恩來和中央文革领导人曾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军负责人，接见中虽对“联指” 派及军区有所批评，而对“四二二” 派、特别是对桂林“老多” 派有所表杨；但，在1967年两派的斗争中，由南宁“四二二” 与“联指” 两派之斗争，影响到了整个广西，各地都形成了“支韦打伍” 的“联指” 派和“支伍打韦” 的“四二二” 派，一些地方不时出现两派的武斗，尤以南宁市区最为严重。在1967年南宁及广西各地的武斗中，除桂林、南宁、桞州三座城市“四二二” 派力量强大（尤其是桂林），可以和“联指” 派抗衡外，其它地方都是“联指” 派占优势，这是由于有韦国清、广西军区和各地军分区、县武装部对“联指” 派的全力支持的结果。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地方的“四二二” 派都处在受压制和被迫害的处境之中。
在1967年6月29日的第四次接见中，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共产党内那个阴险狡诈的迫害狂康生公开点名说贺希明是“历史反革命”， 霍泛是“叛徒”， 这完全是未经任何组织审查批准的陷害。到了1968年8月中央批准成立广西区革委会时，又把贺希明作为“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 而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公布，这对贺希明可以说是从天而降的大冤案，使他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宣告成立，这是韦国清、广西军区支持“联指” 派，调动正规部队和民兵把“四二二” 剿灭，在广西进行了一场反人类大屠杀的结果。十多万生灵惨遭杀戮，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八桂大地，韦国清与“联指” 派的头头们此时则发出了胜利者的奸笑。
广西区革委会成立后，据当年的《广西日报》记载，8月29日，韦国清主持召开区革委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发表讲话，要求与会人员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号召全广西要乘胜追击，对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形形色色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大揭发、大批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9月6日至9日，区革委会又连续召开会议，韦国清要求先在领导层中开批斗大会，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历史反革命贺希明，批判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人的滔天“罪行”。
紧接着就是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批斗大会，与会人数少则数万，多则可达近十万人，首先从南宁开始，然后在全广西各地巡回批斗。无论在何处召开的这种批斗大会，都要把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人押到会场批斗，并把那个地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四二二” 派头目作为陪斗。每次批斗会开始，千篇一律的都是首先历数贺希明等人的厉史档案资料，当然是歪曲捏造的材料，然后则是捏造各种事实，给这些人编造各种“罪名”， 欲把他们置于死地，逼迫他们低头“认罪”。 可怜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们，被挂牌示众，长时间站在台上，长时间的被批斗，有时还会被暴徒们拳打脚踢，所经受的种种磨难是可想而知的。
贺女士说，就他父亲而言，那时已是一个年近六旬的中老年人了，从1967年6月29日被康生点名定为“历史反革命”后，就被“联指” 派关押、批斗，不但失去了人的尊严，失去了自由，而且还常被踢打，受尽折磨；在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成立后，这种折磨更为严重，使他在战争年代留下的旧伤更为加重，站立行走都十分困难了。在身体上受到摧残的同时，经济上也受到严厉惩罚，父亲和母亲工资都被停发，包括几名子女在内每人每月只给20元生活费，使一家人生活在困苦之中。更为严重的是父亲先是长期被关押在看守所，几年之后又被送到农场强制劳动，直到1977年才得以获释回家恢复自由，但仍未被平反恢复名誉。在将近十年之中，使他失去自由，精神和身心都遭到严重伤害，苦不堪言。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呢？！。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 倒台，文革结束，此时贺希明虽被放回家恢复了自由，但仍未被平反，那时的广西区党委在1977年又给他加上文革初期“执行林彪、江青极左路线” 等诬蔑不实之词，使他极为愤慨。由此他多次向组织提出申诉，并于1979年2月进京上访，向中央组织部申诉，要求给自己平反，恢复名誉和工作。不幸的是，在中组部上访期间，因病于1979年11月30日在北京去世了，未能看到组织给自己的平反结果就离开了人世，使他遗恨无穷。直到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在中央的过问下，此时的广西区党委才于1983年12月14日发出【1983】430号文，为贺希明先生平反，推倒过去给他強加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这对贺希明个人來说，历经十多年的磨难，现在虽被平反了，但他人已故去，这对他个人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之事，是迟到的春天吧了！
三、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贺晓晴女士及她父亲贺希明先生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和这场运动中千千万万受难者一样，都是令人痛心和同情的；特别是文革中的1968年在广西发生的那场反人类的大屠杀，更是艮古未见的大惨案。人们会问，在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种荒唐、惨无人道的运动呢？透过这些，今天的人们又有何等样的认识和深入总结、反思呢？
历史是过往时代所发生各种事件的真实记录，是客观真实存在，不能篡改，更是永远不应遗忘的。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文革这场艮古未见的大灾难，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深入总结和反思的。好在当今许多文革研究学者和热心人在这方面已作了许多有益之事，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对研究文革的历史是十分有益的；如果广大的芸芸众生也能站出来回顾文革，反思文革，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对中国和中华民族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亊了。
文革运动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大悲剧，是一场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革民众的命的大惨剧，这早已为中国人、也为全世界正义的人们所知晓并义正词严地遣责了。发动和领导文革运动的罪魁祸首毛泽东——这个中国有史以來的大独裁者、迫害狂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在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深重的灾难、人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应该深入思考和总结什么——等等诸多重大的问题，恐怕是许多人（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甚少想到的
笔者以为，回顾文革，讨论文革不只有学术意义与历史意义，更有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需要对文革回顾、总结与反思的问题是很多的，但集中起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个社会制度问题。如果是在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文革这种大灾难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而在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里，什么样的人祸灾难随时都会有发生的可能，这是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事实所证实了的事。
就中国而言，长期以来的封建独裁统治下，勤劳朴实、而又逆來顺受惯了的中国人早已尝尽了人世间的辛酸而苦不堪言。如果对这些离今天久远的过往史事我们暂且不论的话，那么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实行共和以來，中国人所经受的种种人祸灾难就特别值得我们去深入总结和反思了。
从1911年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以來的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血淚史，内忧外患的人祸和各种自然灾难不断，近百年來中国人就没有过上多少安静舒心的日子，大多是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中苦度，这是囯家的不幸，民众的遭殃。
想当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使中国成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国人是多么地高兴啊1但很快就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复辟，军阀内乱。其后是共产主义的幽灵漫游到了中国，正值饥肠辘辘的中国劳苦大众在共产宣传锋芒的直逼下爆发了共产革命，又使中国陷入到了内乱之中。正值此时，日本又趁机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使中国人在内忧的痛苦中又添加了外患，更是苦不堪言。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在美国等盟邦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取得抗战胜利，但很快又转入国共两党争权夺利的内战之中。以上的这些种种灾难，可以说都是国家、民族之不幸。
辛亥革命后，从北洋政府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毫无疑问的都是独裁专制的政府，只有党治、，人治，而无宪政、法治，人民无人权和民主、自由可言。而到了毛泽东夺权建政成功，他所建立的则是一个更为独裁专制的政权，这从他在位27年间的一系列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即可清楚地看到，诸如从1950年起至1959年的清匪反霸、土改、统购销、农业合作化、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等等荒唐而疯狂的政治运动，使无数的人被斗、被关、被杀，知识分子被禁声，农民变成了农奴，直接的严重后果是造成了1960年起的三年大饥荒使三千多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更为严重的是，面对这一切毛不但毫无悔改之意；为了使他的独裁统治后继有人，为了在他死后不被人清算，他又大搞什么“阶级斗争”、“ 反修防修”、“ 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 而开展“四清运动” 和“文革运动”， 搞得神州大地满目凄凉，哀鸣遍野，苦不堪言。正是因为如此，终于把他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推到了极至，走上了神坛。但，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正是因为这些，
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余党江青等“四人帮”即被抓捕，文革寿终正寝，他也从神坛上滾下，终于开始了中国人满意的新时代。
为使文革之类的灾难不在中国重演，从社会制度这一点來进行总结是最根本的，回顾与总结、反思文革必须抓住这一根本问题，其它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在当前启动政改、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经济建设，抓好反腐败的工作，建立宪政民主的法治社会，才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大计。在今天的时代，虽然文革之类的灾难不可能在中国重演，但文革的回潮则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这必须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因为当今文革的余孽尚在，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想为文革唱赞歌，为被清算了的文革罪责翻案，特别是毛的像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文革回潮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和社会基础。因此，今天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抵制文革的回潮，彻底批判、清除文革余孽的各种错误思想，使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头等重任。
作于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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