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二月，西藏由安多区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喇嘛扎白点燃圣火高举雪山狮子旗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照片舍身殉道至今，已经连续发生十七起藏传佛教僧尼自焚事件，而自二零一零年起至今，西藏为纪念殉道僧尼而停止欢庆藏历新年洛萨节的家户也越来越多。今年春节期间，康区之四川省甘孜州炉霍、色达两县以及安多阿坝州之壤塘县更相继爆发数千藏民集会纪念殉道僧尼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警血腥镇压的惨案。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封锁和严厉的社会控制，在西藏内部和国外，人们起初对于僧尼自焚之事所知不多，但当僧尼殉道持续两年有余并累积将近二十人，该一事件的政治效应已经由量变向质变转换，而以道德良心上的压迫，要求世人逼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治理问题。
自焚者率皆僧尼，此事说明了，这是西藏僧尼体察人民信众的绝望，而发愿舍身殉道救苦救难之举，此因常人生在红尘俗世，有诸多家庭与事业责任及情感的牵绊，所以才有僧尼自觉承担起人世间的苦难，代替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精神与肉身上的双重反抗。台湾过去有过赛德克族集体反抗日本帝国殖民的壮阔史诗，换来的是民族几乎遭到灭绝的悲惨命运，藏人的命运一如赛德克人，但则有接受供养的僧尼挺身作为社会的代言人，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僧尼自焚殉道，而是西藏人民象征式的集体抗暴。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该一事件的制式反应，就是无的放矢地指责达赖喇嘛与其领导之西藏流亡政府在背后煽惑，其中最为恶毒的一种说法，是《人民日报》于去年十一月指控达赖喇嘛「买尸」，以优厚的抚恤来鼓励僧尼自焚。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散播此一谣言的同时，当然也提不出任何具体证据证明，因为如果能举出证据，不正也说明了藏人行政中央的社会渗透力已经深入到西藏的每一个角落了吗？事实上，达赖喇嘛一向慈悲为怀，如果要鼓励僧人肉身殉道，当年何必谕令最后据守木斯塘救国护教的僧兵僧将们全面放下武器？而如果要鼓励藏人殉道，何庸只向僧人买尸？许以来生对于每一个佛教徒而言不就是更大的福报？更者，如果要真正放弃非暴力抗争，像巴勒斯坦人一样在西藏乃至中国全面展开遍地烽火式的反抗行动，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疲于奔命，争取民族解放和国际同情的目的岂不是更易于达成？何必选择在对外信息隔绝交通阻断的穷乡僻壤里举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敢直面问题的本质，就是其失败的殖民统治，而总以粗暴而无礼的说法移转焦点，裹胁中华民族主义、并将其无能的治理责任归咎于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就像其指控台湾独立运动分裂祖国破坏两岸和平一般，而从不检讨为什么被压迫者不顾一切地要拼命反抗？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也有质疑僧尼自焚事件出自藏人行政中央的事前谋划者，但以常识判断便知其不可能。因为如果是组织性的行动，必定要计算其成本与效益，选择最容易引起国际视听的时间与地点来举行，设定有一定的行动目标，并且搭配有必要的行政后勤支援，然而这一次次的事件却看不到这些安排，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一开始，它只是阿坝县一起针对当地中国共产党党政机构官僚表达不满的民间抗议事件，而由于当地党政部门回应以一贯强硬和冷漠的态度，乃有第二、三起至今未稍停歇的悲剧相继发生。
至于当地党政部门何以因应失当，其实责任亦不在于他们身上，因为僧尼的诉求在于西藏自由，而其在宗教领域的表现形式，即为要求共产党尊重藏传佛教各教派与寺院自治自律的传统，在此一传统下，达赖喇嘛以及随同流亡印度的各教派法脉，则不应被割断与西藏本土僧尼与信众的关系。
本来在中国、西藏乃至于各国的历史传统上，宗教界的事务本来就不是凡夫俗子所得过问者，何况是原本拥有神权政治体系的西藏。无神论的中共党人依〈宗教管理条例〉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之规定，处处干预各宗教内部教规，连藏传佛教各教派活佛转世灵童的认证都要经其批准，实在是侵门踏户。而最令人不可思议和不可原谅的，是中共竟然变本加厉地于农历除夕在西藏地区发动「送国旗、送领袖像进村入户进寺庙」爱党爱国活动，在佛门净地要求僧众政治表态，对曾经迫害藏传佛教镇压西藏的无神论者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表达效忠，岂不欺人太甚？如是而激起新年期间的官民冲突，岂是意外？
藏族本为一高度宗教性的民族，故而西藏之治理乃更应关照藏传佛教在西藏文化社会乃至于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刻意压抑藏传佛教的宣教、干涉其内部事务，丑化达赖喇嘛与封堵其影响，无非是在践辱西藏人民。在此之外，以共产党党国体制对西藏进行民主集中制之治理，将西藏纳入以汉人为主导的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秩序当中，自然亦等同架空了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共派驻西藏当地党政机构的第一把手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无不由汉人出任，前任书记张庆黎有过「党中央才是老百姓的活菩萨」的谵语，新上任的陈全国又在搞对世俗汉族中共领导人的神格崇拜，狂妄自大的骄恣言行，实令人感到痛心疾首。至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白玛赤林，并非由藏人自由选举产生，凡事听命于党中央，不过是中共的傀儡尔。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西藏等少数民族区域有权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西藏人民要维持自己的神??权政治传统，实施共产党党国体制、抑或是达赖喇嘛在印度藏人流亡社区推动的政教分离的立宪民主制，都应当经由西藏人民的自决。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严禁西藏人民崇拜达赖喇嘛，拒绝西藏人民自由决定其民族自治体制，就是对于西藏人民人格自主和民族尊严的否定，这样的统治心态，就是殖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把以藏族干部为主体实施的西藏治理视同西藏的自我发展和民族自治，胥知关键不在统治者是不是藏人，乃在于西藏人民是否能真正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进行民主自决？若非如此，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所谓的汉奸傀儡政权了，满洲国、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之类的，通通就都不是！中国人痛恨历史上的列强侵陵，怎不寻思，西藏人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
西藏境内的民怨，已经越演越烈，只要反抗被赋予宗教殉道与永生的意义，其必将在宗教化民族的内部卷起风潮，成为在现世解脱的法门，如此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的治理势将真正在人民的集体记忆中被妖魔化，官民间的对立难保不会演变成为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政治报复。在某种程度上，西藏僧尼的焚身殉道和西藏人民群众的示威抗议，说明了西藏人民面对达赖喇嘛年事日高的急迫与焦虑感，也说明了他们对于达赖喇嘛非暴力抗争理念的奉行，在几十年来西藏民族问题未获和平解决情况下的不耐。眼前的形势，令人忧心将可能又是一九五零年代藏东动乱的翻版。我们对于西藏自治区或四川省地方党政当局是否拥有去年广东省处理汕尾市陆丰市东海街道乌坎村人民抗争事件的同等智慧，从不抱任何期待，故而针对当前西藏民变将有与宗教殉道结合的趋势，我们因而向全世界的宗教领袖，特别是向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佛教领袖和为数众多的佛教信众提出呼吁，敬请出面对西藏僧尼自焚事件表达关心，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和西藏民族中的影响力，邀请他出面共同妥善处理，化危机为转机，由此打开汉藏民族和解以及中国宁静民主转型的契机。
民国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凌晨一时
新北市板桥区莱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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