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闭幕了，海内外翘企的未来十年政治改革方案终于出炉，同时划出一条“底线”：坚持“一面旗帜”、“一个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年邓小平制定的“四个坚持”，被砍掉两个，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再“坚持”了。真不知邓小平在九泉之下会不会骂他们是不肖子孙？
中共十八大敢于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因为他们自诩最有能力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果然如其吹嘘的那样吗？试以“反腐败”为例。
中共十八大批准：开除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党籍、公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党代表和共产主义信徒为此高唱颂歌，什么“共产党最英明”，什么“共产党有能力反腐败”，什么“共产党依法治党”……一时间甚嚣尘上，不绝于耳，竭尽吹捧之能事。
果真如此么？共产党若真有能力“反腐败”，因何越反越腐越反越败？仅举十几年来三个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先后落马的事实为证：十年前江泽民扳倒了陈希同，认定的贪污受贿额是五十万元。老百姓笑称：“江泽民挖出个大贪官，共产党挖出个大廉吏。”老百姓认定，共产党内象陈希同这样的大官，仅仅受贿五十万元，不应是贪官而应是当今“天下第一廉吏”；数年后，胡锦涛挖出了陈良宇，认定的受贿额是二百万元，按官方的数字已经是陈希同的四倍了。谁都清楚，陈良宇不过是代黄菊收钱的大管家，暗中克扣了一点而已。“管家”倒了，“东家”更该倒。偏偏这时候共产党学习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的经验，内部作出了“刑不上常委”的决定，让政治局常委享受封建社会“王爷”的特权。黄菊赶上“头班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最近这次挖出的薄熙来，所受贿赂不会是二三百万元吧？据可靠消息，涉及金额至少百万英镑。这是几年前陈良宇的五倍，是十年前陈希同的二十倍！先后落马的三个政治局委员受贿金额一个比一个翻番若干倍，还不足以证明共产党反腐败是越反越腐越反越败吗？！
纵然承认共产党反腐败有能力，因此就能证明共产党英明吗？纵然承认共产党治党有方，因此就能证明共产党依法治国吗？“有能力”不等于“英明”，更不等于“最英明”；“治党有方”不等于“治国有方”，更不等于“治国精英”。因为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党专政”的体制。无论怎么说，还是一个“党天下”，拒绝承认“党外有党”、“天外有天”！
一党专政，即“党天下”。从表面上看，从形式上看，与封建社会的“家天下”有所不同；其实质，其根本，“党天下”与“家天下”无任何区别。“家天下”这个词，无需详尽解释，地球人都知道，这是封建社会王位传承制度。谁家夺得江山，皇帝宝座便由这家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往下传，直到这个王朝彻底垮台。一般都是把长子立为“太子”，继承父王的龙位。特殊情况也可废掉长子的“太子”地位，立其他儿子为“太子”。如果老皇帝死之前没有儿子，便由他的嫡亲兄弟按长幼次序作继承人。直到今天，君主制国家仍然沿袭这个制度。稍有不同的是，某些国家的君主制规定，如果老王没有儿子，不一定由其兄弟继承，可由女儿继承王位，称作“女王”。当今世界上还有某些非君主制国家也在搞“家天下”，蒋介石曾把“王位”传给蒋经国。这是资产阶级特权。朝鲜“党皇帝”金日成死后把“王位”交给儿子金正日，金正日死后由儿子金正恩接班。名副其实的“父传子、子传孙”。古巴卡斯特罗把“王位”传给亲弟弟。这些是无产阶级特权，都属于“家天下”。中国共产党高层没有搞过“家天下”，只在中央政治局内出现过毛泽东和江青、林彪和叶群两爿“夫妻店”。至于基层党组织，“家天下”现象并非绝无仅有。轰动全国的“白宫”事件——安徽颍上县某镇党委办公楼仿造美国“白宫”。时任镇党委书记叫张治安，前任镇党委书记叫张家顺，他们是父子关系，属父传子。当然他们如今出事了，是反面教员。“正面教员”同样存在：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前任书记是吴仁宝，全国劳动模范。现任书记是他儿子，优秀共产党员，十八大代表。最近拍成主旋律电影《吴仁宝》向中共十八大献礼。该父子应属正面典范吧？
“党天下”这个词，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人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明的。他们因此被共产党打成了“右派”，至今没有平反。笔者斗胆借用，不改原意，仍然指一党专政。“党天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他们的总统和议员都是经过全民选举的，选民绝对不可能永远选这一个党的候选人当总统、作议员。所以近现代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及欧洲其他国家都没有出现过“党天下”现象。
“党天下”只出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由他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共产党便永远掌握国家政权，形成了“党天下”。共产党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六十多年，在朝鲜、古巴、越南也执政几十年了。
从本质上说，“党天下”与“家天下”具有五大共同点：
一、政权的传承都是“亲缘”关系：
封建社会的“家天下”是骨肉“亲缘”，“党天下”是政治“亲缘”。骨肉亲缘很好理解，那就是父传子、子传孙，代代都是亲生。无亲生后裔时，传给兄弟或子侄，还是骨肉一家亲，决不可能不是一家人，故称为“家天下”。政治“亲缘”也不难理解，必须是同一个政党同一个信仰——接班人必须是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决不能让非共产党员接班，故称作“党天下”。
二、除核心权力外，都重用“亲缘”以外的优秀人才：
有人误会，以为“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朝廷重臣都是自家人。其实不然，除去军权，其他权力一般都由“外人”执掌，甚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都不一定是“骨肉一家亲”，遑论其他官位。自科举制度诞生之后，天下所有人，只要“中举”，都有当官的希望。共产党的“党天下”同样如此，实行的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只不过做得不及封建王朝，不仅国家“宰相”（总理）不让外党人士涉足，连各级政府、人大、政协的正职，都不准外党人士觊觎。实在是从“家天下”的大倒退。
三、都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
封建社会的“家天下”所以能够存续的一个重要原因，认定自己是天下第一的“真命天子”，是打江山的第一功臣，打江山者必坐江山。即使不是真正的第一功臣，他也要自命为第一功臣，坐江山便成为天经地义。最典型的事例是赵匡胤与杨继业。杨继业在统一北方、创建大宋江山的斗争中，功劳决不逊于赵匡胤。但赵编造了一个“龙的传说”：说赵家祖先和杨家祖先同时遇一条龙，龙对两人说，你们谁能把祖宗的牌位抛入我口中，我保你们后代坐江山。两人回家取来祖宗牌位，龙张开口等待，杨家人眼疾手快，抢先抛出了牌位，龙却马上闭了嘴，杨家的牌位挂在了龙角上，等赵家抛出牌位时，龙又张开口，吞下了赵家祖先牌位。编这个传言证明“赵家是真龙天子，杨家是挂角将军”。赵匡胤又下旨编《百家姓》，把赵姓列为天下第一，把杨姓一下子压到十六位，彻底掐断了杨家坐江山的希望。当然不止一个赵匡胤，二千多年每一个封建皇帝都自称“天子”，下达圣旨都称“奉天承运”。
共产党自成立那时起，便自诩为“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最先进阶级的代表”。夺取政权之后，更认为“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谁打江山，谁坐江山。”别的任何党派都没有坐江山的资格。
封建社会还没有无产阶级，说不出谁是先进阶级。“家天下”当然不能算是先进阶级掌权。如果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理论，封建社会的先进阶级是“农民”，而农民虽然经常举行起义，能够夺取全国政权、实现“家天下”的实在微乎其微。所以说封建社会的“家天下”基本上是地主阶级的天下。
“党天下”呢？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以九十五岁高龄完成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共存于资本主义这个统一体中的一个对立面。它和资产阶级一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出现。这就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一样，农民只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而即使它通过起义夺得了政权，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生产形态。”根据这个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一定会被新的更为先进的阶级所替代，无产阶级的政党毫无疑问同样要被新的政治团体替代。
四、都是依赖武力夺取政权，依赖武力捍卫江山：
从秦以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依靠武力征服天下——靠武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无一例外。孙中山终结封建时代，同样靠的是“广州起义”。共产党更是靠“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封建王朝的“兵部尚书”不仅由“自家人”担任，还必须由皇帝亲自直接掌控。共产党更是如此。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林彪还有句大实话：“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直至今日，共产党的总书记仍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实行“党、军一把抓”。“家天下”和“党天下”对武力的牢牢掌控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
五、都认定自己的江山永固：
清乾隆年代有件趣事，新疆进贡了一对和田玉笔筒，乾隆爱不择手，置于御书房。贴身太监有一天偷走了一只，乾隆追查，太监回答：“江山成一统（筒），此乃天意！”不长时间，太监又把另一只玉筒偷走了，换成了一只铁制笔筒。被乾隆发现后，太监又说：“江山成铁筒，上天保佑！”乾隆龙心大悦。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家天下”把江山永固视为第一大事，财产损失再大，都是小事一桩。“万岁”这个词产生于封建时代，是对皇帝的祝福。当然一代皇帝活一万年绝对不可能，便把希望寄托于“江山万代传”。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称过“万岁”，当然这也不可能实现，便把希望寄托于“红色江山万万年”。两者使用的文字都基本一致。不用说，“万岁”和“万万年”都是一厢情愿，美梦不可能成真。短命的秦王朝只有十六年，长寿的清王朝也就三百多年。国民党在大陆搞的“党天下”只存活了三十八年，中国共产党搞的“党天下”刚过六十年，苏联和东欧的“党天下”最长者也未逾百年。离“万万年”差之甚远。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不用党外人士多言，中共党内的左派早就将其定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有点过誉，没有“全面”，远没有全面放开市场竞争，实际上一党专政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全面的市场经济，充其量是半垄断半市场的资本主义。那么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的本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党天下”的本质就是封建主义专制制度！
中国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相对而言，还算比较稳固，其中原因不再深究。我们着重研究一下共产党的“党天下”，为什么能形成并长期存在？主要原因有如下八条：
第一、这些国家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都是“一穷二白”。
毛泽东有句名言：“除了别的特点以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岂止是中国，世界同样如此。当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在美国、英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搞实验，故而成为美梦一场，若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搞试验，很可能就成功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了，“空想社会主义”就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了，人类的近代史就要重写了。
第二、共产党是靠武力夺取政权，不是靠选举上台执政，不是用“和平演变”的方式获取的政权，同样也很难通过“和平演变”方式改变共产党的“党天下”。
封建社会没有“议会”，不用说，“家天下”肯定是靠武力夺取政权的。既然没有议会，不是选举上台，当然也不会被任何政治力量“比”下去。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虽然许多国家有了议会，但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都是依靠武装夺得政权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贫穷国家的无产阶级吹响了武装夺权的冲锋号。迄今为止，只有尼泊尔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是被公民选上台的，可惜非常短命，很快下台了。
第三、夺取政权之后大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十分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更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还要搞“继续革命”，那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有人批评笔者说的是“过时话”，中共早已不搞阶级斗争了，胡、温体制搞的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中共十八大吹的是“收入倍增”、“美丽中国”。不再公开讲“阶级斗争”这个词了。中共执政六十多年，搞了多少年阶级斗争？搞了多少次政治运动？若将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算作结束，六十年中搞了五十多年的阶级斗争。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有“镇压反革命”、“批判胡风集团”、“反右斗争”、“反右倾”、“社教”、“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六﹒四风波”、“镇压法轮功”等九次。每一次运动短则一二年，长则十几年，基本上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每一次运动都造成若干冤假错案，每一次运动都有大批人坐牢、杀头。“胡风分子”不太多，主要集中在知识界。据不完全统计，公开戴帽的右派分子55万，内定的右派分子317万，主要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文革”中劳改和变相劳改的难计其数，绝对不是以百万计、千万计，而是要以“亿”来计。还有“清除精神污染”、“六﹒四风波”、“镇压法轮功”，遭迫害的都不是以百千计。劳改是轻的，毒打至死是正常的，不甘屈辱自杀者死后要被扣上“畏罪自杀、叛党叛国”的帽子。据不完全统计，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被判死刑的著名思想解放先驱有44名，包括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怎样杀害的呢？可不是用一颗子弹结束生命那么简单那么人道。张志新枪决前被割断喉管游街；丁祖晓枪决前头被埋进生石灰里，双眼流着鲜血游街；史云峰、陈寿图、马锦征等人，枪决前都被医用线缝合了嘴，发不出一丝声音。这是对付直接对象。还有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亲戚朋友。不仅诛连九族，还要诛连九代。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戴着“反动出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被打入另册。不错，这些遭迫害受诛连的上万上亿“罪人”，确实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怎么能不怕呢？张志新虽然平反了，杀害她的陈锡联不但没有“杀人偿命”，连毫毛都未触动。陈锡联们的子孙后代都是执政党，张志新们的后代能不恐惧吗？不是十年怕草绳，而是百年怕草绳呃！因为这草绳是毒蛇演变的——毒蛇能演变成草绳，草绳同样可以演变为毒蛇！谁还敢反对共产党的“党天下”？君不见当今大陆，多少政治犯蹲牢狱，多少政治犯遭“劳改”？便可知共产党公开不讲阶级斗争，实际上仍然使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惯用武器，对付公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对“不同政见”的公民无情打击，妄图从思想到肉体都消灭干净！
第四、牢牢掌握宣传工具，实行“舆论一律”。
毛泽东在批判胡风时，曾经坦率地承认：“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岂止对毛泽东认定的反革命搞“舆论一律”，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国家主席刘少奇同样搞“舆论一律”，全国的所有报刊只准发表批判刘的文章，不准发表拥护刘的文章，更不准发表刘少奇的答辩文章。先定性为“敌人”，再搞“舆论一律”，造成了党内外多少冤假错案？剥夺了多少笔杆子发表文章的权利？堵塞了多少发表言论的自由？若硬要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马上将你定性为“敌人”，先搞“舆论一律”，再搞“法律一律”，还有“蚍蜉”敢撼共产党的“大树”吗？
不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第一部宪法起，每一部《宪法》，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四届人大制定的《宪法》，都把“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条款写进了国家大法。但什么叫“公民”？什么叫“自由”？如何保护“公民”？如何保障“自由”？至今没有一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六十多年，千呼万唤的《新闻出版法》不仅没有“诞生”，连“孕育”——立法规划——都没有提上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出版法》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公民的标准、自由的标准，全在执政党的内部文件中，全由执政党一家说了算。你自以为是“公民”，要自由地发表意见，执政党说你是“危害国家安全”，定性为敌我矛盾，先剥夺你的“公民权”。顺理成章，当然要剥夺你的其他一切“自由权”。即使不剥夺你的“公民权”，你信仰宗教，共产党批评你是“迷信思想”，因为《宪法》同时规定了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执政党说，为了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你的自由必须先向政府申请，得到批准后才能自由。你申请他不批准，你就没有了自由。若坚持“自由“，执政党给你定一个“扰乱社会秩序罪”，你的一切自由又被彻底剥夺了！
第五、实行闭关自锁的愚民政策，只搞“纵向对比”，不准“横向对比”。
毛泽东时代，谁“私藏”短波收音机，谁偷听外国电台，要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坐牢、杀头是常事。朝鲜至今不允许平民百姓与国外的亲戚联系，若偷偷摸摸被发现，就要定为“叛国罪”，必死无疑。中国共产党的大左派王震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率团到英国参观，看见工人、农民生活那么富裕，过去宣传的“贫民窟”竟然是那样一种“安乐窝”，不得不悄悄地对手下人说：“如果换成共产党领导，那就是共产主义了！”毛泽东时代，不准干部走出国门，更不准平民走出国门。干部群众听不到外面的真实声音，更看不到外面的真实状况。只能“新旧对比”，只能“忆苦思甜”，回忆旧社会的悲惨，对比今天的幸福，当然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了。
第六、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贬为“形式主义”、“假民主”，否定人类的“普世价值”，否定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坚决不实行全民选举。
我们不否认，如今共产党也用官方媒体“透露”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情况。“透露”的是什么呢？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是“假民主”，“三权分立”是“欺人之谈”，全民选举是“形式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民主，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宣传得多了，老百姓不停地被洗脑灌肠，渐渐地也就“迷糊”了，分不清谁真谁假，分不清谁优谁劣，只好听任共产党摆布。
不错，“人民民主”写入了国家大法《宪法》，可是写入《宪法》的“设国家主席”条款都被毛泽东视为“形式”，随意取消。载入《宪法》的“人民民主”岂不更是“形式”，随意取消更不在话下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七、军队不实行国家化，共产党牢牢掌握枪杆子。
共产党直接指挥的军队，对外担负保国家、对内担负“保政权”的双重任务。林彪有句大实话：“政权政权，镇压之权！”我们不必讳言，对于普通老百姓，绝大多数人都是怕坐牢、怕杀头的，敢于舍生取义的英雄永远都是极少数。怕坐牢、怕杀头的老百姓面对“专制”、“独裁”肯定采取“回避”之策。坦克顶上架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游行示威者，谁还敢对执政党手中的权力说三道四呢？这就维护了共产党六十多年政权的相对稳定。
第八、共产党执政后，国家的实力确有增强，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确有提高。
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国家原先都是那个地区的贫穷“洼地”，共产党执政后国力确实有所增强，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尤其特出。即使如今仍然属贫困国家的朝鲜、越南、古巴，与共产党执政前相比，国力也强得多，生活也好得多。这是不必否认的事实。因为共产党政权只准搞“忆苦思甜”教育，只准与自己的过去对比，不准搞横向对比，不准与世界比。一提到“国民党”，老百姓头脑中还是蒋家王朝在大陆时的形象，根本不知道不相信如今的台湾是那样的富裕。大陆的老百姓当然对自己的现状心满意足，当然十分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热烈拥护共产党一党专政。
笔者决不是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而是质疑“党天下”的合法性。因为这个“不合法性”带来严重弊端，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很多不应有的大灾大难。共产党体制内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党天下”的危害与危险。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2009年7月拟文指出：老百姓为什么有时候对我们的干部不满意？为什么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干部做了一件好事会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有的老百姓说你是做秀，是搞政绩工程。使你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无法心情舒畅地为老百姓办事。为什么呢？说穿了，就是老百姓对你的权力的获得没有发言权，反正不是我给你的权，你代表不了我。他从心理上有一种不认同的感觉，在这样一种不认同的情况下，你工作做得再多、再好、再辛苦，老百姓的认同感还是很低。就是我们研究政治学的人常说的政治合法性很低。怎么提高我们的政治合法性呢？最重要的就是让老百姓来作主。（见2009年7月11日《江苏工人报﹒星期六刊﹒时代之镜》）
共产党执政六十年来津津乐道于延安时期的“窑洞对”——说的是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等人应邀访问延安，当面询问毛泽东，共产党员如何跳出掌权后“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二千多年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毛泽东还有一个“窑洞对”：1945年9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书面向毛泽东提出十二个问题，毛泽东也用书面作出回答。记者的提问和毛泽东的回答同时刊登于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提问的中心议题是中共的建国方针是什么？毛泽东的书面回答与黄炎培的面谈内容完全一致，“药方”仍然是“运用人民民主来监督政府”。两位提问者都没有进一步追问中共准备如何实行人民民主？是走蒋介石的“党天下”之路，还是走西方的“三权分立”之路？毛泽东的回答更没有对“人民民主”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诠释。笔者不是苛求先贤，承认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正是这个局限性，致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只是放在《宪法》中的一张“空头支票”。黄炎培对此曾有微词，共产党便到处传播黄炎培三次追讨毛泽东借阅的古碑帖之事，把黄贬低为“心胸狭隘“、“不受欢迎的人”。黄炎培确实不乖巧，如果主动把价值连城的古碑帖白送给毛泽东，说不定就成为受共产党欢迎的人了。黄炎培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他的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却因不同意建三门峡水库，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回顾当年卖力地帮共产党鼓吹“人民民主”的经历，黄炎培是不是悔得肠子发青？
“党天下”如果长期不改变，共产党政权总会有一天要垮台的。这决不是耸人听闻，更不是反动言论，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正如当年黄炎培所言，“是历史周期率”，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了共产党政权的长治久安，必须把“党天下”的不合法性彻底变成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不合法性通往合法性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真正由老百姓作主，而不是现在这样代老百姓做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笔者建议这条道路可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开放党禁、报禁。
国家要立法保证任何阶层成立新的党派的自由和权利。比如，工人阶级除共产党外，要允许成立“工人党”；要允许农民阶层成立“农民党”；允许其他劳动人民成立“劳动党”，允许知识阶层成立“民主党”等等。不管是参政党还是不参政党，都要以法律保证它的合法性。而不是以“反对共产党”、“颠覆国家政权”、“扰乱社会治安”加以镇压。要立法保证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自主成立新闻媒体，彻底打破“舆论一律”。
第二步：彻底改变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
从中央到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把手（委员长、主任）一定要由非共产党人士担任，不得由党委提名的共产党员担任。共产党员在人大中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49％，非共产党员的比例最低不得少于51％。这些规定必须列入《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共产党的任何一级党委都无权修改，否则便是违法。
第三步：实行公民直选。
从国家主席到省长、县长、镇（乡）长，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的一把手，由辖区内的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共产党可以推荐自己的候选人，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也可推荐自己的候选人，谁当选由全体选民的选票多少决定，而不是由某党某派某人说了算。只承认“票决”，不承认“党决”。
“家天下”未能挽救封建制度的彻底灭亡，“党天下”也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万万年”。唯有跨出以上三大步的中华民族才有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光辉前程。仍然搞“一党专政”，“一党”搞得再好，“专政”搞得再好，也不能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也不能实现真正的中华民族复兴，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2012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