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镇反运动的盖棺定论
胡平
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下简称镇反运动），被杀、关、管的人数是最多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披露，镇反运动共杀了71万2千人，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1）在这裡，被杀的人数很可能是缩小了的。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曾讲过：“反革命杀了一百万。”（2）
若论残害致死的人数，也许土改更多；若论关押和变相关押的人数，也许文革更多。不过在土改和文革中，有很大数量的政治迫害行为是借群众之手，而镇反中的行为都是以政府之名。
镇反运动无疑是中共建政以来最残暴的一次政治运动；然而在国内学术界，对镇反运动评价的争议却似乎是最少的。当然，这里说的国内学术界，指的是体制内，体制外另当别论。在体制外和海外，有很多学者对共产革命持强烈批判态度。在这些学者看来，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镇反运动是中共滔天罪行的一个重要部分，理当否定，自不待言。不过对很多体制内学者对镇反运动的不同评价，我以为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靠暴力起家的革命政权，在建政之初用暴力严厉镇压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活动，实为情理中事；在镇压过程中犯有扩大化的错误，也比其他运动的扩大化情有可原。我认为这种评价是基于对镇反运动性质的严重误解，所以是站不住脚的。
（网络图片，来自《看中国》）
一、镇反运动是借题发挥
问题就在这里：作为革命政权，中共在建政初期镇压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活动，本是例行公事，是中共各级领导早就在做、而且一直在做的事。既然如此，哪里还用得著最高领导人特地出面发文件，专门搞成一场大运动呢？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共发动镇反运动，其实是借题发挥，是假借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名义，或者说在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同时，实际上去镇压另外的群体，去镇压那些并没有从事过任何现行的反革命活动的另外的群体。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以镇反为名的文件《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该文件写到：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是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
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3）
从字面上看，所谓镇反，就是镇压上面提到的种种反革命活动，就是镇压那些从事这些反革命活动的人。但正像我前面讲到的那样，如果就是为了镇压这些活动，镇压从事这些活动的人，那么，中共各级领导早就在做而且一直在做，所以根本没必要再专门发文件搞成大运动了。可见，这份文件只是表面文章，它并没有告诉人们中共搞镇反的真实用意。
黄钟先生在《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里写到：“镇反运动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党内秘密文件发起，并由一系列党内秘密文件所指导和推动”，“而被视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往往就是根据他们无从得知、无由得见的秘密文件而被杀、关、管、放”。（4）这就是说，很多在镇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的人，如果他们根据中共公开文件中的反革命分子定义来对照自己，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反革命；可是他们终究还是被当作反革命镇压了，因为按照中共内部的秘密文件，他们就是反革命，镇反运动就是要镇压他们这种人。由此可见，镇反运动是借题发挥。中共之所以要搞镇反运动，并不是要镇压《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类公开文件里所界定的那些人——再说一遍，如果仅仅是为了镇压那些人，中共就用不著搞镇反运动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镇反运动要镇压的是另外一些人。
二、从清查“五一六”运动看什麽叫借题发挥
像镇反运动这样的借题发挥，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并非孤例。我们这代人所熟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是借题发挥。
文革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虽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对清查‘五一六’一直不清楚。为什麽1967年对‘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问题已经解决之后还要清查‘五一六’？为什麽九大以后还要清查‘五一六’？”（5）
事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有两场打击“五一六”的运动，1967年那次是一场，1968年到1972年那次是另一场。前一场运动打击的是“五一六”，后一场则是借题发挥，是在打击“五一六”的名义下对造反派的一次秋后算账。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后一场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份子。事实证明，在后一场打击“五一六”运动中被打成“五一六”份子的人，没有一个是“五一六”。
金春明说：“清查‘五一六’是个谜。将来档案公开了，也许能解这个谜。”“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档案在公安部。80年代我曾申请看，没有批准。”（6）我们可以推断，一定有这样一些中央级的绝密文件，上面写明要下面怎样借题发挥，在清查“五一六”的名义下清算造反派。其实，不用去查找什麽绝密文件，单单是根据公开发表的中央文件、中共领导人讲话和以后发生的事实，我们就可以知道，“五一六”就是个口袋罪。公开文件和领导讲话里说“五一六”是全国性的秘密组织，又说反革命秘密组织绝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既然是秘密组织，既然要清查的不只是一个“五一六”，而且还包括“五一六”一类的秘密组织，那麽，被指控者百口莫辩，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左清查右清查，不死也脱层皮。事后一看，一大批造反派都被装进去了。
为什麽要借题发挥？事情是这样的：中共最高层打定主意要整某类人，但是又不能公开讲明。因为即便按照当时官方自己的理论，整这类人也是师出无名的，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是拿不上檯面的。所以他们就巧立名目，假借打击另一类当时普遍认为应该打击的人，而由于这类人和前一类人有某种相似性，于是就趁势把前一类人都收拾了。
三、为什么要搞敌特党团人员登记？
镇反运动过去60多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镇反运动的档案还很不开放。我们只知道当年搞镇反有很多绝密文件，但是不知道那些文件到底是怎么说的。不过，仅仅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仅仅根据中共当年的种种外部行为，我们也大致上可以知道，镇反到底是针对谁。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公安部紧接著就做了一件事，在许多城市开展了敌特党团人员的登记工作，通过警告、检举等上下结合的方式，逼使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人员及其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主动交代身份。
早在接管时期，中共就在很多地方，以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对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党团人员和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人员进行过登记。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形式公布了一个被称为是新解放区的八项基本政策，共八条，又被称为“约法八章”。其中第五条明确宣布，“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7）在当时，这些登记的旧政权人员一般都得到了宽大处理。镇反运动一来，那些原来没有登记过的地方开展了登记工作，那些原来登记过的地方则再次要求进行登记。很明显，这次登记的目的不一样。这次登记意味著，所谓镇反运动，实际上针对的就是那些早就放弃反抗，并得到新政权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
四、毛泽东起初为何不积极？
中共中央第一份关于开展镇反运动的文件是1950年3月发出的。当时，毛泽东刚结束对苏联的访问还在休养。中央的工作由刘少奇主持，这份镇反的文件就是在刘少奇主持下发出的。毛泽东历来主张阶级斗争，主张对反革命分子坚决实行专政，可是在镇反运动发起初期，毛对镇反却不甚积极。毛泽东强调要考虑统一战线，不要四处出击，不可树敌太多，不是不要搞镇反运动，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不能急躁。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镇压反革命，并不是指暴动、暗杀、破坏一类反革命，因为对这些种类的反革命必须及时镇压，不存在统战不统战的问题，也不存在应该缓一缓、不能急躁、不要树敌太多四面出击的问题。毛无非是说，对那些早已放弃反抗、并已得到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的镇压应该缓一步，现在先不要碰。由此可见，在毛那里，在中共高层领导人那里，所谓镇反运动，要镇的就是旧政权人员；他们搞镇反的目的，就是要对那些他们先前承诺过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算旧账、开杀戒。
五、“千载难逢”、“只有这一次”是什么意思？
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对镇反运动的态度立刻就变了。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毛泽东对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千载难逢”，“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8）
这话看上去很奇怪：怎么叫“千载难逢”，“只有这一次”呢？如果反革命是指“武装暴乱，打游击、暗杀，投递反动信件，杀人、放火、投毒”之类，现在有，现在要镇压，以后有，当然也要镇压，怎么可能“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呢？中共和毛泽东几时说过以后就再也不会有反革命了呢？可见，这里说的镇压反革命，并不是指做出“杀人、放火、打游击、武装暴动”等反革命行为的人，也就是说，不是指例如中共1950年3月18日关于镇反运动的文件里说的那些反革命，而是专指那些没有做过上述行为即没有任何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原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即那些中共曾经承诺“只要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一律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的“除了国民党高级战犯以外的军政人员”，以及中共曾经承诺既往不咎的起义投诚人员。刘少奇说得很直白：“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9）
六、何谓“反右倾”？
《“双十”指示》的精神就是反右倾。指示明确提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10）
何谓“反右倾”？说来很简单。在镇反运动初期，很多地方领导吃不透中央的意图。他们以为镇压反革命就是镇压3月18日那份文件所说的那些造谣攻击、杀人放火、打游击、搞暴动的反革命。他们不知道中央实际上是要他们对那些早已放弃反抗并得到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开刀。这就成了中央眼里的“右倾”。
杨奎松教授的论文《上海镇反运动的历史考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右倾”的实例。
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地区的镇反运动开展得比较晚。1951年1月，上海军管会颁布了反动党团特人员实施登记办法。这个实施办法一公布，有些敏感的人就感到危险：“为什么过去不进行登记工作，是否过去讲宽大，今天讲镇压了？”起初，上海地区的领导也没有意识到登记是为了镇压，而是把登记、把坦白和宽大联系在一起。在当时，不少中共干部，包括市长陈毅，都相信“只要坦白，决不追究”。哪怕你曾经是特务，只要坦白登记，就可以被视为历史上一时失足，不划为异类，就有出路。
正如杨奎松教授指出的那样：“很显然，上海方面这时对‘镇反’主旨的理解，与北京方面仍不十分一致。中共中央所以要发动‘镇反’运动，根本上并不在‘反特’。毛泽东很清楚，打击特务的现行活动，完全用不著在全国范围内搞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他的目的，是要乘朝鲜战争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彻底清除各种可能会便利国民党复辟的旧的社会基础。因此‘镇反’不仅不是要抢救‘失足者’，恰恰相反，它是要通过广泛的群众动员，挖出一切有过反对共产党，以及压迫共产党所依靠的社会群体的人的历史旧账，对那些可能会对新政权造成危害者，坚决予以‘严厉镇压’。”（11）
杨奎松教授知道但没有提到的是，这“一切有过反对共产党，以及压迫共产党所依靠的社会群体的人”，基本上都是得到中共公开承诺不抓不判、宽大处理的。实际上，杨奎松上面那段话已经暗含这样的意思，即，镇反运动是借题发挥，是假借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旗号，对那些只是历史上曾经反革命而没有任何现行的反革命活动，并因此得到当局承诺宽大处理的群体算历史旧账。
杨奎松写到：“正是因为对‘镇反’运动的主旨理解上没有到位，上海就‘镇反’所做的种种部署一直未能达到毛泽东的要求 。对此，毛泽东一度再三督促 。”（12）这就是所谓“反右倾”。后来，上海方面终于领会了中央意图，于是上海地区的镇反运动进入高潮。
七、一夜之间的“辉煌战果”
1951年春，镇反运动进入高潮。在已经捕杀了相当一批反革命之后，各大中城市又依据最新的杀、关、管计划，在三、四月间的某一天，采取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一捕就是数千人。例如重庆的3.13大逮捕，一次就逮捕了4000多人。（13）上海则有4.28大逮捕，于4.27午夜之后在全上海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突击搜捕行动，一举拘押了10058人，（14）如此等等。
试问，各地这一夜之间就逮捕的成千上万反革命是怎么回事？难道一下子就发现和破获了这么多杀人放火、造谣投毒等反革命活动或者是一下子就发现和查明了这么多改名换姓隐藏下来的反革命逃犯吗？当然不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几乎都是早就放弃反抗，先前登记过，并已经获得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当局照著花名册抓人，只要一声令下，想抓多少是多少，所以才能在一夜之间就取得如此的“辉煌战果”。
八、起义投诚人员的厄运
在三年内战中，共军消灭了大量国军，除毙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起义、投诚和投降”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公布，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77万人。
起义投诚和投降当然有区别。严格说来，起义和投诚二者也是有区别的。中共有时候把起义人员和投诚人员分开说，有时合在一起说，统称为起义投诚人员。中共宣称对起义投诚人员有一贯的政策：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然而在镇反运动中，大量的起义投诚人员也遭到残酷的镇压。如果说对已经得到承诺宽大处理的旧政权人员的镇压是极大的背信弃义，那么，对已经得到承诺既往不咎的起义投诚人员的镇压就是更大的背信弃义。
对起义投诚人员的镇压，大都发生在镇反运动的中后期。按照杨奎松的解释，这是因为地方领导“为完成指标而勉强凑数，滥捕滥杀”所致（15）。不过我以为这很可能是出自最高层的决定。毕竟，起义投诚人员和一般的旧政权人员属于不同的类别。在镇反运动初期，起义投诚人员大体上并未列入镇压对象，但是却在运动的中后期遭到镇压，如果不是中央有了新决定是不可能的。可见是中共杀红了眼，杀上了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前朝人员一次性全解决。早在1950年10月18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就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刘少奇说：“反革命是可以杀乾淨的”，“不办就不要办，一办就办得你很痛，不痛不痒又得罪了人，就划不来”。（16）
九、镇反运动与卡廷惨案
彭小明先生在他关于镇反运动的文章《约法八章的骗局》（17）里，把镇反运动比作“中国的卡廷（Katyn）惨案”。1939年苏军配合德军进攻波兰，俘虏了45万波兰军人和知识份子。苏军遣散了所有士兵和平民，却在卡廷森林等地秘密杀害了两万多名军官和知识精英。这一类比无疑有很强的冲击力。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卡廷惨案毕竟是秘密实行的，苏联方面一直矢口否认，直到1990年才承认他们实施了并隐瞒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隐瞒屠杀固然十分恶劣，但隐瞒屠杀表明当政者毕竟还知道屠杀战俘是极大的丑恶与罪行。中共的镇反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进行的。仅此一点，中国的镇反运动就比苏联的卡廷屠杀坏上十倍百倍。
十、镇反运动与历史上的坑降卒
历史上也有过一些政治集团对已经投降归顺的敌人横施暴虐，例如秦将白起坑杀40万赵军降卒，楚王项羽坑杀20万秦军降卒。为什么要坑降卒？有说是粮食不够，几十万降卒供不起；有说是降卒们其心不服，要是造起反来不得了；再有就是制造极度的恐惧，彻底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等等。中共的镇反要比古代的坑降卒恶劣得多。毕竟，坑降卒发生在战争时期；中共的镇反却是发生在赢得政权后的和平时期，对坑降卒的几条解释一条都用不上。坑降卒的暴行受到千年诅咒，中共的镇反更无半点可辩护的余地。
一场镇反运动，单单是杀死的国民政府党政军特人数，就远远超过国共内战三大战役国军伤亡之总和。中共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凯撒、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是为了征服而屠戮，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却是为了屠戮而征服。这正是极权暴政和历史上其他暴政的一个重大区别。
十一、大蒋介石一个不杀，只杀小蒋介石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其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他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18）
1959年中共建政十周年大庆，中共宣布特赦。特赦令第一条：“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犯罪犯，关押10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19）起初，战犯管理所向中央报请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中并没有溥仪。但毛泽东说：“要特赦，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要有这个气魄 ！ ”（20）
起义投诚人员也是如此，中低级官员大量杀掉，头面人物都安然无恙，还担任高职。例如原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上将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出任水利部长；原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轸中将出任共军51军军长，并担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和河南省省长，等等。
中共的做法一反常态，大蒋介石一个不杀，小蒋介石杀了几十万上百万。这种做法有极大的欺骗效果，另外它也说明，中共搞镇反，完全不是出于维护政权安全的考虑。通常总以为，一个革命政权对前政敌残酷镇压是出于维护政权的安全，因为统治者常常神经过敏，所以往往杀人过多把事情做过火。但是中共的镇反却不是如此。俗话说“蛇无头不行”。大蒋介石们是象征，有人脉，有号召力。如果旧势力想造反想复辟，必定要由大蒋介石们出头，至少也要打著某个大蒋介石的名义。所以新生的革命政权要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对前政敌开杀戒，必定是杀大蒋介石，小蒋介石们倒不必杀不必多杀。可是中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可见，中共搞镇反，完全不是出于维护政权安全的考虑。
十二、《末代皇帝》与《特赦1959》
在镇反运动中，中共极端残忍地杀害了千千万万的普普通通的前政敌，与此同时，它又特意保留下少数头面人物装饰门面。一般人很容易以为，既然连日本侵华战犯、伪满洲国战犯、国民党战犯、乃至末代皇帝溥仪都免于一死，那么其余的人员想必就更宽待了。我们知道，大凡一个新政权镇压前政敌，总是依据对方的职权大小分别给予不同轻重的惩办。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而一般人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的经验去思考题，这就可以造成十分强烈的欺骗效果。
斯大林说：“杀死一个人是谋杀，杀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杀死了沙皇一家，这件事被世人牢牢记住，直到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还亲自主持一项仪式重新安葬沙皇。毛泽东留下一个末代皇帝溥仪做活口做人证，就在毛撒手西归，毛昔日的罪恶再也不是秘密之时，这段故事还激起意大利导演的灵感，拍了一部电影《末代皇帝》，赢得奥斯卡奖。观众津津乐道溥仪被思想改造，从皇帝变成公民。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对政敌不像俄国共产党那么凶狠。至于说中共杀害了上百万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员，由于这些人默默无名，远远没有末代皇帝的故事那样富于戏剧性，不会有人把他们的遭遇写成书拍成电影，就是有人写了拍了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所以不会给人留下多深的印象。
今年7月29日，赶在中共建政70週年大庆之前，中央电视台播出39集电视连续剧《特赦1959》，讲的是国民党高级战犯杜聿明、王耀武等战败被俘，关进北京的功德林，享受人道待遇，接受思想改造，最终于1959年中共建政10週年大庆前夕获得特赦的故事。“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重庆作家黄济人成名作的标题）。这部电视连续剧试图让人们相信，1949年，共产党在战场上打败了国民党；1959年，共产党又征服了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心。然而，一个人只要对镇反运动的真相略知一二，就会对这样无耻的宣传投以最鄙视的目光。
十三、杀人立威
中共为什么在镇反运动搞得那么残酷，杀那么多人？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政权。在中共看来，杀人立威，就是巩固政权的不二法门。共产党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就说，失败的原因就是杀人太少，没有乘胜向凡尔赛反革命巢穴进军，
在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波匈事件说，镇反运动，“我们杀了70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21）1959年，毛泽东又讲到镇反：“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22）
十四、背信弃义与“历史反革命罪”
在《共产主义与中国》（1999年）一文里，我写到：“关于镇反，注意，所谓镇反，主要并不是镇压反革命活动，而是镇压‘反革命份子’。在这里，被镇压的‘反革命份子’绝大多数其实并没有从事任何现行的所谓反革命活动。他们之所以被定成反革命份子，无非是因为在过去他们曾经是旧政权的官员，大部分只是比较低级的官员，不少还是‘起义人员’。”（23）孟泳新先生径直把“镇压反革命运动”定义为“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24）一语破的。
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历史反革命”是中共后来才制定的一个罪名， 镇反运动是先镇压，后制定罪名。那麽，中共为什麽不在镇反运动发动之初就制定和公布这个罪名呢？因为它说不出口，拿不上檯面。在当时，“约法八章”，“起义光荣”，墨迹未乾，言犹在耳，如果中共一开始就公开宣佈它要对它昨天刚公开承诺过要宽大处理和既往不咎的那些人大开杀戒，那势必会在社会上、乃至在共产党内部都引起很大的混乱、惊愕、争议和反感。所以中共必须要採用阴谋诡计，打出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旗号，借题发挥。而随著镇反运动的一步步开展，图穷匕首见，中共一步步显现出它的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背信弃义。阴谋诡计
镇反运动有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残暴，一是它的背信弃义。这里引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共何以能如此轻易地自食其言，背信弃义？还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大张旗鼓。
当然，首先，这是因为中共政权是一个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不受制约，也包括不受它自己的诺言的制约。有权就是任性，任性就是反复无常；绝对权力绝对任性，绝对权力绝对反复无常。
可是倘若说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它所作出的一切承诺都毫无意义，它可以随意撕毁，那也是缺乏说服力的。毕竟，政党、政权不同于单独的个人。政党、政权总是由一群人组成的，而这种组合又总是需要建立在某种承诺即共识之上。因此，违背诺言就是破坏共识。它势必会在组织内部引起混乱、争议乃至分裂。问题不在于共产党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自食其言。问题在于，当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自食其言时，为什么竟会行得通？受害者一方当然不会服气，不过他们势单力薄，抗议争辩也许都无济于事。但是，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呢？千千万万拥护共产党的群众呢？既然他们之中不乏正人君子，为什么在这种公然食言的暴行面前不起身反对？即使我们把共产党视为一伙强盗，古人说得好，“盗亦有道”。在强盗集团内部也是有某些规矩的。历史上的那些大名鼎鼎的强盗，至少根据民间传说，都是一诺千金的，否则他们无法服众。“威信”这个词本来就包括了“信誉”的成分。道理很简单，一桩公开的大规模的背信的暴行，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人的支持、参与、起码是默许，它根本不可能发动、不可能实行、不可能成功。
其实，要说共产党根本不遵守任何承诺，从来不遵守任何承诺，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当年流行的那首歌《社会主义好》，其中一句歌词是说共产党“说得到，做得到”，就是说共产党很遵守它的承诺，很认真地兑现它的承诺。这并不完全是撒谎。比如说共产党当年承诺要共产，一上台果然共产。很多中共干部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连自己父辈的产都要共，连自己老子的命也要革，可见还是十分当真的。
如前所说，承诺即共识，因此它绝不是可以任意违反的。但是，承诺有层次上的区别。有些承诺比另外一些承诺要更为基本更重要，因此人们很容易为了实现更重要的承诺而放弃不重要的承诺。在中国历史上和古典小说中，我们常常读到“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句话，那大概也算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共识或承诺吧。可是我们发现这个承诺很脆弱，没有多少人认真遵循，常常有斩掉来使以表示战斗决心的习惯。在古人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只要有利于激励士气、消灭敌人，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如果说古人有时候也要善待俘虏、尊重使者，那多半是为了显示风度，瓦解敌人军心。这就是说，在古人那里，“不斩来使”和善待俘虏一类承诺乃是从属于克敌制胜这个大原则之下。它本身没有独立价值。中共更是把这一点发展到极端。共产党之所以一度承诺对不反抗的国民党人员不逮捕不羞辱，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那仅仅是出于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对方，争取人心，以便战胜对方的政治需要。这个目的一旦达到了，信守这一承诺就变得不重要，违背也就比较容易了。
在政权更迭、制度变革之际，新兴政权对昔日政敌残酷报复，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很多新政权原来也承诺对政敌宽大，但后来又自食其言，转而对之严加打击。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一个普遍的原因是新旧势力之间有强烈的仇恨，因此当新势力掌权后有很强烈的报复冲动。中共的问题是，它非但没有在掌权后约束这种仇恨，反而不断地强化和放大这种仇恨。本来，中共即便不搞镇反运动，它对昔日政敌的态度就已经很严厉了。在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十一前夕），由中共主导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提到：“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25）按说，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都要“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这已经很严厉了。殊不知到头来，这倒成了他们这种人受到的最轻微的惩罚了。镇反运动的极端残酷性，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辩解的。
必须看到的是，中共之所以在镇反运动中表现得那麽残暴、那麽背信弃义，更是和它狂热信奉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谴责镇反，谴责古拉格是容易的。但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地狱，而且它也是天堂。人们建立共产社会，本意是在人间建立天堂。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完美的新世界，人们就必须把一切坏的人和坏的事通通清除掉。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坏人坏事清除得越彻底，新的世界就越完美；坏人坏事清除得越迅速，完美的新世界就实现得越快当。我们可以想像，当刘少奇说“反革命是可以杀乾淨的”时候，他的神情与其说是凶狠的，不如说是兴奋的。这和古人说的“杀尽不平方太平”，和文革时红卫兵小将说的“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一样，表达了同一种意思，那就是用最暴力的方式，最快地实现最美好的理想。如果仅仅是出于仇恨，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护权力，如果仅仅是天性凶残邪恶，统治者都不可能在政治迫害的道路上走那麽远。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但把仇恨合理化，把维护自家权力的私慾合理化，把凶残邪恶的天性合理化，而且还给它们披上了一件无比神圣的外衣。这才能造就一桩桩史无前例的罪恶。
十五、静悄悄的平反
1976年，毛死江囚，中共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先期做的一件事就是平反冤假错案。镇反运动中的很多案子也得到平反或摘帽。
关于给起义投诚人员平反，杨奎松教授说：“已知仅湖南一省，经认定身分列入複查的17145人中，就有13530人得以撤销判决，恢复名誉，约佔複查数的79%”。“在全国范围，总共有15万起义投诚人员被摘去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得到平反”。（26）
香港的凤凰网有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镇反运动中被错杀原国民党将领平反录》。文章说：
“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27）
然而，和其他平反冤假错案相比，为镇反运动受害者的平反进行得静悄悄，一般人几乎都不知道或没察觉。像我这样，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处死刑，都对平反一部分镇反运动受害者这件事缺少感觉，一直到1983年年底地方法院把父亲的平反通知书送到家里，一直到不久前才知道中央早在1979年1月就订出了给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的文件。按说这是当局做的一件好事，可是它为什么进行得如此低调？
想想也不难明白，给镇反运动受害者平反，对当局而言，实在是太尴尬太难堪了。它几乎找不到一个下台阶，找不出一种措辞自圆其说。文化革命是错误路线是十年浩劫，所以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叫“拨乱反正”，名正言顺。反右是必要的但是犯了扩大化的毛病，所以要改正，此说虽然很勉强，但好歹说得过去。土改是正确的，地主不是平反是摘帽，看上去也顺理成章；等等。唯有给镇反的案子平反这件事怎么说呢？当初说好的不抓不判，既往不咎，可是就是把人家抓了判了甚至还杀了。在天下所有的罪错中，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背信弃义未必是最严重的，但无疑是最无法辩解的。中共的镇反运动，从人权人道的角度自然是无法辩解的，从反共的角度更是无法辩解的，就是从中共自己的角度，也是无法辩解的。
顺便一提，说起给镇反运动中的一些受害者平反或摘帽，我想大概也和中共改变对台湾的政策有关。1979年1月，美国放弃台湾，转而与北京建交，想来会在谈判期间向北京提出过台湾的安全问题。中共大概口头向美国承诺将武力解放台湾改成和平统一。既然要和平统一了，国民党就从打倒对象消灭对象变成统战对象团结对象。对台湾的国民党的政策变了，对国内的国民党人员的政策自然也要跟著变。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係。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商讨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并提出三通、扩大交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组祖国和平统一。
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其中提到，过去，对起义投诚人员製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使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对我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
由此看来，中共在1979年1月就开始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应与中共改变对台湾国民党的政策有关，与中美建交有关。
十六、盖棺定论
历史上，也许有的政治迫害事件比镇反更残暴，但不会比镇反更背信弃义；也许有的比镇反更背信弃义，但不会比镇反更残暴。作为政治迫害事件，镇反应是背信弃义+残暴的史上之最。这就是对镇反运动的盖棺定论。
后记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我对镇反运动的关注大概比很多人要早一些。这和我家的遭遇有关。
我父亲出身于河南许昌农家，考上公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当过县警察局长、县长、总务课长、禁烟督导专员等。1948年冬参加到河南的国民党军队127军，第二年夏天，该军军长张轸率部于湖北金口“起义”，编入解放军51军，我父亲在212师政治部宣传科担任干事。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了一纸证书，住家门口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牌。但是到了镇反运动，仍然被当作“历史反革命”处死。我父亲在1952年4月由湖北省军区押返原籍，6月就被处决。1984年年底，许昌县人民法院发给我家一份刑事判决书，上面写道：“按照党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确属错误，应予纠正。”
1984年秋和1986年春，我两次前往许昌，处理有关父亲平反的善后事宜。从许昌县法院工作人员的口中，我进一步证实了父亲被处死完全是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的那段历史，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有什麽现行的问题。
此前，我家并不曾就父亲的问题向有关部门申诉。父亲案件的平反是当局主动进行，然后通知我家的。起初，许昌县法院不知道我们一家人的下落，费了不少功夫才找到我们。那时我就想，估计中央一定有文件有政策，不是个案甄别，而是对所有的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複查，而这一工作已经进行好几年了。可是，像我这样的利害相关者以及平时对时政问题的关心，居然都不知道，直到许昌县法院找上门来。说来也不奇怪，因为我们从媒体上从来没有读到过相关报导。我们从媒体上读到中央给文革中冤假错案平反，给绝大多数右派改正，给地主富农摘帽，等等等等；可是给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平反，媒体上几乎没有报导。
这次，为了写土改与镇反研讨会的论文，宋永毅先生发给我一批资料。其中就有《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日期是1979年1月17日，文件号是中发<1979>6号）。上面写道：根据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一贯政策，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使用，妥善安置，对过去的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做好善后工作。文件还说，对起义投诚人员的家属子女不得歧视。他们入党、入团、参军、升学、就业等不应受影响，等等。
看到这份当年的内部文件，我不禁想起，1979年我在北大读研时，哲学系研究生班党小组长D同学找我谈话，鼓励我入党。D同学说她知道我父亲的事，她说那时候很多被镇压的都是错案。我听到她这样讲很有些惊异，但当时也就以为D同学思想解放，为人正直。如今想来，她很可能在那时就知道中央已经有了这个内部文件。这或许也和她家有长辈是中直机关高级干部有关。
限于自身条件，我不可能接触到中共关于镇反运动的内部文件，也不可能就镇反运动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但仅仅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及有限的阅读，就足以使我在较早的时候便认识到镇反运动的本质。在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又阅读了大量的文章和资料，受益匪浅。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体制内学者的论述。由于他们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资料，对相关研究提供了一般人不可能提供的信息。谨此，我向所有研究和写作镇反问题的人士，包括这些体制内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注释
（1）《徐子荣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1954年1月14日。
（2）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2页。
（3）《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3月1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页。
（4）黄钟：《第一次镇反运动考察》，《炎黄春秋》，2014年第12期。链接：http://www.yhcqw.com/36/9703.html
（5）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香港，天地出版公司，2016年，上篇，第552页。
（6）同上。
（7）毛泽东、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告》，194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北京版）
（8）《罗瑞卿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5月19日。
（9）《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10）《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0月10日，《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36页。
（11）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1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234-236页。
（12）同上，第236页。
（13）公安部公安史史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五个方面反革命分子”是指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
（14）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3页。
（15）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1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206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编印《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肃反问题文件选编》，1958年12月，第41页、第39页。
（17）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北京之春》杂志，2009年11月号。
（1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317页。
（19）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人民日报》，1959年9月18日。
（20）《毛泽东说：“要特赦，就要先放溥仪，我们共产党要有这个气魄！”》，链接：http://www.sohu.com/a/280798633_557768
（21）《马、恩、列、斯——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之八）》，《百年潮》杂志，1999年第3期。
（22）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2页。
（23）胡平：《共产主义与中国》，《北京之春》杂志，1999年5月号。
（24）孟泳新：《论价值判断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博讯新闻网》，2014年1月30日。链接：https://www.chinanews.co/news/gb/pubvp/2014/01/2014013001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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