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劭夫：真相与和解——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刍议

1，前言

据传，近来温家宝在中共最高层的会议上，三次提出要平反“六四”。江泽民今年一月单独约见习近平，就中国的局势交换意见，着重谈了“六四”和政治改革问题。江泽民大约说了以下的意见：“六四”过去很久了，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现在腐败这么严重，看来只有进行政治改革，依靠制度才能遏止腐败。

随着十八大的临近，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波云诡谲。薄熙来事件令中共的权力布局充满变数。在“六四”二十三年之际，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中共党内某些人可能会把解决“六四”问题作为政治资源加以利用。当然不排除温家宝等中共开明人士，迫于形势的压力，以解决“六四”作为突破口，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中国的局势十分微妙。

“六四”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事件，不管是执政的共产党或者是民间的民主力量，谁都无法绕过“六四”这道坎。“六四”成为了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死结，解开这个死结，中国民主化之门就开启了。“六四”一定要解决，而且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由谁来解决？

当今的中国，危机四伏，正处于历史转变的关头，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不管是什么政治派别，不管是什么政治立场，都应该思考“六四”的解决策略，寻找出一条中国健康发展的路径。本文是如何解决“六四”以及关于中国民主化问题的粗浅的思考，就教于关心中国民主化的朋友。


2，国际经验的借鉴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全世界一共有七十个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这个时期，一般被称为“第三次民主浪潮”。这些国家的转型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无论朝野人士，只要是关心中国民主化的人们，都应该认真研究在“第三次民主浪潮”中实现民主转型国家的经验教训，使之成为我们实现国家民主转型的宝贵财富。

当然，我们首先要学习和借鉴的是实现和平转型的国家的经验。我们发现，凡是执政者主动开启转型的国家，一般都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解，从而获得国家的和平转型，减少了转型所带来的震荡和成本。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南非在实现和平转型的经验。1911年，南非颁布最严格的种族隔离法律，该法律把黑人驱赶到边远和贫瘠的地区，禁止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白人垄断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种族隔离政策造成了南非社会的分裂，社会弥漫着仇恨和不安定。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损害了南非的国家形象，世界上绝大数国家都抵制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到了1989年，德克拉克担任南非总统，废除种族隔离政策，释放囚禁了二十七年之久的著名人权领袖曼德拉，国家开始走上民主之路。

但是，由于实行了近八十年的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社会创伤并不能一朝一夕得以消除。谁来为种族政策承担责任？如何惩处杀害和摧残黑人的罪犯和政治犯？那些遭受苦难和迫害的家庭应该如何得到补偿？这些问题，都严重的影响了南非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前进的步伐。如何来实现国家转型的正义，同时实现社会和解，引导国家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这是放在南非国家精英面前的课题。这时候，南非有两种精神力量发挥着潜在的巨大作用，一种是宗教的力量，一种是南非传统的的宽容和宽恕的精神，这两种力量引导人民理性的面对所遭受的苦难，避免以牙还牙。但是这种宽恕必须建立在还原真相的基础上。只有在大众了解真相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宽恕，才谈得上和解，寻求真相不是寻求复仇。1995年12月16日，这个可以载入人类文明史的日子，16名南非人权活动家、律师和宗教界的领导人，聚集在南非大主教图图位于开普敦的家中，举行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肩负着揭开一段黑暗历史的真相、埋葬旧时代幽灵的使命。之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举行了多场听证会，每一场听证会，都是对一段黑暗历史的控诉，都是对人民大众灵魂的一次洗涤。历经数年的时间，真相委员会听取了21000名证人的陈述，既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直到2003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把编写厚厚的七卷报告递交给总统姆贝基。“真相与仁慈结伴，正义与和平相连”，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国家与公民心灵重构的整治工程，良心工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自己的工作改变了南非的历史，抚平了南非人心中的创伤和负罪感，通过社会和解获得和谐，通过宽恕获得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另一个成功实现和平转型的例子是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台湾。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在台湾成立，执政的国民党并没有进行镇压，客观上默许政治反对派的存在。蒋经国说，世界上并没有永远在台上执政的万年政党。蒋经国的开明就在于他认清世界形势，顺应历史潮流，做出了符合历史发展的选择，因此开创了台湾崭新的历史。次年的7月15日，台湾宣布解除执行了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令”，党禁报禁随之开放，台湾开始走上宪政之路。台湾社会转型最值得称道的是对“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处理。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的历史创伤，是实现和平转型的障碍，如何处理好这个历史旧案，化解社会怨怼，是执政的国民党亟需解决的问题。台湾在解严后，就开始着手推动“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工作，首先是对事件的调查，还原真相，出版报告，政府承认错误，向受害者道歉，并筹建“二二八事件”纪念碑；其次是推动处理赔偿的立法工作；第三是建立国家级的“二二八事件纪念馆”。台湾处理“二二八事件”，成功的实现了社会和解，逐步消除了本省和外省社群的隔阂，使台湾的民主化转型的步子更为扎实坚定。台湾的和平转型的经验，对于中国大陆本土未来的民主化转型最具学习借鉴的意义。


3，阻碍解决“六四”问题及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因素

民主自由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纵观二战以来的世界历史，尤其是三十多年来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全世界已经有七十多个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恐怕连最顽固的专制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民主这个世界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了。中国必然会迎来民主化的春天，只是时间的问题，相信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

“六四”二十三年以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的维持它的一党统治，或叫做“维稳”。到了今天，巨额的“维稳”成为了国家最大宗的开支，可还是维而不稳，社会危机四伏，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只要是关心中国的人，无不感受这个社会正在走向最终解体。凡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包括一部分具有远见卓识和历史责任感的开明的中国共产党人，跟民间的民主力量一样，都在思考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国家的民主转型。

毋庸讳言，目前阻碍“六四”问题解决以及阻碍中国民主转型的力量主要来自执政的共产党。一部分共产党人死抱着打江山坐江山的陈腐观念，妄图继续垄断国家资源，甚至妄想学习金家王朝，红色江山代代相传。因此他们以最大的疯狂来对抗世界潮流，例如吴邦国的“五个绝不”，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他们抗拒民主，不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利益的追求，而是是出于一党之利，甚至是家族之利。还有一部分共产党人，看到了危机所在，也忧心忡忡，可是要放弃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觉得是离经叛道，他们甚至害怕将来民主化之后会受到清算，因而也同样反对中国民主化。还有的共产党人，已经清醒的认识到民主化是挽救这个国家和民族唯一的途径，可是担心社会转型会引起大的震荡，会造成国家分裂，所以宁愿维持现状，甚至幻想通过一些政策的微调化解社会危机，实行缓慢转型。

至于中国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是现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支持社会的快速转型。他们担心目前的社会利益格局打破后，他们是受损害的一方。所以，在当今中国，国家的精英力量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政治保守派，成为阻碍社会转型的巨大力量。国家的精英阶层，缺少具有历史眼光和责任感的伟大人物，缺少卓尔不群，天纵英明的改革者，这便是我们民族危殆的原因。

还有一部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幻想和夸大了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震荡，因此对国家的民主转型抱有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他们也加入了民主缓行的大合唱，客观上起着麻痹人民，为专制作伥的作用。现在的中国，在民间自由主义的言论里，主张缓慢推进民主化的思想成了主流。

试问三十多年来实现转型的七十个国家里面，造成社会崩溃的有几个？大多数主动启动转型的国家，在执政精英和民间精英的相互推动下，本着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精神，运用智慧，避免了社会动荡，顺利实现了民主转型。即使在我们中国，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有着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安然退出历史舞台，并没有引起社会大震荡，国家大分裂。民主运动是大众的盛宴，北京“六四”期间，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社会管制空前松弛，可是社会井然有序，人们友好相处，人们变得文明了，甚至连小偷也罢偷了。人与人之间，忽然觉得不那么面目可憎。为什么?因为人们不再感到压抑，心情舒畅，看到了希望，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焕发出一种高尚情操。可以说，“六四”的那些日子，是中国人最可爱的时候。可见中华民族不是生来就是被专制奴役的，他们同样向往自由民主，也同样能享受自由民主。所以，夸大转型带来的社会动荡，即使不是别有用心，起码也是没有根据的臆想。

当然，当社会大变革来临之际，整个社会可能会引起一定的震荡，在旧秩序打破，新秩序建立之际，是会有一定的失范。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社会转型，这点社会成本是能够也应该承担的，因为今天付出了一点成本，会为国家和民族换来长治久安，换来兴旺发达。再说，只要执政精英和民间精英，真正的出于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真正以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为终极追求，中国实现和平的民主转型完全是可能的。我们今天要破除转型会带来社会无法承担的震荡的说辞和恐慌，大力宣传转型正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生机和振兴，增强融入国际社会的自信心。


4，真相与和解

既然“六四”已经成为摆在中华民族面前亟需解决的大问题，成为启动政改，实现国家民主转型的切入点，那么，我们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呢？如何通过“六四”问题的解决来达成中国民主化呢？

首先，必须追寻“六四”的真相。“六四”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整整的一代人，由于执政者的刻意隐瞒和回避以致歪曲，年青一代不知道“六四”为何事，经历“六四”的人，由于时间久远，记忆已经成为碎片了。要追寻“六四”的真相，就要执政者开放档案，开放对“六四”的回忆和讨论，真实的还原“六四”的真相。同时，允许“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回国。“六四”以来，中国社会族群已经被撕裂，在全民重温“六四”历史的基础上，获得全民共识，再次凝聚民心，为国家转型提供思想基础。

其次，必须追究屠杀者的历史责任。“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的暴行，是中国当代最为严重的反人民的罪行，它对民族造成的创伤，必须通过对责任者的追究来抚平。不追究屠杀者的历史责任，就不能实现转型正义，就不足以舒缓民怨，不足以伸张正义，不足以警策后人。中国共产党必须昭告天下，宣布平反“六四”，同时向国人谢罪，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解。

第三，启动立法程序，表彰和抚恤“六四”的死难者和受害者；为使后人永远不忘“六四”，建立国家“六四”纪念馆，“六四”应该成为国家的公众假期，或者叫做国耻日。

相信在解决“六四”问题之后，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就水到渠成了。这时，中国共产党召开制宪会议，修改宪法，还政于民。在宪法的框架内，逐步实施民主改革，诸如释放刘晓波等政治犯，解除新闻封锁，开放社团登记，选举全国范围的立法机构代表，宣布武装力量国家化，等等。


5，对中南海诸公的劝谕

考察了世界上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转型的国家之后，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

第一， 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任何人想阻挡人类走向民主自由的努力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必然被觉醒了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民所埋葬；

第二， 专制的执政者主动启动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可以避免政治清算，实现全社会和解，社会震荡小，转型成本低，转型顺利，国家重建的时间短，民主比较巩固。南非，西班牙，台湾等都是成功的例子。反之，在军事政变或者是在民众大规模抗议示威之后被迫开启民主化转型的国家，社会长期动荡，国家分裂，专制回潮，社会不能达成和解，并且审判前独裁者，比如前苏联，东德等国家；

第三， 凡是执政者主动启动社会转型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朝野双赢的局面，尤其是南非这样成功实现社会和解的转型国家，朝野双方都获得极高的社会声望，为世人所称颂，曼德拉和德克拉克共同获得了199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至于台湾，由于执政的国民党主动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平反“二二八事件”，使台湾成功和平转型，实现台湾的社会和解，国民党并没有在转型中受到清算，依然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一度失去政权后，再次在大选中获胜，重新回到了执政党的地位。台湾实现了政党轮替，民主化得到巩固。

目前来说，开启中国民主化之门的钥匙掌握在中南海衮衮诸公的手里。因此，我们真诚的劝告中南海诸公，只要你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党的私利，在当前国家由盛转衰的关头，毅然决然的启动中国的民主转型，那么，这将是国家民族至为幸运的事情。假如是，一定能化解弥漫在中华大地的暴戾之气，一定能达成全民族的和解，一定是朝野双赢的局面。国家从此走上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也会享有尊严，获得世人的尊敬，无愧于世界大家庭的成员。你们也因为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而名垂青史，此乃旷古之功也！

假如贵党昧于私利，死抱着专制不放，迷信暴力，顽固地对抗世界潮流，继续与人民为敌，那么不仅中国将陷于纷争和动荡的深渊，国家分崩离析，你们自己也难以善终。走笔至此，想起了当年张之洞对前来探病的摄政王载沣说，要善抚民众，载沣回答说：不怕，有兵在。两年后，满清王朝就在武昌起义的风暴中寿终正寝。历史上凡是迷信暴力，与人民为敌的独裁者皆不得善终，君不见齐奥塞斯库、本阿里以及穆巴拉克，当军队倒戈之时，一个身首异处，一个仓皇去国，一个接受审判。贵党执政以来倒行逆施，中华大地民怨鼎沸，中国隐然已成将要爆发的火山。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等到危机爆发之时，悔之晚矣！

《公民议报》首发